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1月7日，慈禧在“西狩”回銮途中收到了李鸿章去世的消息。

同一天，她就颁布了懿旨，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也为了讨好列强，她需要一个既有外交手腕又有军事实力的人就任直隶总督。

当时，有外国势力支持的开明督抚就两个，袁世凯和张之洞。张之洞的军队在湖北，不到万人；袁世凯在山东拥有一支近两万人的军队，靠近京畿、装备精良、建制完整。

如此，大清第一疆臣——直隶总督，非袁莫属。

由于袁世凯的周详准备，慈禧的回京之旅非常顺利，也没有看到直隶南部的暴乱景象。回到北京之后，老佛爷赏了袁世凯一件黄马褂，并给了他紫禁城骑马的特权。她曾对身边人说：“想不到庚子那年的事，我闯了大乱子，但因此机遇，我能提拔出两个忠臣来，一个是岑春煊，一个是袁世凯。”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六年（1901—1907），可谓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清廷种种革新之政，基本都是他带头倡办，直隶成了改革的模范省，巡警之创立、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实业之兴起，“一时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当然，袁世凯最看重的改革是新军的编练。

1902年2月，当督抚们还在观望之时，袁世凯就以巩固直隶防务为由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练兵方案，并希望从京津善后赈灾的款项中拿出一百万两，作为招募新军的费用。清廷批准了他的请求，袁世凯立即在直隶精选壮丁6000人，集中在保定进行训练。1903年，袁世凯将其扩编成北洋常备军左镇，后改称陆军第二镇。

1903年，清廷挑选八旗精兵三千人交袁世凯训练，称京旗常备兵。后来，这支军队改为陆军第一镇。

1904年，日俄冲突爆发，袁世凯再度找到扩军的时机。他上奏说，日俄之战难免，需要提早谋划，畿辅为根本重地，更需严格防范，为此，至少要增兵一万，还得购买军械。清廷批准后，袁世凯派人到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招募新兵，陆军第三镇成型。同时，还补充了北洋常备军右镇，后改为陆军第四镇。

陆军第五镇，改编自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的武卫右军先锋队。陆军第六镇，虽成立最晚，但却是袁世凯最早编练的军队——新建陆军。

到1905年，北洋六镇正式成军，这是一支具有八九万官兵、装备齐全、训练完善的武装力量。相较于它的前辈——湘军、淮军而言，北洋新军并非是地域性的私人化军队，而是一支带有集权色彩的中央军。袁世凯个人能够控制这么庞大的军队，恰恰是因为他取得了中央练兵的主导权。

此前，1903年12月，练兵处在北京正式成立。清廷任命皇族奕劻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为练兵会办大臣，满人铁良为练兵襄办大臣。可是，奕劻太老，昏庸无能；铁良年轻，缺乏经验；练兵处的大权自然归于袁世凯。

袁世凯是以练兵起家的。小站练兵时，他网罗了一大批人才进入自己的幕府，这里面既有他的旧友和昔日幕僚，也有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和淮军老将，还有留学生和外国教习。

编练新军时，他有意将幕僚安插进练兵处的各个机构。他推荐徐世昌为总提调，段祺瑞、冯国璋为军令司正副使，刘永庆、陆嘉谷为军政司正副使，王士珍、陆建章为军学司正副使。除了陆嘉谷是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提拔的外，其余都是他的练兵骨干。徐世昌是袁的结拜之交，学识出众，谨慎机变。刘永庆是袁的同乡、同学、得力助手。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人称“北洋三杰”，再加上陆建章，都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理论知识丰富，知道如何训练一支近代军队。

正如时人所论：“综计练兵处之设，前后不足四年，然时虽不久，而当时新军制度，悉由处订定颁行，各省视之，均奉为金科玉律，即其后时有增损，顾根基所树，终未能出其范围。”通过这一机构，袁世凯可以订立军制，控制全国练兵的用人权、经费权、军械制造权等等，进而集中军权。

尽管袁世凯和清廷想要收天下之兵，但依形势而言，地方分权已成事实，而且练兵总是要大于集权的，因此不能对督抚削权太过。后来，袁世凯提出设立督练公所。这是一个省级军事机构，由练兵处指定督练大臣，本意是收拢地方练兵大权，实际上仍听命于各督抚。这颇能反映袁世凯和清廷的心态：一方面，想要自上而下主导军事改革；另一方面，对督抚留有余地，并不过多介入地方。

