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进入深秋，革新举步维艰。

无论是文人士大夫还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均备受掣肘。

那些时代的精英，都想要大干一场。

但历史却让这句话变成了被动句。

这是一段萧瑟的历史，关于唐宪宗李纯的时代。

公元805年是一个多事的年份。

这一年，大唐两度换了新主人。正月，在位27年的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躺在床上（身体不好）当了皇帝，即唐顺宗。八月，唐顺宗“内禅”为太上皇，他的儿子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

权力转移的背后，是朝廷精英的起起落落。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间，一场被称为“永贞革新”的新政旋起旋灭，却对参与其中的人施加了毕生的影响。刘禹锡和柳宗元，这对当时政坛最有名的新星，似乎一夜之间，就从熠熠生辉、奋发有为的年纪，迈入了黯淡哀愁的中年。但是，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大唐坠落了两颗政坛新星，却升起了光耀千年的文坛双子星。

“天才成群结队地出现”，这句话用于形容中唐时期，可谓相当贴切。当时，涌现出白居易和元稹，以及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们都是八世纪的七零后。刘禹锡生于772年，白居易也生在这一年。柳宗元比他们小一岁。元稹生于779年，后来人称“诗奴”的贾岛也生在这一年。还有个韩愈，比他们稍大一些，生于768年，是个六零后。年纪更大的是五零后的孟郊，751年出生。

中唐是盛唐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主要表现为流派纷呈。上面点到名的人物，就都是中唐诗坛的扛把子，在他们中间，至少形成了三个迥然有别的流派：元白一派，韩孟一派，刘柳也算一派。

单说刘禹锡和柳宗元，两人合称“刘柳”，是各种文学排行榜的常客。刘禹锡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号，人称“诗豪”，此外他与韦应物、白居易并称“三杰”，与白居易合称“刘白”。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则主要在文章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与韩愈并称“韩柳”；他的诗其实也非常好，走陶渊明这一派的，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虽然赶上唐诗发展的新时代，但刘禹锡和柳宗元，当然也包括其他任何一个诗人，他们的初衷并不是要做一个好的文学家，而是梦想着做一个好的政治家。对于古代读书人而言，诗人并不是一个职业，做官才是。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经历太像了，以至于许多人读他们的传记，往往会把他们搞混。像到什么程度呢？像到让人怀疑上帝有意在他们身上做一个实验：同一段人生，赋予不同性格，会开出怎样不同的花。

他们在同一年考中进士。那一年，刘禹锡22岁，柳宗元21岁，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就像两块磁石互相吸引。此后他们虽然聚少离多，但心是粘在一起的。

他们都是家中的独子。

他们的父亲在大致相同的年份去世，他们分别返乡丁忧。

他们分别经过了朝廷的授官考试。

他们分别在京兆府下面的县做官。

他们一起进了御史台。

顺便说一句，在御史台时期，他们一起结识了比他们大四五岁的韩愈，三人过从甚密。最终因政治立场不同，韩愈虽仍与刘、柳保持友谊，彼此却越走越远。

在唐德宗暮年，围绕在太子李诵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东宫侍读王叔文、王伾（即史书所说的“二王”）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蓄势准备辅佐新君进行改革。刘禹锡和柳宗元均加入了二王集团，备受赏识。在李诵（唐顺宗）继位后，两人一个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一个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成为“永贞革新”的核心成员。而韩愈并不反对政治革新，只是因为对王叔文这个人素无好感，或者早已预见到这个政治团体不可能成功，所以没有选择站队到二王集团这一边。

唐顺宗继位前一年，韩愈由监察御史被贬为阳山县令。关于这次贬官的缘由，别人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韩愈自己怎么看。

韩愈在诗中写过这样的话：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

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

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也就是说，他严重怀疑，自己遭贬是因为刘禹锡和柳宗元把自己平时非议王叔文的言论，泄露给了对方，从而引来了对方的报复。

后世史家认为，韩愈被贬时，王叔文并未掌权，这是韩愈对刘、柳二人的误会。但这次误会，显然在他与刘、柳二人中间制造了隔阂。虽然多年后消除了误会，但韩愈与刘、柳已经不能站在同进退的阵营里。当二王集团掌权的时候，刘、柳也没有把韩愈召回朝廷。

刘、柳最终建立起最铁的友情，是因为他们不仅共事过，还选择了相同的站队。他们有一样的政治理念，一样的政治遭遇，一样的政治目标。他们的友情，是革命同志式的、牢不可破的友情。

“永贞革新”是一场短命的政治改革，历时100多天即宣告失败，跟衰病缠身的唐顺宗的上台与退位相始终。王叔文和王伾在领导改革之前并无丰富的政治实践背景，只是在各方势力斗争的空隙中找到了跻身要职的机会。唐顺宗身体每况愈下之时，二王集团在拥立太子问题上又出现了重大失误，他们并不拥护后来的唐宪宗李纯继承帝位。所以当永贞元年（805）八月唐宪宗继位后，这个革新集团的政治生命就彻底宣告终结了。

至于“永贞革新”的具体内容，反而不那么重要了，无非就是施仁政、发布赦免令、夺取宦官的禁军指挥权、打击藩镇势力等针对中唐政治困境的举措。这些事情，换了皇帝也依然会做下去。正如唐史大家黄永年所说，唐宪宗虽然收拾了王叔文集团，用人上“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在行政上有好些地方却是顺宗朝的延续。

由于“永贞革新”的失败来得太快，传统史书对两名主要领导者王叔文和王伾进行了污名化书写，讥讽他们为“小人”，导致后世绝大多数人对这场革新的成员并无好感。而深陷其中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得到了后世的叹息。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说，刘、柳二人是天下奇才，高才绝学，如果“不陷（王）叔文之党”，前途无量，一定是唐代名臣。

但放在现在，我们大可不必叹息刘禹锡和柳宗元的选择。他们当时是三十出头的热血官员，怀着“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柳宗元语）的雄心壮志，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政治革新之中。事实虽然证明他们还是太理想主义了，但至少他们努力过，奋斗过。

“永贞革新”的失败，演变成唐史中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唐宪宗上台后，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集团的八个核心成员，通通被贬为边远之州的司马。他们开始了苦难的人生旅程。

柳宗元被贬到了偏远的永州，一个盛产蛇虫野兽的地方，那里再往西南就是广西了。他是抱着痛苦赴任的，名义上是任司马之职，其实是作为朝廷官员的贬谪罪名，限定不能离境罢了。他天生是一个忧郁气质明显的诗人，心思细密，为人内向，常常想着自己的人生际遇就会落泪。

早年，他父亲柳镇得罪权臣被贬官，他去给父亲送行，父亲对他说：“吾目无涕。”虽然受了委屈，但父亲一滴泪也不流。父亲或许希望以自己刚直的精神，来影响自己的孩子。

长大后的柳宗元，改变不了自己的忧郁和悲观，但他学到了父亲的刚直和勇敢。他是一个正直、有骨气、有胆气的人。“永贞革新”那几个月，他仕途通畅，想投靠他做官的人很多，但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做交易。当王叔文失势后，大难临头，原先趋附革新集团的那些人巴不得赶紧作出切割。而柳宗元非常“不识时务”地站出来，借着替王叔文之母写墓志的机会，大胆地赞颂王叔文，讴歌革新。

人在顺境中，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他的真实品性的；但在逆境中，在大难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清楚一个人的品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即使穷途末路，依然固守节操和本分，小人身处逆境，就容易想入非非，胡作非为。柳宗元虽然忧郁和悲观，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到永州之后，柳宗元暂住在当地的龙兴寺。他开始写一些寓言诗，在诗中塑造褪羽的苍鹰、跛脚的乌鸦、待烹的鹧鸪等形象，它们都在现实的压迫下陷入窘境。明眼人都知道他真正在表达什么。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

云披雾裂虹蜺断，霹雳掣电捎平冈。

砉然劲翮翦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

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

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

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

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柳宗元《笼鹰词》

他有时候会反思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站队到底对不对。他给友人写信，承认自己“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意思是自己年轻气盛太单纯了，才导致今天的下场。但他只是想不开的时候自责，从未责备当年一起践行政治理想的同志们。

在永州的第二年，他在一场罕见的大雪中匆匆赶回寄居的龙兴寺，提笔写下了一首千古名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这是一首越咀嚼越有味的小诗，很多人读出了柳宗元的清高，而我读出了他的孤独。他太孤独了，理想破灭之后，只能偏居在远离帝都的小地方。或许只有来自朗州（今属湖南常德）的刘禹锡的书信，能给他带来一些慰藉和温暖。

很快，传来了他昔日的同志、“八司马”之一的凌准的死讯，加剧了柳宗元的愁苦。他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怀念凌准，最后坦诚地说“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我写这首诗不仅为你伤悲，也为自己伤悲：

