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态度强硬的清廷钦差大臣，与一个绝不妥协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围绕着“交凶”与“具结”而僵持不下——这构成了1839年中英关系的主要内容。

查理·义律的固执，让林则徐困惑不解。在向广东巡抚怡良谈及此事时，林则徐道出了心中的疑惑：“然替义律设想，总无出路，不知因何尚不回头？”林则徐不理解，这个“英夷”头目为什么要在这两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上如此地“冥顽不灵”。

在北京和伦敦，道光皇帝与英国外相巴麦尊也同样关注着广东事态的发展。

此前，林则徐将虎门销烟、义律撤离澳门与珠江口武装冲突等事件当作“捷报”转奏了皇帝。道光知晓后，不由得再对“英夷”增添了几分天朝式的鄙夷与不屑。

而在伦敦，素有“铁头老鼠”之称的鸦片贩子渣甸因清廷禁烟而心生不满，已经提前回国渲染东方社会的“暴行”与“不公”，试图以此游说政府促成对华战争，但成效不大。为此，渣甸还抱怨称：“他们愚蠢至极，把中国人对我们的侮辱、暴行和非法贸易混为一谈，若无其事，不以为耻，拒绝赔偿被销毁的鸦片。”直到义律亲自来信报告大批英国人受困海上后，巴麦尊坐不住了，觉得有必要采取措施给远在异国他乡的义律提供帮助。

前线消息失真，让大后方的中、英决策者们开始变得更加激进与好战。

1840年4月，英国下议院就对华开战一事展开了激烈讨论。一部分托利党的绅士试图站在道德制高点，来阻止这场“不道德”的战争。然而，当曾长居中国、素有“中国通”之称的小斯当东与早前在珠江口冲突中失去一只耳朵的水手茂斯陆续现身说法，英国舆论逐渐转向。

结果，271票对262票，主战派获得胜利。战争，一触即发。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与英国之间的联系仅仅局限于商业。此前，尽管有马戛尔尼、阿美士德和律劳卑等人先后试图将这种联系扩展至政治外交领域，但高高在上的大清皇帝始终不屑于和洋人平等交往，建交的努力全部以失败告终。更有甚者，律劳卑还因此愤恨成疾，客死澳门。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和保证。决定对华开战后，英国派遣乔治·懿律为全权代表兼远征军总司令，并捎带《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前往中国，试图以武力迫使清廷为之前所有的“不愉快”埋单，赔款、割地、建交与增开通商口岸，并答应建立政治上的联系。

为达成这些目的，英军需要尽可能接近清朝权力中心。早前，史学界普遍认为英军是惮于林则徐的战备，才放弃攻打纠纷的事发地广州，实则不然。相较于离京数千里的广州，京畿地区的海上门户——天津才是个秀肌肉的绝佳舞台。

1840年6月，从印度和英国本土等地开来的两支英军舰队先后抵达珠江口。海军主将伯麦率先遣舰队北上。一周后，懿律舰队姗姗来迟，在留下一些舰船封锁珠江口后，主力也悉数跟进。

途径厦门外海时，懿律派人向岸上投递《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要求当地官员代为寄送清朝中央。然而，清廷早有禁止代投洋人文书的训令，厦门同知蔡观龙不但拒收，还派人用弓箭阻止英国人上岸。英舰“布朗底号”见状立即开火，炮轰厦门。7月3日的这场炮战意外地成了英军北上的首战。

厦门沿海炮台悉数被毁，英军乘胜离去。怎料，时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竟将这场败仗描绘成了捷报，道光皇帝阅后，特意朱批了“所办好”三字。

山高皇帝远，前线与紫禁城的漫长距离为撒谎和圆谎提供了一定的可行性，以至于官员使劲向皇帝编造谎言。在往后的战事中，这种“粉饰太平”的做法，竟然不约而同地被各地官员所认同采纳，反复用来掩饰自己涉及的败仗，试图让皇帝相信他们的努力而免于受罚。

厦门之战后的第三天（7月5日），英国先遣舰队到达定海（今浙江舟山），定海总兵张朝发与知县姚怀祥闻讯，乘船前往探查英军来意。伯麦依仗着军威，试图劝降两人，但姚怀祥严词拒绝：“是的，你强大而我弱小，但我仍要战斗！”随后，双方进入战争状态。

