时间回到公元1092年，辽道宗大安八年，蒙古高原腹地。

辽朝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何鲁扫古正率领大军追讨叛乱的耶睹刮部。

这场仗，打的非常顺利，耶律何鲁扫古甚至找来了北阻卜酋长磨古斯率部助战，在契丹方面看来，这太聪明了，这是以夷制夷，用已经归顺的部落来攻打不归顺的部落，不仅省时省力，坐观成败，还能加深部落之间的矛盾。

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意外发生了，耶律何鲁扫古在攻打叛耶睹刮部的时候，一不小心误伤了友军，把刚刚还在为自己卖命的北阻卜部的磨古斯给打了，磨古斯一怒之下，举兵反辽。

一个很偶然的军事失误，就此引爆了辽朝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破坏力最强的一场边疆叛乱，此后的将近十年时间里，辽朝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军事力量，付出了数位高级将领阵亡的惨痛代价，最终才把磨古斯擒获处死。

但其实我们把目光拉长，把视角放远，就会发现这场叛乱其实并非意外，道宗朝一共有两次阻卜叛乱，一次是咸雍五年的图没里同瓦之叛，一次就是这次的磨古斯之乱，它们都不是孤立的边疆叛乱，而是辽朝西北边疆治理体系深层次危机的集中爆发，试问，一次小小的乌龙伤害到了友军就能点燃燎原大火，为什么？

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草原上早就堆满了柴火。

当然，在解读叛乱本身之前，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阻卜究竟是谁？

其实他们就是鞑靼，阻卜是契丹人对他们的一种他称，契丹人将游牧于漠北草原西部的室韦—鞑靼系部落统称为阻卜，草原东部的则称为乌古和敌烈。

换句话说，阻卜这个词是契丹人发明出来的，是辽朝建立的一套来识别草原世界的知识体系词，也是他们理解和统治北方游牧民族的概念词。

这个他称的意义重大，当一个契丹人用阻卜来统一称呼这些部落时，其实契丹人已经认为，这些部落全部都是辽朝的属部，但阻卜人很显然并不这么认为。

（契丹将领 立绘）

《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各无君长，每部族多者三二百家，少者五七十家...

可以看得出来，阻卜人长期处于相当分散的状态，这种社会组织的形态就决定了，他们可以接受与辽朝的某种臣属关系，但由于他们的结构太过松散，极难管理，就谈不上被合拢到一个局部统一的政权中，被一家一户的完全管理了。

太祖到圣宗前期，因为辽朝的陆续西征，将阻卜纳入了统治范围，但这个时候的统治，属于羁縻，管理上非常松散。

圣宗中期，辽朝迎来全盛，数年征讨之后，阻卜诸部都被平定，辽朝在漠北还修建了镇州，维州，防州三个城池，还把西北路招讨使的治所迁到了镇州，同时期还开展军屯和民屯，这时候辽朝对阻卜的统治就比较强而有力了。

管理漠北阻卜，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辽朝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是否强大，二是辽朝派往西北的官员是否称职。

而这两个条件，在道宗稀里糊涂，一路向下的治理方式中都出现了问题。

《辽史》九十六：朝廷务姑息，多择柔愿者用之，诸部渐至跋扈，挞不也含容尤甚，边防益废。

这句话信息量很大，首先指出的就是道宗不会用人，所谓“务姑息”，是指道宗为了避免边衅，为了省事儿，在选任西北路招讨使的时候，皇帝倾向于那些性格温和，不愿意惹事儿的人，这种想法在理论上似乎是好的，但实际到任之后带来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这些人到任之后，往往是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导致阻卜“渐至跋扈”，而边防则“益废”。

就拿磨古斯叛乱来说，辽军的表现可以用瞠目结舌四个字来形容。

大安九年三月，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何鲁扫古追击磨古斯，结果是“与战不利”，导致“二室韦，拽剌，北王府，特满群牧，宫分等军多陷没”，这些军队可都是辽朝在西北的精锐，竟然被阻卜叛军成建制的歼灭，这不是偶然的失利，而是长期和平，疏于训练，军纪废弛的必然结果。

辽朝在西北的核心据点是镇州，维州，防州，招州四座城池，但到了道宗一朝的后期，这些据点的作用已经大打折扣，怎么打折扣，就是这些边防城每年要耗费大量的支出，朝廷负担不起，有些大臣甚至建议“复守故疆，省罢戍役”，希望朝廷可以放弃漠北，退守旧界。

钱呢？钱在哪里？圣宗，兴宗时期积攒起的大量财富呢？

当然是被皇帝给花掉了。

道宗佞佛，修建寺庙，刊刻佛经，饭僧无数，花费不可胜计。

《辽史》卷九十三：军出止给五月粮，过期粮乏，士卒往往叛归。

西北战事吃紧，但军粮却供应不上，导致很多士兵直接逃跑或者叛变，钱呢？钱已经在寺庙里被烧成了灰。

（佞佛）

加之耶律乙辛，张孝杰等奸臣当道，贪污成风，本来应该用在军事上的钱被层层截留，直接中饱私囊了。

北宋每年向辽朝输岁币增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这些钱从宋朝到辽朝，恐怕还没捂热乎，就直接被花光了。

道宗一朝政治斗争对边疆治理的侵蚀不容忽视，三案几乎是接踵而至，持续的消耗着朝廷的政治资源，一个被内斗牵制的中央，很难有效的关注边疆事务，因为皇帝也是人，他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关于西北边防，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好的意见，萧韩家奴曾向皇帝上奏，说西北“徭役日增，生业日殚”，建议“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约束以正疆”，把军队往回调一下，加强一下堡障防御，明确管理制度，但道宗的反应和他在三案中相同，不听，不从，不管。

