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还魂记》，是一部奇幻爱情大作：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爱，伤情而死，化作一缕魂魄与心上人相恋，最后起死回生，与心上人成亲。

然而，汤显祖觉得奇幻加爱情两大元素还是不够，于是花了很多笔墨来勾勒历史的副线。他将杜丽娘的故事放在宋金战争的背景之下，并且加入了一对强盗夫妇的角色——李全与杨娘娘。

剧作中，金主完颜亮挥戈南下，准备吞并南朝。活跃在山东、淮海一带的李全夫妇，是两棵墙头草。他俩本来参加抗金的忠义军，又叛宋投敌，成为金人的鹰犬。形势不对了，立马归降南边，拿了银子乘船出海，逍遥快活地做了海贼。

这几出戏写得特别精彩，却与史实相去甚远。

历史上真有李全、杨娘娘二人。但是，二人生活的时代是南宋末年，金人岌岌可危，蒙古人虎视眈眈。他们崛起于山东、淮海一带，带领义军投奔宋朝，抗击金人。他们没有降金，而是投靠了蒙古人。他们的结局也不相符，李全向宋廷出兵，结果战死；杨娘娘则做了蒙古人的行省。

那么问题来了，汤显祖是一个学问广博的作家，他为什么无视史实，如此改编呢？

宋代以来，每当中国受到异族的威胁，人们心中的华夷之分就会变得非常强烈。汤显祖生活的明朝，虽然没有像宋朝一样不经打，但异族的威胁始终存在。当时令明廷比较头痛的问题是“南倭北虏”，即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和北部边境胡虏的袭击。

恰好，历史上的李全夫妇是一对反复无常的“骑墙派”。无论是《宋史》，还是《元史》，他们都被列入《叛臣传》。在如此焦虑的时代氛围下，汤显祖选中李全夫妇，实际上是想要讽刺一些投敌卖国的小人。

艺术是主观的、审美的，它要求满足观众内心的某种情绪。而历史是复杂的、客观的，它要求在丰富的资料中找到一种“近真”的真实。

回到历史的场域，我们会发现李全夫妇的面孔颇为复杂，他们在宋人、女真人、蒙古人相互拉扯的背景下崛起、摇摆、身死。夷夏之争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但远非全部。

十三世纪初的山东，沦为了人间炼狱。

1206年，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为了给金朝制造混乱，宋廷在山东招纳亡命之徒，煽动他们劫掠乡里、刺探军情。可是，北伐的宋军屡屡败绩，宋廷为了求和不得不杀了韩侂胄。在山东作乱的密探和亡命之徒，只好隐匿起来，等待时机。

在宋金交战之际，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战争的阴云在漠北酝酿。1211年，蒙古骑兵南下，在野狐岭大败四十万金军，深入金中都一带。蒙古大军以掠夺为战术，攻下城邑后大肆杀掠，接着立马离去，所到之处尽皆沦为废墟。史称：“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皆席卷而去，屋庐尽毁，城郭丘墟矣。”

金军的抵抗日渐衰弱，阴云遮蔽的地方逐渐扩大：中都、辽东、河北、山西、山东……1214年，金宣宗迁都汴京，整个黄河以北都沦于蒙古人的铁骑之下。

蒙古人的南侵和洗劫，致使山东社会陷入权力真空，齐鲁大地呈现一幅蛮荒的图景：活下来的百姓为躲兵灾，纷纷躲到山崮和海岛之中；强悍者自相团结、组织武力，以求自保；华北的汉人密探趁机煽动豪强，揭竿起义；金人的长官纷纷被杀，行政秩序崩溃。这是一个盗贼、间谍、豪强横行霸道的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一群名为“红袄军”的地方武装兴起，他们不相统属，以劫掠乡里，洗劫官府为生。这其中，两杆“大枪”横空出世。

一杆枪名叫李全。他出身农家，以贩牛马为业，后又当了屠夫。李全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好汉”，任侠急义，结交了不少道上的朋友。一杆铁枪使得出神入化，被人唤作“李铁枪”。乱世到来，他借机起事，以武力谋求一条生路。