清朝的其余省份在练兵一事上进展缓慢。有的人压根不想练，因为怕中央介入；有的人想练，却苦于财政匮乏。就拿广东来说，两广总督岑春煊裁撤了十分之七的绿营，才省出30余万两白银，编成广东混成协，一共2000余人，后因水平太低遭到裁汰，只剩下两个营，直到辛亥革命时广东新军也不过一个混成协的规模。

到了清朝覆亡之时，计划编练的36镇新军仅成14镇，而袁世凯控制的军队就占新军总兵数的一半还多。

总的来说，练兵的成绩越大，袁世凯的权势就越高。北洋六镇的重要将领都是由袁世凯亲自选定，又几乎都是小站出身，除了陆军第一镇是旗兵之外，其余都可以算作袁的嫡系部队。北洋集团已经初具雏形。

从历史上看，诸多整顿财政、以求富国的改革，比如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均导致了国家衰亡。然而，在外敌环伺的“大争之世”，若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一切新政都将成为画饼。

练兵需要花费多少钱？1904年，袁世凯在《筹款添练常备新军片》中说，北洋军一镇一年需要花费“正饷银一百万两，杂支额款二十万两，建造营房银二十一万两，马价四万两，军装器具十五万两，军械子弹约需一百万两”。即每镇年需经费160万两，含军械子弹则为260万两。1907年，袁世凯在《核明部驳陆军第五镇饷数并无不符折》中透露，“陆军第五镇岁需饷一百五十余万两”。

如此巨款，仅凭直隶一省的财政根本负担不了。

庚子之后，直隶需承担80万两一年的赔款，还要偿还外债利息、支付此前的教案赔款，财政已经崩溃了，田税、关税、盐税统统都要拿去填坑。幸好，前任总督李鸿章通过卖官鬻爵筹集了1308万两顺直赈捐，这笔钱原本是要上缴京师的，结果被袁世凯截留了大部分，用于赔款和重建，还有一百万两支给了新军。“挪用公款”这样的手段不见得多么高明，但至少管用，而且只有袁世凯敢做得如此理直气壮，因为清廷给了他尚方宝剑，使他成为帝国境内最强势的一名督抚。

李鸿章的遗产不止这些。他创办的洋务事业基本上被盛宣怀继承，尤其是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相当于两棵摇钱树，袁世凯要想发展北洋事业，必须将其握在手中。

1902年10月，盛宣怀父亲病逝，照例需“丁忧守制”，清廷拟派张翼督办轮、电两局，收归官办，作为“户部筹饷之用”。盛宣怀向袁世凯求救：“公督办商务，此为中国已成之定局，公既意在维持，愿勿令其（张翼）重蹈开平覆辙，伏乞主持公论。”张翼是开平煤矿的负责人，庚子年被迫签下了中外合办开平煤矿的协议，盛宣怀明面上说担心张翼出卖国权，实际上是想保住自己的权力。

袁世凯回应道，二局创自北洋，应由北洋维持。弦外之音是，都是北洋公产，我说了算。他赴上海与盛宣怀见了一面，嘴上劝其解去权柄，返回天津后立即要求整顿轮、电二局，收归官用。盛宣怀大失所望，想出两个法子对付袁世凯。

他对外宣称，轮、电是“肥壤”，汉阳铁厂是“瘠土”，铁厂的股商“皆轮、电公司之商人也”，夺走“肥壤”，留下的“瘠土”是不能长久的。盛宣怀的意图很明显：汉阳铁厂需要轮、电两局的注资，如果收走二局，那么铁厂只能借外债度日。另外，盛宣怀提出，如果一定要将电报局收归官用，则必须支付现款偿还商股。这两招不可谓不聪明，一招引虎出山，将张之洞卷入战局，给袁施加压力；一招直击弱点，看准了袁世凯缺钱的现实。

然而，一切花招都敌不过“形势”二字。洋务企业多年以来虽是官商合办，但大权早已在官，此时正是清廷集权之时，只不过换个经理人的事罢了。最终，袁世凯的亲信杨士琦拿下了轮船招商局督办一职，电报局也变成“商本官办”。北洋军每年可以从轮、电二局提去用款数十万两。