恬死百忧尽，苟生万虑滋。

顾余九逝魂，与子各何之？

——柳宗元《哭连州凌员外司马》

他“乐死而哀生”，羡慕凌准一死而得到了解脱，自己则还要在人间被万千忧愁与孤独包围。

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母亲和女儿在四五年内相继于永州病逝。他的女儿叫和娘，死时只有10岁，临死时抓着父亲的手，请求不要把她葬在山上，她害怕那里有蛇虫野兽。那一刻，柳宗元凄凉而绝望。

30多岁的年纪，柳宗元已经衰病缠身，老气横秋。这也埋下了他后来早逝的病根。他常常半夜失眠，或被噩梦惊醒，只好起来走啊走啊，走到了天亮。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柳宗元《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直到在永州待了5年后，他才放弃了返回长安的奢望。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

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柳宗元《冉溪》

他开始流连于当地的山水。他从龙兴寺搬出来，在冉溪边筑室而居，有在此终了余生的意思。他将冉溪改名为“愚溪”，并用于自称。也许是自嘲，也许是希望自己能做到大智若愚。

当柳宗元来到永州的时候，刘禹锡被贬到了朗州，一个跟永州一样僻远蛮荒的地方。

如果说柳宗元是一个忧郁诗人，那么，刘禹锡就是一个豪迈诗人。他的性格恰好与柳宗元形成了互补。虽然都是遭遇政治前途的毁灭性打击，但在一样的苦难面前，柳宗元的悲观映衬出了刘禹锡的乐观。

这个“没心没肺”的刺头，在离开长安之前就写诗表达他的心情，哪怕政治革新失败了，他也不会向任何人低头：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

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刘禹锡《咏史二首·其一》

咏史以明志，他在诗里赞赏了汉代那位不愿抛弃旧主、趋附新主的任少卿，实际上是向世人昭示，他自己也是一个“心如砥柱”、绝不会趋炎附势的人。

跟柳宗元一样，身在贬谪地的刘禹锡写起了寓言诗。不同的是，柳宗元的寓言诗，处处在吐露和舔舐自己的伤痕，而刘禹锡的寓言诗，却像是一个永不言败的战士，依然举着长矛对准了他所厌恶的小人。

在他的笔下，革新集团的政敌变成了夏夜喧嚣的蚊子、飞扬跋扈的飞鸢、巧言善变的百舌鸟。

沉沉夏夜兰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

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

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听者惑。

露花滴沥月上天，利觜迎人著不得。

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

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

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刘禹锡《聚蚊谣》

别看这些蚊子现在叮人吸血闹得欢，等到天气一凉，就要被象征光明火种的萤火虫（丹鸟）吃光光了。

其实，像柳宗元一样，刘禹锡在朗州的日子也不好过。清苦贫寒不说，他的妻子薛氏在到朗州的第八个年头病逝，他只能一个人吞咽生活的苦涩，照顾80多岁的老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子女。他只有在给妻子的悼亡诗中，卸下他的铠甲，流下他的眼泪。

悒悒何悒悒，长沙地卑湿。

楼上见春多，花前恨风急。

猿愁肠断叫，鹤病翘趾立。

牛衣独自眠，谁哀仲卿泣？

郁郁何郁郁，长安远如日。

终日念乡关，燕来鸿复还。

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

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

——刘禹锡《谪居悼亡二首》

当然，短暂的低落和悲哀，不会掩盖他豪情万丈的生命底色。他又昂起了头。像苍鹰等待搏击长空，像孤桐撑起一方天地。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秋词二首·其一》

自古以来，世人眼中的秋天都是萧瑟寂寥的。但他刘禹锡的秋天不一样，是孤傲的，是倔强的，是比春天更美的，是诗情画意的。

这条不屈的灵魂，就这样在朗州撑了10年。

整整10年之后，刘禹锡和柳宗元相逢于返回帝都的路上。

元和十年（815），在宰相韦贯之等人的争取下，朝廷解除了对“八司马”的严苛禁令，将刘禹锡、柳宗元等五人召回长安。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他们就回到了魂牵梦萦的长安。

柳宗元写下了他一生中最欢快的诗之一：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然而，来不及庆祝，柳宗元和刘禹锡就遭遇了更为致命的打击。他们回到长安正值春天，桃花盛开，遂相约赴长安城南的玄都观赏花。向来心高气傲的刘禹锡借赏桃花之事，写诗讽刺当朝权贵：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诗的表面是说，玄都观里这么多秾艳的桃树，都是我老刘离开长安的10年间新栽的。实际上，刘禹锡是把满朝新贵比作玄都观的桃花，讽刺他们是在排挤自己出朝的情况下才被提拔起来的。

这下捅了马蜂窝。

朝中大多权贵本来就竭力阻挠“八司马”还朝，便抓住刘诗“有怨愤”的把柄进行新一轮打击。

可怜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回到长安还不到一个月，又同时被调任为边远之州的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实际上遭到了比10年前更为沉重的打击。

对于冲动惹祸的刘禹锡，柳宗元没有半句怨言，收拾行囊就准备前往柳州。当他得知刘禹锡要去的播州（今贵州遵义）比自己的柳州更远、更蛮荒时，心思细密的他立即上奏，请求与刘禹锡对调任所，“以柳易播”。理由是，他不忍看到挚友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颠簸于西南绝域，希望能够稍移近处，让老人家少受点苦。

唐宪宗起初对柳宗元表现出来的朋友义气很生气。幸好御史中丞裴度从中斡旋，好说歹说，终于使皇帝同意改授刘禹锡为条件好一些、距离近一些的连州（今属广东清远）刺史。

而柳宗元为了挚友，“虽重得罪，死不恨”的精神，至今仍十分感人。数年后，韩愈为死于柳州的柳宗元写墓志铭时，专门提到这件事并无比感慨地说：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有些朋友，平时吃喝玩乐，指日赌咒说绝不背弃对方，说得跟真的一样。一旦面临利害冲突，哪怕仅仅可能会损害自己的一点点小利益，便翻脸不认人，落井下石。为朋友两肋插刀，说说而已；为利益插朋友两刀，真的如此。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人啊。韩愈感叹，这些人听到柳宗元的节操和义气，应该会感到一丝惭愧吧？

刘禹锡与柳宗元结伴离开了长安，奔赴各自的贬所。到衡阳分别时，两个饱经忧患的老友老泪纵横。一般人临别，互相写一首赠别诗就算情深意重了。而刘、柳分别给对方写了三首赠别诗。两人在诗里约定：如果有一天皇帝恩准咱们归田隐居，咱俩一定要成为邻居，白发相伴，共度晚年。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柳宗元《重别梦得》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

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

——刘禹锡《重答柳柳州》

时间最终残酷地剥夺了他们的约定，衡阳一别，竟成永诀。

4年后，元和十四年（819），在柳州种柳树、行仁政、有口皆碑的柳宗元，再次等来了皇帝的大赦，但召他还京的诏书尚未到达柳州，他已经病逝了。半生凄苦，年仅47岁。

同年，护送老母亲灵柩还乡的刘禹锡，在衡阳接到了柳宗元的讣告和遗书。他“惊号大哭，如得狂病”。这个一生刚强的人，彻底崩溃了。余生，他有一大半的原因是为柳宗元而活着。

柳宗元在遗书中，将他最看重的两件事——他的子女和他的著作——都托付给了刘禹锡。刘禹锡将柳宗元的子女视如己出，抚养成人，多年后，其中一个儿子考中进士。他将柳宗元的诗文编纂成集，让那些光芒万丈的文字得以流传千古。完成这些的时候，刘禹锡也垂垂老矣。

53岁时，他写下了经典名篇《陋室铭》。56岁那年，他再次得到回京的圣旨。途经扬州，在一场宴席上，他与白居易不期而遇，顿时老泪纵横。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人老了，泪点低了，但他的倔强和精气神还在。或许他只是在热闹的场合，想起了死去多年的老友。

回到长安，刘禹锡又去了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

以前他不怕写讽刺诗，现在他更不怕了。若是再遭贬，他亦不后悔，不平则鸣，他依然是那个直来直去的刘禹锡。他坚信，柳宗元若还在，也会毫无怨言地开始收拾行囊一起走。

又两年，刘禹锡第三次被排挤出朝廷，或者说，是他自请外任苏州刺史。

史书说，刘禹锡晚年“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他一辈子不得重用，却凭借诗名，与朝廷大僚唱和往来，率性自为。他一直活到了71岁，熬过了唐宪宗，熬过了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熬到了唐武宗会昌二年（842）。

临死前一年，他获得了检校礼部尚书的虚衔，但他还是常常念叨他的老友：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刘禹锡《岁夜咏怀》