然而，定海一战，暴露了两军之间巨大的战力差距。开战当天，英国仅用5艘战舰以及部分陆军便击溃了拥有约2600兵力的清朝守备部队，张朝发与姚怀祥两人皆战死。当英军士兵占领定海的道头洋炮台时，意外发现一门火炮铭文镌刻着“Richard Philip 1601”的字样。得知这是一件240年前制造的老古董，英军在错愕之余又不乏嘲讽。

拿下定海后，懿律等人故技重施，向驻扎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送去《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但乌尔恭额可不敢触犯禁令，当即命人原封退还，并将此事向朝廷汇报。见此情景，英军不愿像早前在厦门那般浪费时间与弹药，在留下少量军队驻守定海后，继续北上，于当年8月11日抵达天津白河口。

当时，天津的最高地方官是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

在英军到达之前，道光皇帝就收到了林则徐于6月底发来关于英军北上的奏报，但他未曾料到对方进军竟如此迅速。嗅到一丝危险气息的皇帝转告琦善，如果英人态度恭顺，就“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将其劝返即可；若是仍嚣张桀骜，立即发兵剿灭。皇帝对英夷态度有所放缓的同时，又对早前乌尔恭额奏报英人欲投递国书一事产生了兴趣，便命令琦善：“傥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他倒要看看这些英人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当汉文译本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呈到皇帝眼前时，道光只看了开头便松了一口气。

“兹因官宪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也许是翻译人员担心因措辞不当而获罪，在翻译时故意偷换概念、加入了不少对道光的恭谦之词。汉译本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和英文底本相比，态度和气势上就已经相去甚远。

道光阅后，误以为这些英夷不过是在广东受了林则徐的气，来京向自己告御状的。他甚至单纯地认为——只要在英人面前处罚一下林则徐，此前所有的纠纷与不愉快便会烟消云散。9月17日，皇帝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并让琦善转告英国人：“该统率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在得到道光皇帝的许诺和钦差大臣琦善的接洽后，懿律等人也担心北方海港冬季封冻，便答应返回广东磋商。

此番北上，英国出兵的目的虽然暂时没有达到，但至少在“炮舰外交”的助力下，成功将此前屡屡投递失败的国书送达清朝皇帝处，总算是让两国政府之间搭上了线。

琦善和懿律分别从陆路和海路南下。1840年11月下旬，双方几乎同时抵达广东。当月，懿律因病归国，义律接替了他的职责与工作。

在12月3日的广州谈判上，义律依据《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提出五点要求：赔偿鸦片损失、官员平等交往、割让岛屿、赔偿商欠、赔偿军费。实际上，巴麦尊事前准备的条款数目远不止这些。由于担心全部出示会吓退琦善，义律一开始并没有全部展示。然而，即便只有五项，仍与琦善得到的指示相差甚远——道光皇帝顶多同意惩办林则徐和恢复广州通商（林则徐此前为向义律施压，中止了两国商贸）两项而已。

道光的目标是“既要和谈，又不许让步”，这注定了琦善绝不可能在皇帝意愿的框架之内，和英国人实现和平。道光远在前线数千里之外的紫禁城，也不可能时刻与身处前线的琦善感同身受。况且，道光很大程度上将琦善视为一个没有最终决定权的传声筒。而琦善的对手义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与无奈——外相巴麦尊对于谈判的要求太多，回旋空间太小。

因此，在接下来的会谈中，琦善和义律都不约而同地达成一个“共识”——谈判只有打破来自北京与伦敦的“不合理”约束，才能达成和议。于是，两个谈判代表有意将道光与巴麦尊发来的一些指示抛之脑后，开始擅作主张，在谈判桌上相机行事。

由于双方意见相差甚远，自然免不了一番讨价还价。琦善和义律甚至又不约而同地认为：只要自己耐心足够，对方早晚会答应自己开出的条件。为此，两人又对各项条件逐条磋商。

关于赔偿鸦片损失，琦善深知道光向来“抠门”，让北京报销的可能性不大。不过，琦善也明白，倘若义律尝不到甜头势必会重启战端。两人后来将赔偿金额谈定在了600万元，琦善则准备让广州公行的行商们来报销这笔款项。