另一杆枪则是杨妙真。她自小习武，尤为擅长“梨花枪”，为人机警，颇有号召力。

她的胞兄杨安儿是一个职业强盗，先前因抢劫被捕，金人看中他的强悍，派他到河北抗击蒙古军。杨安儿临阵逃脱，回到山东，打出了“反金”的旗帜。此后，队伍不断扩大，最多时可达数十万。这支红袄军部众虽多，战斗力却不高，在金人镇压之下，杨安儿战败身死。

杨安儿死后，这支红袄军群龙无首，众人推举武力超群的杨妙真为首领，称其为“姑姑”。杨妙真收集溃众，撤退至磨旗山。没过多久，李全率部来投奔，两人在此地相遇并结婚。

正史里说：“（李）全以其众附，杨氏通焉，遂嫁之。”二人结婚之前，是经过一番比武较量的。《大金国志》记载：“（杨妙真）能飞马植枪，深入一尺，令（李）全飞马而拔之，全不能拔，下马屈服，遂为夫妇。”

杨李二人结婚、合军，使得杨系红袄军立刻扭转了颓势。在李全的带领下，这支军队向金军展开轮番进攻，连战连捷，成为山东叛金势力最大的一支。

不过，李、杨二人不得不面临一个困境：军中无粮。蒙古的入侵、金人的压迫，使得百姓南逃，农田荒废，粮荒极为严重。山里虽然塞满了劫掠而来的财宝，可这些东西不能当饭吃，偶尔有一两个南方来的走私者运来粮食，不过是杯水车薪。

有人借走私者搭上了南宋朝廷的桥，获取了粮食，这让李全夫妇不由得心生羡慕。

杨安儿的身死才过去不久，金人、蒙古人杀戮汉人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再加上粮食的诱惑，李全夫妇决定归附宋朝。

同为汉人，应该能竭诚合作。或许，这个时候，是他们心中对华夷之分认可度最高的时刻。

然而，宋廷的心思并非这么简单。

南宋君臣目睹了金人在蒙古的攻势面前毫无招架之力的景象，心中又惊又怕。不过，一向软弱苟安的他们不敢搞大动作。主政的宰相史弥远虽然中止了孝敬金朝的岁币，但依然坚守和约，不肯接纳南逃的汉人，甚至剿杀过界的百姓。

对于李全等人，史弥远也不敢公开招揽，只能暗中赋予他们“忠义军”的名号，提供一万五千人的军粮，名曰“忠义粮”。于是，山东豪杰纷纷南渡涟水，却只能拥挤在淮北的楚州一带，成为一方巨大的势力。

双方虽然以“忠义”之名进行合作，但一开始就充斥了利益的考量。

1217年，金朝趁成吉思汗西征之机，决定找宋朝这个软柿子捏一捏。金人分三路南下，两淮是其中一个战场。宋人很快战败，于是便想要谋和，这让“忠义军”不得不心生疑虑，因为宋金一旦议和，那么“忠义军”只能坐等金人上门剿灭。于是，义军蜂拥南下避难，几成祸乱。

就在这时，一个叫贾涉的人站出来力挽狂澜。他，其实有一个大家更为熟知的身份：贾似道的父亲。

贾涉在危急时刻调遣“忠义军”驰援宋军，袭击金军的后方。临时工变成了正式编制，义军的热情立马上扬。由于忠义军奋勇杀敌，两淮各地的危局全都解除。李全在涡口与化陂湖两战，大败金军主力，俘获金将数人。这是两淮战场最具决定性的一战，自此之后，“金人不敢窥淮东者六七年”。

战后，贾涉被任命为淮东制置使，成为宋廷在淮东的最高长官。李全成了义军的领袖，官路一直高升，杨妙真也受到南宋政府恩封。面对金人的招揽，李全说：“宁做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至少在此时，李全是真心归宋的。