年轻的时候，他和他一生的挚友柳宗元，被认为是大唐最有前途的政治新星。然而很快就被残酷的政争，遮蔽了光芒。尽管大半生颠沛流离，但他们都没有怂。他们重新燃烧，用诗歌和文章，发出了更亮的光。这真是“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永贞革新”的失败，意味着继位的唐宪宗依然要面临安史之乱以来的帝国顽疾，包括宦官权力问题、藩镇割据问题，以及朝廷上的朋党之争问题。这里，我们先讲一下宦官问题。

李辅国在肃宗时代抵达了唐朝宦官所能触及的高位。唐肃宗死后，李辅国又拥立了唐代宗，从而延续他的权势。得意忘形之下，他甚至对新皇帝说：“大家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此后，他终于得到了心心念念的宰相之位，可谓荣宠无比。但唐代宗和唐肃宗不同，和李辅国并没有多少私人的交情。这位新皇帝很快对他起了戒心，表面上尊其为“尚父”，暗地里卸了他的兵权。没了爪牙，李辅国的宰相之位也被罢免。他想要进入中书省给皇上写谢表，守门人却说：您现在不是宰相，不能进。

李辅国绝望地说：“老奴死罪，事朗君（皇帝）不了，请于地下事先帝。”唐代宗不想公开杀他，派刺客取了李辅国的首级，丢进了厕所。事后，皇帝用一个木制的首级来葬李辅国，追赠太傅，谥号为丑。

到头来，李辅国也只是比高力士多走了一步而已。宦官权力的制度化，得等到宪宗时代才算实现。

元和五年（810），金吾大将军卢从史与藩镇王承宗相互勾结，图谋不轨，宰相裴垍知道后，劝宪宗要早做提防。唐宪宗听到之后非常惊讶，思考了许久，同意了裴垍的计划。裴垍劝宪宗不要声张，秘密进行。宪宗回答：“此唯李绛、梁守谦知之。”

论权势，梁守谦一定比不上李辅国。但是，梁守谦比李辅国更像一个大臣。元和年间，每当皇帝要商议大事的时候，梁守谦多半会与宰执大臣站在一起，共同议政。他并没有外朝大员的身份，却依然能进入决策层，只因他是枢密使，一个只由宦官担任、皇帝钦定参预政务的官职。

梁守谦不用费尽心力去争取什么兵部尚书、中书令之类的职位，只要他是枢密使，皇帝议事的时候自然会让他参与，这叫做制度。而他的前辈高力士、李辅国们的崛起，更多是宦官个体伺机壮大自己的实力。他们一旦倒台，权势就散了。做个简单的类比，一个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当上了宰相，这代表不了什么。如果每年都有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源源不断进入政坛，就非常可怕了。这群人虽然免不了内斗，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面对武人、宦官、外戚乃至于皇帝之时，他们往往能拧成一股绳。这样，读书人的权力才能长久。宦官自然也要有自己的“科举制”和“任官制”。

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个宦官是如何走上政治舞台的。

唐朝是一个南部大开发的时代，来自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源源不断汇入长安，这其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商品：人。当时，闽广等边陲地区的人口贸易十分兴盛，被掠卖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属于被阉割的童子。这群童子在踏上北上的旅途之时，命运的分岔就已经产生。他们之中，大部分是被卖或者被抢掠而来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地方官员进献的阉儿。地方官员进献阉儿本意是讨皇帝欢心，必然挑选聪明伶俐的孩子，进行培训后，再送入宫中。比如高力士，就是岭南讨击使李千里所进献的阉儿。他入宫之后，自然能够得到好的差事。那些没有背景的，只能干最苦最累的仆役。

关中一带也是阉儿的重要来源地。德宗、宪宗时期，皇帝有意启用宦官参与国政，为了提高宦官的文化程度，特意从长安中小官吏、禁军或平民子弟中选择聪明伶俐者入充宦官，即所谓“良胄入仕”。许多上层宦官也会把自己的养子送入宫中。

机会总是流向那些不缺机会的人。有背景的阉儿入宫之后，往往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当时，内侍省置宫教博士二人，课程包括经、史、子、集、老庄、诗歌、书法、律令、棋艺、筹算等，与国子监教授学生的课程几无差别。博士由饱览群书的宦官担任，比如高力士、吐突承璀等人。

因此，宦官精英基本上都学富五车、才干出众。考之历史，这些人无一不是从低级职事干起，在宫内当差数年，到了弱冠之年，如果显示出才干，或者背景深厚，就能获得官阶。他们就像科举高中的状元榜眼，分配到一个要职，干个几年，很快便升官，一旦得到皇帝的赏识，年纪轻轻就能手握大权。

当然，大部分阉童没有文化，也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升迁的机会自然也少，一生只能在内廷蹉跎。

宦官出人头地之后，就不可能干那些养马、扫地、看门之类的粗活了。在皇帝的有意扶持下，他们的“职业选择”非常多。

最有权势、地位最高者莫过于枢密使。枢密使本来只是传话的宦官，他的工作就是把大臣的奏章呈给皇帝，再把皇帝的命令传给大臣。高力士干的就是这活，只不过由于唐玄宗怠政放权，高力士便能利用职务之便参预政务。到了宪宗一朝，枢密使执掌机要成了制度。

次一点的比如监军使、观军容使、宣徽使。前二者可以随军出征，监视藩帅。后者则是整个宦官系统的大总管，可以支配内廷财政。再次一点还有弓箭库使、军器使、十王宅使、飞龙使、五坊使、园苑使、营田使、梨园使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唐代宦官担任的使职多达50余种，大到军国重事之裁决，小到狗马鹰隼之管理，几乎无事不统，无事不辖。

宦官毕竟是皇帝的家奴，直接担任外朝官职有点不合规矩。中唐以后，皇帝便给宦官头上冠以诸使的名号，他们便摇身变为皇帝的特派员，堂而皇之地走到政治舞台之上。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枢密使的权力明显与宰相重叠，可视作另一个宰相。外朝有翰林院，那么内廷就有一个翰林院使；外朝有礼部，内廷就有一个礼宾使；外朝有军器监，内廷就有一个军器使；外朝有将作监，内廷就有一个内作使……外朝官僚有品、阶、勋、爵之区分，宦官也有。外朝官僚可以休假、丁忧离职、致仕，宦官也可以。外朝官僚享有追赠父母、封妻荫子、赠官、追谥的特权，宦官也有。谁还说宦官不是官呢？

东汉、唐、明是宦官猖獗的三个时代。东汉与明两代的宦官，要面对一个喋喋不休的反对派。在汉是“党人”，在明是东林党人。而唐代仅有一两次昙花一现的翦除宦官行动，官僚集团普遍缺乏反抗的动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宦官已经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了。除了身体的缺陷和内心的自卑以外，一个宦官精英和一个外朝官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既然唐朝已经拥有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为什么还要再制造一个官僚化的宦官集团呢？

帝制中国时代，臣子的权力来源于皇帝，而信任又是权力的基础。在唐朝，一个人的官职，往往并不能代表他的权势。比如尚书省的长官，按照唐初的制度设计权力应该很大，但他多半就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小角色。实际上，一些更能得到皇帝信任的人物，才能掌握决策权。

离皇帝最近的人，就是宦官了，特别是枢密使，天天都要见面。第二近的就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负责草拟诏书，工作场所就在宫禁之内，皇帝有什么问题，便会把他们喊过来询问。相比之下，外朝的官员与皇帝非常疏远，见面大都是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

就比如上文提到的情节，唐宪宗得知朝中有人与藩镇勾结，打算找两个人商议此事，一个是梁守谦，枢密使；另一个是李绛，翰林学士。

早在建中四年（783），唐宪宗的祖父唐德宗就意识到，外朝的官僚已经不足以支撑起李家王朝。当时，泾原兵叛乱，他“召近卫，无一人至者”，只有几个宦官和亲王相随。这样的朝廷，怎么能够应对藩镇以及外族的威胁呢？皇帝不信任外廷，于是只能发展自己的内廷。梁守谦的得势，正是德宗、宪宗张扬皇权、重振帝国的产物。

梁守谦在德宗一朝以良胄身份进宫，弱冠之年即受重用。宪宗即位后，梁守谦任翰林院使，他与文人相处非常融洽，宪宗朝有三位宰相裴垍、李绛、李吉甫，都是梁守谦在任期间进入学士院的。或许，宪宗正是看重梁守谦这一点才提拔他为枢密使。如果要建立一套新的统治班底，最好还是和谐一些好。

元和十一年（816）冬，淮西之役进入最焦灼的时刻，唐宪宗派出梁守谦到前线督战。在此之前，梁守谦根本没有离开过京城，也没当过监军使。皇帝身边的枢密使都来了，足以证明唐宪宗孤注一掷的决心。梁守谦带着五百份空着姓名的委任状和无数金帛，这是一个信号：想要荣华富贵，就打赢眼前这该死的仗吧！