割让岛屿是所有谈判条件中最难让步的一项。琦善深谙清朝的政治底线，他告诉义律，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不过，琦善也表示可以增开几个通商口岸作为交换条件，这一点得到了义律的认可。

谈判的结果，终归要报呈皇帝批准。琦善小心翼翼地将谈判情况汇报给道光的同时，也不忘旁敲侧击地提醒他英军武力的厉害。但道光阅后勃然大怒：“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皇帝发话，谈判宣告破裂。

1841年1月7日，义律第一次对谈判失去了耐心，以英国的要求被拒绝为由，向广东珠江口发起了进攻，大角—沙角之战爆发。这一战，英军以38人负伤的代价换来清军伤亡744人，其中包括战死的清军副将陈连升。

义律的武力施压，让琦善意识到了自己底牌的薄弱。他不顾皇帝的禁令，主动找上义律继续和谈。反观义律，他也不想因逼迫琦善太紧，而失去和谈的余地。他曾在一封信件中提到：“我希望我们不再流血就能解决此事。钦差大臣（琦善）知道，只要我们乐意，我们所获得的会比他希望给出的更多。”

对于两人的擅作主张，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认为：“所谓广东谈判，实际上是义律越权、琦善违旨的活动，其中义律走得比琦善更远。”义律和琦善虽然分歧很大，但双方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都不希望战争再延续下去。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这两人都在违背北京和伦敦意思的情况下，互相妥协——琦善答应割让香港岛，义律则做出了归还定海的承诺，双方初步达成和议，这就是后世颇具争议的《穿鼻草约》。

尽管和议初步达成，但考虑到与皇帝的期望相距甚远，琦善始终没能下定决心签字。对于琦善的拖延战术，义律觉得自己有必要再敲打一下这位对手。2月下旬，英国舰队开往虎门水域。

镇守虎门的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自1834年律劳卑舰队强闯广州事件发生后，清廷对广州的这个海上门户格外重视，特意从江苏调派关天培到此重新整顿防务。关天培到任后，在时任两广总督卢坤的支持下，根据虎门地理构筑了三道防线：大角—沙角、芦湾—横档岛—武山（亚娘鞋岛）和大虎山。1838年，关天培又在武山增设炮台，并在横档岛和武山拉起了两条锁江铁链。

虎门要塞虽然是中国当时最强大的海防工事，但在开战后并未能拒敌于外。早前的大角—沙角之败已经使虎门守军士气大为受挫，关天培试图利用典当衣物所得钱财来激励士兵，却收效甚微。5月26日，英舰对芦湾—横档岛—武山防线发起攻击。由于炮火射程限制，各据点大多不能互相支援，各个据点相继被英军炮火摧毁，坐镇武山靖远炮台的关天培也死于炮火之下。更有甚者，上横档岛的一些将领见势不妙，弃军逃跑，被抛弃的守军愤怒地将这些逃将当成靶子开炮射击。

芦湾—横档岛—武山防线的失守，也促使清军放弃了大虎山防线。英舰取得虎门之战的胜利后，继续沿河深入，逼近广州。

琦善在广州谈判中的“妥协”最终还是东窗事发，令道光大失所望，被迫“下线”，靖逆将军奕山和参赞大臣杨芳成了他的替代者。同时，来自周边各省的1.7万大军也启程赴粤支援。

杨芳先于奕山到达广州。

作为一名驰骋沙场多年的贵州老将，杨芳自15岁从军起，就不断在镇压川楚白莲教、河南天理教等起义事件中渐露锋芒。后来，他又参与平定了令道光头疼不已的新疆张格尔叛乱，大受嘉奖，皇帝称赞他是“黔省之英，自幼知兵，战功久著，谋而后行”。

1841年，杨芳已经年逾七旬，但急需用人的道光相信，这位老将定会在剿灭英夷一事上重现往日的勇气与能力。

3月5日，杨芳抵达广州，与革职留任的林则徐等人暂领广州军务。

就在英军逼近广州时，杨芳展示了他克敌的“绝技”。他诡称：“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既然对方有邪术加持，设法破除即可，于是，他“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筏，出御乌涌”。

显然，这些妇女用过的尿桶并不能阻挡英军的进攻，广州东部与南部的沿江炮台在英军火炮的精准射击下迅速陷落。尽管如此，“捷报”仍在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发往北京。

