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1979 年春季爆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中、越两国之间爆发的第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关于这场战争发生的原因及性质，中、越两国各执一词。中国方面通常认为，中国在越南统一之前给予其大量的无私援助，而越南政府反而在统一后奉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大肆推行反华排华侵华政策，在华侨、边界等问题上进行“无理挑衅”，并在 1978 年与苏联结盟之后发动了入侵柬埔寨的战争。为了打击越南的“嚣张气焰”，防止越南继续挑衅，中国不得不采取自卫行动。因此，这场战争在中国通常被称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越南方面则认为，中国在越南仍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就单独与美国媾和，并与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是对越南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 在此前提下，中国对越南的“领土野心”最终引发了这场战争。但是，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事实是，中国政府在“自卫反击战”爆发之前、甚至是邓小平访美之前就已决定并多次公开发表声明、甚至是直接向越南政府发出警告: 若越南继续无视中国政府的抗议，继续推行反华排华侵华的政策，中国将采取行动给这个“地区霸权主义”予“应得的惩罚”。

但直至此前不久，人们对与战争有关的另一些问题仍心存疑惑。1979 年战争爆发之前一个月，中、美两国刚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在联合抗苏等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和双边事务上达成了一致; 而且，邓小平在美期间，多次在公开讲话中以十分强硬的语气向越南发出警告。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是否将“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之设想提前告知美国，并与美国进行了协商? 如果双方就此事进行了探讨，美国对中国即将“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想法持何种态度? 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对战争又做出了何种反应? 美国的立场及反应对战争的进程、结果产生了何种影响?

怀揣上述问题，笔者对当前海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搜集和梳理。除了一些纪实性质的书籍和曾参与战争的原中国军方高层人士在相关回忆录中对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从各自的视角进行了一般性介绍之外，国内学界对 1979 年这场战争的关注并不多，相关的学术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姚荣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一文中进行了这种尝试，但其研究仅对战争期间相关各方的反应进行了十分简洁的介绍，而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中共中央党校的宫力教授较早地关注了这一事件，其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以时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的回忆录为依据，研究也相对较全面，大致展现了战争期间的大国互动关系，但限于当时相关档案资源的可利用性，其在文中既未清晰展现出 1979 年邓小平访美期间两国领导人就此事的探讨细节，亦未对“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美国的决策过程及所做出的反应进行详细分析。除了上述二者之外，国内关注此事件者寥寥。 

国外关注这场战争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回忆录性质的著作占了较大比例。在这类论著中，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记录了 1978 年 11 月他和邓小平的会晤过程，其中描述了邓在会晤过程中曾提及“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问题，但他仅谈到了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并未提及美国可能的反应; 布热津斯基大致还原了美国对“对越自卫反击战”做出反应的决策过程，但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仍不甚明了; 此外，美国前总统卡特( Jimmy Carter) 在其回忆录中对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也仅是一笔带过，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除了回忆录外，此前关注此主题的海外研究者大多利用当时的事实报道，集中于对战争爆发的单一因素或综合因素进行分析，或者集中于对战争的结果或影响进行分析; 最近几年出版了几本较为详细地论及这场战争的专著，其中有学者从中国的角度、主要利用中方的档案文献对战争爆发的背景及邓小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研究，但极少有学者利用美国的档案进行论述。迄今为止，几乎没有研究者从美国的视角出发，研究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及所采取的行动、美国对战争持此种立场之原因以及美国的立场对战争所产生的影响。归根结底，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或与美国的相关档案解密状况存在某种程度的关系。 

2013 年秋冬之交，美国政府印刷局(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先后整理出版了 5 卷来自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下文均简称为“FＲUS”) ，其中一卷关于 1977 ～ 1980 年的美国对华外交与中美关系( 第 13 卷) ，另一卷则关于 1977 ～ 1980 年的美苏关系( 第 6 卷) 。这两卷档案不仅包含了 1979 年年初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内容，还包含了在随后发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美国政府内部探讨应对战争之策的过程、战争期间美中、美苏及美国与其他相关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在充分利用上述档案的基础上，还将辅以笔者所搜集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档案、卡特总统图书馆的相关档案以及来自“解密档案参考系统”( Gal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下文简称为“DDRS”) 和“解密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 ProQuest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下文简称为“DNSA”) 等数据库中近年解密的相关档案，对 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中美领导人就此事的协商过程、战争期间美国的立场和反应、以及美国的应对之策对时局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 

