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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有限武装扶华政策”
www.wforum.com | 2024-12-07 22:05:45  阿隆随录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基于解密档案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能够帮助我们重建中国改革发展及中国在全球冷战中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叙事。其中,“安全”动因在促发1970年代中美及中西方关系发展时发挥着深刻且隐秘的作用。学界探讨过“解冻”时期美英等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调整,但并未基于美中构建制苏安全协调关系的背景,深入考察其中解禁措施所具有的安全和军事意涵,尚未深度考察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美欧联合推进的“有限武装扶华政策”。

笔者现根据藏于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的时任尼克松(Richard Nixon)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洛德(Winston Lord)档案以及英国外交部档案,探究1970年代英美售华“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这一共和国史上首次引进西方先进军用装备的关键议题。“斯贝”入华是美欧“有限武装扶华政策”的首次实践,凸显冷战逻辑巨变。此研究可反观美方“联华制苏”谋略,挖掘“有限武装扶华政策”及其演绎,探究美中制苏安全协调关系特质与中国对外战略转轨等重要问题。基于“安全”动因,美中建构制苏安全协调关系,但也正是“安全”因素,规制着西方对华技术转让及军售。此种既扶华又抑华,且与美苏“缓和”联动的战略实践,初步成型于1970年代初,凸显于“斯贝”发动机入华议题。基于军售从而“促使中国人同我们站在一条船上”,谋求将中国拉入西方世界体系的战略谋划,也初次呈现在“斯贝”入华,相关特质则一直延续至整个1980年代中西方安全合作关系之中。

一、美国对华技术转让政策的调整与“有限武装扶华政策”的构建

1970年代伊始,美苏深入构建“缓和”,美国地区及全球战略重构之际,美中关系实现“解冻”与历史性巨变。中美一同认知到两国存在以制苏为驱动的相互安全渴求,就此,“安全”逻辑发挥着引领双边关系的关键作用。美国谋求发展美中制苏安全协调关系,逼促苏联遵守“缓和”,在战略三角关系中占据最优势地位。美国对华安全战略在“解冻”前后的变化,既是其对华战略转向的产物,更为此种调整提供安全观指导,并落实为保证中国独立、避免美苏中战略三角失衡的“安全联华”谋略。

基于观察中国在中苏冲突中的防守本质,尼克松认定,美国亟需警惕“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对华运用,绝不接受苏联摧垮中国的地缘政治前景。基于“与更弱一方而不是与更强者联合才是更好选择”的现实主义战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积极谋求促使战略三角之运筹方向朝着利于美国的轨道演变。

美国政治精英明晰,通过构建美中制苏安全协调关系,确保中国的适度强大,阻止苏联获得麦金德式的霸权,攸关美国国运。继承认中国具有“非侵略性”,1971年底开始,“中国的生存与安全是美国最重大的国家利益之一”的观点渐成美国决策层共识。鉴于此,“安全”逻辑引导下,1971年起,美中逐步构建战略互信,“联华制苏”与“联美抗苏”框架初显,两国开始搭建“制苏安全协调关系”。尼克松总统对此坦言,对于中国,“重要的不是美国的金钱,而是美国的实力,使美中走到一起的是国家安全这个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

虽然美苏“缓和”是尼克松政府外交核心,但这同在战略上倾向中国,在战术上提升对华技术输出水准并有限提升中国军力并不矛盾。基辛格强调,推动某些具有军事价值的装备输华,将构成美中安全协调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逼促苏联遵守“缓和”的有效砝码。总体看,整个1970年代美国提升对华技术装备出口水准的举措,与美苏“缓和”态势呈现相当明显的反向联动关系,凸显美国发展美中安全关系的实用性考虑。

美国军用及军民两用技术装备出口,具有强烈政治目的。由朝鲜战争爆发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制定出最严格的对华技术装备出口程序,再至1973年经美国默许,英国决意售华“斯贝”MK202型军用涡扇发动机,美英对华技术装备转让政策变化,着实凸显美中由敌对走向制苏伙伴的冷战历史变迁。就美国调整对华出口管制,学界已有论述。1972年2月中旬,尼克松访华前夕,白宫宣布将中国从实行最严格管制的Z类名单中移除,列入同苏联同等待遇的Y类国家名录,“巴统”对华管制严于对苏管制的“中国差别”至此被废除。笔者对此不再赘述,而专门剖析对华技术装备转让弛禁背后的“有限武装扶华政策”。