而面对英夷已经无计可施的杨芳，于3月20日和义律签订了《停战贸易协定》，同意解禁停滞已久的中英贸易，“准各国商人……一体照常贸易，毫无阻滞，不生事端”。

广州东部的战事暂时平息之后，靖逆将军奕山于4月14日姗姗来迟。尽管有援粤大军撑腰，但奕山同样面临着琦善早前的困局：清军的战力并不能撑起他与英人谈判的底气。这位领命来粤剿夷的武将，对英人的态度也逐渐与琦善不谋而合，甚至对杨芳的做法表示了默许。

奈何，杨芳早前的“捷报”让不知内情的皇帝信心大增。远在北京的道光在5月初先后给奕山下达了两道死命令：必须全力剿灭英夷。

没有退路的奕山只能部署对英军发动突袭，但广州一带两万多部队的大规模调度，不可能掩人耳目。5月24日，义律先下手为强，广州大战爆发。

清军败得一塌糊涂，广州外围被英军悉数占领。对于这次惨败，奕山自然不敢将真相告诉皇帝，担心受罚的他违心地向道光发去了捷报：“逆夷被击及溺死者不计其数。总兵张青云等复于西炮台督兵开炮。其逆夷上岸，均被杀毙。”

然而，事实恰恰与之相反。被赶鸭子上架的奕山尝到了败仗的滋味。5月27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作为自己的代表，缒城而下，完全按照英方要求签订了《广州停战协定》。

在清军和英军激战期间，广州及周边百姓似乎都成了这场“热闹”的旁观者。但很快，他们就卷入了与英军的冲突之中。停战之后，一些无所事事的英军士兵游荡进了城北的双山寺。这些不懂当地习俗的外国人据说是出于好奇，打开了寺中存放的棺材。消息一传开，英军的这个冒犯之举被渲染成“开棺戳尸”“发掘坟墓”，此外也有英军抢劫、性侵当地百姓一说。紧接着，英军在三元里遭到了上万名百姓的围攻，直到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调解，冲突才得以平息。

冲突过程中，装备火枪的英军因为下雨缘故无法开火，在手持棍棒和农具的平民面前，遭受了和以往正规战斗不相上下的伤亡：死亡5人，负伤23人（英方记录）。

不过，这个被称为“三元里抗英斗争”的小插曲，并没有打破双方已经达成的和平。

奕山和义律之间所达成的和平，仅限于广东一隅。

这一年（1841），清廷和英国都因己方代表在“广州谈判”向对手让步过多而不满，对前线进行了人事调整。在靖逆将军奕山取代琦善的4个月后，义律也于8月初被更加激进且忠于巴麦尊的璞鼎查所取代。

8月下旬，璞鼎查按照巴麦尊的指示，集结兵力准备第二次北上，目的是迫使道光皇帝认清技不如人的现实，答应巴麦尊所开出的条件。

璞鼎查北上的第一个对手，是驻防厦门、时任闽浙总督的颜伯焘。

此前，闽浙总督邓廷桢因“禁烟不力”惹出边衅，于1840年9月与林则徐一道被皇帝下令革职，时任云南任巡抚的颜伯焘接手了其在闽浙一带的工作。鉴于英军第一次北上天津时首战就发生于厦门，加之广东方面又传来英人欲将厦门开辟为通商口岸的传言，颜伯焘断定，倘若英人北上，必在厦门一战。

颜伯焘于1841年3月2日抵达厦门，这个时间点很微妙。当时，英军正在珠江口与清军时战时和，纠缠不清，而璞鼎查此刻还在赶往远东的路上。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厦门是暂时高枕无忧的。对于颜伯焘而言，这是个筹备海防的天赐良机。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颜伯焘在对外方面一向态度强硬，曾弹劾对英国人“友善”的伊里布。在厦门筹备海防时，他力求给予英夷痛击，遂在厦门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海防工程建设。

邓廷桢在任期间，曾用沙袋建造临时炮台防御英军。颜伯焘对这些简陋的工事根本不屑一顾，全部推倒重建。考虑到闽南地区盛产花岗岩，他命人就地取材，在厦门岛南岸修筑了一条长约1.6公里的防御工事——石壁，每隔16米设炮一门。为构成犄角之势，他同时在鼓浪屿和屿仔尾增设多座炮台，三处火炮合计279门，形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网。