另一边，袁世凯也看中了开平煤矿。他向英国声明不能承认开平为英国公司，并三次参劾张翼。迫于压力，张翼与开平公司英人代表议定了一个协议，大意是：在确定开平煤矿是英公司的前提下，一切遵行中国国家主权及地方官事权。但袁世凯不容许他有丝毫翻身的机会，将其支去伦敦法院与英人对质，趁其走后，他立刻和英人商议，借开平煤矿一事，争得了直隶的矿权。

1907年，袁世凯派亲信周学熙“用中国之资本，中国之人力，另开一新矿”，创办滦州煤矿公司，与开平煤矿竞争。同时，他又以收回矿权为名，控制了地方官吏与比利时商人合办的临城矿务局，将原由李鸿章控制的山东峄县中兴煤矿也收归北洋派麾下。这些煤矿每年都要从营业额中抽取5％作为北洋军费。

值得注意的是，周学熙的父亲周馥是李鸿章在直隶的得力干将，后来又和袁世凯结成了儿女亲家。以周学熙的能力和其家族在直隶的经营，袁世凯兴办路矿企业、创办银行几乎无往而不利。

即便如此，企业的利润太过微薄，根本满足不了军队这一巨大的吞金兽。必须有别的财源。

1902年8月，袁世凯派陆嘉谷设立筹款总局，专门负责搞钱，具体方法无非两种：打击中饱私囊，加征税费。前者每年能多得30万两白银。后者包括盐斤加价、土药、烟酒、茶、牙税等税，且税率还在逐年攀升，其中以烟酒税为大宗，数额达到了80万两，该笔钱后来被直接挪用于编练新军。

1903年，袁世凯裁撤绿营，省下了20万两，又裁撤直隶的淮军和练军，省下了80万两。

1904年，袁世凯卖官鬻爵得到了200余万两。

1905年，袁世凯奏请以100万两白银为抵押，发行公债480万两。实际上，大部分是向外国银行借贷，其中向日本正金银行借300万两。剩余部分则令招商局及电报局承担。这笔钱几乎都花在了练兵上，“陆续开支五、六两镇暨十三协招募经费、军火、器械、营房地价、工料、骡马、车辆价值，共银四百四十八万三千三百六十余两，应存银三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余两”。作为对比，两广总督岑春煊想要举借100万两银外债，以平衡广西军费收支时，朝廷却否决了这一提议，让其卖官以筹资金。

然而，筹集的资金仍然很难满足军费开支。作为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处境和解法其实和其他督抚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没有朝廷各种开绿灯，直隶新政也未必能达到“旭日东升”的程度。北洋军真正的财神爷，还得是朝廷。

以1905年为例，北洋六镇共需饷银8995200两，户部拨款540万两，各省协拨款3595200两。户部的钱其实也是从各省征来的，羊毛都出在地方身上。据学者周育民考证，北洋军费的78.3%都是由各省提供的。

中国大部分省份，除了要供养自己的新式、旧式军队外，还得自掏腰包向北洋军提供援助。与袁世凯关系亲密的总督，如周馥、杨士骧、端方等人，对北洋军筹款一事给予了大力支持。周馥主政的山东在1903、1904两年拨给直隶布政司89万两，还有20多万漕折银拨给了直隶粮饷局。四川总督锡良虽与袁关系一般，但在1906年筹款54万两，比应缴款项足足多了14万两。有些省份较为抗拒，经常拖欠和少缴。两江总督魏光焘就抱怨说，为了维持江苏的新军，已经疲于应付，若再加派，只会使百姓更加贫困，加入会党，造反作乱。像这些军费缺口，基本上是户部垫付。

倾全国之力，练一省之兵，造就了强大的北洋军。对于军官来说，只要袁世凯及其亲信还握有大权，他就是贵人；对于士卒来说，只要袁世凯正常发饷，他就是衣食父母。很难说，他们究竟忠诚的是这个人，还是其背后的地位与权势？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其他人很难驾御这支军队，似乎一切都“非袁莫属”。

可是，旭日东升之时，整个帝国却都沉沦下去了。中央丧失民心，督抚勉力支撑，百姓怨声载道。当北洋集团以强横的实力问鼎中央，将中国卷入军阀社会，人们不难发现一个略显黑暗的近代化启示：谁能更有效率地榨取全国的资财，谁能利用现代手段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谁就能在竞争中活下去成为赢家。也不知，“两千年来之专制”和清帝国最后十年的扑腾，究竟谁的面目要更狰狞一些？

