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做皇帝很失败，但要是穿越到今天，做个带货主播，绝对能火。

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正是被诸葛亮鄙视的“桓灵二帝”中的汉灵帝。他在位期间带火了两种东西：

一种是毛驴，据说他在皇宫中亲自驾驴车很拉风，引得京城达官贵人竞相模仿，一时间驴价暴涨。

另一种是“胡风”，他喜欢一切胡人的东西，包括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等等，从吃喝穿用到文化娱乐，京城贵戚纷纷跟风。

公元189年，汉灵帝病死后，董卓受大将军何进征召，进京讨伐十常侍，由此开启了汉末大乱世。史书据此指出，汉灵帝喜欢胡风，是“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似乎一切冥冥之中都是报应。

当时人对胡人的东西，尤其是对胡床这一日用家具非常反感，认为它颠覆了华夏传统的起居礼仪，所以才会将其引入视为东汉亡国的征兆。

但没有人能想到，在此后的历史中，一张小小的胡床经过不断地流传与演变，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受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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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床传入中原之前，中国人基本都是席地而坐。先秦以前很长的时间段内，百姓室内生活的中心都是“席”。

201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中，发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席”。这些席子碎片是在河姆渡人居住的房子附近找到的，最大片有一平方米左右。经过提取样本、鉴定和比对，考古人员兴奋地确定，这些席子的年代距今约7000年，且极有可能是由芦苇茎秆编织而成。

《诗经·柏舟》中有一句诗，叫“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由此可知，先民家居中的席子，不用的话就可以卷起来，等到要坐卧，再铺展开来。

古代的席，取材多样，经常是用马蔺、香蒲等叶子来编织，因这些植物的叶子狭长且韧。此外还有竹席，最金贵的一种竹席叫“桃笙”，是用桃枝竹的皮编成的。

围绕坐席作为生活起居的中心，古人构建了一套日常礼仪。

春秋时期，孔子坚持“席不正不坐”，就是强调坐席一定要摆正，这是他毕生要恢复周礼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中国人由此形成标准坐姿，就是双膝跪下，臀部坐在两脚上——这种坐姿，我们现在称为“跪坐”，但在当时就叫“坐”。在胡床入华之前，“坐”都是指这套标准坐姿，其他坐姿则是不符合礼制或不雅的姿势。

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孟子有一天回家，看到妻子一个人踞坐在屋内，便非常生气，跟他母亲商量要休妻。

《韩诗外传》记载此事，形容孟子妻的坐姿，仅用了一个“踞”字。所谓“踞”，就是现在的蹲坐。就因为这个坐姿，被孟子看见了，竟严重到要休妻的地步，可见当时人对规范坐姿的要求有多么严苛。

还好，孟子的母亲不同意儿子休妻，原因是你进屋没有声响，无礼在先，不能只怪你妻子无礼。

到了秦朝末年，刘邦创业初期，著名说客郦食其求见。当时，刘邦正坐在床沿，让两个女子为他洗脚，郦食其一看，当场就说：“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意思是，你用这种坐姿来接见我，无礼至极，是对我的羞辱啊。刘邦自觉有愧，连忙站起整理好衣裳，请郦食其上坐。

在古人眼里，最不雅的一种坐姿叫“箕踞”。所谓“箕踞”，就是臀部直接坐在席上，两腿往前伸开且膝盖微微上耸，形状如簸箕。这种坐姿，我们现在经常用，但在古代，这是最失礼的坐姿。

荆轲刺杀秦王嬴政的过程，随着图穷匕现，秦王本能地挣脱荆轲，两人绕着柱子追逐。期间，秦王拔出了剑。荆轲被砍伤了左大腿，身上还受了八处剑伤。他知道大势已去，便靠着柱子坐下来，边笑边骂：“之所以刺杀失败，是因为我想劫持你。”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这个场景，用了八个字形容荆轲——“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对，荆轲此时的坐姿就是“箕踞”，因为他想羞辱秦王，所以才用这个坐姿。