在厦门耗费大量资金与人力升级海防工事后，颜伯焘自信地认为，一旦英军对阵自己的“海上长城”，一定会碰个头破血流。

1841年8月25日晚，英军抵达厦门外海，并于翌日下午沿着南水道发起了进攻。

然而，英军的坚船利炮在战斗中优势尽显。在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英军就悉数瘫痪了鼓浪屿和屿仔尾等岛屿上的清军炮台。令颜伯焘稍感欣慰的是，他精心督造的石壁防线还是扛住了英国舰队的持续炮击，一度使英军的进攻受挫。一名亲历战事的英国人事后回忆：“虽有两艘载炮各74门的战舰对该炮台发射了足足两小时的炮弹，但毫无结果，并未使对方1门火炮失去效用。我们的士兵进了炮台之后，发现在炮台内打死的士兵很少。”

奈何，英国陆军部队选择了绕后登陆包抄，这座用花岗岩构筑的“海上长城”最终仍陷入敌手。颜伯焘目睹此景，战前的自信此刻荡然无存，仓惶乘船逃离厦门岛。

对于厦门岛的失守，颜伯焘事后开启了“甩锅模式”。他向皇帝报告称，自己“亲自督战，奋力拒敌，开炮击沈（沉）火轮船一只、兵船五只。该夷一面回炮，一面蜂拥而进。是日，南风大作，该逆船只又占上风，我军烟火迷目，以致厦门失守”。意思是天不助我，如之奈何？在推卸责任的同时，还不忘无中生有地自添战功，试图将自己从这场败局中摘得干干净净。

厦门的失守让道光很是无奈，但也不至于一无所获。至少，道光皇帝从颜伯焘的奏报中得到一个新发现：原来英军同样擅长陆战。为此，道光下旨提醒各地督抚：“该夷凶狠异常，行踪诡秘，从前议者皆谓该夷习于水战，若诱之登陆，便无能为。故人人意中，以为只须于海口严防，毋庸计及陆路交战。今福建厦门之役，英人竟敢登岸夺据炮台，伤我将兵……其各岸应如何设兵应接，及逆夷登岸，如何四面兜剿尽杀乃止之处，均着悉心商办，有备无患。”

道光后知后觉地向各地发出了警示，但信件受制于帝国疆域的辽阔而邮递缓慢。即便这一“新发现”稍后被那些未经战事的前线官员知悉，相对应的战术调整也来不及了。

在厦门击败了颜伯焘之后，璞鼎查继续北上。征途的前方，他的新对手是和颜伯焘脾气相似的两江总督裕谦。

定海于1840年7月在英军第一次北上期间就已经易主，但在广东议和中又被义律自作主张于翌年2月底归还清廷。这一让步令英国外相巴麦尊十分恼火，璞鼎查得到的命令便是重新占领这里。

对于定海的防务，裕谦比较上心。和颜伯焘一样，裕谦一上任就启动了海防建设。不同的是，定海不产花岗岩，裕谦索性采用泥土掺石灰，在定海南海岸夯筑了一道长约4.8公里的土城，安设火炮80门。此外，他派人修复定海城墙，设炮40门，又在东岳山修筑了配置火炮15门的镇远炮台，并将定海守军从之前的3000人增加到5600人。裕谦对自己的防御工作十分自信：“该逆倘敢驶近口岸，或冒险登陆，不难大加剿洗，使贼片帆不返。”

然而，见识过英军战力的林则徐给他泼了盆冷水。史载，他向裕谦“屡言定海孤悬，先朝弃地，重兵良将，守此绝岛非策，请移三镇于内地，用固门户”。

林则徐离粤赴浙，是裕谦的建议。在接任两江总督后，裕谦就向道光要来已被革职的林则徐作为帮手，这才有了两人巡查定海防务一事。

林则徐的担心，最终还是应验了。

1841年9月26日，英国舰队陆续抵达，连续5天对定海展开侦察。即便是侦察活动，英军频繁往来的舰船就已经弄得清军心弦紧绷，疲惫不堪。虽未正式开战，但经过粉饰的战报就已经陆续发往北京，期间发生的小规模冲突在给皇帝的奏报中就变成了“击杀夷匪无数”。