消除“中国差别”前,1971年下半年起,美国便开始研究售华民用客机,准许英国售华包含美国产零配件的“三叉戟”式客机。中情局预计,中国对美首轮进口将达1.75亿至2亿美元,远期年均进口额可至4.7亿美元。这虽然只占美国年均对外出口的1%,但却在东西方经贸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借此,中国对美国民用飞机及航空、通讯器材表现出兴趣。1972年6月,中方申明希望购入波音707型等客机,并与休斯公司及美国无线电公司合作,进口卫星信号接收系统。中方还与洛克希德公司展开采购民用航空器材的谈判。

基辛格压制国防部所谓对华出口卫星信号接收系统将“强化中国战略通信能力”的反对意见,同意美英企业同中方合作。至1973年初,美国对华出口价值780万美元的两套卫星信号接收装置,并准许英国及日本售华价值400万美元的类似设备。1972年6月,中方谋求进口210海里长的法国产海底通信光缆。尼克松政府判定,法国将越过“巴统”实现交易,而光缆用以连接西沙群岛与海南岛。鉴于已弛禁对华转让敏感装备,白宫同意此项交易。至1973年2月,白宫授权波音公司为对华出口的4架707型客机再额外配售8套惯性导航系统。中方保证不对朝鲜转售客机后,美国共售华32架大型客机,耗资2.7亿美元。大型计算机方面,尼克松政府1974年3月颁布《第247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决定在计算机出口领域也执行对苏、对华平等管制政策。据此,美国售华价值285万美元的电子计算机地震波探测系统,用以帮助中国探测近海油气资源,同时准许法国售华高精度光学测量仪。

上述售华技术装备,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西方先进民用装备输华之肇始,凸显美国对华政策转变。虽然1972年后美国对华、对苏贸易管制级别相同,均为Y类待遇,但总统可通过“个案审批”原则,灵活审批敏感技术装备是否向共产主义国家出口。据此,美方初启的对华技术装备转让,强于美苏“缓和”高潮阶段下的对苏贸易水准,例如惯性导航系统并不对苏出口。自1971年起,美中贸易额增猛,由1971年的500万美元增至1973年的7亿美元。至1974年8月,美中双边经贸额超过了美苏经贸额。扣除美苏之间大量的粮食贸易,美中贸易的内在质量实际更强。

基于良好开局,美国决心适度强化中国军力,将对华敏感技术装备转让列为美中制苏安全协调关系的关键内容。自1971年7月首次访华,至1973年2月第四次访华,基辛格同中方就彼此关心的安全问题持续坦诚沟通和政策协调。继1973年1月美越达成《巴黎协定》,基辛格2月的访华行程将美中关系推向阶段性高潮。毛泽东高度评价中美关系,指出美中需要“hand in hand”,美中关系“说是叫作什么friendship”,“我们也不损害你,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坏蛋”。毛泽东还敦促美国“更放手地干”,提出联合抗苏的“一条线”战略。鉴于美中关系的良性发展态势,基辛格对尼克松坦言,“除去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是大国中与中国国际政治理念最接近的国家。尽管美中存在意识形态冲突,但客观环境能够使两国在未来几年持续默契合作”。基辛格重申,“任何对于中国的攻击行为均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致命威胁”,中国是美国“心照不宣的盟友”。

因而,1973年开始,基辛格就美中关系的前景表现出浓烈乐观情绪。除去其在是年11月的访华行程中,提出提升中国战略预警能力的重大联华谋划,鉴于美苏“缓和”为要务,美国还难于走上台前武装中国,基辛格遂决心通过盟国先期对华输出军用装备,扶助中国军力适度增长。中国针对超音速战略轰炸机的孱弱防御力,引起美方忧心,基辛格希冀提升中国军事航空工业,但此策亦引发异议。异见主要源自有关人士对苏联警告的忧虑。就美中接近的不利态势,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1972年至1973年间的苏美元首会晤中多次警告美国。1973年6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重申,美中之间要是有任何军事协定或合作都会导致战争。这是苏方六周内对尼克松政府的第三次警告。