这背后就是道宗性格中的傲慢，他自认为英明神武，他不需要别人教他怎么做，但事实证明，一个不肯承认自己有所不知的皇帝，注定会在这些问题上栽跟头。

而且道宗过于傲慢，咸雍六年，第一次阻卜之乱（图没里同瓦叛乱）被平定之后，道宗颁布了一个禁令：

《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七：七月禁鬻生熟铁于回纥阻卜等界。

禁止对阻卜输入铁器，防止他们制造武器。

这真的非常离谱，为什么？一个基本事实是，阻卜本来就没有铁。

《辽史·食货志》说阻卜“其地不产铁”，《金史》也有类似记载，也就是说，阻卜的铁器供应，完全掌握在辽朝手里，道宗下这么一道命令，完全是多此一举。

作者想道宗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

一，阻卜叛乱了，二，叛乱的阻卜人有武器，武器是铁做的，三，阻卜自己不产铁，铁是他们通过交易获得的，四，只要禁止铁向阻卜流通，他们就不能叛乱了。

这套推理听起来很有道理，但逻辑是错误的，因为道宗把必要条件当成了充分条件。

铁的确是叛乱的必要条件，没有武器就很难打仗，但铁不是叛乱的充分条件，有铁不一定就会叛乱，阻卜也和辽朝和平共处过，难道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铁么？

道宗不去反思是不是自己的治理有问题，而直接把锅甩给了铁，这是欺负铁不会说话吗？

萧观音案和耶律浚案，正好发生在两次阻卜之乱的中间，第一次叛乱刚刚平息不久，内部的政治屠杀就开始了，等到内部屠杀结束了，第二次规模更大的叛乱又接踵而至，磨古斯之乱将近十年时间，处处可见因三案而留下的伤疤。

平叛需要优秀的将领，在辽朝，西北路招讨使的位置曾由耶律休哥，萧挞凛、耶律仁先等名将担任，但到了道宗后期，名单上的人变成了耶律何鲁扫古和耶律挞不也。

前者误伤友军，引发叛乱，后者作为高级军事将领，竟然中了磨古斯的诈降之计，被杀害了，他们都是耶律乙辛时代的产物。

内斗削弱了平叛能力，而平叛的巨大消耗反过来又加剧了朝廷的危机，辽朝最精锐的部队在这场拉锯战中被消灭，数十年的财富燃烧一空，民生凋敝，无论是契丹人还是汉人阻卜人都深受其害。

（契丹士兵的一种甲胄）

最要命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辽朝逐渐失去了对女真的控制。

我们知道辽朝有一个特殊的官职，叫做银牌天使。

辽朝的皇帝为了传递紧急命令，会派出一批亲信作为使者，这些使者的胸前挂着一块长方圆角，刻着契丹大字“敕宜速”的银牌，敕宜速的意思就是皇帝的命令，必须火速办理。

可以说这块银牌，那就是尚方宝剑。

银牌的持有者有巨大的特权，他们可以到沿途驿站随意征用最好的马匹，一天一夜可以跑五百里到七百里。

他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部落首领，必须无条件的满足其一切要求，要啥给啥，说啥是啥，不然那就是蔑视皇帝的权威。

这本来是一个传递政令的制度，但到了辽朝中后期，银牌天使多出了一个权限，那就是到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索取贡品。

契丹人喜欢一种叫海东青的猎鹰，这种鹰非常的厉害，可以训练用来捕猎天鹅，而天鹅的肚子里有珍贵的北珠，因为天鹅吃蚌嘛，蚌生珠，蚌在进入天鹅的嗉囊和胃之后，因为无法消化坚硬的珍珠，珍珠就会被留在天鹅体内。

这种北珠尤为得到北宋时人的推崇，因此契丹人用北珠和宋朝人换取丝绸，瓷器等。

银牌天使到了女真部落，目的明确，征收海东青，搜刮北珠，不仅北珠，还有皮毛，人参等，以及征收各种赋税。

当然，既到女真地盘，那就要大耍威风，他们仗着皇帝亲临的身份，完全把女真人当做奴隶来使唤，不停的索取财富，极力压榨，稍微不能顺心，就鞭打女真人，甚至还叫女真妇女荐枕，就是女真部落的家庭中，无论贫富，都必须让自家妇女陪他们过夜，哪怕是部落首领的妻子，女儿也不能幸免。

财富被抢走，身体被鞭打，人格被侵犯，家人被祸害，可以说长期以来，女真人对契丹人有着刻骨的仇恨。

可是，契丹人太强大了。

他们让北宋每年都要输入大量的财富，让西夏俯首称臣，听他们的管教约束，他们的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北到了河，南到了沟，囊括了今天中国北方，蒙古高原，以及外兴安岭以西的广大地区，他们农牧并举，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是东亚—内亚的“中心王国”。

恐怕谁也不能战胜契丹人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说，一个帝国的控制力，不仅仅取决于军队的人数和城墙的高矮，还取决于一种更抽象但也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宗主国的威信。

当属部相信辽朝强大无比，不可挑战时，它们会乖乖纳贡，忍辱负重，打碎牙和血吞，而当它们看到辽朝连一场阻卜叛乱都打了八年，死了几个招讨使才勉强平定，它们的敬畏心就会迅速蒸发。

原来，契丹人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风，从北方来了。

风从北方来。

它掠过无人的草坡，掠过枯黄的芨芨草，掠过冬夜里低垂的星辰，当天地空阔，当万物沉默，只有马蹄踏碎冻土的声音，在黑暗里一声一声远去，那是八个字：

咎由自取，血债血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