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叠个甲，这个故事来自于马伯庸老师的经典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马老师写的相当之精彩，而且详实考据，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文。

作者这个版本，是参考了原本之后的简洁版。

说这万历二十八年的重阳节，大明天下都在过节，登高饮酒，祈福安康嘛，州府县乡都很开心，唯一有一个县，它不是很开心。

哪个县呢？是南直隶徽州府婺源县。

因为就在重阳节这天，一份从南京城里快马传回的乡试榜单，让全县人是如丧考妣，如坠冰窟。

怎么回事儿？这一次的乡试，整个婺源县一个中举的都没有。

对别的县来说这可以理解，但是对婺源县来说，这很掉价，很没面子，简直是不能接受。

婺源，百年来文风鼎盛，这里是大儒朱熹的故乡，从来都是文运昌隆，科第蝉联，那婺源县在科举场上，那是战绩可查的：

万历二十五年，中举七人。

万历二十二年，中举六人。

万历十九年，中举七人。

万历十六年，中举八人。

万历十三年，中举八人。

这么一个科举强县，今年莫名其妙的被剃了光头，这真是奇耻大辱啊。

面对这种情况，婺源的乡绅士子们首先想到的是，有可能是考官在科举中徇私了，舞弊了，或者故意打压婺源考生了，才会造成无一人中举的局面。

可乡绅士子们一顿调查，查来查去，发现这乡试的主考官啊，一个黄汝良，一个庄天合，这都名声在外，清廉刚正，绝无偷偷搞猫腻的可能。

所以，婺源的乡绅士子只好安慰自己，说这次被剃了光头，只不过是偶然事件，下一次兴许就好了。

结果，三年之后，万历三十一年，婺源考生乡试中举的，只有三个人，这还不算，这三个人在后续的考试中，还被刷掉了两个。

一次科举上的失利还好，可连续两次失利，婺源县有点接受不了。

主要是婺源的上层社会，此时此刻他们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

科举的成绩，是地方官员政绩的一种体现，举人进士出的多，说明你这个县令搞教育搞文化搞得好，反之则说明你无能，而且这是婺源人向朝廷输送婺源籍官员的主要途径，婺源举人进士多，官场上的婺源人就多，官场上的婺源人多了，那婺源县在朝堂上就有话语权，有了话语权，就代表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分配权。

现在可倒好，举人梯队如果就这么断档了，那未来二十年里，婺源的影响力指定是一落千丈。

大家正研究为什么最近这几年婺源不出举人，科举成绩不好呢，一个叫做程世法的人提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很荒谬的看法，他认为，是婺源的风水出了问题。

我们的古人，终年都生活在封建迷信的氛围内，相信天人合一，相信天人感性，相信天上地下是不同的世界，相信云层之上有一个神或者一群神主宰着人类的命运，相信人类做好事，会有祥瑞出现，铁树可以开花，荒井可以涌泉，各地会出现神鸟麒麟，人类做坏事，上天也会降下神罚，会出现洪水瘟疫等等灾害。

人们还相信，通过一些神秘的手段，比如房屋的陈设，祖坟的迁徙，人和神可以进行沟通，并且在冥冥之中改变个人和世界的命运。

婺源人啊，很信风水，程世法在大家信风水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婺源的文运这么多年来一直很旺，是因为有一个孕育养护文运的根基，现在文运一下子就衰竭了，那就说明这个根基被破坏了。

大家就问，说小程啊，那照你说，这个根基在哪里呢？

程世法说，这个根基，是一条龙脉，而龙脉发源于北方大鄣山，向南延伸，龙脉的核心区域，就是婺源城外的船槽岭。

这个船槽岭啊，是文笔砚池，日月双峰，正是我婺源县科举兴旺关键之所在，可从不久前开始，婺源有很多百姓，他们成群结队前往船槽岭，凿岭取石，用石头来烧石灰，龙脉就是因此而毁啊！

这个想法当然很离谱，可毕竟我们是后人，我们掌握科学，我们不封建，不迷信，但是在当时来说，程世法的这个想法一经提出，立刻就博得了绝大多数乡绅名流们的认可。

在程世法的怂恿之下，这帮人是联名上书，直接就告到了时任婺源知县谭昌言的案前，要求知县封锁船槽岭，保护龙脉，保护本县的科举事业。

（科举考试）

这些乡绅，成分复杂，有富户，有读书人，还有很多养病的，退休的朝廷官员，甚至有些婺源籍的在职官员也帮腔，而且级别最低也是侍郎，谭昌言小小知县，他得罪不起。

问题是，进岭凿山烧石灰的百姓，他们不是闲着没事干才去的，他们在船槽岭上取石头，用这种石头烧制成石灰，是要把石灰卖掉，用以补贴家用的，甚至说很多百姓都是以此过活的。

婺源多山，很多百姓都没地可种，你不让他们烧石灰，他们只能饿死。

权衡利弊，谭昌言想了一个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既然乡绅们不许百姓进岭烧石灰，那么干脆，衙门牵头，乡绅出钱，把船槽岭给买下来，收归国有，不许个人进入，如此一来，这龙脉不就保护住了？