等到正式开战这一天，10月1日，谎言的回旋镖击中了清军——他们口中“英夷大败局”的主角竟然变成了自己。英国陆军在海军的炮火掩护下杀得清军大败，迅速夺占定海。

定海既失，裕谦给皇帝的奏报仍是避重就轻：“该逆分作三路进攻，我兵前队阵亡，后兵继进，所用抬炮，至于红透不能装打，犹舍命轰击。该总兵等苦战六昼夜，连得胜仗。无如连日风逆浪大，逆船梗阻，策应之兵无从东渡，我兵势难抵敌……定海失守。”总之就是，自己在定海已经尽力了，奈何老天爷不帮忙。

十天之后，10月10日，防御战术毫无革新的镇海重复了定海的悲剧。此时，连失两城的裕谦想起自己战前立下的豪言壮志，羞愧不已，投水自尽。主帅身亡，浙江提督余步云也方寸大乱，弃宁波城而走，浙东三镇悉数沦陷。

裕谦一死，英军的战力让道光感到些许担忧。尽管如此，他仍强装镇定，委任自己的侄子奕经作为扬威将军，统领各省1.2万援军前往浙江征讨逆夷，收复失地。

对于道光的指派，奕经也没有多少制胜的把握。史载，奕经“或战或抚，游移两可”。抵达苏州后，硬是逗留了整整两个月。当时，浙江巡抚刘韵珂担心英军会继续深入，将宁波的灾难带到他坐镇的杭州，便隔三岔五催促这位大将军尽快发兵。

奕经的应对办法无他，先拖着再说，理由是奉调支援的川陕劲旅尚未到达。

拖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奕经又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了神灵身上。据记载，1842年2月10日，正月初一，奕经在杭州西湖的关帝庙求得了一只上上签：“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奕经由此领悟，决定“以虎制羊”。洋人即“羊”也，羊遇老虎必被擒食。此念头一出，这位清军统帅竟然信心倍增起来。

奕经特意择定了一个吉时：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更（1842年3月10日3时至5时）。之所以挑中这个时间，是因为按农历算法，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四寅之时”——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而在天干地支的说法中，寅又等同于虎。

巧合的是，当时，一支头戴虎皮帽的四川援军赶到，这让奕经更是喜出望外，他兴奋地宣称：“收功当在此时。”

3月6日，奕经将这份被称为“四寅佳期，五虎制敌”的作战计划上报之后，道光满是期待地朱批了一句：“嘉卿等布置妥密，仰仗天祖默佑，必能成此大功。”

四天之后，这场大反攻在奕经定下的“好日子”（3月10日）如期揭幕，奕经将自己的部队分为三路，分别进攻宁波、镇海与定海三地。为了给胜利加码，奕经还特意命属虎的贵州人段永福为此次进攻宁波的主将。

结局却早已写好。当天凌晨，攻入宁波城的清军在巷战中损失惨重，大败而归。在镇海，清军先遣部队因主力部队深夜迷路失去支援而惨败。而进攻定海的清军则因行踪暴露，早早地就被巡逻的英舰用炮火击溃。

而清军不知道的是，战场形势一开始是对自己有利的——英军三名统帅此刻都不在前线，准确来说，总司令璞鼎查此刻在香港，而海军和陆军的主将则人在定海。即便如此，清军也未能抓住这意料之外的机遇扭转战局，反让对手临危不乱地反击成功了，清英双方军队的素养高下立判。

不到四小时，清军对宁波、镇海、定海三地的反攻全部以失败告终，溃逃中反遭英军追击。后来，人们评价这场反攻作战时批评道：“全局损失，军威大挫，亡国之由，基于此役。”

在浙东三地挫败了清军的攻势后，英军既喜且忧。

复盘整场战役时，英国人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自己远道而来，本身就兵力有限，兵员补充又远不如清廷方便，更何况如今兵分三处，既不利于防守，也不利于组织进攻。

为此，海军主将巴加和陆军主将郭富及时调整部署：放弃宁波，仅留少量兵力驻守镇海城外的招宝山，并向江南内地进军，试图“割断中华帝国主要内陆交通线的一个据点”。滑稽的是，英军的主动离开被奕经视为“计穷智竭”，并写成捷报递送给了皇帝。