二、战前中、美两国的一致与分歧 

随着 1970 年代越苏关系的日益密切和中美关系缓和的深化，原本处于友好状态的中越关系开始出现裂痕。随之而来的是，双方开始在对外宣传中指责对方“谋求地区霸权主义”，并在边境地区多次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 此外，两国都开始增加了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特别是 1978 年 12月———越南在与中国的“头号敌人”苏联缔结军事同盟条约一个月之后———越南出兵占领柬埔寨这一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切身感受到了越、苏势力的威胁。为了威慑越南，以防其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中国高层开始考虑对越南在边境地区“袭击中国公民、抢占中国公民财产的挑衅行为”采取“自卫性行动”。 

在中越关系日趋恶化的同时，中美关系则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谈判之后，终于 1978 年底获得突破性进展，双方决定于是年 12 月 16 日上午 10 点( 美国东部时间 15 日晚上 9 点) 同时宣布于 1979年 1 月 1 日正式建交。《建交公报》如 1972 年《上海公报》一样，实际上再次确认了两国进行战略性合作的目标，强调“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在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阶段，邓小平在接待日本友人时表达了访美的意愿; 卡特总统了解到这一信息之后，指示美方代表、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 Leonard Woodcock) 邀请邓小平于次年 1 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邓小平接受了邀请，将访美日期定于 1 月下旬; 后经双方商议，一致决定将出访日期定于 1 月 28 日( 中国农历正月初一) 。

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为双方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开辟了道路。在建交谈判结束之后，中、美两国采取相似立场，试图推动联合国通过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决议; 由于苏联的极力反对，安理会在这一问题上进展缓慢，举步维艰。在此情况下，中方曾通过驻美联络处提及“中越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的问题，就此征求美方的意见; 美方对此持谨慎态度，仅指出“这种冲突将会导致巨大的破坏性后果”。考虑到保密性和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决定在中美领导人峰会时再行讨论。

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进行了 2 天 3 次正式会谈。在此次访问中，印度支那地区的形势问题是邓小平欲与卡特协商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因此，邓小平在 28 日应邀参加布热津斯基的家宴时就向国务卿万斯( Cyrus Vance) 表达了希望与卡特总统就“印度支那问题”进行专门性协商的愿望，万斯承诺进行安排。邓小平和卡特的第一次正式会谈被安排在邓抵达华盛顿的次日( 29 日)上午。在会谈伊始，双方决定将首日会谈的议题集中于世界范围内重大的国际性和地区性事务，次日的会谈议题则主要关于双边关系中的问题。

苏联及其盟友越南的对外政策在中、美领导人会谈中所占的篇幅最大。针对卡特对苏联军事力量迅速增长的担忧，邓小平重点介绍了苏联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并特别强调了近期越南在东南亚地区所采取的行动及其政策。邓在提到越南时，开门见山地指出，越南百分之百是“东方的古巴”;如果中、美两国不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将很快超过古巴，因为其拥有的军事潜力远超古巴。邓小平有意强调越南的威胁，显然是为其后提出“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设想埋下伏笔。随后，邓小平表达出对越南担忧的战略层面原因: 越南和苏联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为苏联提供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和苏联在伊朗、阿富汗的军事基地连成一体，推动了苏联构建“亚洲安全体系”( Asian Security System) 梦想的逐步实现; 而且，越南在与苏联结盟之后占领了柬埔寨，这将进一步扩大苏联的势力。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看不到缓和的任何可能性”，“国际形势正在一天天变得紧张起来”。邓小平随之提出了应对这种“紧张形势”的药方，即“西欧、中国、日本和美国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发生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事件”。尽管“中国并非提议建立正式的同盟关系”，但认为必须以双方的共同立场为基础“采取协调性的行动和必要的措施”，这样才可能推迟战争的爆发。否则，形势可能会日趋恶化。 