1905年日本击败俄国，对当时的中国造成巨大的震撼。在很多人看来，这是“立宪”战胜了专制。如果说之前人们还犹豫日本是岛国，发展形势与大陆不同，不好摹仿其改革之路，这场仗打完，“大而无当”的俄国就淡出了中国的学习对象之列，而同文同种的日本则成了进步的典范。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的结果证明了一件事，黄种人并不一定比白人弱，一支亚洲军队如果训练得当，是可以和西方抗衡的。

那么，北洋军达到这一要求了吗？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参考的是德国军制，编练北洋军主要仿效日本军队，其实日本军制也是摹仿德国，二者本身就具有相似性。北洋军镇的结构十分完整：一个镇下设两个步兵协（旅），一个马队标，一个炮队标，一个工程营，一个辎重营。每协下设两标（团），每标下设三营，每营分为四队，每队分为三排，每排计兵三棚（班），一棚计兵十四，一个满员的镇兵力大约为12000余人。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将武器装备的更新看做是军事改革的第一要务，特别是自己制造枪炮弹药的能力。然而，机器制造、武器生产受制于科技、资金、经验等因素，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营军工企业多年，清廷基本上只有一个湖北枪炮厂拿得出手。1904年，张之洞上奏称：“鄂厂现有造枪机器，每日出枪50支，机器力量已尽，无可再加，通年出数仅止15000支，实不足以供数省之用。”可见，中国的军工厂支撑不了新军的发展。

自己造不了，那就只能买。袁世凯向来舍得花钱买军火。在山东练兵时，他就将军队的武器装备“西化”，炮兵装备德国军火巨头克虏伯生产的57毫米过山炮和75毫米陆路炮，步兵装备奥地利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装备六响左轮手枪，均是当时世界最先进之武器。

但，陆军的武器缺乏统一标准。以北洋军第一镇为例，炮兵拥有日本造的阿雷斯卡野战炮、德国造的克虏伯过山炮和格鲁森野战炮，型号杂乱，无疑大大增加了维护成本和后勤负担，也会影响自身的战斗力。此外，由于财政紧张，弹药量基本处于不足的境地。

甲午战争之后，人们开始思考，在武器装备差不了太多的情况下，清军为何会惨败？这就引申到另一个问题——官兵的素质上了。传统军队向来以低素质著称，招募的基本是无赖、罪犯、鸦片鬼、游手好闲之徒。社会瞧不起军人，但凡有出路，谁也不会想要去参军。想要练新军，必须招“新人”。

为了保证兵员素质，北洋军募兵非常严苛，大体有这么几点要求：年龄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身高在四尺八寸以上（南方人可酌情减二寸），能举百斤重物，一小时能跑二十里地以上，来历清楚，残疾、吸烟、作奸犯科者不收。

当时，全社会都在呼吁尚武精神，重塑军人形象，但这些必须建立在实打实的待遇上。简单而言，军官的地位不能比文官、士绅低，士兵的生活不能比农民、工人差。

在1909年颁布的文武官职对照表中，武官地位已经明显优于文官，一个道员（正四品）仅与管带（营长）平起平坐，最下级的列兵（下士）也有个“从九品”的头衔。管带的年收入为1200两，每月另有公费140两，而知府的年收入为1531两。镇统（师长）的年收入为4800两，和一个布政使的年收入（5200两）差不多。

一个士兵的月饷为4两5钱，收入大约在社会中等水平，介乎工农与官商之间。同时，家里减租，亲属有诉讼也可得到政府的保护。而且，士兵有服役期限，常备三年，续备三年，后备四年，生活有盼头。这样，军队不至于暮气沉沉，又拥有一支庞大的后备力量。

袁世凯不遗余力地鼓励人们参军，编写了一首《行军歌》，里面是这样动员的：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科举制废除之时，古老的独木桥轰然倒塌，但中国社会并没有停止流动，断桥处很快就用金钱和权力堆砌出一条新路，军人攀着新的利禄之途，成功挤进了主流社会。

1905年8月，北洋六镇刚刚成军不久，练兵处上了一个折子：北洋军应会合操演，实习攻战，展示军威。清廷准奏，袁世凯便开始部署会操。他抽调北洋六镇第三、第四镇全镇及第一、第二、第五、第六镇各一部，共计45002名官兵，分为南、北两军，在河间一带进行对抗。