正是梁守谦在北线督战期间，战事有了重大突破。元和十二年（817）四月初，唐军在郾城大败淮西军。郾城距离蔡州城不过五十里，这场战役引起吴元济的恐慌，也为后来李愬奇袭蔡州埋下了伏笔。战后，无论是偏向文人的韩愈《平淮西碑》，还是偏向武人的段文昌《平淮西碑》，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梁守谦监护诸军的功劳。

梁守谦在帝位交接之时也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史书里常说，元和以后，唐朝宦官操纵了皇帝的废立。这个说法只说出了一部分的事实。学者李树桐在其《唐代帝位继承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唐代前期帝位的继承更不稳定，武力夺权属于常态；反而唐后期较为稳定，皇位大多都由最有资格的人选继承。文宗之后，才出现了不正常的帝位继承现象。

其实，每个皇帝死亡，都会引起政局动荡。这时，就需要一个重臣站出来主持朝局。这个角色要是士大夫，大家认为理所当然。可是这个角色换成宦官，撰史者就要口诛笔伐了。

宪宗因服用丹药而导致病危，朝廷内外都认为太子李恒是合法继承人，包括梁守谦。另一个宦官吐突承璀想要发起挑战，另立太子，然而没成功，事后还遭到了清洗，唐朝政权平稳过渡到唐穆宗手中。梁守谦的墓志记录了此事：“时皇帝（宪宗）升遐，宗社未定，公首册储贰，肃清宫闱，又加宠命。”说明梁守谦是唐穆宗的坚实后盾。

敬宗的暴毙才是真正坏规矩的大事。细究历史，我们会发现，谋杀敬宗的人都是侍奉敬宗起居和陪他玩耍的亲信。这些宵小之徒想要专断皇权，宦官上层自然不可能同意，于是梁守谦和裴度再度合作，不费吹灰之力剿灭乱党，拥立了唐文宗李昂。

如果抛开梁守谦的宦官身份，以他历事德、顺、宪、穆、敬、文六朝的经历，绝对担得起国之重臣的名号。文宗一即位，年仅49岁的梁守谦就致仕了，以最体面的方式走下政坛，几个月后暴死于家中。

梁守谦死时，不会想到仅仅数年之后，宦官们掀起了更大的风浪。

清晨，长安城。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样骑着马，走在上朝的路上。但他不知道，潜伏在不远处的刺客，正在酝酿一起针对他和大唐帝国的惊天阴谋。

这是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六月初三。这一天，武元衡带着两名仆人，主仆三人从长安城靖安坊家中出发赶赴早朝。然而，刚出靖安坊坊门不远，从街边水沟的树后突然蹿出一名刺客，一箭射倒了武元衡的一名仆人；与此同时，第二名刺客则用大棒猛击武元衡的左腿，并将另外一位马夫击倒。随后，刺客将武元衡掀下马来，将其杀害，割下他的头颅后扬长而去。

大唐宰相竟然在帝都长安城中被公开杀害，凶手还残忍地割去首级留下无首尸身示威。随着武元衡仆人呼救声的传开，这个消息迅速震动了整个长安城。获悉消息后，唐宪宗立马下令取消当日早朝，并迅速召集其他宰相商议对策。

但事情还没完。

紧接着，又一个消息传来，御史中丞裴度也在长安城的通化坊外遇刺。遇刺过程中，裴度被刺客共击砍三剑。所幸随从王义舍身掩护，刺客在砍断王义的右手后，看到裴度跌入路边的水沟，以为裴度已死，于是迅速离去。

刺客竟然在同一时段，对两位朝廷重臣发起刺杀。一时间，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唐宪宗下令封闭各个城门实施戒严，并出动禁军护卫其他宰相出入。为防万一，长安城中其他官员纷纷带着家仆和武器出行护卫。坊间流言四起，唐宪宗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禁军和京兆府等各路机构开始全力搜捕刺客，但刺客毫不畏惧，仍旧胆大妄为，他们在长安城中散发纸条，威胁查案人员称：“毋急捕我，我先杀汝！”态度如此嚣张，让人感觉到了某种诡异。

武元衡对自己的遇刺，或许也有某种感应。

武元衡是建中四年（783）的科考状元，往上追溯，其曾祖父武载德是武则天的堂兄弟。武元衡天资聪颖、才华横溢，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才情、文学更是被同时代的韩愈、白居易、元稹所赞叹。尽管出身贵戚家族，但武元衡刚正不阿，唐德宗时期升迁至御史中丞，掌管监察执法，经常与唐德宗咨议国事。有一次，唐德宗私下跟近侍说：“这人真是有宰相的才能啊！”唐宪宗即位后，才华出众的武元衡果然升任门下侍郎平章事（宰相）。

就在被刺杀的前一天，武元衡刚和唐宪宗商讨过淮西战事。一年前（814），唐宪宗力主出兵征讨割据叛乱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但满朝文武应之者寥寥，只有武元衡和裴度等极少数人始终支持唐宪宗。此时，平定淮西割据的战事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但是围攻淮西的十几万中央军和地方军却玩寇自重，希望得到朝廷更多的赏赐，而作为各路军队统帅的宣武节度使韩弘更是心怀鬼胎。《旧唐书》载，“（韩弘）常不欲诸军立功，阴为逗挠之计。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

在韩弘等将帅和兵士看来，只要淮西战役继续打下去，就可以不断拿到朝廷的丰厚俸禄和赏赐，而且藩镇不平，则藩镇之间可以结成一种默契的均衡来对抗中央，从而维持分裂的局势。否则，荡平一个藩镇后，谁能保证自己的藩镇不是下一个目标呢？

对于朝廷主和派的阻挠，以及前线军队将帅的鬼胎，全力主持削藩战事的武元衡自然知道自己触犯的利益面之广，但这位试图协助唐宪宗实现大唐中兴伟业的铁血宰相，始终以毅然决然的态度在推进平叛战争。

在武元衡遇害前一天，他的宰相府中，来了一位成德进奏院的说客。

当时，各个藩镇在长安城和东都洛阳都有自己的办事处，称为“进奏院”。成德进奏院就是位处河北的藩镇成德镇的驻京办事处。

作为淮西周边的藩镇，在成德镇节度使王承宗看来，成德与淮西唇齿相依，如果朝廷剿灭了淮西的吴元济，那么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成德。虽然王承宗在五年前对抗唐朝中央军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他深知，想要长期、持久地对抗中央军是困难的。因此，他通过驻扎在长安城进奏院中的各路人马四处贿赂打点，游说各级官员主和停战。

然而，尽管多次试图贿赂游说武元衡，但清廉刚直的武元衡就是“油盐不进”，始终力主削藩平叛，对此，王承宗对武元衡恨得牙痒痒的。

武元衡被害前一天，王承宗又派出下属尹少卿前往宰相府进行游说，想让武元衡劝说唐宪宗停战讲和。在受到武元衡的训斥后，尹少卿临走前还恶狠狠地出言威胁武元衡。

或许是有感于削藩大业的艰难，在遇害的前一夜，武元衡写下了一首很有谶语意味的诗《夏夜作》：

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

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

第二天清晨，出门早朝的武元衡在路上遇刺身亡。

宰相被杀后，兵部侍郎许孟容流着眼泪对唐宪宗说：“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宰相遇害横尸街头，却抓不到凶手的，这实在是朝廷之耻！”

而在重伤昏迷数日后，坚决主战的御史中丞裴度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人传话给唐宪宗说：“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

许孟容和裴度的话，让几日来一直被文武百官的畏缩情绪所困扰的唐宪宗终于下定决心：“我用裴度一人，足平恶贼！”

随后，唐宪宗下令将裴度晋升为宰相，接替武元衡一职继续主持削藩战争。唐宪宗还下诏追捕凶手，并悬赏称，谁能捕得凶手，可授五品官，赏钱一万贯。

长安城展开了全城大搜捕。六月初七，也就是武元衡遇害后第四天，有人奏称，在事发前曾经威胁宰相武元衡的成德进奏院中，有一个名叫张晏的吏卒跟事发当天凶手的身影很相似。尽管没有明确证据，但唐宪宗还是命人火速将张晏缉拿下狱拷问。对此，刑事部门反馈的结果是，张晏经过审讯，已经承认自己就是杀害武元衡的凶手。

真相似乎已水落石出：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担心淮西被平定，“唇亡齿寒”，所以在多番诬陷、贿赂、威胁武元衡和裴度不成后，最终痛下杀手，指使成德进奏院的吏卒张晏等人行刺二人。

可案情似乎并没这么简单。部分朝臣要求继续彻查此案，但鉴于连日来的大搜捕和戒严使得整个长安城人心惶惶，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安抚人心，在武元衡被刺后第25天，六月二十八日，唐宪宗下诏将张晏等人以凶手名义公开处死。案件就此了结，长安城中人心也开始回稳。