在此次会谈中，邓并未明确表达“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设想。但在当日下午的第二轮会谈中，双方花了近一个小时专门就越南入侵柬埔寨的问题进行了协商。邓小平在强调了越南入侵柬埔寨“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之后，进一步阐述了该地区局势的危险性。从战略上看，越南现在已完全被苏联控制，其初步计划是建立一个由越南控制的“印度支那联邦”; 在胡志明的计划之中，这个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不仅仅包含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三个国家，还将包括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为此，越南修建了众多新的现代化空军和海军基地，号称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如果越南的行为不被制止，它可能进一步导致东盟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成为可被苏联利用的“薄弱环节”; 此外，越南还是苏联“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Asian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 的重要一环，它“将被苏联用来对付中国”。在阐述越南可能在东南亚采取的行动之后，邓小平将话题引入中越边界问题上: 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边界问题一直延续下来，越南因此不断地在边境地区“制造麻烦”; 况且，从道义上看，中国不能在柬埔寨遭到军事入侵的情况下袖手旁观。鉴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一致: “总的看法是必须打乱苏联的战略部署，否则将后患无穷”。为此，中国计划采取短暂的惩罚性行动，以“抑制越南的野心”; 考虑到苏联可能在中国北方作出反应，中国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希望届时美国在国际上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实际上，早在越南出兵侵占柬埔寨之时，美国就对中越边境地区的局势和中越武装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进行了多次评估，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 下文简称“国安会”) 的情报评估中也多次提出警示，提请政府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对此，1 月 25 日美国国安会在讨论邓小平访美的目的之时，认为邓小平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说服美国，使美国确立强烈的反越立场”; 为此，美国应采纳的对策是使中国人相信“美苏缓和是极其有限的”，美国不会帮助苏联在印度支那地区对付中国，同时应竭力“阻止中越军事冲突的爆发”。次日，美国国务院召开了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内部会议，一致决定: 一方面要继续孤立越南，要求相关国家停止对越南的援助，另一方面要使中国意识到，“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将会损害国际社会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已经取得的成果”。此后，美国国安会又召开了一次关于“邓小平在访问中将可能谈及的话题”的会议，再次肯定了美国政府“不支持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结论。 

鉴于此前美国政府内部已在此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卡特在会谈中阐述了美方的已经确定的政策及原因。卡特也赞同邓小平的看法，认为中、美两国正式结成联盟对付苏联“是一个错误”，但“很显然”，两国在很多方面“共同面临着来自苏联的挑战”。因此，“两国在众多国际事务上应采取一致行动”。在此前提下，尽管双方对苏联的威胁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合作对付苏联的问题上基本上心照不宣。对于其时存在于印度支那地区的问题，卡特指出，鉴于越南是侵略者，美国已竭尽所能地鼓励其他国家减少对越南的援助; 同时鼓励东盟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越南，并向泰国增加了军事援助; 另一方面，美国已以“强硬的措辞”向苏联发出了警告，要求其停止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此种情况下，中国采取行动不仅会导致“中国面临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和“暴力行动的升级”，而且还会改变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态度———原来谴责苏联、越南的国家可能因中国的行动而转向同情越南。因此，美国政府更为赞成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孤立越南。美国确信，越南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努力不仅仅是中国所极力反对的，就连越南的盟友苏联也不愿意看到越南和老挝、柬埔寨之间建立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在美国看来，越南继续执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将无疑会造成越苏关系的疏远，同时也会引起国际社会更为强烈的反对; 而这一切正是美国所乐见的，因为这有利于美国对苏联的孤立。尽管如此，卡特还是为中国提供了“简单的情报”: “近期未发现苏联军队向中国边界附近移动的迹象”。 