为什么蹲坐、箕踞都是无礼的坐姿？

问题的背后，其实是汉代及汉代以前都没有结构完善的内裤。自战国到东汉，人们的穿衣主流都是穿一种上衣、下衣相连的“深衣”。汉代虽然出现了犊鼻裈这种“遮羞布”，但汉代的人很少穿。

从当时人的服饰就能明白，坐姿为何如此重要。跪坐的好处，是自然地利用下衣将下半身遮掩起来。但如果采用两腿叉开的坐姿，则隐私部位很容易走光——这显然是不礼貌，甚至是侮辱人的。

相反，赞扬一个人合乎礼制，会说他不管在任何场合，有没有其他人在，都严格采取了并不舒服的跪坐姿势。汉末三国时期著名隐士管宁，有一张个人专用的木榻，他长年累月坐在上面，“未尝箕股”，就是从未箕踞，而是一直跪坐，所以“其榻上当膝处皆穿”——膝盖把木榻磨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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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宁所使用的木榻，是古人继“席”之后发明的另一种常用家具。

最早可能是为了防潮，或者为了凸显身份尊贵，古人会在席上设榻或床，人再坐在榻上或床上。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了一张黑漆床，床足的高度仅有17厘米。这种床跟榻一样，既可当卧具，又可当坐具。

随着时间推移，床和榻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到秦汉时期成为室内家具格局的中心。人们的日常生活，如读书、宴饮、会客、休息等等，大都在床和榻上进行。

床和榻的区别是，床的体积较大，榻的体积偏小，更为轻便。主人平时可以将榻收起来，挂在墙上，有客人来的时候再把它拿下来用。《后汉书》记载，东汉名臣陈蕃担任豫章太守时，不接待宾客，只特设一榻迎接当地名士徐稚（字孺子），走了就悬挂起来。这就是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由来。直到今天，中国人对尊贵客人到来仍有“下榻”的说法，亦源于此。

但不管是席地而坐还是下榻而坐，时间久了人会很难受，甚至出现《韩非子》中所说的腓痛、足痹、转筋等症状。所以既要符合坐姿礼仪，又要坐得稍微舒适一点，古人发明了配套家具——凭几。在身前摆放一张凭几，坐的时候两膝纳于几下，双肘撑在几上。这样，人的上半身有了承重支点，下半身的压力终于大减。

与此同时，为了隔断空间或显示地位尊贵，出现了类似屏风的扆，安装在床的背后，然后又有幄、帐、幕等家具软装。这时候，若能穿越而去探访一下古人的家，就变得更有意思了。

汉武帝时期，广川王刘去疾（汉景帝曾孙）就喜欢干这事儿，不过他去探访的是古人“阴间的家”。在刘去疾的封地内，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这些古墓，基本都被刘去疾带人光顾过。其中，战国魏哀王墓是他盗发的古墓中规模较大的一个。

据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魏哀王墓挖开后，一股黄色雾气扑面而来，气味辛辣，阻挡了盗墓者进入。刘去疾只好派兵在墓口把守，七天后气味消散才进入墓室。进去一看，“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像，或有执盘奉食之形。余无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由于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我们从盗墓者刘去疾的视角，可以看到战国到汉代帝王权贵生前的家居陈设情况。床、几、屏风、帐、镜子，一应俱全。

东汉名儒马融，是个豁达、有个性的人。史书说他“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在女子乐队的演奏声中，讲授经学，中间就靠一顶深红色的纱帐区隔。

这样大胆、无视礼教的创举，恐怕连纱帐本身也意想不到：我竟然还有此功能？

3

但是，中国古代家具的演化，正是对礼制的不断突破而发生的。马融死后没多久，汉灵帝刘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对胡床的喜爱和推广，将彻底改变家具格局。当然，这一过程很漫长，刘宏本人是看不到了。

胡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马扎”，可张可合，张开可作坐具，合起来可提可挂，实用方便，最早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