鉴于苏联警告以及受限于美苏“缓和”态势决定美中关系水准的结构性影响,在美苏欲求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SALTI)的“缓和”高潮时期,美国既要通过确定对中苏两国差别化的技术转让待遇,提升美中关系实际水准,促使苏联遵守“缓和”,又要控制对华技术转让力度,达到逼促苏联而非激怒苏联的战略目的。就此,基辛格决定美国暂不出面,而由盟国开启历史性的对华军备输出,助长中国的制苏能力与抗苏意志,发展出令苏联捉摸不定、难测深浅的美中防务关系,做出“有限武装扶华”的对苏敲打姿态。

经笔者审读美方档案,彰显“有限武装扶华”理念的政策,首次出现于1976年初美国决策层的秘密文件中。是年春,福特政府第一次将“有限武装扶华政策”明确称为“Hold the Line Policy”,我们可直译为“守住底线政策”,但也可加以引申,称其为“有限武装扶华政策”。借盟国之手对华出口高新技术乃至军用武器装备,且允许盟国转让相较美国对华输出产品更为先进的技术装备,这一随后持续近20年的对华安全合作特点和“有限武装扶华政策”,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初现端倪,并在1973年至1975年“斯贝”发动机入华议题中初获实践,彰显美国通过形塑美中制苏安全协调关系,进而逼促苏联遵守“缓和”的冷战大战略谋划。

二、“斯贝”军用发动机入华与“有限武装扶华政策”的深入实践

1973年3月底,英国保守党政府转告白宫,基于中方请求,将售华带有加力燃烧室的“斯贝”MK202型军用涡扇发动机,并提供仿制技术。“斯贝”MK202是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研发的性能比较先进的涡扇发动机,是英国稍早前售华的“斯贝”MK512型民用发动机的军用改良型。该型发动机因装有加力燃烧室,推力相比民用版提升近两倍,较之中国“涡喷-7”发动机,具有推重比大、油耗低、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等优点。MK202因而当时大量装备英军第二代战机F-4型“鬼怪”,亦装备美军A-7型攻击机。

1972年初,因中方购买的35架“三叉戟”式客机需要额外动力装置,中国购买了一批“斯贝”MK512型民用发动机。是年5月,负责MK512保养的罗罗公司技术团队访华时,中方表示,对民用版“斯贝”已不感兴趣,希望进口MK202型军用发动机。1973年3月罗罗公司总裁基思(Kenneth Keith)访华时,中方再次提出引进军用版“斯贝”。美中关系“解冻”不过两年,英国准备售华先进军用发动机并转让仿制技术,可谓西方武装联华战略的一大手笔。英方预计,中国将利用“斯贝”装备研发中的新型高速截击机与战斗轰炸机,两款新机是截击苏军低空突防的战略轰炸机以及打击苏军庞大装甲部队的重要武器。

英国首相希思(Edward Heath)致函尼克松强调,“相信此举不会伤害英美共同利益,且符合两国对华政策基调”。英方认为,即便不出售,预计中国也仅需数年便能造出涡扇发动机,请求美国批准。英国防卫大臣也表示,“‘斯贝’会用于中国对苏防御战”。基辛格回复认为,英国此举是可行的,但美方就发动机带有加力燃烧室存在异议,劝解英方暂不急于求成,等候美国辩论结果。基辛格强调,目前“巴统”还不允许对共产主义国家出售军用发动机此类极为敏感的装备,售华发动机事关西方对华技术转让政策的系统性调整。

7月初,英国政府表示,不会等待美国意见,将单方面售华“斯贝”MK202。驻美大使巴林(Rowland Baring)对基辛格坦言,英国需要强化西方同中国的联系,强化途径就是“促使中国人尽快与西方站在一条船上”,同时,罗罗公司需要这项军购订单。当时,罗罗公司刚破产而被收归国有,其为研发RB211型高性能民用发动机正遭遇财政困难。英国政府支持罗罗公司通过军贸创汇,为RB211型发动机后续研发注资。英方强调,售华“斯贝”是强化中国军力的有力砝码,西欧威胁来自苏联,提升中国防御力自然是好事。基辛格指出,白宫对英方此举表示“欢迎”,“从美方角度看,美国愿强化中国的防卫能力,支持军售主张。目前唯一的问题是,美国是按照惯例及目前‘巴统’对华既定出口管制规则,做出低姿态、表面上的反对呢,还是直接支持英国呢?为此,美国决策层还在辩论。”