乡绅们不差钱，欣然同意，大家凑了很多钱，把船槽岭给买了下来，这些钱谭昌言也没有贪污，而是分发给了这些曾经以烧石灰为生的百姓，算是对他们的补偿。

乡绅也不得罪，百姓也不伤害，这个谭昌言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基层官僚，一切办妥之后，他还在船槽岭竖立起了一块巨大的石碑，记录了此次事件，并在石碑上划定了龙脉保护区，严禁闲杂人等进入。

只是，石头就在那里，烧了就能成石灰，成了石灰就能赚钱，这和在古代贩卖私盐是一个道理，古代贩卖私盐那都是杀头的罪过，朝廷三令五申禁止，可架不住利益太大，总有人铤而走险，就是贩，婺源县也是这种情况，烧石灰有利可图，衙门明令禁止，可仍旧有不少百姓偷偷进岭去凿石头。

之后的几任婺源知县，对这个事情也是没办法。

第二任知县金汝谐，刚一上任，乡绅富户们发现又有百姓到船槽岭去烧石灰，他们马上找到金汝谐，给这位新知县施加压力，让知县赶紧把龙脉重新保护起来。

这个金汝谐啊，他是浙江人，新科进士出身，在京师朝廷里有人，他到婺源县里做知县，就是下到地方来镀层金，来刷个履历，人家的前程那大大的有，不限于婺源一地，所以他对这个事情并不上心。

有人举报，说有百姓进岭烧石灰，他就派兵把百姓抓回来，抓回来可是抓回来了，他也不处理，大部分直接就放了。

再有人举报，他再抓回来，抓回来再放，周而复始，无限循环。

乡绅是不能得罪的，可是百姓们也不能逼的太紧，金汝谐知道，烧石灰是婺源诸多百姓们唯一的活路，真要是把这条活路给断了，到时候百姓们赚不到钱，活不下去造了反，那可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金汝谐主打一个只治标而不治本，反正自己任期一到，自己就走了，这事儿和自己也就没关系了。

更有意思的是，金汝谐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是在大力保护龙脉而不是在两边搞敷衍，他还专门花钱在当年谭昌言立的那块写了保龙禁令的石碑上——修了个亭子，为石碑遮风挡雨。

来年又是乡试，这次婺源只有一人中举，这更印证了乡绅们想法，金汝谐保护龙脉不得力，龙脉受损，影响到了文脉，因此婺源才不出举人。

大家很着急，纷纷要找金汝谐讨说法，可是金汝谐早就把这段日子混过去了，人家调走了。

第三任知县，是赵昌期。

反正谁来婺源做县令，谁就被压力，乡绅们又跑到衙门去闹，让赵昌期给出个解决办法来。

谭昌言是两边都不得罪，研究出了一个补偿方案，可是补偿款总是会花完的，老百姓把钱花完了，他还是要进岭烧石灰，何况烧石灰也不止这一批拿到钱的人，陆续加入到这个行列的百姓越来越多，你根本控制不过来。

金汝谐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与其说他保护的是龙脉，倒不如说他保护的是那块石碑。

赵昌期就不同了，他这个人手段很硬，来到婺源之后，他出台了一套非常严厉的处罚政策，真就是谁烧石灰就弄谁，他派出了大量的兵力封锁船槽岭，捣毁烧石灰的据点，甚至还鼓励百姓之间相互举报，经过他这么一整顿，烧石灰的行为在船槽岭销声匿迹，一个也没有了。

说来也怪，赵昌期前脚禁止烧石灰，后脚婺源在科举场上就恢复了元气，进士举人层出不穷，乡绅们趾高气扬，纷纷把转好的科举成绩算到了自己极力保护龙脉的行为上。

几年之后，赵昌期离任，又换了新知县冯开时。

谁知道冯开时一来，又开始有百姓偷偷进山烧石灰。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赵昌期的禁令奏效，那是因为赵昌期人在婺源，他雷厉风行，强力管制，百姓们迫于他的威慑，不敢出来活动，但是现在赵昌期走了，有人继续赵昌期的政策，继续像赵昌期那样不遗余力的去禁止还好，偏偏新知县冯开时根本就不愿意管这些事儿，禁令成了一纸空文，进岭烧石灰很快就恢复如常，甚至比以前还厉害。

当然冯开时也不是完全不管，某种程度上他比之前的几个知县管的还“厉害”，动作还要大，在他做知县期间，他不断的出台各种禁令，撰写各种文章，张贴各类告示，大张旗鼓，三令五申，挨家挨户的宣传保护龙脉的工作，同时积极修葺那个当年谭昌言立起来的石碑。

说白了，全是表面工作。

冯开时不切实的去保护龙脉，邪门的事情又发生了，他在任期间，婺源县在科举考场上又出现了无人中举的情况。

乡绅们非常愤怒，他们打算狠狠的敲打一下这个不负责任的冯开时，于是纠结了乡绅，富户，士子，婺源各阶级数百人，到衙门去讨说法，冯开时接待这些人时态度非常好，说放心吧，本官完全同意你们保护龙脉的提议，支持你们保护龙脉的工作，对于破坏龙脉的行为，本官一经查出，绝不姑息，严惩不贷，本官一定当个事儿办，你们就回去等消息吧。