宋廷与忠义军的合作进入了蜜月期。宋人称李全：“边境有急，辄为先锋，功不可掩。”忠义军冲锋陷阵，为宋廷开拓了山东、河朔之地。李全劝降金朝的青州守官张林，举山东七十余城，尽皆归于宋朝。难怪金人说：“宋廷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

不过在贾涉眼中，义军终究不是自己人，这也代表了绝大多数宋人的想法。贾涉认为，李全等人不过是一群趁乱图利的土匪，“饥则噬人，饱则用命”。他便以粮食为制衡、以高官厚爵为笼络，把忠义军作为工具人一般支使。出于对义军的敌意，只要有机会，贾涉便会分化忠义军，从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并且派遣正规军进行监视、排挤。

难怪王夫之说：“宋本不孤，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

李全是在战火洗劫过的炼狱中杀出来的，他的求生意识尤为强烈，凡事都会以利害为驱使。宋人善待他，他就能竭尽全力，为宋效命；可是，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比如宋人对其防备、金朝放松对他的剿灭，他发展个人势力的念头就会不断膨胀。

从某种程度上说，贾涉的防备和李全的异心是两道相互缠绕的绳索：贾涉越防备，李全的异心就越大，李全的异心越大，贾涉就越加防备，最后形成一道死结。

1223年，贾涉出郊进行劝农仪式，在回楚州途中，忠义军的部下拦住了车驾，进行示威。当时，李全远在山东青州，留下了夫人杨妙真坐镇楚州。杨妙真听闻之后，立刻出门，假装斥骂拦路的忠义军，贾涉才得以进入城内。

没过多久，身心俱疲的贾涉病倒了，他向朝廷上书辞职，随后奔赴临安，还没有见到皇上，他就病死了。而李全继续在淮海一带吞并异己，扩充实力。

宋廷驾驭忠义军的努力付诸东流。

贾涉之后，宋廷又换了好几任坐淮大员，淮海的形势却不见好转。

1223年，强硬派官员许国到达楚州。当时李全出征在外，杨妙真出城迎接，许国推辞不见。后来，他当着所有山东人士的面，把北军贬低得一无是处。只要南军和北军有所争论，他无一例外偏袒南军。

之后，许国调集淮西和淮东的马步军十三万人，“大阅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这样的示威只会激起了李全部众的反抗，他们在一天早晨，射伤许国，杀其全家和部分官兵，纵兵抢掠。许国南逃，半途自缢身亡。

这次兵变最后被李全“制止”，他从前线回到楚州，象征性杀了几个人，上报宋廷，请求降罪。宋廷眼见抑制不成，就改为拉拢纵容，给予李全更多的粮食。新帅徐晞稷上任楚州，只会委曲求全，却无法弥合彼此之间的裂缝。

宋廷与忠义军已经同床异梦，鉴于形势不好决裂，只能暗中互相防范。

1226年，蒙古骑兵再度南侵，李全率军与其交战，但被其击败，困于青州。消息传到南方之后，宋廷立刻变脸，以刘琸接替徐晞稷，行镇压之策。此时，李全留在楚州城内的军队只有三千人，李系忠义军的几十万家属、难民如同待宰的羔羊。

当时，楚州城盛传李全战死，杨妙真及其忠义军一片恐慌。刘琸联合另一个忠义军首领夏全，陈兵威胁楚州的“北军”，限他们三日出城。可是一旦出城，身上的武器、金银都要被搜刮走，必然会遭到屠杀。

危难之际，杨妙真使了一出美人离间计。他派人对夏全说：将军难道不是山东人吗？人言兔死狐悲，李家倒了，夏氏还能苟活多久？夏全只是同意，并无动作。

于是，杨妙真盛装打扮一番，来到夏全面前，不无乞求地说道：人们都说全哥死了，我只是一个妇人，靠自己活不下去。如今只能以你为丈夫，府中的子弟、金银财宝、兵器粮草都归你。希望你能够接受，这是妾身最大的诚意了。