就售华“斯贝”,尼克松政府内部存在以下争论:国安会高级成员索南菲尔特(Helmut Sonnenfeldt)及副国务卿纳什(KennethRush)就售华“斯贝”持积极意见,认为英国可先出售,美英再商榷如何变更对华技术转让政策;国务院内重苏派则担忧英国此时售华先进军用发动机,将冲击是年6月下旬勃列日涅夫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以及两国计划同期签署的《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基本原则》等奠定美苏“缓和”的重要条约。作为仲裁者,基辛格力促反对派“保持低调”。

重苏派强调,“斯贝”MK202是北约战机的制式动力装置,将此型装备出售给共产主义国家,将根本改变西方出口管制政策;不希望看到“巴统”规则因此次军售而改变,更不支持英国转让仿制技术;北约没有同中国发生过军事合作关系,如支持英国,必将危及美苏关系;对华军售还将冲击美国对台湾地区的协防义务,对美韩、美日关系也产生震荡。反对派责问,如若开启先例,“巴统”权威何在?一旦英国售华“斯贝”,美国军工企业也会蓄势而发,法国业已考虑对华军售,这将全面架空“巴统”,同时引发苏联震怒。

“巴统”成员国就“斯贝”入华也是意见不一。日本持保留意见,要求英国转达美国意见;法国持保留意见,但未提出反对;联邦德国持保留意见,表示关注军售对“巴统”的冲击;荷兰表示不反对;加拿大就此议题表示欢迎,但关注其对“巴统”的影响;印度政府表示严重关切。对此,希思政府向各国派出特使解释对华军售,强调军售不具有战略意义,不冲击现行“巴统”机制和国际格局。

正当美方就首次对华军售这一重大议题研讨之时,苏联政府很有可能获悉“斯贝”入华一事。将于1973年6月下旬访美并计划其间同美国签署《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等关键条约的勃列日涅夫严厉警告,“美中之间任何程度与任何性质的军事合作及防务安排,都将是极为危险的,都将造成严重恶果”。苏方虽然并未言明“斯贝”,但其强烈反华态度与排斥美中防务合作的意志,令美国国务院内部重苏派颇为在意。

对此,基辛格希望尼克松凭借权威尽快促成此事。他指出,即便美国及“巴统”反对,英国也将孤注一掷;“斯贝”入华“全面有利于美国对华政策”,“即便代价是给予中国数年内都不会掌握的关键技术”。目前已到了需要调整对华技术装备转让规则的时机,美方应扩大非战略性技术装备的对华出口。基辛格建议尼克松签发总统指令,就算不公开表示赞成,也需压制反对态度。尼克松最终指示,“美国不能公开反对,应默许英国完成此项军售”。

基于总统决策,基辛格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于1973年7月6日在加州圣克利门蒂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时强调,“西方有强大、武装中国的愿望,我们将竭尽所能,鼓励盟国转让你们提出的防卫性军备需求”;“目前最热门的就是罗罗公司售华航空发动机,鉴于‘巴统’,美国没有办法完全赞同,但正同英国协商,改变国内及‘巴统’就这次军售的反对。美国可能会反对此次军售,但请中国不要误解,我们只是表面上的反对。未来美中构建起新的军事联系,军售等问题都容易处理。”

至此,中美关系“解冻”不过两年,1973年年中,美国首次向中方传达其“鼓励”盟国售华军用装备的“有限武装扶华政策”意见。继尼克松政府承认中国的“非侵略性”,到发展出“中国的安全与生存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的革命性认知,再到鼓励盟国对华军售,开启中西方军备贸易,“安全”逻辑的引导下,美中制苏安全协调关系愈加具有实质性内容,冷战运行逻辑加速嬗变,以中美对抗为旧叙事的亚洲冷战实现转型。

三、中英有关“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入华的谈判及其特点

凭借美国支持,希思政府及后任威尔逊(Harold Wilson)政府均采取绕开“巴统”而利用其中的“总体例外程序”实现对华军售。英国对华军售之所以积极大胆,在于英国外交的传统务实特征。英国更看重军售的制苏安全实效与经济利益,谋求争夺对华军售的有利地位,尽可能获得现汇,而相对不大重视军售对冷战技术封锁等“机制”的冲击。英国政府在内部文件中直言不讳,“英国必须趁西德、日本及美国尚无法对华军售的情况下捷足先登”,全面达成英中军事合作。法国也表示,英国开辟对华军售渠道后,法方再行跟进。为此,两国均采取绕开“巴统”的策略。后来,为避免受外界干扰,1978年起,就售华“歼-7”系列战机的航电设备及BL755型集束炸弹,英中便采取秘密谈判与秘密签约办法。