1842年5月，北上的英国舰队开到了乍浦并发起进攻。和虎门、厦门、定海等海防要塞相比，乍浦城的防御准备简直是不值一提。英军原以为这将是一场轻松的战斗，但付出的代价却是自1840年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9人战死，55人负伤，一名陆军中校被击毙。而这些人员损失主要缘于常年驻防当地的八旗官兵的殊死抵抗。世代居住于乍浦的八旗兵见到“英夷”来袭，展示了他们保卫家人与祖坟的勇气，给英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然而，勇气与决心并不能改变乍浦沦陷的命运。

战后，中英双方对乍浦惨状的描述不尽相同。英方记录城破之后，乍浦居民开始大规模自杀——“妇女们杀死她们的子女，先把他们溺毙在井里，然后自己也跳下去；丈夫们勒毙或毒死他们的妻子，然后从容自刎”。而乍浦人沈筠在《壬寅乍浦殉难录》一书中则写道，英军破城后纪律败坏，大肆抢劫百姓，淫辱妇女。

小城乍浦不是最终目标，英军继续北上。陆、海两军互相配合，于6月16日攻占了吴淞。这一战，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新任两江总督牛鉴兵败逃走，英军进而占领了上海。

夺占吴淞当天，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璞鼎查也从香港赶来，与两位下属合兵于长江口，兵锋直指当时清廷在南方最重要的城市——南京。在此之前，他们需要先解决南京的门户——镇江。

驻防镇江的将领是海龄，这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7月中旬，两江总督牛鉴听闻英军来袭，仓皇从镇江逃至南京，镇江的控制权转移到了海龄手里。对于英军的进犯，自负的海龄告诉城中居民：“已有制胜奇策，尔民无得摇惑迁徙。”这一通告让许多镇江百姓白白错过了疏散的机会。

更不可思议的是，海龄在筹备防务上用心不多，反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所谓的“汉奸”上。史载，海龄“仅于城四门添设枪炮外向，城中日夜捉行路者作汉奸而已”。“每有妇人孺子见旗兵惊走，（旗兵）即追而杀之”，然后向海龄报功请赏。这种不加甄别的肆意抓捕，给百姓带来的恐惧不亚于英军的进犯。此外，被指派出城向英军虚张声势的清军也因伙食问题抱怨不断，几近哗变，期间有人起哄道：“欲开枪炮攻城，取都统（海龄）生啖之”。

如此情势之下，清廷在镇江外围的守军在开战后迅速作鸟兽散。这对海龄而言是个坏消息，但令他欣慰的是，镇江城内同样有一支与乍浦相似的“本地”八旗，他们的家族大多已经在镇江生活了近200年。为了城里的家产和亲人，他们与英军交战时同样表现得异常勇猛。

当然，结果也是一样的。镇江只不过是乍浦命运的翻版，仅此而已。7月21日，镇江失守，南京危在旦夕。

吴淞和镇江的惨败，使两江总督牛鉴丧失了抵抗的信心，他不断上书皇帝请求议和。

当英军占领长江与京杭运河交汇的镇江，清朝经济命脉已经被人牢牢拿捏。在一连串的降维打击之后，“天朝”开始崩溃，皇帝开始妥协。

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钦差大臣耆英等人在和约上签字加印，鸦片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次年，清廷又与英国就治外法权等问题补充签订了《虎门条约》。天朝，已然崩溃。

在历时两年多的战斗中，清军的表现几近于一触即溃。迅速溃败的背后，原因纷繁复杂。简单说，军事越无能，道德就越无耻。跟军事溃败形成巨大反差的，竟然是捷报公然从各地前线发出，蒙蔽了紫禁城，也蒙蔽了整个帝国。单从军事层面来看，对阵英军时，清军直面的是代差巨大的降维打击。

整场战争中，清军的溃败与一个极度滑稽的战术误判息息相关：英军不善陆战。

即便是被后世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当时同样囿于其对外部世界的浅薄认知，而对英军得出错误的判断。1839年，林则徐向道光奏报时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