为了尽最大努力争取美国的支持，邓小平解释说，放眼当前的国际局势，那些没有受到惩罚的国家———如古巴———至今都在毫无顾忌地采取侵略行动; 如果不给越南一个教训，它的侵略行动也将会继续。为此，“我们只是计划采取有限的行动，如同应对一场边界事件那样，在达到目标之后我们的军队会迅速撤出”; “等到柬埔寨被彻底征服之后，越南将会集中全部兵力对付中国”; “虽然有人会谴责我们，但更多的人会意识到采取此类行动的必要性”。卡特见中国政府心意已决，便以美国政府内部需要对此进行商讨为由，没有继续发表意见。在当天的会谈中，两国领导人未能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 

按照国际惯例，在关于某一问题出现分歧而又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一般不宜继续纠结于该问题。为此，卡特在 30 日会谈开始之前宣读了美方的立场，认为中国进行“自卫反击”的设想是一个“错误”，因而美国将不能支持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并力劝中国政府放弃这一行动。为此，卡特阐明了美国政府采取此种立场之原因，主要包括: 第一，联合国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越南的谴责及相关行动已经发生作用，这些已使越南处于不利的地位; 第二，中国在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足以对越南形成有效的威慑，无须直接派兵进入越南; 第三，这种“严重的事件可能会升级为地区性军事冲突”; 第四，中国的军事行动还可能会导致苏联增加在越南的驻军。基于上述原因，卡特建议中国通过联合国途径解决问题，这样会给越南及其盟友带来更大的损害。在卡特宣布美方立场的过程中，邓小平没有打断，但在其后仍坚持中方的立场: 中国“必须给越南一个教训”。按照双方在 29 日所拟定的既定日程，两国领导人在 30 日的会谈主题主要集中于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事务，且鉴于双方在立场上的差异，关于中国“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问题在邓小平的此次访问中再未被提及。尽管如此，邓小平的此次访问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美两国不仅在联合对付苏联等重大战略问题上继续保持默契，而且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并于 2 月 1 日发表了新闻公报。 

从这次访问的结果来看，虽然中、美两国在“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邓小平在此次访问中亦未争取到美国的公开支持，但正如邓小平和卡特在最后一次会谈结束时所说的那样，两国拥有“共同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利益”，这为双方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奠定了基础。具体到即将到来的中越武装冲突问题上，邓小平将准备“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这种绝密的问题和卡特总统进行了商量，一方面使卡特感到了中国政府的坦诚，另一方面也给美国政府以充分的时间研究应对战争的方案。从日后美国对“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反应来看，在中国“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行动时，美国不仅没有“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而且还在实际上做出了对中国有利的反应。总之，如布热津斯基所言，这次访问是“一次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 

三、美国暗中支持中国 

通过和邓小平面对面的坦诚交谈，卡特深知中方心意已决，随即提高了对中越边境地区的警戒水平。在邓小平离开美国之后，为了避免在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多方压力之下而“谴责中国”的被动局面，美国政府开始对中越边境地区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估，并起草了一系列研究报告。2 月 6 日，布热津斯基将这些研究报告整理成一份备忘录上呈至卡特总统。该备忘录中指出，中、越两国的敌对行动可能引发“国际混乱”，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苏联威胁”，而该地区的国家可能会倾向于同情中国的行动; 在美国，人们很有可能对中国的行动持理解态度。对此，布热津斯基提出了 3 种应对方案。第一种方案是，明确地或心照不宣地支持中国的行动。这要求美国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中国采取的行动是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作出的反应; 在联合国中，美国应坚持这一立场，即坚称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对刚刚起步的中美关系颇有裨益，也有利于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但缺点是美国直接将自己置于苏联的对立面，可能会引发美苏对抗; 而且，这种做法还可能引起人们的质疑，认为中国的行动是在美国的配合之下进行的。 

