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元旦前后，我父亲从五七干校回到南京，得知我已摘帽并回到家乡，要我到他那里小住，养养身体，我便到了南京。

一天早晨，妹妹买菜回来，不安地悄悄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罪犯，布告贴出来了，有像你这样的右派份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万万没有想到，在被枪毙的罪犯名单上，我看到了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这几个十分熟悉的名字，他们的罪行是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 

他们都曾是同我一起劳教的右派。

1962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两年多大饥馑存活下来的几百名右派劳教分子从各个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我因咯血编入病号组，不参加劳动。病号组的另一人负责打扫院内厕所，也不用下地出工，这人就是外贸部的英文翻译姚祖彝。

在当时的右派队里，姚祖彝算得上是衣着最整洁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登一双长筒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他沉默寡言，同组里任何人都不交谈，打扫完厕所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他枕头底下藏着一小罐香港寄来的猪油，每到吃饭时，他就悄悄把猪油抹在窝头上，令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有猪油，他的腿没有浮肿，还能挑得动粪桶。

一天上午，风和日丽，人们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靠在墙边上休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1948年考进燕京大学英语系，1952年毕业分配到外贸部当翻译的，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见过面。

王桐竹是我在劳教队里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年轻，很有才气，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他长得很英俊，娶了一个西藏姑娘，但被打成右派后，家庭破裂了。他的父亲很早入党，后来被打成“托派”，开除党籍，这对他的政治处境可能有影响。我们彼此很信任，经常交谈对形势的看法，深信谁也不会出卖谁。我们也谈文学。在麦田里锄草时，我们两人并排往前走，他抑扬顿挫地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致凯恩》：“我回忆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如果我们不是囚徒，如果那里不是劳改农场，那情景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

王桐竹1963年解除劳教，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定，下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他会把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进来，藏在草丛里。到了那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果然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偷偷吃掉了。这在当时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从心里感激他。

陆鲁山和孙本乔同我没有个人交往，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一个是北京农机学院的，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的，都是1960年以后“升级”送来劳教的。他们都是很可爱的青年人，即使在那样饥饿难忍的年月里，仍拼着命卖力干活。甚至在很冷的冬天，他们都会脱光了膀子拚命干，显示出青春生命的顽强。

1961年冬天，我们在清河农场一个叫“584”的分场劳动，每到亲人探视的日子，总可以看见一个戴红围巾的姑娘从远处走来。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陆鲁山劳动教养后，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并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获释。每到探视日，她都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上几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的家属们的身影，心中不是滋味。姑娘的故事在右派队里传诵，让我们在严寒中也分享到一丝暖意。

孙本乔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遵守纪律，积极劳动。他宁愿忍受饥饿，也从不偷吃地里的东西。干活时他从不偷懒，从不说一句牢骚怪话，在队长面前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份子的尊严。他很聪明，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大学生们干活时常讨论一些数学题，他总能很快地算出答案，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身旁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垂着头，在短短几秒钟里，我一下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还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我站在街头，浑身战栗，不敢想像他们被枪决的那个恐怖的场面。这之后连着几天，政府组织了几个知青到各区居民当中巡回控诉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我没有勇气去听，我不想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我猜想，他们当时一定是对这片土地绝望了。

50多年过去了，这四个可怜的小人物大概早已被人们谴忘。“文革”中何止千万个普通人蒙冤死去，并非每个冤案后来都能得到“平反”，我也无从再打听到这个案子是否有新的说法。但是，他们被绑赴刑场的那可怖的一瞬，永远印刻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