1973年12月,罗罗公司总裁基斯赴华开启谈判。1975年12月12日,中英正式签订对华转让“斯贝”MK202型军用涡扇发动机及其仿制生产技术合同。双方约定,由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引进“斯贝”,以许可证生产方式交由西安飞机制造厂于1978年起仿制“斯贝”。英方提供50台原装发动机与仿制及测试所需技术、设备、配件,合约耗资9000万英镑。英方将向中方转让全部设计、实验、制造、组装、维护等流程的技术工艺。至1979年西安飞机制造厂利用英方配件掌握了组装技术。2003年,中方完成“斯贝”MK202型发动机的全部仿制工作,国产型号即“秦岭”WS-9型发动机。中英两国谈判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中方要求英国在合同中注明,“任何条件下,无论英国政府怎样换届,此项对华出口不会改变”。英方起初强调,目前只能保证对华常规军售许可证有效期最多12个月,如其对南非军售许可证有效期便是12个月,过期后再行审批。中方指出,就民用版“斯贝”,中方已获得英国商务部多次出口许可,特殊许可证有效期达25个月,此次进口亦应如此。罗罗公司建议,对华军售许可证有效期应达44个月,以便交付“斯贝”,英国政府予以批准。显然,中方对“斯贝”求之心切,担忧英国国内政治变动会影响合同履约。

其二,罗罗公司起初乐观估计中国将进口至少200台“斯贝”,但中方表示仅引进30至50台。其间,英国获悉中方正与法国就引进“幻影”(Mirage)III型战机展开磋商,中方也在谈判中暗示,英国条件如若过于苛刻,中方将寻求法制装备。英国政府表示,中方即便少量购买也是具有商业利益与战略价值的。经过妥协,双方确定50台的购买数额。售华仅50台发动机便转让全套仿制技术,无疑凸显英国政府联华、扶华的实际态度。

其三,英方要求添加“中国在合同签署后十年内不能将仿制发动机及相关技术向第三国转让”这一条款。中方起初坚决反对,强调相关条款侵犯中国主权,中国无意成为“军火商”。就此分歧,英国外交部及贸易与工业部指示,罗罗公司应尽力促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信守上述条件,并在合同中有所呈现。但一旦该条款是最后达成协定的唯一重大障碍,那么应考虑放弃该条款,英国驻华大使得到中方就此条款内容的正式或非正式承诺即可。显然,英国谋求通过“斯贝”入华打开“有限武装扶华”局面之努力,透露出浓烈的现实主义思考和商贸利益考虑,哪怕可以灵活地放弃要求中国不得向第三国转让仿制技术这条一般性的国际军贸规则。

罗罗公司认为,该条款其实没有很大的实质性意义。通过深入了解中国航空工业的真实水平,英方此时判断,中国未来十年内都不大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仿制型“斯贝”,很难成为有竞争力的新兴航空军备出口国。协定中增加中国不得向第三国转让技术之条款的主要目的,在于安抚第三国,减少亚太国家对英中军事合作的疑惧,其亦是国际军品贸易的基本惯例。经过谈判,中方最终接受十年内不向第三国转让“斯贝”及其仿制技术、设备、配件这一附加条款。中方最终接受上述军备销售的国际基本惯例与知识产权保护规范,是这一时期中国加速融入世界体系、强化遵守国际规则的重要反映。

无疑,作为英国国有军火企业巨头,罗罗公司售华“斯贝”明白无误地反映英国国家意志。“巴统”同期也未因此次军售而制裁英国。“斯贝”入华背后中西方经贸关系的突破性提质,西方对苏、对华技术输出管制的差别化待遇,以及美国“鼓励”英国历史性对华军售的大胆决策,凸显20世纪70年代美欧谋求提升中国军力的现实主义联华愿望,这是我们观察冷战转型、透视中西方安全合作缘起和“有限武装扶华政策”的重要视角。

英国对华转让“斯贝”同期,苏联也希望借“缓和”之机从罗罗公司进口RB211型民用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基辛格致函英方,强烈反对英国售苏能够装备于宽体客机的该型发动机,“任何对苏敏感技术出口,美国都将严重关切”。英国政府遂指令,三年内禁止对苏销售该型发动机。一夺一予之间,美英进一步拉开对华、对苏技术输出的差别化待遇,美国作为西方对外经贸管制体系的核心国家则发挥了关键作用。总体来看,1973年至1975年“斯贝”MK202型军用涡扇发动机入华,是谓“有限武装扶华政策”的先声。

