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煌言最后一次回到家乡宁波，是以一名被俘罪犯的身份。父老乡亲听到消息，纷纷出城观看，希望目睹这名坚持抗清近20年的孤胆英雄最后的模样。

脑袋后面已经拖着长辫的民众，看见他头戴方巾，身穿葛布长衫，一身明朝衣冠，恍如隔世。大家不禁潸然泪下。

浙江提督张杰，此前为了抓捕张煌言费尽心机，此刻他在衙署里“接见”张煌言，第一句话就是“等你等得很久了”。

张煌言神色从容，立马接话说：

“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

从1645年参加浙东的抗清运动开始，近20年里，他从未怕过死，他一直在等待死亡，等一个恰当的时候。

现在，是时候了。

张煌言被捕，根子在五年前就埋下了。

那是1659年的夏天，他与郑成功联合北征，逆长江而上，一直打一直打，打下了芜湖。这是多年来张煌言数次攻打长江最大的一次胜利。他后来回忆这一仗的凶险，说是“两岸炮声如雷，弹如雨……骨飞而肉舞”。

血腥的场面，因为胜利，而被他写出了音乐般的欢快。

这一刻的张煌言，一度以为光复故国有望。临近的州府，一看他的势头，也纷纷改旗易帜，最高峰时，长江两岸有30余座城池处在他的掌控之下。

▲张煌言（1620—1664），号苍水，浙江宁波人。

然而，胜利来得快，去得更快。

张煌言的三千水军能够拿下这么多城池，得益于郑成功的主力部队在南京城外牵制住了清军主力。但郑成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打下南京如囊中探物，因此迟迟不发兵攻城，一次次延误战机。

等到清军援兵赶到，郑成功却打不过了，不得已仓促退兵。留下张煌言孤悬长江中游，没有进路，也没有退路。

此时清军重占长江，上下游音信断绝。张煌言请一僧人密藏书信，经小路急送郑成功大营，信中苦劝郑成功千万别撤退，天下事尚可图。信还未送到，郑成功已将沿岸数百里舟师以及驻军撤了，全军逃返福建。

深感绝望的张煌言在清军夹击下，退入崇山峻岭间打游击。

经过残酷的搏斗，他的军队牺牲的牺牲，溃散的溃散，最终仅剩一个随从携印陪着他突围，在善良民众的掩护下，一路往东，徒步两千余里，退回了海上。

这次失败之后，张煌言再难发起有力的进攻。他的被捕，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过，先于张煌言被抓的，是他的至亲。

得知张煌言生还浙东的消息后，两江总督郎廷佐忍无可忍，派兵抄没了他在宁波的老家，拘禁了他的妻子董氏和唯一的儿子张万祺，企图用人质逼迫张煌言投降。

张煌言不为所动。十几年的抗清生涯，早练就了他的“铁石心肠”：至亲可以怀念，但不可以成为谈判的条件。

他的妻子董氏，知道自己嫁给一个英雄，知道聚少离多，但没想到会聚得这么少。他们共同的儿子出生后，张煌言就离家抗清去了。直到三年后，他终于满身风尘出现在家门口。来不及诉说思念，丈夫就说他是来辞别的，钱塘江防线已破，他要随鲁王到海上征战了。

为了缓解妻子的不安，张煌言和董氏打了个赌：投掷骰子，让老天决定他是走是留。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张煌言的愧疚，是天意要他走的，不是他自己想走的。

那天之后，他终生再未与妻儿见面。

1652年，他的父亲张圭章去世。

张煌言幼年丧母，少年时代随父亲出外，他的人生观基本是父亲影响和塑造出来的。得知父亲离世的消息，他悲痛万分，但是，仍然没有回家奔丧。

张煌言被捕前两年，隐居在舟山附近一座荒岛上。一个部将要他纳妾，并把战死的将领陈木叔的女儿献给他，张煌言严词拒绝：

“小姑娘是忠臣之后，怎么可以遭受如此对待？何况我的妻子为我身陷大牢，怎么可以如此对待她？”

在民族大义面前，他能做的就是独自面对漫漫长夜，以此弥补对妻子的亏欠。

清廷官员在与张煌言交战的近20年间，无数次对他进行诱降或劝降。但不难理解，一个抛妻弃子在所不惜的硬汉，又怎会对敌人许诺的荣华富贵动心呢？他对各种劝降信，都不屑一顾，回信也总说自己是“明室孤臣，有死无贰”。