东汉末年乱世中，胡床最主要的使用场景恐怕是在战场上。由于方便携带，且坐起来比传统跪坐舒服得多，胡床得到了军事主帅们的青睐，成为他们指挥作战的专座。史料中就有曹操“坐胡床”指挥作战的记载。到了元朝末年，朱元璋大战陈友谅，督战时仍是“坐胡床”。

南北朝时，自封“宇宙大将军”的侯景囚杀梁武帝父子后篡位称帝，《梁书》说他“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这里的“床”是帝王的御座，“筌蹄”跟胡床一样，也是异域传入的一种坐具，通常由竹藤编制而成，造型是两端大、中间细，形如细腰鼓。因为侯景是军人出身，常年穿靴子，跪坐肯定不方便，所以就在他的御座上设了胡床和筌蹄，垂足坐起来爽多了。不过，这种做法在当时肯定是违背礼俗的，史书写下这个细节，正是为了批判侯景的大逆不道。

侯景“坐胡床”是为了舒服，名士“坐胡床”则是有意对抗世俗礼教。

东晋丞相王导有个儿子叫王恬，不拘礼法，性格傲诞。有一次，谢安的弟弟谢万去拜访王恬，两人坐了一会儿，王恬进入内室，很久才出来，原来是洗头去了。出来后，也不搭理客人，直接“据胡床在中庭晒发”——跑到院子里，坐在胡床上晒头发。全程毫无无宾主之礼，导致谢万怅然而归。

又一个琅琊王氏家族的子弟、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有一天在路上遇到桓伊。桓伊平生善于吹笛，素有“笛圣”之称，王徽之便请他吹笛。桓伊当时已经发迹，是东晋名将，但他也久闻王徽之的名声，便下车，“踞胡床”，吹奏一曲后，又上车而去。两人“不交一言”。

这些怪诞不合情理的举动，因为有名士的背书，而得到流传。相应地，作为轶事背景的胡床，也逐渐获得了士人与舆论的容忍和接受。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胡汉大融合的时代。在北方游牧民族接受汉文明的过程中，他们既有的特质也对汉文明形成了冲击，最终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明新形态。

我们对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比较熟悉，但在此之前，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推行过让中原“胡化”的举措，正如崔浩所说：“太祖（拓跋珪）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自与羲农齐列。”两者的趋势正好相反，不过结果都导致了文明的相互渗透与吸纳。胡床在这一时期受到汉族名士青睐，无疑是汉民族逐渐认同胡人垂足而坐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

在北齐画家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中，可以看到南北朝后期，胡床已经从武将的“专座”进入了士人的创作空间。图中，一名文士坐在胡床上，右手握笔，左手扶着书卷，正在审读。

而图的另一边，有一张大床（榻），可容纳四名文士坐在上面，其中一名文士似乎准备离开，他垂足坐在大床的边缘，一个童仆正给他穿靴。从他垂足的高度看，此时的床高差不多比人的半腿还高，这与先秦仅有10多厘米高的矮床已经大不相同。

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也出现了类似高度的床，一个男子垂足坐在床边，脚正好着地。

文物专家孙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说，床腿增高是一个信号，它标志着中国中古时期的起居方式即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时，跪坐作为制度已开始松弛，垂足坐和高家具正在兴起。

一个变化的时代，就这么到来了。

4

胡床在魏晋南北朝的流行，不只是为日常起居增添了一件家具这么简单，它的背后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变化。本质上，这是一场日常的革命。

除了要动员精英，还要动员大众。在针对大众的普及与宣传方面，佛教功不可没。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魏晋时期开始流行。鼎盛期的梁朝，“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普通百姓对乱世中给予他们心灵慰藉的宗教，信奉起来也是如癫如狂，常常“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由此，佛教造像与壁画随着石窟的开凿，逐渐在服饰、家具、造型等方面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我们迄今仍能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历史文化遗产中，看到当年佛陀与菩萨的坐姿，以及所使用的坐具。这些来自天竺佛国的高型家具，如椅、凳、墩等等，悄悄来到了人们的日常之中。垂足坐的佛像，亦冲击着人们对于这一不符合礼仪坐姿的既定观感。