四、“斯贝”发动机入华的战略影响与中西方制苏安全协调关系的内涵特质

英国一直以来就发展英中关系颇具独立意志,其自1954年便同中国保持代办级外交关系,亦于1957年单独终止“巴统”关于严格对华禁运的“中国差别”政策。面对“联华制苏”的共同愿景,英国致力于有限提升中国军力,在基辛格全力统筹下,美国在幕后支持英国践行“有限武装扶华政策”。英国进而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充当了对华转让先进技术装备的急先锋。从更为宏观的战略视角加以审查,美国鼓励英国售华“斯贝”发动机,与自1973年11月起美方数次秘密提出通过军情联系热线和战略预警雷达进而提升中国核战争预警能力的重大扶华建议相配合,一道成为美国努力在战役与战略两大层面,提升中国制苏能力的系统性谋略和关键性的冷战隐秘事件。

英国政府承认,“‘斯贝’入华,是第一个西方国家向仍在‘巴统’限制出口名单内的共产主义政府,提供军用装备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即便同与西方保持相对密切关系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相比,英国对华技术装备转让力度也明显超越。英国对华军售从“安全”这一国家间政治的最核心维度,标志着中西方关系的重大变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西方先进军用装备输华之肇始,“斯贝”入华凸显这一时期中西方安全关系的稳步提质,可谓足以彰显冷战逻辑转变的关键事件。总体来看,“斯贝”入华虽然在本质上仍是美苏关系的副产品,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旨在利用“联华制苏”进而助推美苏“缓和”的一项功用性明显的政策工具,但“斯贝”入华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航空发动机被称为现代工业体系“皇冠上的明珠”,制造难度极大。经过引进“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及仿制技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先进涡扇发动机设计、研发、制造等领域的尖端工艺和一流理念,这是对中国粗放的苏式航空工业体系的一次冲击,中国军事航空工业就此逐渐摆脱涡喷发动机时代,进入现代化的涡扇发动机时代。

对航空涡轮与涡轮叶片的仿制,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冶金、材料、化工、机械等领域的制造业水准。而对中西方航空工业巨大差距的体认,至1979年落实为中国领导人要求全面学习西方航空工业的战略决策。引进的50台“斯贝”及至2003年成功仿制的国产“WS-9”型发动机,成为中国歼轰-7型战斗轰炸机的可靠动力装置。“斯贝”的设计理念对于中国自主研发现代化舰艇用燃气轮机以及燃气轮机发电机组,也具有宝贵的启发价值。此外,英方还曾帮助中国改进“斯贝”MK202型发动机,尝试供“轰-6”型中程轰炸机使用。

其次,受美英“有限武装扶华政策”影响以及“斯贝”入华的鼓励,中法军事合作在“斯贝”入华的同期加速升温。英法达成默契,两国一同采取绕开“巴统”,而利用“总体例外程序”升级对华技术装备转让,美欧联合“有限武装扶华政策”得到夯实与深化。1973年底,美国准许法国售华13架包括美国产零配件的SA321型“超黄蜂”重型直升机、SA-330型“美洲豹”中型直升机以及SA-316型“云雀-3”轻型直升机。“云雀-3”可履行火力侦察、反炮兵校射任务,“美洲豹”则加入中国陆航运输直升机部队。1970年代末起,中国向海外试射弹道导弹行动中,负责打捞弹头的任务便由“超黄蜂”完成。此种英法率先对华军备转让的积极态势,至1970年代末升级为中欧双边军备及武器贸易合作热潮。

1976年2月,基辛格指令副助理国务卿来天惠(William Gleysteen)研究美、日对华军售的可行性方案,提出“Hold the Line Policy”,即对华军售及技术转让的所谓“守住底线战略”,“有限武装扶华政策”正式出炉。与美苏第二次战略“缓和”态势反向联动,伴随“缓和”式微,美国开始考虑直接对华军售,这为后来卡特政府末期开启对华军备转让做了铺垫。在1980年3月美国将中国列入技术转让政策的P类国家名录,进而大幅度提升对华技术装备转让水准之前,美国一直借助西欧盟国之手低调、有限地武装中国。