夏全一见美人，心有所动，再想到李全的大半生积蓄都归自己，怎么能不欢喜呢？他大摆筵席，与杨妙真所部转仇为好，联合在一起图谋刘琸。

很快，夏全倒戈，楚州城大乱，宋军抵挡不住，只有刘琸一人逃了出来。夏全想要回城之际，发现城墙之上都是杨妙真的人，拒绝他入城，他才明白被骗了。于是，夏全劫掠了一番，狼狈地投降金朝去了。

杨妙真可谓一箭三雕，既赶走了刘琸，挤走了夏全，还保全了她本人及其忠义军。有她的坐镇，李全不必太过担心后方，就连朝廷新派来的淮东制置使姚翀也只能地看她的脸色行事。

坐淮大员从贾涉、许国、徐晞稷、刘琸到姚翀走马观灯般多次更替，却始终不能让淮海局势好转。

宋廷的政策始终都是矛盾的：一方面要利用忠义军收复故地，一方面又对他们猜疑打击，打击时做不到雷厉风行，失败之后又只会骄纵，致使忠义军心中既无“忠义”，实力也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

宋朝一连串的镇压动作，让李全心生反感，他在前线与敌交战，却没想到背后被人捅了一刀。这时候，金人使者立马过来，以“淮南王”招揽李全。李全的态度不像之前那么坚决了，他说：我曾经的部下在你朝当王，那么我的待遇又应该是如何呢？

民族大义已不重要，如今的他只在意现实的利益和权势的大小。

李全在青州被围困了一年，损兵折将，粮草告罄，向南望去，看不到援军的身影。于是，他投降蒙古。

1227年，宋廷不再供应“忠义粮”，以对付嚣张跋扈的“忠义军”。

在生存压力的驱迫下，忠义军内部分裂。五位将领为换取南宋政府的钱粮，决定灭掉杨妙真。于是，他们率兵围攻杨妙真家，诛杀李全亲眷，双方相搏死亡数百人。他们杀死一妇人，以为是杨妙真，函首送往京城。但其实妇人是李全次妻刘氏，杨妙真逃过一劫。

李全在青州听闻此事之后，跑到蒙古大将的帐前，请求南归。蒙古人不许，李全直接割断一根手指，表明自己的忠心。蒙古人觉得杀掉李全不利于统治山东，干脆让他专制山东，每年贡献金币即可。随后，李全杀回了楚州，进行了一连串残酷的清算报复，算是坐稳了自己淮海一霸的地位。

李全南归之后，并没有完成公开叛宋的承诺，也没有按期北上觐见蒙古宫廷。他一面在山东积极经营，大量招募南北人士，购买战马，打造战舰，炫耀武力；一面和宋廷通使，要求供给粮草。

这是他的战略：摇摆于三国之间，以保证一个独立的地位。

他教唆宋臣张国明向朝廷说：“李相公英略绝伦，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与增钱粮，使当边境。”言下之意，李全绝不叛宋，但坐地为王，要钱要粮。宋朝吃不准李全的心思，只能封他为节度使，期望他释兵。

李全把软弱的宋朝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缺粮就派遣战舰巡游嘉兴，缺钱就强占淮东盐场，正如他自己所言：“朝廷待我如小儿，啼则与果。”

1230年，李全正式叛宋，发兵占据盐城。史弥远知道之后，为了不激起兵变，一意讨好，甚至还要赐予可免死罪的“誓书铁券”，以安李全之心。这种姑息养奸的策略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对，宋理宗下诏令削夺李全官爵、停发钱粮，并且调兵遣将迎战叛逆。双方在扬州一带展开激战。

仔细分析李全的言行，他应该不想与宋朝彻底决裂，南下一事是为了索取更多的利益。但他终究还是低估了南宋的实力。1231年，正月十五，李全凭恃武力轻出迎敌，在扬州城外的新塘被乱枪刺死。

李全死后，南宋趁机挥师北上，直逼楚州。“忠义军”余众推举杨妙真主持大局，依旧不能逆转颓势。憋屈已久的宋军，势如破竹，只要看见北人就疯狂屠戮，史称“无老幼皆杀之，烧砦栅万余家，腥焰蔽天”。