这一荒诞的观点在朝廷中获得广泛认同，其中就包括后来出任两江总督的裕谦。

在定海筹备防务时，裕谦将防御重点放在靠近定海城南部滨海的狭小地区，而基本放弃了舟山本岛大部分区域，原因是这些地方地势不平，正好是“我步卒最易见长之地”。在裕谦看来，擅长水海战的英军不会愚蠢到拿自己的短处去和清军的长处死磕。事实上，英军能迅速占领定海的关键，正是被裕谦所看扁的陆军部队。

道光起初对此也深信不疑，直至收到闽浙总督颜伯焘于1841年8月发来关于厦门失守的奏报，才破除了关于这个论断的迷信。

而迷信“英军不善陆战”的代价是惨痛的。在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海防工事大多以炮火迎战海上舰船为主，缺少对登陆敌军的防御准备。就战术角度来说，英军对清军的进攻并无太多新颖之处。从广州到镇江，英军都是以舰炮正面攻击，再以陆军侧面登陆包抄，屡试不爽。

武器方面的代差，也是清军不敌的重要因素。

自明末清初以来，清军的火器革新就陷入了几乎停滞的状态。清军主要装备的是兵丁鸟枪（前装滑膛火绳枪），这是一种基于1548年葡萄牙火绳枪的仿制品，用于点火的引线受制于环境湿度，从而影响使用。而英军自1800年起，就开始装备前装滑膛的燧发枪和击发枪，无论是射速、射程，还是点火方式，都远远优于清军装备的兵丁鸟枪。

近现代战争中有一条定律：舰炮在对阵岸防炮时往往胜算不大。但在鸦片战争中，清军岸防炮的表现却颠覆了这一传统认知。

清军岸防炮有不少是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前的“旧货”。在1840年7月的定海之战中，清军甚至将有240年历史的老旧火炮投入战场。加上管理和保养不善，这些库存火炮的性能往往大打折扣。

即便是新造火炮，缺点也十分明显。由于使用落后于同时代的冶金技术和泥模铸造技术，火炮成品合格率不尽如人意。1835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为虎门要塞购置了40门新制火炮，试炮时有10门炸膛，造成2名士兵伤亡。经检查发现，出现炸膛的火炮“碎铁渣滓过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其中一个空洞甚至“内可贮水四碗”。为了避免出现炸膛，弥补的方法通常是将炮管加厚，同时减少装药。一增一减之间，火炮变得既笨重又低效。

此外，清军岸防炮缺少用于调整转向和俯仰角的炮架，并且仍按照“硝八硫一炭一”的传统经验配置火药，质量堪忧。在1841年1月大角—沙角之战后，英军嘲笑清军的火药库“里面存着几千磅粗火药，装在木桶或泥罐中，我们全部投之于海。因为虽然中国火药的成分几乎和我们的相同，却是一种粗劣的东西”。炮架和火药的缺陷，让清军在1841年9月的定海之战中吃了大亏，英军曾描述他们的对手“用低劣的侧舷炮开炮，从他们的炮台上既不能抬高了打，也不能压低了打，由于火药的类型很糟糕，不能对我们的军队造成任何伤害”。

虽然清军常年维持在80万人左右，却在鸦片战争中无法发挥人海战术的优势。在清朝立国两百年多年时间里，军队的防御重点一直是对内镇压各种反清活动、民变、匪患，其本质是充当了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角色。将80万常备军在广袤的国土上摊开，局部兵力就变得十分薄弱。加上远距离调兵需要大量的资金与时间，这是自我标榜节俭的道光难以接受的做法。因此，哪怕是规模相对较大的广州之战和浙江大反攻，两地得到的援军实际上也仅仅万余人而已（广州奕山得援军1.7万人，浙东奕经得援军1.2万人）。

清军内部的缺陷不胜枚举，颓势尽显，乱象丛生。福建汀漳龙道张集馨曾就“整顿军务”一事向林则徐讨教，林则徐只是无奈地摇头回复道：“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就在清朝军事因循守旧之际，英军却已经搭上时代快车。两者互相碰撞，胜败早已注定。

然而，历经此次降维打击之后，清廷除了履行条约，此后十余年，内部对于军事改革的反应不大。雨过忘雷，一切似乎归于平静。

这该死的平静，忘却忧患与耻辱的平静，如同死水的平静。一场新的外患即将到来，天朝还将继续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