最后,售华“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不仅是西方求取军售利润、提升中国自卫能力,进而以警醒苏联为目的,服务于对苏“缓和”的战略决策,更是在中国对外战略转轨的关键时期,对华施行“接触”战略从而积极影响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希思政府公开表示:“英国致力于发展同中国更为亲密的双边关系,这就需要拓展将中国完全纳入国际体系、推动北京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的可能”,为此,“英国需要对华提供一定的技术产品,维系目前中国对于国际体系的积极态度,这有益于整个西方世界的战略利益”。

进入1970年代中期,即便美苏“缓和”依旧,但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管制政策加速呈现差异化格局:对苏技术转让管制最严格,对华管制则最为宽松,对东欧一些国家则呈现适度宽松的管制局面。1973年年中,英国决意售华“斯贝”同期,拒绝了同西方保持特殊经贸关系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政府求购“斯贝”MK202,以建造JUROM型战斗攻击机的愿望,凸显西方国家在高端技术装备转让领域日益明显的联华、扶华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除去现实主义的制苏考量,英美对华军售也开始耦合自由理想主义的战略谋划。西方政治精英认定,“对华技术转让可对中国社会带来超出其精英控制的变化;愈接触先进技术,中国社会便愈复杂,愈加远离中央集权体制;各社会组织对外部技术及资金的接受,是一种‘赋权’过程,将减少国家机器对资源的掌控,促成威权体制的碎片化;最终,对华技术转让将促成中国践行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显然,英国所谓“需要中国人与西方站在一条船上”的战略宣誓,同上述政策意图异曲同工。通过技术转让及军售从而实现对华自由理想主义战略诉求的相关实践,在1980年代达到高峰。

从中方视角来看,西方对华民用及军用技术装备转让之初启,为中国在不再规模化引进苏式技术装备的情况下,转而引进西方装备以及优惠贷款,进而加速国家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宝贵环境。中国政府进而开启深层次的中西方经贸科技交流,加速呈现“求安全”与“求发展”并重的、用以发展中西方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战略思路。这在逻辑层面与1973年“四三方案”、1977年“八二方案”以及“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密切关联,凸显中国对外战略的革命性转轨。正是因为冷战时期苏联东欧、美欧两轮对华技术转让浪潮,经过长期消化吸收再创新,中国如今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工业体系最完善的创新型大国。

但同时,受美苏关系影响美中关系、美苏“缓和”形塑美中制苏安全协调关系亲密程度的结构性调控,“斯贝”入华所开启的“有限武装扶华政策”,建立在中短期内中国是西方制衡苏联的可资利用方这一机会主义的战略判断之上。在既扶华又抑华、既支持中国按照西方的要求实现所谓“成功的现代化”,而又防遏中国独立意志崛起的矛盾心理作用下,英国售华“斯贝”发动机,不能也无法冲破西方同中国安全合作的基本准则:美欧仅愿意有条件、有限度地提升中国的战术防御力,售华武器可在国土防御作战中发挥一定效能,但不能强化中方的战略打击和战略投送能力,即所谓“不能把龙喂得过饱”的战略准则。上文已述,福特政府1976年初将相关原则定为“守住底线战略”,意指对华技术转让及军售的有限性。为此,“斯贝”MK202自然无法媲美当时西方已装备的第三代军用涡扇发动机。1980年,中国领导人提出进口英制RB199型军用发动机及“狂风”战斗机的意愿,被英美否决。同期,即便邓小平多次要求,美国仍不售华第三代战机F-15及F-16。英国也进一步确定,不对华转让柴电潜艇、“长剑”型地空导弹以及“乔巴姆”坦克复合装甲等武器装备。

总的来看,继尼克松政府初步开启对华技术装备输出,美国自1973年起在幕后鼓励英国先行对华军售,至1975年英制“斯贝”MK202型发动机入华,开启了冷战时期中西方之间的军备贸易浪潮。“斯贝”军用涡扇发动机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引进的西方先进军用装备,凸显全球冷战逻辑巨变。随后不断扩充的西方对华军品输出,构成亚洲冷战转型以及美中搭建制苏安全协调关系条件下美欧“有限武装扶华政策”与中西方安全合作的核心内容。美欧有关“有限武装扶华政策”中诸种限定性原则的把握,以及西方谋求通过对华军售进而加深中国同世界体系的联系乃至于“自由化”中国的“接触”战略思考,一同深刻指导着直至冷战终结前夜西方发展对华安全关系、形塑双边所谓“初步战略关系”的哲学思辨与战略实践,并且对后冷战时代的中西方关系演变具有长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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