而在唐宪宗看来，虽然证据仍显不足，但他想要的“凶手”就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唐宪宗继位以来，先后平定了试图作乱四川的刘辟，以及为乱陕西靖边一带的杨慧琳；随后又挥兵出征，平定了盘踞今江苏镇江一带的镇海军节度使李琦。唯独在元和四年（809）征讨成德镇的战争中，唐朝官军接连失败，无功而返，使得唐宪宗一度颜面扫地。

无论是从平定藩镇割据、恢复大唐伟业，还是从重拾帝王尊严的角度，唐宪宗都一定要拿下成德镇。眼下，成德镇节度使王承宗最符合他想要的“凶手”定义，况且王承宗也确实狡猾凶悍，不仅割据在外，还贿赂满朝文武，阻止国家平乱大业。所以，“凶手”就是王承宗了。

鉴于征讨淮西的战争仍然僵持不下，为避免双线作战，唐宪宗在裴度和群臣的建议下，放弃了立即征讨成德镇的想法。在对外颁布的《绝王承宗朝贡敕》中，唐宪宗指出：“（王承宗）潜遣奸人，窃怀兵刃，贼杀元辅，毒伤宪臣……但绝朝贡，未加讨除。”

言外之意，朝廷暂且隐忍不发，但削藩大业终将步步推进。

尽管张晏等人被处死，但真凶并未落网，一场针对大唐帝国的更大阴谋，也酝酿待发。

武元衡遇害前一年，元和九年（814），唐宪宗发起了讨伐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战争，这让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心急如焚。有感于唇亡齿寒，王承宗四处出击，通过贿赂、恐吓、威胁等各种手段，试图迫使唐朝中央放弃削藩战争。与此同时，李师道更是秘密派出军士，烧毁了唐朝中央储存江淮财赋的河阴转运院，烧掉钱财布帛三十多万缗匹，谷物三万多斛，这使得征讨淮西的唐朝官军军心大动。但即使遇到这样的困难，唐宪宗也不肯放弃征讨淮西的战争。

一计不成，李师道又开始酝酿新的阴谋。经过长期准备，他在东都洛阳附近招揽了几千人马，打算趁唐朝官军主要集中在淮西前线、后防空虚时进攻洛阳，希望以此“釜底抽薪”，瓦解淮西前线官军的军心。

就在这场阴谋即将发动之际，没想到事有不巧，李师道下属中有个士卒因为受到处罚，转而投降官军，并供出了李师道的惊天阴谋。洛阳留守吕元膺随后紧急平叛，并捉获李师道属下的两个军将訾嘉珍和门察。訾嘉珍和门察在供认计划袭击洛阳的同时，还供出了当初指使刺杀武元衡和裴度，也是李师道所为。

真凶意外曝光。获悉消息后，唐宪宗再次隐忍不发，因为他知道，无论真凶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亦或是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在淮西没有平定之前，朝廷只能强忍着，以避免多线作战。

唐军当时确实困难不少。平定淮西的战争从元和九年（813）一直打到元和十二年（817），四年间唐朝的财政负担越发沉重，但各个将领之间，以及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则互相观望，玩寇自重，以致战争进展甚微。在此情况下，元和十二年（817），裴度向唐宪宗请求亲自前往前线督战。

临行前，裴度对唐宪宗说：“臣若顺利破贼，必有面圣之日，如果不能成功，定无归阙之期。”

裴度以必死决心请求督战，唐宪宗当场流下了眼泪。

在裴度的统领下，原本一盘散沙的唐朝官军开始相互配合。而忠武节度使李光颜有感于裴度的知遇之恩，也对淮西吴元济的军队发起了猛烈进攻，迫使吴元济将军队主力调往北线应战，导致淮西南线防守空虚。

同年十月初十，名将李愬亲率九千精兵，冒着风雪连夜挺进淮西南线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一举擒获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终结了淮西为时三十多年的割据叛乱。

淮西的平定，极大震动了全国各地藩镇，各个藩镇纷纷表态愿意归顺唐朝中央。横海节度使程权奏请听从朝廷任命入朝为官，并献出了沧州、景州（今河北景县）；幽州节度使刘总也上表请求归顺，其本人甚至削发为僧，挂冠而去……见到各个藩镇纷纷归顺，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亦上表请求改过自新，并向朝廷献出了德州、棣州（今山东惠民东南），还将两个儿子王知感、王知信作为人质送到了长安。

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唐宪宗命令各路唐军共同讨伐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一年后，迫于唐朝官军压力，平卢淄青发生内乱，李师道父子被部下斩杀，父子两人首级被传送长安。至此，这位下令刺杀武元衡和裴度的嚣张军阀，终于落网伏法。

李师道被杀后，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持续六十多年的藩镇割据，基本消失，“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唐宪宗历经14年努力，终于暂时平定了藩镇割据，故史称“元和中兴”。

历史不仅有宏大叙事，还有个体命运。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后，诗人白居易也卷入了此案中。

武元衡遇刺时，白居易刚好就走在武元衡主仆后面，成为了事件的第一目击者。惊睹惨状的白居易义愤填膺，紧急向唐宪宗写了封奏折，请求尽快缉捕凶手。

诡异的是，当白居易主张全力缉凶的时候，为求自保而沉默的满朝文武不仅不讨伐凶手，反而群起攻击白居易以太子左赞善大夫的闲职，竟然敢来干预朝政发表议论，实在可恶至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年，白居易44岁，人到盛年。他母亲四年前去世，所以他刚丁母忧服满后补官不久。由于朝中没有人援引，他只是得了个闲官——太子左赞善大夫，即所谓“宫官”，太子宫内的官，不管实际政治上的事。母丧之前，他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是皇帝的近臣。向皇帝提建议，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习惯。

白居易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官，所以他也算出身官宦之家。但在唐代，除贵族和高品官外，官员并不能给后代庇荫，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也会有很大的升降变化。在父亲去世后一段时间，白家的经济状况就一度陷入窘境。当时白家在符离（今属安徽），因遭遇江淮水灾，白居易不得不往长兄白幼文任职的浮梁索米求救。

家贫多故，衣食维艰，前程如梦。可以说，白居易的青少年时期过得还是相当愁苦的。

他后来追认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为自己的近祖，实际上是瞎编的。目的是在注重门阀的时代，以此自高其姓氏与门第。但他如此在意自己的出身，不惜附会世系，杜撰郡望，可能也与青少年时期作为寒族子弟的不愉快经历有关。

只有在科举路上顺风顺水的时候，白居易才会不无自得地强调，他完全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全靠实力取得成功。多年后，他在给好友元稹的书信中，回忆当年为考进士到底有多拼，白天和黑夜都在读书，废寝忘食，以至于内分泌失调，口舌生疮，皮肤无光泽，年纪轻轻就齿发衰白。

好在命运总会眷顾拼命的人。唐代考进士很难，有句俗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9岁，白居易就考中了进士。这是相当了得的成就，以至于他一度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在同时考中进士的十七人里面，他最年轻。此后，他的考霸地位不可撼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三登科第”，顺利得到官职——秘书省校书郎。经历多年的困顿漂泊后，终于在帝都定居下来。

武元衡被刺后，白居易不顾自己东宫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上书言事，亟请捕贼雪耻。后来，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越权站出来。

他说，国辱臣死，这样前所未有的事，就算职位再卑微，也不当默默，而应倍感痛愤。

其实，早在六年前，白居易就对包藏祸心的李师道有过看不过眼的事。当时，李师道奏请用私人钱财收赎太宗朝名臣魏徵的旧宅，以此为自己树立形象，捞取政治资本。对此，唐宪宗宣称“甚合朕心”，并让时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撰写《与师道诏》。白居易借写诏书的机会，表达了他的意见。他说，魏徵是先朝忠臣，其宅第是唐太宗特赐，李师道是什么人，竟有资格收赎魏徵旧宅？他建议，收赎魏徵旧宅这件事，不能让李师道参与，而要中央以官钱收赎，归还魏徵后人，以表彰忠臣。

史书记载，白居易的意见最终被采纳。这才避免了世代叛逆的李师道，出钱为忠臣魏徵的后裔济穷这么讽刺的事情发生。

然而，这次面对李师道指使的刺杀宰相案，朝臣们的所作所为却远远出乎白居易的意料：他们对刺杀案沉默不语，但对白居易的仗义执言却一点儿也不沉默。

他们安在白居易身上的第一个罪名是，宫官不当先谏官言事。就是说，谏官没讲话，他却先讲，不应该。

这基本是一条莫须有的罪名。白居易后来申辩说：“朝廷有非常之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意思是，我自认所作所为出于忠愤，你们说我狂妄，那也无所谓，但要以此给我加罪名，确实就过火了。

然后，平素憎恶白居易的人，拿他四年前去世的母亲做文章，给了他另一条罪名：伤名教。这些权贵诬陷“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

名教，即是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这种恶毒的毁谤，目的是构陷白居易犯了有悖人伦的“不孝”大罪。