变化首先在僧人中发生，尽管他们曾遭到正统的抵制。

南朝时，僧侣们开始以垂足坐的姿势进食，这引起了国子祭酒范泰等人的不满，一场针对“踞食”的批判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其中，写《夷夏论》的名士顾欢将此上升到“夷夏之辨”的高度，大骂这种吃饭坐姿是“狐蹲狗踞”。

骂得很难听，但反过来看，当某项运动或某种东西需要煞有介事进行强烈抵制的时候，说明它已经成为社会趋势，难以阻挡了。

恰好在这一时期，服饰的发展避免了人们改变坐姿的尴尬。

前面讲过，跪坐作为传统的标准坐姿，很大程度上是裤子结构不完善，甚至没有内裤而无奈形成的，主要为了防止垂足坐或箕踞而走光。日子久了，这种无奈才演变成礼仪，乃至礼教。而魏晋时期对坐姿的颠覆，底气便来自于“胡服骑射”的袴褶装在当时的流行，上衣和裤子已经分开。虽然魏晋时人不穿裤子就出门（穿深衣，可以遮挡下半身）仍很常见，但来自马背民族的合裆裤逐渐被各阶层接受。到隋唐时，合裆裤已是服饰标配。秦汉以前为了遮羞被迫跪坐的前提，至此彻底消失了。社会上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信地说一声：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分腿坐了。

但日常生活的变化，总比我们的想象缓慢得多，这其中既有历史的惯性，也有礼制的阻力。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五代时期，前后近400年时间，均处于这一缓慢变化的过程中。

唐肃宗时期，宗正卿李遵因被控贪污，御史中丞敬羽负责审问。因李遵是皇室成员，敬羽虽是有名的酷吏，却不敢刑讯逼供，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李遵过来谈话，两人“各危坐于小床”。李遵太胖，跪坐没多久就受不了了，问敬羽能不能垂足坐。敬羽回答，您又不是囚犯，怎么能怠慢？李遵没辙，二人继续跪坐谈话，期间李遵先后倒仆了四次，只好请求问罪。敬羽递给他纸笔，李遵赶紧写下了贪污赃款的数目，这才算解脱。

这个故事说明，到了唐朝中期，跪坐仍然是正式场合的最高礼仪，但垂足坐已成为非正式场合的日常坐姿。所以，失去日常训练的胖子李遵，才无法扛过敬羽要求他正襟危坐的考验。

为了日常坐得更舒适，唐朝人在胡床之外，又接受了椅子。通常认为，椅子或交椅是从胡床演化而来的，不过椅子或交椅增加了靠背和扶手，且椅腿高度更符合人体工程学。

文物专家孙机考证，佛教画像之外，世俗人物坐椅子者，最早见于西安高元珪墓壁画。高元珪是唐朝大宦官高力士的哥哥，官阶从四品，葬于天宝十五载（756年）。他的画像垂足端坐在椅子上，反映出高坐具已被当时的上流社会采纳。

由于整个社会高型和低型家具并存，到五代时期，我们从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传统家具与新式家具共处的画面。

南唐后主李煜拟用中书侍郎韩熙载为相，但听说韩熙载“多好声伎，专为夜饮，宾客糅杂”，于是命顾闳中混入韩家宴会去察看真伪。顾闳中目识心记，宴会结束后，绘成《韩熙载夜宴图》，向李煜交差。

画面一个场景中，主人韩熙载与宾客活动的中心是一张三面围屏的榻，由主人与当晚宴会的贵宾、新科状元郎粲坐在上面。其他坐具则有椅子，以及表演者所坐的小凳子。榻和椅的前面均有桌几，摆放食物、酒器等。由此可见，虽然新式椅子当时已被上流社会接纳，但是最尊贵的座位，仍然是传统的榻。