第二种方案，美国和苏联等国家一道，公开谴责中国的行为。这一方案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苏联达成谅解，但对中美关系将产生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而且，中国的撤军将意味着苏联获得了胜利，也意味着美国承认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行为合法，这与美国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立场相冲突;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在此问题上对苏联的支持将使苏联腾出手来对付中国，届时苏联可能抓住这一机会对中国采取直接的行动。中国的削弱或重新加入“苏联集团”将意味着全球均势的严重破坏。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第三种方案是，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印度支那地区撤出，即在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的同时，也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种方案的优点在于，它“既表明美国反对侵略性行动，又不会使中国因受到谴责而处于孤立的地位”; 其结果可能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随后西哈努克重新回到柬埔寨。据估计，苏联和越南不大可能接受这种方案，这样美国可以顺理成章地给中国提供掩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这种方案可以给越南和苏联一个警告，使之意识到它们不能毫无约束地发动“代理人战争”。在明确上述目标的基础上，美国再决定届时将做出的具体反应。布热津斯基并未就采取何种方案给出明确的建议，但是他对这 3 种方案的分析使得各种方案的优劣一目了然。这份备忘录中所提出的第三种方案成为日后美国对中越武装冲突作出反应的重要参考。

2 月 16 日( 北京时间 17 日) 发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丝毫没有让美国高层感到意外。在战争爆发不到 24 小时之前，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的评论员文章，对越南发出了最强烈的警告; 几乎同时，邓小平在给卡特的回信中再次坚定地表示，由于“越南在中越边境中方境内的武装行动不断升级”，“中越边境地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将被迫给越南侵略者以“适当的教训”，进行“自卫反击”。战争爆发数小时之后，卡特总统即召开了国安会会议，专门讨论中越边境地区的形势及美国的应对政策。在 2 月 16 日美国国安 会讨论中越冲突的首次会议上，就确定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目标和应对战争的原则: “不军事卷入，不因中越战争而扩大在东亚的军事基地”，但是美国“拥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以此“对苏联形成牵制”，阻止苏联的武力介入。2 月 19 日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对美国的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 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反应应该“使之对美中、美苏关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同时又能有效地“阻止苏联将战争升级”并达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国从越南撤军”的目的。 

在确定了美国的目标和原则的基础上，中情局局长腾纳( Admiral Turner) 在首次会议上即从整体上介绍了战争的形势，认为: 第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占明显优势; 第二，中国的军事进攻将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能仅限于越南北部山区; 第三，为防止遭到苏联的突然袭击，中国疏散了新疆数个城市的人口，在东北地区开启了防空警报并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在了解了事发地区的形势之 后，国安会开始讨论更为重要的问题———美国应对这场战争要作何反应? 概括起来，在中越冲突期 间，美国政府的立场及采取的应对政策主要包括 3 方面: 其一，在公开表态方面，美国在媒体和联合国等公开场合的表态中谴责暴力行为，要求中国和越南同时“从外国撤军”; 其二，在与苏联交涉的过程中，美国要求苏联保持克制、不得武力介入; 其三，在与中国交涉的过程中，美国既表达了不支持暴力行为的态度，又特别强调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同时还派遣财政部长如期访华。 