白居易的母亲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确实是堕井而死。不过，白居易对母亲十分孝顺。他当年高中进士后，未参加完长安城的一系列庆祝仪式，就赶着回家，为了将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母亲。

权贵的中伤，使得白居易有口难辩，悲愤莫名。

最终，白居易遭到贬官。先是叫他去做长江以南边远地区的刺史，接着，一个叫王涯的中书舍人落井下石，说白居易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长，于是追回前诏，改作“江州司马”。

这次遭贬谪的经历，几乎完全改变了白居易的人生走向。在谪迁中，他常常以“忠而被谤”的屈原、“明时见弃”的贾谊自况，可见其承受的冤抑与忧愤是何等深重。

那么，朝中权贵为什么要集体为难白居易呢？这得从他从政后犀利的政治态度说起。

经由科举进入仕途的白居易，起初是幸运的。他以卓越的文学才能蜚声朝野，很快就被擢居皇帝近职，能够以左拾遗和翰林学士的双重身份参与朝政。唐宪宗一开始对他很赏识和信任。他提出的一些刷新政治的举措，也得到了采纳。

作为中唐最负盛名的诗人，白居易干预时政的手段，除了谏章、廷议之外，还有大量的政治讽谕诗。

或许，正是这些讽谕诗，让白居易四面树敌。

他在给元稹的信里说：“闻《秦中吟》者，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随便找一首，感受下白氏诗风：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轻肥》

全诗描述权贵的奢靡生活，直到最后两句，触目惊心。人间冰火两重天。

白居易的讽谕诗，风格大抵如此，因此几乎把权贵朝臣都得罪光了。

人家写诗，多的是风花雪月，而白居易却写成了匕首投枪。终于，他也为自己的不为身谋、不识忌讳、勇于言事，赌上了政治前途。那些曾被他指名道姓公开抨击，或曾以某种类型的恶德出现在他诗中的政敌们，逮住机会，联合起来，让白居易有多远滚多远。

官场险恶，人过四十的白居易才算第一次深深地领教到。而且，更让他绝望的是，明知官场险恶无理，没有背景的人却永远无能为力。他的思想，在经历此次贬谪后，急遽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他在诗中，写尽了这种无奈而现实的转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这些“忏悔诗”带有浓重的明哲保身的色彩，跟他先前犀利的讽谕诗相比，感觉像是两个人写的。

于是，干预现实的讽谕诗写得少了，怡情风月的闲适诗、场面诗、应酬诗越写越溜了。

白居易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此后，尽管他重新得到起用，三任刺史，两度回朝担任要职。但是，他平淡处之，绝不恋栈，甚至辞去刑部侍郎这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主动提出分司东都，即到洛阳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养老官。学术界通常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从前半生“兼济天下”转向后半生“独善其身”的分界线。这是极有道理的。

江州之贬后，他逐步修正自己的人生轨道，在政治上几乎自暴自弃，不像早年那么勇于任事，敢于直言，自觉地与朝政保持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实施一种自保全身的策略。

后人评价，说他“晚年优游分司，有林泉声伎之奉，尝自叙其乐，谓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基本上，就是一个有钱有闲、镇日作乐的老干部形象了。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57岁的白居易写了一首名叫《中隐》的诗，里面说：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诗中所申述的，是坦诚得近乎露骨的贵族阶层的生存哲学。这种生存哲学，为官而不太作为，圆融而近于圆滑。如果晚年白居易遇上青年白居易，他会不会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

他曾经努力过，试图改变命运，改变社会，改变政治，但他失败了。

他曾经踌躇满志，发起新乐府运动，希望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状，但他失败了。

他在失败中认识到，那个年代，固化板结的局面，那个年代，朝堂党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他能够改变的。

他的失败与退化，到底是他的错，还是时代的错？

他晚年炫耀家妓，沉溺声色，被认为“忆妓多于忆民”，但他的纵情声色，是否也是出于逃避政治的需要呢？

白居易死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享年75岁。死前一年，他对自己晚年风情不减、尽日游嬉有过反思，说“事事皆过分，时时自问身”。

那个时候，老诗人应该会想起，他刚步入仕途，在京城租下宰相关播住过的宅子。宅子的东南角有一丛竹子，经过他修剪打理，形成了一片清幽的环境，他于是写下了一段文情并茂的文字《养竹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

竹子，正是初入仕途的白居易对自己的人格期许。尽管后来，他把这丛竹子弄丢了，好在，他至死都知道：心中的竹子死了，但心田宁可荒芜，也绝不能让它长出杂草。

中唐时期，理想苦闷的士人，又何止白居易一人？

大历三年（768），韩愈出生。三岁时，父亲去世，韩愈便由长兄韩会带大。后来，韩会被贬为韶州刺史，举家迁往南方，到任没多久就去世了。韩愈先是跟着兄嫂郑氏回到河阳老家安葬兄长，又跑到宣州维持生计。至亲离世，衣食匮乏，四处奔波，这就是韩愈的童年。想要让家族脱离窘境，韩愈必须要努力读书，以求入仕当官。

贞元二年（786），19岁的韩愈一个人来到长安打拼。他一连考了三年科举，都没考上。

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但想要通过考试，光靠才华可不够，还需要上位者的推荐。考生需要将自己的作品四处投递，然后拜访名流，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就是“干谒”。这种行为是普遍的，几乎成为了科举的一个环节。干谒不只是权贵子弟走后门的工具。对于寒微士人来说，也是向上攀爬的绳索，虽然免不了要放下自己的尊严。

韩愈不愿摇尾乞怜，也拿不出像样的财富，只能四处献上自己所写的文章，但凡有人肯提携自己，就不吝赞美之词。他一面用文字讲述自己的窘迫，博取同情；一面又说自己是身处“天地之滨”的“怪物”，一旦得水，就上天入地。

经过多年的干谒，韩愈的文采逐渐被人看见。当时，梁肃倡导古文，喜欢质朴的文章，而韩愈深得古文之义，自然引起了梁肃的注意。两人交往不浅，韩愈更是把梁肃当成自己的老师。贞元七年（791），兵部侍郎陆贽主持考试，梁肃担任副手，举荐韩愈。这一年，韩愈顺利地考中进士。

值得注意的是，与韩愈进士同榜者，多是习古文的年轻学子，比如李观、李绛、欧阳詹等人，时称“龙虎榜”。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韩愈古文事业上矢志不渝的朋友。

座主门生、同年进士、文学之友，这些关系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吸引到一起，从而形成圈子。当科举制度不完善时，这就是最普遍的玩法。

韩愈心里多多少少以干谒为耻，也曾埋怨别人专事干谒，不学无术。不过他明白一点，出身贫寒、孤立无援的士人，需要一个进入圈子的机会。正如他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所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

考取进士，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想要换上一身官服，还得通过吏部试。韩愈又考了三次，没能得到一官半职。贞元十一年（795），他心情焦虑到了极点，竟然给宰相写了三封信，妄想讨得一官半职，已是病急乱投医了。

此时，韩愈在长安待了快十年，尝尽了辛苦，耗尽了家财，走到了穷途末路。他只能离开长安，另寻生路。走到黄河的时候，他看见有数人手提鸟笼，所到之处，众人回避。原来，笼里都是些羽毛纯白的鸟儿，乃是进献给天子的祥瑞之物。几个禽类大摇大摆走入京师，一介书生失魂落魄不知所归。有时候，人真的比不上一只鸟。

离开长安之后，韩愈四处漂泊。之后，他两入藩镇，给人当幕僚，还遭遇了兵乱，差点身家性命不保。世事艰难，岁月蹉跎，他不得不思考一个关乎自身价值的问题。

由于科举制的存在，读书人必须会写一手好文章。可是，一篇辞藻华丽、铺排精美的文章，有什么价值呢？它既不能扫平割据的藩镇，也不能吓退入侵的外族。吟诗作赋倒是能考取进士、青云直上，不过，韩愈自身的经历却告诉我们，幸运儿始终是少数。如此华而不实的文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可如果文学不再重要，那么读书人又凭什么安身立命呢？

韩愈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文学还有被人看重的理由，那它就必须成为载道的工具。换句话说，文学不能只是为了文学，文学得彰显道德。

在当时，并不是韩愈一个人是这样想的。

韩愈的身边有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举荐他的人是梁肃，古文大家。与韩愈进士同榜者，一共23人，梁肃就举荐了8人。在长安，韩愈认识了孟郊、裴度、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大都是古文的倡导者。韩愈在幕府工作时，也曾教导几位青年练习古文，比如张籍、李翱等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学集团。他们认为，华丽的骈文害得人心浮躁，只有古文才能让人们重拾道德。于是，他们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