这时候，人心思变，杨妙真对蠢蠢欲叛的部下说：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今日大势已去，你们这些没投降的人，是因为我在这里。杀我降宋，你们必不忍心，不杀我，宋人必不纳降。你们就和朝廷说，本想杀我投降，但被我发现，于是把我驱逐回了山东。大家都称是，忠义军就此分裂。

为了复仇、杨妙真率领一支最嫡系的部队杀回了楚州，屡战屡败，大概坚持了一两年，最后还是回到了山东。

1233年，杨妙真觐见窝阔台可汗。在蒙古人的支持下，她继承了亡夫李全“山东行省”的职位，保全了自家的地盘。

形势变了。首先是和平的到来，自李全投降蒙古之后，山东便基本没了战事。其次，来自宋朝的钱粮断了，宋朝的商人也不再提供贸易，杨妙真不能再指望南方，只能重建山东。

李杨集团将那些逃到山崮、海岛的百姓召集回来，恢复传统的农业生活。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宿迁周氏，在经过金末兵荒后，迁移至潍州北海县，在此开辟田土、繁衍生息，最终成为“地土广大，孳畜繁伙，桑麻盛茂”的北海大姓。随着经济的复苏，李杨集团再度走向兴盛。

回到山东大概一年多，杨妙真向耶律楚材上书，请求辞职。理由有三，一是年龄，二是害怕自已耽误公务，三是牝鸡司晨。实际上，她想把位置让给自己的儿子李璮。作为杨、李系山东红袄军的首领之一，杨妙真担任的并不是带着大家往前走的领袖角色，而更像是一个定海神针。每当这个集团出现危机的时候，都是她站出来力挽狂澜。

如今，李璮已经成长起来，继承了父亲的枭雄气质，而她的确已经老了。

一开始，耶律楚材并没有同意，他要她加紧备战以报南宋杀夫之仇。没过几年，杨妙真再度上书，辞政成功，山东大权就落到了李璮手上。

与父亲一样，李璮志在维护红袄军的割据地位，但他的处境要比父亲更艰难一些。首先，1233年窝阔台任命纯只海担任益都行省的达鲁花赤，达鲁花赤原意是“当长官的人”，实际上就是蒙古人在地方的眼睛。而且，李璮必须向蒙古人献上一名质子，以示忠诚。

1236年，宋蒙战争爆发。盘踞山东的李璮不仅很少参与到对宋的作战中，反而重建了与南宋朝廷的商贸关系。山东本来就是物产丰富之地，盐矿和铜矿可以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李璮偷偷将物资卖与宋人，所得的钱财则用来扩充实力。当时，李璮足足拥有五万至七万精兵，就连善战的蒙古人都认为他的士卒“勇悍难制”。

此外，他还积极拉拢士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益都人王文统。这位谋士，遍访诸侯，但却怀才不遇。而李璮十分欣赏他，把他延揽至帐下，还娶了王文统的女儿。王文统给李璮定了几条计策，其中最重要一条是虚张敌势，挟敌国以自重。

1258年，蒙哥下诏征李璮之兵征伐四川，李璮立马说宋朝虎视眈眈，益都乃要冲之地，不可丢失，拒不出兵。蒙哥便改派他南下两淮，于是李璮挥兵南下，攻下涟水、东海，一度令宋廷震惊。不过，他见好就收，让宋朝得以派兵支援长江上游。

1260年，忽必烈上位，想与宋朝议和。李璮知道，一旦宋蒙议和，自己的专制地位必然保不住。于是写信给使者，让他不要入宋，自己还派兵入侵宋境，并要求蒙古人助他修缮城池。

同一年，王文统因其才华被忽必烈提拔至中央。通过这一层关系，李璮更加熟悉蒙古人的动向。他与各地的汉人世侯（依附蒙古、征伐有功的汉人武装）互通声气、窥视朝政，一旦天下有变，他便会举兵。