这幅画是室内家具格局演化的一个象征，以榻为中心，仍带有秦汉以来的时代遗存；而接下来，跨越了这个阶段的宋代，将以桌椅为中心，构建起新型的家具组合。

5

如果说宋代相比前代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日常观念的解放。

从跪坐到垂足坐，是一种历史趋势。但以前的人虽然也垂足坐，内心却还是过不了礼制这一关。宋人不一样，他们奉行的基本坐姿就是垂足坐，内心毫无负担，你若要他们遵循礼制，不要“狐蹲狗踞”，他们恐怕要反问你一句：什么礼制？谁的礼制？

我们现在看到的宋朝历代帝后标准像，都是垂足坐于椅子上。帝后标准像是要传世的，所以画像场景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宋朝帝后的标准坐姿彰显了不再拘泥于所谓的礼制，而是遵从现实中起居方式的改变。这背后，是实用、理性、人文的思维遍地开花。

宋人遵从的现实，其实就是高型家具的普及，并彻底取代低型家具。在理学的影响下，宋代家具追求严谨的秩序，挺拔、明朗的简约之美，呈现更为内敛、理性的特质。

宋代士人的家居陈设，除了几、榻、屏风等组合之外，椅子和桌子已是陈设的一个中心。尤其是在书房中，椅子和书桌是固定组合，桌子为象征文人雅趣的文房墨宝摆设提供了台面，椅子则可以让主人在最舒适的状态下读书、写字、赏玩或发呆。

当时最流行的坐具，亦非交椅莫属。

苏轼有一次经过润州（今镇江），当地官员设宴招待。酒席将散时，几名歌妓唱起黄庭坚的《茶词》：“惟有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春草，是茶的雅称。唱词的意思是，惟有这杯茶，懂得我们想要留住客人的心情。这是歌妓代主人表达挽留之意。

但苏轼听了，故意一本正经地说：“这是要留我吃草。”

此言一出，原本站在苏轼身后的几个歌妓，忍不住靠在他坐的交椅上大笑不止。交椅一下子被折断了，苏轼一屁股坐在地上，宾客们也笑着一哄而散。

这件趣事说明，当时的交椅还比较脆弱。因为它是由胡床加高、加靠背发展而来的，所以总体材质和结构均比较简易。

从胡床到交椅，尽管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当时人对称呼还比较恋旧，仍然会把交椅称作胡床。苏轼有一阕词写道：“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这里的“胡床”可以“闲倚”，说明是有靠背的，其实就是交椅。

关于交椅，宋人还记载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南宋人洪迈在《夷坚志》中说，四川万州（今属重庆）人烟稀少，特别荒寂。有一回，万州教授（朝廷派往地方的学官）召集一些朋友和同僚聚餐，一直到天黑了，仍意犹未尽。大家在官舍正厅点起蜡烛，继续喝酒，接着奏乐接着舞。

就在此时，忽然来了一只老虎。在座众人吓坏了，抱头鼠窜。一个客人躲避不及，赶紧趴在一张胡床（即交椅）后边。老虎直奔他来，这客人无计可施，拿起胡床顶着虎头，胡床一下子套进虎头。虎头进到胡床的木架子里，相当于上了枷锁，老虎也很难受，就戴着胡床跑了。

第二天，有个村民进城，说在三十里外看到一个碎裂了的木架。教授派人去把那东西取回来一看，正是被老虎带走的胡床。而那个客人昨天好像挺勇敢，实际上被吓破胆了，病了一个多月才好。

有意思的是，宋代对交椅的改良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竟然是一个马屁精和一个大奸臣。

据南宋人张端义《贵耳集》记载，太师秦桧有一次坐在交椅上，一仰头，头巾就掉到地上。一个姓吴的首都地方官很有眼力见儿，赶紧把头巾捡起来给秦桧戴上。随后，他设计了一种荷叶托首，命工匠依样打造，安装在秦桧的交椅上。这样，秦桧再往后仰头，就有个东西可以托住了，有点像现在汽车座位上的头枕。后来，此种经过特别改造的交椅，在南宋高官圈子里推广开来，并被命名为“太师椅”。看来，马屁精也能推动技术进步。