古代的文人总是怀揣这样一种理想主义：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心”二字。在他们的想象中，最好的时代，莫过于夏商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恪守礼节，遵守道德。朝代更迭，世道日坏，所以要用制度激发人的善性，用文章找回人的道德。历史中有非常多“卫道士”，但他们并非泥古不化的守旧派，相反，极有可能是开拓进取的革新派。韩愈们推崇的古文未必能挽救时局，但是，他们作为朝野闻名的文学集团却能够让政坛刮起风暴。

韩愈刚入长安的时候，科举考试里流行的是“俗气”的骈文，他处处碰壁，是因为文章不受考官喜爱。韩愈离开长安之后，古文运动还在发展，好文章的标准变了。

贞元十五年（799），韩愈作为藩镇使者来到长安，社会上层依旧对他冷漠，但是年轻士人对他明显热情了许多。国子监的学生一起在宫门请愿，要求给韩愈一个博士的官职。此举没有成功，却让韩愈重拾信心，再来长安一试。两年之后，韩愈终于得到了四门博士一职。

渐渐地，人们发现，古文写得好，能够在科举中出彩了。雄心勃勃的年轻学子看到了机会，纷纷拜访韩愈。《唐国史补》中说：“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只要有人来请教，韩愈就把他当成弟子对待，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博取功名。

诗人李贺还未成名之前，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谒韩愈。当时韩愈刚刚送客归来，非常疲倦。但他读到《雁门太守行》开头两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时，眼前一亮，立马邀请李贺相见，两人相谈甚欢，结下了友谊。韩愈当时已是文坛领袖，还主动登门拜访李贺，鼓励他考取功名。这对一名落魄的士人来说，无异于枯草遇上了春天。李贺的诗名也是从那时打响的。

李贺参与科举时，有人硬说李贺父亲的名字有一个字与“进士”的“进”字同音，所以李贺应该避父亲讳，退出考试。韩愈知道后，立马写了一篇《讳辨》，为之据理力争。唐人避讳甚严，而韩愈不惜与世俗开战，足见其爱才之心。可惜，李贺最终还是愤然离场。

在韩愈的倡导下，古文的支持者越来越多，那么科举也会越来越偏向那些写古文的人。看似纯洁的师生关系，其实与更为露骨的座主和门生的关系没什么两样。看似重拾道德，其实折射出士人内心的权力欲。

不过，“韩门弟子”多是寒酸文士、底层官吏，韩愈自己也经历过窘迫的岁月。他们越不得志，改变世界的愿望就越强烈，也就越希望一个遵守道德的秩序重现人间。对于步履蹒跚的唐朝来说，这是一股新鲜的血液。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德宗年老，宦官掌握兵权。太子锐意革新，意欲抑制宦官，于是任用翰林学士王叔文、王伾等人，联合宰相韦执谊，想要有所作为。柳宗元、刘禹锡也加入其中。韩愈虽然和刘柳二人是古文的同道，但政见不同。他对于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一些结党行为颇有微词，还曾当着刘柳二人的面，批评他们。

那年冬天，京城大旱，农业歉收。韩愈目睹了饿殍满地、丢女弃子的种种惨状，心中难过万分，吃不下饭，如同一条中钩的鱼。哀鸿遍野的景象就在脚下，朝中大臣却公然撒谎称，禾苗长得很好，不用减免赋税。举朝竟无人出来反驳。于是，韩愈上了一封《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矛头直指视灾民而不见的君臣。上疏的结果却是被贬去岭南的阳山县。这个结果，意料之内。蹊跷的是，韩愈一人上书，但是御史台的同事也被贬职了，这恐怕不是触怒君主这么简单，兴许牵扯到了党争。

贬官的命令一下，韩愈就得动身，甚至连安顿家人的机会都没有。到任还有时间限制，每天至少要行走两三百里。韩愈一路跋涉，马不停蹄，心中的郁闷越积越多。忧愤之下，他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可能是刘柳二人泄密给王叔文，使他遭受打击。三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

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顺宗即位，掀起了一场革新运动。当时，顺宗已经病入膏肓，大权基本交给了王叔文等人。这些年轻新锐想要夺取宦官的军权，然而他们并无多少实权，还党同伐异，四处树敌，以致孤立无援。宦官立马拥立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唐顺宗被迫成为太上皇，革新集团一击即碎。唐宪宗即位之后，将革新派全都贬出京城。柳宗元、刘禹锡离开长安，韩愈却迎来了回京的大好机会。

在岳阳楼的一次文人宴会上，北上的韩愈与南下的刘禹锡相遇了。那时，韩愈依然耿耿于怀，带着几分怨愤写下了《岳阳楼别窦司直》，里面说道：

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

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

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

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

“爱才不择行”，很有可能指的是刘、柳二人。刘禹锡已遭贬官，处境尴尬，还能说什么呢？刘禹锡也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卫足不如葵，漏川空叹蚁。”葵草之叶能够为根须遮蔽阳光，我在动荡之中却难以自保。蚁穴能够毁坏河堤，但是谁又能预先知道呢？今时今日只能空叹。

两人都不是小器之人。话说开了，推杯换盏，自然就冰释前嫌。宴会之后，刘禹锡将带着“永贞革新”失败的阴影永远活下去，而韩愈则开始放眼长安的风景。

不久之后，韩愈写下了《永贞行》。诗中措辞严厉，痛骂革新派，指责他们有篡位之嫌，还夹杂着几句对唐宪宗的歌颂。后面话锋一转，像刘禹锡、柳宗元这样的青年才俊，应该和王叔文之流区别开来，没必要贬到“蛮荒”之地。后人却常常以这首诗批评韩愈，说他搬弄文字，夸大罪责，明显是为了讨好唐宪宗。

“永贞革新”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这六个多月的新政并没有多少值得吹嘘的地方。只是一群有才学、有抱负的人就此沉沦，实在可惜。不幸中的大幸是，人生的苦难成就了两位伟大的文学家。

文学与事功，是士人的两个理想，往往不可兼得。孰为轻，孰为重？韩愈在为柳宗元写的墓志里说：“必有能辨之者。”那都是后人的议论了。对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人来说，给他们一万次机会，也都会选择事功。

韩愈的诗素来以怪奇著称。元和年间，重归长安，他的诗多了几分凶狠的色彩。

元和元年（806），反叛的西川节度使刘辟在长安斩首。韩愈十分兴奋，感慨于新时代的气象，写下了一首《元和圣德诗》。里面直接刻画凌迟灭族的场面：

婉婉弱子，赤立伛偻。

牵头曳足，先断腰膂。

次及其徒，体骸撑拄。

末乃取辟，骇汗如写。

挥刀纷纭，争刌脍脯。

血腥，暴力，狠辣。堪称刽子手文学。

再比如韩愈为孟郊写的墓志铭，里面提到孟郊写诗时的精神折磨：“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搯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

“刿目”是刺割眼睛，“鉥心”是切割心脏。刀刃进进出出，切成碎块，这还不够，还要把胃和肾从肚子里掏出来。让人一看，就能感受到活生生的痛苦。这哪里是在写诗，简直是在受虐。

韩愈的文字越来越狠，与之相伴的是，他在政治上的追求越来越激烈。他弘扬儒道，排斥佛老，打击藩镇，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

元和五年（810），韩愈任河南令。当时，洛阳城内有许多军人，借身份为非作歹。许多藩镇在洛阳都有家宅，豢养了不少士兵，一旦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会作为内应起事。韩愈上任之后，将这些军人一网打尽。宪宗听闻之后，大悦道：“韩愈助我者。”

我们都知道，唐朝尚武，不过武周以来，科举大兴，文教之风盛行。士人能够治国理政，却不知军事。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军人跋扈。皇帝希望依靠文臣来控驭骄兵悍将，削强藩，平外患。有识之士也觉得士人应当才兼文武。一群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士人出现了，比如裴度、武元衡。韩愈诗文中对暴力、血性乃至血腥的欣赏，其实就是对尚武之志的呼唤，暗合了文人想要驰骋疆场的时代情绪。

从河南任返回长安后，韩愈写下《论淮西事宜状》，坚定了唐宪宗削藩的决心，给裴度、武元衡以强大的支持。虽然上书不久，就发生了刺杀宰相事件，不过主战派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元和十二年（817），裴度大军奔赴淮西，韩愈亦在军中。

裴度到前线后，诸将得以专力军事，胜利的天平很快偏向朝廷。名将李愬奇谋频出，屡立战功。十月的一个夜晚，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军旗被吹裂，“人马冻死者相望”。李愬亲率一队精兵在风雪中急行七十余里，意欲偷袭蔡州。当将士得知此行是要入蔡州擒拿贼首吴元济的时候，全都大惊失色，但是不敢违背命令。等到早晨鸡鸣之时，李愬神不知鬼不觉占领了吴元济的外宅。最后，吴元济束手就擒。这一战，举重若轻，荡平了淮西强藩。