关于如何就这一问题进行公开表态是中越冲突期间美国政府所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从整体上看，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是以布热津斯基 2 月 6 日备忘录第三种方案为基础的，该方案所提出的原则性建议在 2 月 16 日由卡特总统亲自召集的第一次讨论会上被卡特接受。美国之所以重视对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公开立场的表述，是因为战争恰好在邓小平访美后爆发，很容易让其他国家产生一种印象———即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已在此问题上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从而使外界认为美国与战争有关，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 另外，在表态时又要顾及中国的感受，“不能与苏联人坐一 条板凳”，因为这样将可能使“刚刚跨入新时代”的中美关系“陷入争吵”。因此，美国政府在表达公开立场这一问题上特别小心谨慎，为此进行了数次讨论。这次会议一致决定，如果有记者问起，美国事先是否知道战争会爆发? 美方的回答应是“我们已经注意到中越边界附近的军事设施，且我们在此之前已经就此问题阐明了立场”。关于媒体很可能会提及的“邓小平在访美时是否提到这场战争”问题，有人建议回答“邓小平在没有特别地阐明中方意图的情况下曾拐弯抹角地提到这一问题，但美方在当时即表达了立场”。在这一问题上，尽管“中方的预先告知让美国的立场十分艰难”，但卡特倾向于同情中国，认为中国政府在进行自卫反击战之前就已将消息告知美方，表明了对美国的信任。美国应“珍视中国的信任”，在公开表态中不要提及中越武装冲突爆发前邓小平给卡特总统的信件，否则将陷中国于不义。因此，在卡特的强烈建议下，会议一致决定明确回答: “邓在访美期间未提及中越战争问题”; 同时，“也不能表现出美国政府已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而应表现出 “美国对这场战争的了解十分有限”，以免被误认为“美国已深深卷入冲突”。此外，美国的公开立场还应强调，自越南入侵柬埔寨以来，“美国就一直谴责暴力行为”，在公开表态中“既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同时也谴责越南人占领柬埔寨，并要求中、越双方各自撤军”。在次日召开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上，再次肯定了 16 日会议关于美国公开立场的措辞。 

在随后的公开表态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一方面指出“在亚洲共产党国家之间的斗争中，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否认中越武装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和中国在此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美方的立场是，在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的同时，也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另一方面，美国在公开表态中“劝告中国、越南和苏联保持冷静”，不要“采取使冲突升级的行动”。 

美国除了通过新闻发布会表明政府在中越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还通过联合国这一路径表达了美国的态度。在要求越南撤出柬埔寨的问题上，美国试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辩论来实现目标。尽管中、美双方在以何种方式迫使越南撤军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但基于双方目标的一致性，美国仍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给中国提供了实际上的支持。为此，美国不仅拒绝在安理会“明确地谴责中国”，否定了苏联所提出的只在安理会讨论“中国侵略越南”而不讨论“柬埔寨问题”的提案，而且如其先前的公开表态那样，将中越战争和柬埔寨问题联系起来，将二者置于安理会的议程之中; 此外，美国还在联合国外游说盟国支持它所提出的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印度支那地区撤军”的方案。最终，美国的方案得到了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东盟等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这样一来，美国在新闻发布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对“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公开表态不仅没有使美国受到“牵连”，被大多数国家认为“美国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与其基本立场是一致的”，而且“赢得了广泛的赞赏”，从而可以 “冠冕堂皇地”给中国“打掩护”。 

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交涉。1978 年 11 月苏联和越南签订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条约，而同一时期苏联与中国则依旧处于严重对立状态。在此情况下，苏联有可能借中越冲突之机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为了阻止苏联的武力介入，也为防止苏联误以为美国卷入了中越冲突，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主导作用，美国政府在冲突爆发后就迅速将起草对苏照会提上了日程。在 2 月 16 日的会议上，国安会对照会的初稿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最终的对苏照会文本。这份照会于次日递交至苏联领导人手中。照会主要阐明了美国对中越冲突的立场: 一，美国强烈反对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中、越两国的行为都违反了这一原则”; “越南必须和中国一样，对当前的形势负有责任”。因此，美国建议在中国从越南撤军的同时，越南也必须从柬埔寨撤军，即“所有外国军队必须同时撤离柬埔寨和越南”。二，“为了防止冲突的扩大和维持印度支那的和平，当前的形势要求我们两国政府保持克制”，“共同合作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苏联政府不要采取使形势更加恶化的措施———如在边境地区进行军事部署、增加在越南的海军力量和其他的军事行动”。三，“如果苏联对危机不做出反应，我们也将袖手旁观”; 如果苏联采取行动，美国也将“采取对等的行动”; 特别是，“如果苏联军舰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增加，我们也将采取相应的军事应对措施”。很明显，这份照会所提及的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方案有利于中国，因为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中方欲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苏联在次日给美国政府的复照中进行了反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些反建议，主要内容包括: 柬埔寨问题只是北京“入侵越南的一个借口”; 在保持柬埔寨现状的情况下，中国必须从越南撤军，否则苏联将不会对此事“漠不关心”，甚至在其官方声明中恐吓说“苏联将履行根据苏联和越南友好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美国并未因此而妥协。 