乡绅们还是很满意的，各自回家，等着冯知县狠狠的惩办烧灰的百姓，结果等来等去，等来了冯开时调走的消息。

婺源这个地方的形势啊，真是又复杂，又难办，冯开时调走之后，很多官员赴任，都故意避开这个地方，都不敢来，朝廷没办法，只好暂时把一个叫刘焕发的推官送到婺源县，让他临时代理知县的职务。

正式的知县都不上心，何况临时的？

刘焕发到任之后，乡绅们接着找他闹，刘推官的应对是，接着修葺一下船槽岭前的石碑，并且把历任知县发布的禁令刻到石碑上。

修完了，刻完了，新知县也来了。

新任知县，叫做金德义。

鉴于之前几任知县推诿不办，糊弄了事，这次乡绅们发动了更多人到衙门去施加压力，要金德义主持开展保护龙脉的工作，乡绅们是连威胁带恫吓，说龙脉关系重大，龙脉不仅保护的是婺源科举士子的前途，和来婺源做知县的人也息息相关，龙脉保护好了，本地的官员那就时来运转，官运亨通，平步青云，龙脉要是保护不好，本地的官员那就青黄不接，屡屡受挫，别说升官发财了，搞不好就是非死即伤。

您瞅瞅这种话都说出来，金德义想要不保护龙脉，他也不敢了。

那在金德义的主持之下，船槽岭又被封锁，烧灰的百姓又被打击处理，进岭烧石灰的现象又逐渐消失不见。

金德义打击烧石灰的百姓，百姓们不敢和他抗衡，但是这回，百姓们也不愿意逆来顺受了，您猜怎么着，无数以烧石灰为业的百姓联合到了一起，跑到了婺源县的上级单位徽州府，把金德义给告了。

百姓说，当地人烧石灰久矣，这是他们赖以谋生的手段，金知县不让他们烧石灰，就是在把他们往绝路上逼。

百姓们还说，现在战事吃紧，西北有匪患，辽东有女真人，我们烧石灰多赚钱，也能给朝廷多交税，金知县这么整，不让我们赚钱交税，他就是和朝廷过不去，他是动摇国本。

徽州知府，名字叫做周士昌，他干知府这么多年，下面的事情他一清二楚，龙脉之事，几任知县，历时多年都处理不了，他周士昌又怎么能轻易下判断？

周士昌想要按下不表，他要拖着，他不发表意见，他谁也不反对，谁也不支持，但这个时候，乡绅中一个叫做汪应蛟人找了过来。

汪应蛟，时任兵部右侍郎，这是大官了，他代表的是乡绅的利益，他接触了周士昌之后，话里话外是要周士昌赶紧把这个案子给办了，而且在办理上，要支持乡绅保护龙脉，禁止百姓进岭烧灰。

周士昌是下官，他怎敢忤逆上官，立刻他就驳回了百姓们的请求，并且直接通话金德义，让金德义要坚定不移的把保护龙脉，惩治烧灰户的工作进行下去。

在知府的支持下，金德义有了底气，把工作干的非常认真，认真到了有时候金德义都是亲自带人进山搜查，抓到烧石灰的百姓直接逮捕，给投入到监狱里关起来。

他又出台了不少禁止烧灰的命令，又是罚款，又是逮捕，又是杖击，可以说比很久之前的赵昌期还要严格，那经过他这么一弄，船槽岭是彻底没人了，烧石灰的行当就此断绝——

才怪。

碍于婺源的地理条件和经济环境，那当时的老百姓就是没地种，他没有营生，可是他也要活着，您说让他开拓别的赚钱的业务，当时已经是明末了，金德义做知县的时候，皇帝都从万历换成崇祯了，天下大乱，生意哪儿是那么好做的？

何况，金德义禁止烧石灰之后，婺源科举场上也没见有什么新的起色，好几次乡试又是零蛋，足见龙脉之事，完全就是偶然。

你可以暂时禁止一部分百姓烧石灰，也可以禁止所有的百姓在某一段时间烧石灰，但是你不可能禁止所有的百姓在所有时间烧石灰。

这不是知县有没有能力的问题，这是历史的局限性。

（明代知县）

所以，尽管金知县时期，婺源县没有了烧石灰的行为，但是不久之后，烧石灰的行业将会死灰复燃，到清朝康熙年间，百姓又开始烧石灰，又闹出两次轰轰烈烈的保护龙脉事件，不让烧了之后，乾隆年间又开始烧，甚至到光绪年间，婺源县还闹出了好几场保龙事件...

灰户要生存，乡宦要文运，衙门要平衡。

在婺源的群山之中，利益的凿石声从未真正停歇，只是随着时代的钟摆时而响亮，时而悄无声息。

那条传说中的龙脉，始终沉默的见证着这场关于风水，科举与生存的荒诞史诗，人们坚信能通过禁锢几块石头来锁定文运与官运，却始终未能凿开那层更为坚硬的现实。

龙脉无言，它什么也没守护，又仿佛守护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