对于李璮坐拥大权、形同割据一事，忽必烈早就心知肚明，但他没有急着动手。毕竟当时内有阿里不哥的叛乱，外有宋廷的威胁，忽必烈只能靠厚赏，来稳住李璮。

1261年冬天，忽必烈亲征漠北，与阿里不哥决一死战。李璮乘机策动反叛。次年正月，他用私设的驿道召回留质燕京的儿子，随后下令诛杀境内忠于蒙古的戍军，宣布将涟水、海州等城献于南宋，请求宋军配合。

李璮的计划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两败俱伤，盘踞各地的汉人世侯一起举兵，宋廷北上，华北境内的汉人纷纷造反，一层接着一层的浪潮必然能掀翻蒙古人的统治。

理想越美好，现实就越残酷。

当李璮志得意满地攻陷济南城之后，突然发现浪潮并没有如期而至。阿里不哥放弃了和林，转而西征，忽必烈率领主力得以返回，直接杀了王文统。宋廷鞭长莫及，支援不及。汉人世侯大都在观望形势。就连山东的汉人听闻李璮造反之后，纷纷躲进山谷和城郭之中，“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

在蒙古骑兵的冲击之下，李璮很快退守济南。蒙古人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久而久之，济南城内无粮，士气涣散，随后蒙古军攻入城内。李璮见大势已去，跳入大明湖自尽，却没死成，被蒙古人俘虏之后，在军前被处死。

自此，割据山东的李杨集团宣告灭亡。

李璮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李氏掌控山东长达三十余年，理论上应该拥有民心，然而却无人追随。打出的民族旗号也收效甚微。

当时距离金朝灭亡已经快三十年，山东的秩序已然重建起来，没有人想要再经历一场战乱。造反的李璮并非救世的英雄，而是一个“和平的破坏者”。

李瑄失败后，有人曾对蒙古将领说：“璮逆党非土著，俱东南狂士。”虽然李璮在攻下涟水、海州之后，招揽了大量兵士，但山东人依然是“逆党”的核心，比如被诛的王文统。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不如就把李璮和东南狂士当成是替罪羊，山东人不必为战事买单。

如果大加杀戮的话，蒙古人就变成那个破坏秩序的“坏人”了。

南宋朝廷在李璮死后，追封他为太师，并赐给他庙号“显忠”，即便他的父亲曾经为乱淮海。宋廷想的是，借李璮之名，将更多的人能够聚集在“反夷”的旗帜之下。

这个旗帜底下聚拢了很多人，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但是，他们大都属于一个阶层——士。当我们的目光望向底层出身的李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民族意识的影响是如此之小。

我们在评价李全、杨妙真等人时候，总是假设他们面前有一个选择：夷，还是夏；是作为英雄死去，还是作为叛徒苟活；是历史的永垂千古，还是生前的荣华富贵？但其实，摆在他们面前的从来都只有一条路：利益。

或许在抗金的初期，李全会有一种英雄的感觉，但在南宋朝廷的排挤面前，他的民族大义根本没有落脚之地。

所谓民族，是那种想要成为民族的东西。也就是说，血缘、文化、种族是民族间区分彼此的基础，但是一个民族要想成立，这个民族的人必须要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们是一体的。

饱读诗书的士阶层可以很轻松做到这一点。可是除了士人之外呢？农民、商贩、工匠，在帝国体制之下，他们的义务是为这个国家缴纳赋税，他们的目标是生存、然后变得富有，他们的政治是“莫问国事”。

这个秩序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服从它并不是自觉的，而是对一个庞然大物的无可奈何。只有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才会通过起义来使得秩序松动一些。

民众对政治冷漠、臣子相互制衡，这不正是宋朝希望看到的吗？于是，在异族的入侵面前，南人猜疑北人，文人防备武人，百姓眼中只有生存，领袖眼中只有利益。

“华夷之分”不成功，是因为“上下之分”太成功。

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国家图书出版社，2009年

姜锡东：《杨妙真新论》，《文史哲》，2016年第1期

曹文瀚：《宋、金、蒙政局变动下的华北武装团体政治抉择研究》，《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