除了 2 月 17 日的照会之外，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还分别于 2 月 24 日和 3 月 7 日两度致信苏联领导人，并于 2 月 24 日和 27 日两次紧急召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 Anatoly Dobrynin) ，专门阐明美国在中越冲突问题上的立场。除了继续坚持 2 月 17 日照会中的内容之外，美方还进一步向苏联表达了美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第一，针对苏联质疑美国是否卷入了中越冲突的问题，美方人员先后数次重申“美国与中国之间并未在这一问题上达成秘密协议”，“美国奉行的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政策”，意在告知苏联，美国“与战争无关”。第二，美国要求苏联保持克制，不要对中越冲突做出强烈反应，应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在 2 月 24 日召见多勃雷宁时，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 Warren Christopher) 警告苏联不要采取使战争升级的行动，而应“继续在印度支那地区保持克制，否则有可能对美苏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当日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中，美国政府提醒苏方“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表达了和平解决印度支那冲突的意愿”，因此“美、苏两国有责任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如果美国发现苏联使用越南的海军或空军基地，或有组织的苏联武装部队出现在越南”，“美国将对此严重关注”，并“不得不重新评估两国的安全关系”，而且美国还会重新考虑是否与中国建立“安全关系”。除此之外，美国还特别向苏联强调，“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是不可接受的”; 在关于越南对柬埔寨所采取的行动方面，“美国不赞成苏联的态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不赞成”; “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发生在前”，并且“越南一直统治着柬埔寨”，这是中国做出反应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在中越冲突期间，美国在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时，必然会同时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而在强调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时，则通常不会提及中国。这样一来，美国在与苏联交涉的过程中强调越南对战争应负的责任、要求苏联不得干涉、偏向中国的立场就十分明显了。 

关于中越冲突期间美国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如前文所述，尽管中越战争的爆发使美国的处境“十分艰难”，但由于此时卡特十分重视“与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因而在 2 月 16 日 召开的专门会议上，卡特明确表示，他“更加倾向于同情中国”，美国“不应当辜负中国人的信任”。除了在公开场合的表态和与苏联商议的过程中给了中国实际上的支持之外，美国就中越冲突一事向中方的表态与行动也明显对中国有利。 

一方面，美国不希望中越武装冲突的规模继续扩大，而寄希望于通过向越南施压的方式促使其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对 2 月 16 日邓小平来信的紧急回复，卡特向美国驻华联络处发去一封电报， 要求联络处立即将此电报递交给邓小平。卡特依然“十分坦白地”表达了对中越武装冲突的反对态度，其原因是“中国此刻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分散国际社会对越南、苏联侵略柬埔寨的注意力”; 事实上，中、美两国无需采取任何行动，“国际社会日益增加的压力足以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中越武装冲突“还可能增加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因此，卡特在电报中解释道，“在关于这一问题的公开表态中，美国除了反对战争行为之外别无选择”。其后，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 Michael Blumenthal) 在访华期间也向中国领导人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我们一直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美国担心这场战争可能引发公众及各国做出“消极反应”，并可能导致苏联“采取行动”。但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访美后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所再次确认的那样，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 基于这一战略考虑，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多次在与中国政府的沟通中表示，美国“和中国一样，寻求建立一个和平、独立的东南亚”。为此，美国的立场是“支持一个独立的柬埔寨，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以此强调中、美两国目标的一致性。卡特还表示，中国代表团对美国的访问“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所以希望中国不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因为此类行动只会对那些试图离间中、美两国的国家有益。此外，美国政府还告知，美方将竭力避免“在投票谴责中国这一问题上”直接地表明态度。 