不过，从文献描述来看，南宋的太师椅，跟我们看到的明清以后的太师椅，结构并不一样。好在我们还能通过宋人的画作，一窥南宋太师椅的真面目。在宋画《春游晚归图》中，一名老年官员（可能已退休）在暮色中返程，前后簇拥着九个随从。每个随从都有自己的职责，有的挑着户外装备，比如煮水用的炉子、点茶用的长流汤瓶等等，有的扛着一张茶桌，还有一人扛着一张交椅——从造型上看，正是经过马屁精改造的、有着荷叶托首的太师椅。

由于宋画非常注重写实主义，擅长对现实生活情境进行还原，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宋人对桌椅组合的使用场景十分广泛，并不局限于室内和庭院里。户外活动也常常看到它们的身影，类似如今的野营装备。

总之，随着桌椅等高型家具在宋代成为日用主流，这个朝代的家具类型已经与今天差距不大。宋朝亦由此成为中国家具定型的最后一个时期。

6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家具发展的巅峰期。与宋代以前，中国家具类型随着坐姿的改变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一样，明清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家具在宋代基本定型以后，还能怎么玩出花来。

晚明人李乐《见闻杂记》说，当时松江府有一个吴姓举人，到南京游玩时跟一个妓女产生情愫，于是逢人便说：“吾若登第，当妾此妓。”后来他的两个愿望都实现了，既考中了进士，又娶了那个妓女当小妾。此人随后到芜湖当税官，收入丰裕，曾“制一卧床，费至一千余金，不知何木料，何妆饰所成”。但这么一张象征豪门巨富的卧床，在此人家道没落后，却成了难以处理的累赘之物——“该床因巨丽难拆，遂遭摒弃”。

为了斗富和攀比，晚明社会开始流行“细木家伙”，就是用稀有而坚硬的木料做成的家具。时人记下当时的社会风尚：“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

晚明家具的奢华背后，是材质、工具和工艺的进步。

孙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中特别指出，明清时期大量制作硬木家具，这和木工工具的改进分不开。他举例说，架锯出现于北宋，初见于《清明上河图》。刨子则始见于元代，随后发展出推刨、起线刨、蜈蚣刨等。这些都是制作硬木家具的必备工具。但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架锯、刨子等工具，解大木时常用的方法是将一排楔子打进去，使之开裂，基本上无法制作硬木家具。

由于木工工具的缺位，宋代及以前的家具均以就地取材的软木为主，偶有乌木、檀香木、花梨木等硬木家具的记载，但很罕见。明代以后就不同了，中国西南地区原始森林的硬木材料，源源不断地往东部运送；东南亚地区的紫檀、花梨木、酸枝木等，也持续地进入中国沿海。中国由此出现了多个家具制作中心，并形成别具特色的区域化家具风格。如今，古董市场上推崇的明清家具，无一例外都是硬木家具。

嘉靖末年，严嵩父子被抄家后，一本抄家清单《天水冰山录》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这本清单共6万余字，绝大部分都在记录严家的财产，类别包括金银珠宝、丝织古玩、书画珍籍、家具小件、土地房产等等，多不胜数。

据估计，严家两次查抄赃物赃款折算银两约236万两，按购买力换算，大约相当于如今的3亿元。

根据统计，严家被查抄的家具数量十分惊人，光床具就开出长长的清单：

螺钿雕漆彩漆大八步等床52张，每张估价银15两；
雕嵌大理石床8张，每张估价银8两；
彩漆雕漆八步中床145张，每张估价银4.3两；
椐木刻诗画中床1张，估价银5两；
描金穿藤雕花凉床130张，每张估价银2.5两；
山字屏风并梳背小凉床138张，每张估价银1.5两；
素漆花梨木等凉床40张，每张估价银1两……

此外，其他主要家具还包括：桌3051张，椅2493把，橱柜376口，凳杌803条，几架366件，脚凳355条，屏风/围屏108座，神龛41座，以及各式小木器。

夸张的家具数量背后，让人不禁联想严家几处府第的规模有多宏大，才能同时容纳上万件家具。而这些家具也象征着晚明顶流社会所能消费的家具类型与工艺的极限，是当时奢华风气的具象写照。