韩愈在军营中，堪称尽心尽力，可书之事有三。第一，他独身入藩镇，见宣武节度使韩弘，劝说其不在背后搞事。第二，他先李愬之前提出偷袭蔡州的计划，可惜裴度没有同意。第三，他趁蔡州大捷，给另一个藩将王承宗写信，使其投降，收获一石二鸟之效。

淮西平后，中兴事业大成，群臣请求刻石碑，记录盛世。韩愈既是淮西战事的参与者，又是古文大家，写碑文一事就落到他的头上。这本是他最荣耀的一刻。然而碑成之后，李愬的妻子，也是宪宗的姑姑，看到碑文，怒上心头。进到宫中，向皇帝痛诉碑文不实。原来，韩愈在碑文中花了大篇幅记录裴度的功劳，却将入蔡的李愬列为普通将领。

碑文一事本质上是一个争功劳的问题。究竟是裴度功劳更大，还是李愬功劳更大？裴度是朝中的主战派，还担任了军事统帅的职责，协调各方，稳定军心，可以说居功至伟，韩碑夸裴度，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李愬身在最前线，扭转了战局，入蔡州更是极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如果没有李愬，淮西很难迅速平定。所以韩碑漠视李愬战功，也是实情。

韩愈想要突出文臣的功劳，武将自然不答应。在抗议声中，宪宗下令磨去韩碑，另找他人撰写了一文，重新铭刻。

碑文争议证明了一件事，文人“才兼文武”的想法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裴度、韩愈们努力参与军事行动，主要依赖宪宗主战的信心和对主战文臣的信任，在现实中却没有制度保障。哪一天，皇帝开始猜忌文臣了，开始想要和平了，他们就得放手军权。而且，文人参与军事，最多只是指挥，他们无法和士兵建立关系，行军作战必须依赖武将。宪宗之后，武人跋扈依旧，唐朝还有多少文人驰骋在疆场？韩愈的暴力之风，注定只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

元和十四年（819）正月，一支由宦官和僧侣组成的队伍，从陕西扶风凤翔的法门寺出发，前往都城长安。队伍所到之处，百姓人声鼎沸。他们夹道围观膜拜，为的只是一睹队伍当中护送的“佛骨”真容。

整整三十年了。

自唐太宗起，法门寺地宫便有三十年一开供养佛骨舍利的规定，如此大唐方得岁丰人和。

当唐宪宗李纯遇上地宫大开之年，同以往的君主一般，他也十分重视。他兴奋得早在前一年的十二月就开始派遣队伍前往凤翔，恭迎佛骨回京。

佛骨到达长安，唐宪宗首先要将其置放在宫中，好生供养着。他对着佛骨畅想平定淮西后的帝王霸业，以及自己的长生不老。京城的人们亦为之疯狂，富人倾家荡产，也要施舍给佛骨；穷人为表虔诚，烧灼头顶，近乎自残。

这种氛围，让韩愈忧心忡忡，随即向唐宪宗递交了一篇《谏迎佛骨表》，里面说：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大意就是，佛法传入中国之后，乱象横出，崇佛的王者，大都寿命不长，国运衰微。如此大不敬的话，说明韩愈已经顾不上君臣之礼了，这既是向佛教宣战，也是向皇帝宣战。

韩愈一生最大的事业，大约三件，曰古文运动，曰排佛老，曰道统。其中道统最为关键。

道，是儒家经典里的道理。统，其实就是一段经过筛选的虚构的历史。历史发生了这么多事，纷繁复杂，人们要怎么记住历史呢？那就只能记一些重要的人、重要的事，那么，何为重要的人、重要的事？韩愈把代表儒家精神的人，挑选出来，比如周文王、孔子、孟子，然后按时间连缀起来，写成一段历史。不过，韩愈认为，孟子之后就没有继承儒家精神的人了，直到自己出现，圣人的理念才有了传承。所以从秦到唐这一大段历史，属于真理失传的黑暗时期。还有一种视角，是按照秦—汉—晋、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这样顺延下来。皇帝的传承是历史的主线。这就是所谓“君统”。

道统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防御，一个是进攻。防御的是“异端”的兴起。唐朝君主，大多崇信佛老。虽然儒家还是主流，但佛教与道教隐隐有了分庭抗礼之势。想想看，如果人人迷信彼岸世界，或者向往逍遥自在，那么还怎么回到夏商周那样的黄金时代？所以，韩愈坚定地排斥佛老。进攻瞄准的是“君统”。儒生自战国以来，就有“从道不从君”的传统。道统的存在，提醒所有人，帝王并不是历史的唯一主角，他们如果不遵守儒家之道，也会被排除在“正确”的历史中。

面对举国若狂的崇佛举动，韩愈必须奋起捍卫道统。但这也惹得宪宗龙颜大怒，想要将其斩首。裴度等人极力回护，宪宗还是消不了火，说道：“（韩）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将韩愈贬往潮州。

韩愈刚走，又一道命令下来，其一家老小也必须迁离长安。于是冰天雪地中，韩氏一家相继踏上了南去的道路。韩愈十二岁的爱女，带着病痛，行走在群山之间，又饥又渴，最后死在路上。可谓是家破人亡！

在给侄孙韩湘的诗中，韩愈写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全诗“语极凄切，却不衰飒”（纪昀语），沉郁顿挫，苍凉悲壮。

来到潮州后，死亡的恐惧和被抛弃的失落始终萦绕在韩愈心头。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韩愈述说自己的凄惨：

“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来往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

在残酷的环境下，他的骨气也大不如前。文中，韩愈一再大颂皇恩，并建议宪宗应“东巡泰山”以封禅庆功，讨好皇帝。最后，他说：“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他在《谏迎佛骨表》中一再称述的儒家之道，乃至他试图以道统压君统的理想也销声匿迹了。他的道统在皇权的城墙面前，脆弱得就像一个鸡蛋。

宪宗在读到韩愈的信时，对宰相说，昨天看到韩愈的上表，想了下佛骨一事。韩愈是爱我的，我怎能不知道。但是，他作为人臣，不应该说君王崇佛就会短寿。我是讨厌他太轻率了。于是，皇帝重新起用韩愈。雷霆雨露，皇恩浩荡！

在贬谪与宽赦之间，韩愈分明看到了一个跟前期完全不同的“睿圣文武皇帝”。

当年，唐宪宗继位后，常常花时间阅读诸位先帝的《实录》，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的旧事，对先帝的功绩十分敬仰，久久不愿放下。元和三年（808），他曾激动地对着自己的臣子说：“读了国史之后，才知道自己万万比不上先帝们。先帝在世之时，尚且需要宰相臣僚们的同心辅助，如今到我这，岂可能独立治理国家？日后，国事有何失当之处，还请各位卿家尽力匡救。”出于“嗣贞观之功，弘开元之理”的目标，唐宪宗对培养良好的君臣关系十分重视。

那时候，为了避免自己被同一种声音包围，宪宗鼓励臣下对同一件事发表不同意见，可以多次上谏，反复讨论。如果朝廷上的谏言变少了，宪宗就会感到浑身不得劲。当敢于直言的李绛减少了上谏，他直接抱怨道：“这么久没有上谏，是怕我不能容忍吗？没有事可以上谏了吗？”而对于那些身居要职，却想着“少说少错”以求自保的官员，宪宗也不会放过。宰相郑絪就曾因为“谦默多无事”而被罢了相——臣子要是敢不说实话，不干实事，宪宗就得治治他。

在唐宪宗的积极鼓励下，元和年间，长安朝堂洋溢着一股极其良好的政治空气。敢于直言的大臣，有勇有谋的贤才，一一涌现，如李绛、裴垍、武元衡、裴度、崔群、韩愈、白居易等。这些人，都是创造“元和中兴”治世的中流砥柱。然而，这一切，在唐宪宗大业初成——平定淮西的那一刻，开始发生变化。

面对“元和中兴”的历史功绩，唐宪宗的自信心不断膨胀。

元和十三年（818）正月，为庆祝淮西平叛大获全胜，唐宪宗在帝都举行庆祝大会，下令皇城六军扩建麟德三殿。此时，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都认为战争刚刚结束，国家财政困难并未解决，不宜大兴土木，于是，便让宰相裴度向唐宪宗反映。但这一回，唐宪宗不但没有采纳意见，停止扩修宫殿，甚至勃然大怒，将这两个提出问题的人降职，调至朝外。

数月以后，唐宪宗下了一道诏书，命皇甫镈、程异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一任命，百官哗然，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

这俩是什么人？

会搞钱的人。

元和年间，唐朝财政状况并不好，唐宪宗的削藩事业要维持下去，必须仰赖这种“善于敛财”之臣。皇甫镈搞钱，就是薅下层人的羊毛：对待百姓，苛刻剥削；对待士兵，克扣粮料。比如战时规定应支付士卒法定粮食的五成，皇甫镈只支付一、两成。在这种操作下，下层百姓以及许多官员都对他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