但事实上，1644年清军入关时，25岁的张煌言仅是一个举人，而非明朝的官员。

明亡之后，一些士人精英选择了投奔新主，一些选择了抗争，一些选择了隐居。每个人都经受了生死的道德拷问，而张煌言则成了最有道德洁癖的那个人。他一定要选择抗清，不抗争就毋宁死。

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他如此孤高的道德感呢？

最根本的一点，是他在历史上找到了他的精神原型，一个他希望对标的灵魂偶像——文天祥。他后来的临难诗中，有这么两句：

“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谢枋得（号叠山）当年未在元灭宋之日即死，尽管他在元朝建立之后不应征召绝食而死，张煌言也要拿他与文天祥（号文山）互较高下，叹其死得迟了。那些投降的，如留梦炎之流，更要被他骂祖宗十八代了。

一个清廷官员给他写信劝降，张煌言毫不客气地回信：“不孝未便以文文山自况，执事正不必以留梦炎辈自居耳！”意思是，我自己不方便说我想做文天祥，但你也不用让天下人都知道你想做留梦炎吧？一句话，怼得这名劝降者羞愧不已。

南明先后存在好几个政权，但每个政权都藏污纳垢，内部争正统、争权力的劲头，比打清军大多了。各种互相出卖，内讧诋毁，投降变节，几乎每天都在轮番上演，底线越来越低。

张煌言与那些醉心利禄、腐败透顶的南明官吏有天壤之别，他纯粹得几乎完美，眼里只有忠义，没有其他。

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完美的道德主义者，如果没有对于偶像的死心模仿，没有对于抗清的高度紧张，他一定会对他卖命的小朝廷感到崩溃的。

所以，张煌言的后半生，都在自我暗示中度过。

他在给友人、给敌人、给自己的话语或诗歌中，无处不在强化一个感觉——我是文天祥。哪怕在最郁闷的日子里，他也会通过一次次的战斗，来转移他焦灼的心绪。

文天祥最后从容就义，实现了青史留名。张煌言肯定也会走上这条路，只是迟早的问题。

这一天，终于来了。

1661年至1662年，顺治、康熙两任皇帝接替的这两年间，南明反清阵营厄运连连：永历帝朱由榔被绞杀，郑成功在台湾去世，鲁王朱以海病逝……

郑成功之子郑经全线撤退到台湾本岛，东南的抗清武装，仅张煌言一支独存。

清朝统治者不断调整对汉人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汉化，举目望去，天下早已不是1645年的那个天下。心力交瘁的张煌言，抗争下去已无意义，他最终遣散了部队，仅留几个死忠在身边，隐避在舟山一个海岛上。

从此时起，他已经预想了无数遍被捕就义的情景。

这一天，终于来了。两名伪装的僧人，抓到了出岛换米的随从，浙江提督张杰因而获悉张煌言藏身的小岛。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二十日，趁着夜色，一队清军从山后突入张煌言的住处。

当时去逮捕张煌言的一个士兵后来回忆说，张煌言的床下都是书，旁边有一副棺材，床头悬着一柄利剑，张煌言想去取剑，不幸被床帐绊倒了，所以来不及自杀。

三天后，他被带到宁波城，一生中最后一次返回故乡，以一个被俘罪犯的身份。

又十天，劝降失败的张杰，派人将张煌言押送杭州。

在杭州的监狱内，张煌言绝食相抗，仍旧不降。后来体恤狱卒会被上头处罚，勉强以水果维持生命。

杭州市民跟追星一样，追到监狱里。他们买通狱卒，以一见张煌言为荣，或请他题诗留念。那些日子里，张煌言从一个带剑的诗人，变成了一个写书法的囚徒，在监狱里恣情挥毫，忙得不亦乐乎。

写的什么？一张一张，写的都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九月初七，张煌言被押赴刑场，看到太阳照在凤凰山头，他吼了一声：好山色！

行刑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随口吟出了早已打好腹稿的四句短诗：

“我年适五九（指45岁），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现场文书当即用笔记录了下来。

行刑的时刻到了。张煌言拒绝下跪，昂首挺胸，就义于刀下。对他而言，一个张煌言死了，又一个“文天祥”活了。

此前数日，他的妻儿，已在镇江被害。没有人告诉他这个悲伤的消息。

数年后，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史家，一字一字地写下：

“煌言死而明亡。”

一个朝代，从它被宣布灭亡起，整整残喘了20年。而张煌言，是这20年最后的孤胆英雄，最后那个坚毅而悲伤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