就在这种崇尚奢靡的时代氛围中，一些文人士大夫产生了“逆反心理”，为了摆脱庸俗的指摘，转而寻求别样的趣味。

这里面有两种趋向。一种是将日用家具古董化。以前，家具大多仅具备实用功能，但晚明开始，古董家具受到追捧，在实用功能之外被赋予了收藏功能。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过一个故事，他的二叔张联芳有一次经过淮扬，遇到一个古董商人出卖一座铁梨木天然几。当时的淮阳巡抚李三才出价一百五十金想买下来，但张联芳实在很喜欢这件古董，便加价到了两百金，终于入手。当张联芳带着他的古董家具离去时，失手的李三才大怒，派兵追赶，想要夺回来。张岱说，幸好他二叔跑得快，才免去了一场因争夺古董家具而起的无妄之灾。

另一种趋向则是将日用家具艺术化。不追求过多雕刻、镶嵌，只突出木色纹理，崇尚清新雅致、明快简约的风格。

从明中叶到清前期，即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晚期，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黄金时期。这些由文人、退隐官员主导的园林建筑，迷恋自然之趣，装饰风格整体上以简洁精雅为主，简单的几何纹样装饰随处可见。与之相适应，其室内家具的风格便摒弃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繁复形式，代之以质朴、简约的审美趣味，并将这种审美升华为人格道德。

晚明名士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当时那种“雕绘文饰，以悦俗眼”的家具风格进行批判。一切痕迹明显的人为制作、雕削取巧，都被他斥为“恶俗”、“不入品”和“断不可用”。而他本人向往和追求的是“旷世之怀”和“幽人之致”，就是要有古意，有自然之趣。

明末清初的李渔同样如此，崇尚“厚质无文，删繁去奢”，向往萧疏雅洁的文人气质。

这些具有文化影响力的文人士大夫，以他们的审美能力重塑了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从而将繁复的宫廷权贵审美压制下去，将简约的文人趣味提升上来。

当文人士大夫构建起一套新的家具价值体系之后，以政治权贵为代表的家具控制系统随之被日渐消解。但，这并不代表家具中的等级观念就消失了。相反，在整个帝制时代，以巩固皇权为基本诉求，等级观念始终未曾消解，而且越来越强烈，以清代为甚。

具体到日用家具领域，清代在用料材质与装饰样式上去体现尊卑等级。

在紫禁城中，皇帝、太后等皇室成员使用不同装饰的紫檀木和黄花梨木家具，而为皇帝服务的权力机构军机处，用的都是榆木家具。从紫檀、黄花梨到榆木，这差距有多大呢？

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中总结了当时的木材价格，其中紫檀木每立方尺价格154钱，花梨木每立方尺价格106钱，是最贵的两种木料。而榆木，每立方尺价格仅为6.4钱。市场身价的巨大差异，反映的正是使用者的权力等级。

不过，朝廷官僚在办公场所用不了名贵家具，却不影响他们在家里偷偷用紫檀或黄花梨等贵价家具，尽管这在当时属于“逾制”和“僭越”。只要不查，大家心照不宣；一旦犯事，查起来，这就是一条罪名。

嘉庆皇帝当年查和珅，列了二十条罪状，第十三条是这么说的：“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这里提到的逾制建筑，便是当年的和珅住所，如今的北京恭王府锡晋斋，整个大殿用楠木建成，室内装修及家具亦用金丝楠木，处处模仿紫禁城内的宁寿宫，所以被皇帝认定为别有用心。

但这个极端案例也表明了，家具中的等级观念其实就是皇帝戴在各级官员头上的紧箍咒，平时由着你来，想治你的时候才会念起来。这何尝不是一种惘惘的威慑力？

遥想汉灵帝刘宏时代，尽管他只是一个昏庸弱主，但其对胡床的喜爱，仍然带动了京城的跟风热潮。可见，对皇权的模仿、追随或逾越，自古而然。无论两千年的家具史如何变迁，背后总有一些潜藏的观念，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