演习的方略是南攻北御。9月24日，两军到达对峙地点，会操正式开始。25日，两军骑兵冲锋，步兵掩护，在太平庄相遇，攻杀在一起。26日炮队亮相，在炮弹横飞溅起的尘土中，步兵冲锋，阵线越逼越近，几乎兵刃相接。27日，两军主力全部投入战斗，激战正酣之时，阅兵处下达了停战令。28日，南北两军齐集阅兵场，举行阅兵式。

河间会操结束之后，舆论沸腾了。中国的军人身材魁梧，精神抖擞，有如朝阳，与昔日的兵痞判若两途。在这些年轻的躯体里面，居住着一个崭新的灵魂——尚武主义。不再有文的制约，不再有对战争的恐惧，人们希望这支军队用铁和血挣得民族的未来。

观操的英国军官鲍威尔惊讶于新军的规矩：“几年前，如果一支三万人的中国军队走到这个帝国的任何地方，他们不是忍饥挨饿就是靠抢劫为生。人们纷纷离乡逃难，甚至妇女会跳井自杀。”而现在，演习部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买东西一律付钱，百姓感到十分满意。外国人的观察还有：士兵体格健壮结实，士气很高，有发展团队精神和爱国主义的迹象，人们普遍认为当兵也能获得尊敬。

1906年，清廷决定再进行一次会操，地点定在彰德（今河南安阳）。这次演习更加开放，允许国内外报刊前往现场采访，欢迎各省派人观操评论。同时，还加入了湖北新军和河南新军。作为南北新军的首次碰撞，北洋军以其军容、装备、士气完胜湖北新军。

在演习中，北洋军展现出了空前的战斗力。首先，战线达数十里，换作旧军队早就指挥失灵了，但北洋军却如臂使指。其次，步队冲锋、炮队掩护、马队侦察、工程队架桥，各兵种配合紧密。再次，铁路、电报、电车、气球的使用，更显军队之专业。最后，军纪于混乱中依旧严明。

曾参加会操的冯玉祥在日记中记录道，他所在的一混成协自行演习，“一个左转弯，两军掉过了方位，南军变成了北军，北军变成了南军，才开始打起来”，段祺瑞见状，立刻吹响紧急集合号，对长官破口大骂，命令两军退二十里，重新演习。晚间行军又遇上了大雨，段祺瑞命令部队冒雨前进，“当时现买草料，现买给养。原来五六十斤的帐篷，经大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大队经过高碑店到达定县时，已经午后4点钟，每个人都拖泥带水，狼狈不堪。在这时就看出我们的军纪的确不坏，参谋人员走来时，弟兄们自己架起枪来，冒大雨挺立着，一动不动”。事后，段祺瑞还到百姓家问询，士兵是否有扰乱行为。

关于这次演习，外国一片叫好，只有日本报刊评价较低：“形式可观，而精神未足，以无国民之教育故。”某种程度上也算点中了要害。

北洋军充其量只是从泥潭里拔出了一只脚，旧军队之习气只是短暂压制了下来，要知道克扣军饷、欺凌百姓等现象并没有消失。同时，政坛的风暴卷进了军队中，满人精英一直不愿看到军权旁落、汉人督抚势大，必然要拿袁世凯开刀。

彰德会操结束后，清廷立刻公布了官制改革方案，成立陆军部，以铁良为尚书，两位侍郎也都是满人。袁世凯看见形势不妙，便辞去了会办练兵事务大臣等八项兼差，并交出北洋军的统辖权。

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建议父亲，趁军权还没有上交之时，团结北洋诸将，直捣京师，清君侧，斩铁良诸奸头。如果慈禧太后逼人太甚，就干脆顺应天心民命，驱除满洲政府，一鼓作气取而代之。

袁世凯自知胜算不大，北洋军虽是由他建立，但并非完全是他的私军，要他们抛弃“锦绣前程”，为自己和清廷撕破脸皮，未必能听话。因此，他怒目叱责袁克文：“小子无知，敢妄语，灭族无日矣！”还将克文拘禁于内室长达几个月，唯恐他出言不慎，酿成大祸。

清末最后几年，随着新军的壮大，百姓负担越来越重，骚乱不断，前来镇压他们的还是新军，这不能不引发民众的怨恨。再加上新军的财政愈发紧张，官僚习气渗入军队，官兵士气低落，便不想要小心翼翼做事了。军人之形象再度黯淡下去。

吊诡的是，清朝最终亦亡于新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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