此外，布卢门撒尔的访华计划并未因中越武装冲突而改变，从这一点亦可从侧面透视美国的立场。在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中，双方就通过商议决定: 布卢门撒尔将于 2 月 24 日至 3 月 2 日访问北 京，3 月 2 日至 4 日访问上海。但就在布卢门撒尔成行前夕，中越武装冲突爆发。布氏是否如期访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美国在中越武装冲突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因此，围绕这一问题，美国政府内部经历了激烈的争论。

2 月 18 日召开的特别协调委员会( 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会议对布卢门撒尔是否按时访华一事进行了讨论，在各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会议做出决定: 推迟 36 小时决定布卢门撒尔是否如期访华。经过讨论，会议提出了 5 种备选方案: 一，布卢门撒尔按照原计划如期访华; 二，按原计划行事，但要根据当前的新形势对指令( instructions) 进行修改; 三，将访华计划推迟一周; 四，将访华计划推迟至中国从越南撤军; 五，访华计划如期进行，但由财政部副部长卡斯威尔( Ｒobert Carswell) 代替布卢门撒尔。对于这一问题，国务卿万斯认为，在中国军队仍驻扎在越南期间，布卢门撒尔的访华计划应该取消，否则外界将认为布卢门撒尔的访问是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 Ｒichard Holbrooke) 反对万斯的意见，认为 3 月 1 日驻华联络处即将升级为大使馆时，伍德科克不在北京; 如果布卢门撒尔也不按时访华，那么届时美方将没有高级代表在场，北京可能会因此而感觉受到冷落。此外，取消北京之旅将被外界视为“我们政府所遭遇的挫折”，而且还会认为美国 的“政策不稳定”，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这与美国试图建立良好的中美关系的原则相悖。这种意见得到副总统蒙代尔( Walter F．Mondale) 和布热津斯基的支持。他们认为，“布卢门撒尔访华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一部分”，中美关系不能受中越冲突的影响，依然要向前发展。为了使自己的建议更具说服力，布热津斯基还将英国首相卡拉汉( Leonard Callaghan) 的一封电报展示给与会者，其内容是英国工业大臣按计划访问中国; 布热津斯基认为，英国政府之所以未取消这一行程，是因为那样做会损害其利益。随后，布热津斯基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以备忘录的形式提交给卡特总统。卡特总统当机立断，在备忘录页边处写上了“布卢门撒尔应该按计划访华”。布氏访华一事由此尘埃落定。布卢门撒尔在访华期间不仅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而且与中国达成了众多的经济合作协议。但让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等人颇感意外的是，布卢门撒尔在访华期间的几次公开讲话中十分“露骨地”谴责中国在“对越自卫反击战”问题上的做法; 为此，他们特地发去一份紧急电报，“严饬他检点言论”，这些无疑是对中国的无声支持。

在美国的积极活动和暗中支持下，国际舆论整体上对中国有利，苏联也未能如其所恐吓的那样 “履行条约义务”，这些都为中国顺利地实现“自卫反击”的目标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79 年 3 月 5 日，中国政府宣布从越南撤军; 13 日美国政府收到了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来信，宣布“我们先前设定的目标已完全达到，中国军队将在未来几天内全部撤回到中国领土范围内”。3 月 16 日， 中国军队全部撤回到中国境内，这场令世界大国十分关注的武装冲突宣告结束。

四、余 论 

从上文的分析看，美国在 1979 年中越武装冲突期间采取了对中国有利的立场。尽管在武装冲突爆发之前，美国为避免卷入冲突而对中国进行“自卫反击”的设想采取了明确反对的立场，在武装冲突爆发后为防止被外界误认为与冲突有关而未能公开支持中国，甚至在武装冲突期间以批评者的面貌出现; 但是，鉴于这一时期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战略目标的相似性和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美国在反对战争的同时，又特别侧重于谴责越南，将中国从越南撤军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联系起来，并警告苏联不得武力介入。由此可见，美国对这场武装冲突的真实立场是: 对中国“形式上是批评，实质上是帮忙”。 

从中国的角度看，这场战争的性质是“自卫反击战”，其目的是通过“教训”越南，从而迫使其从柬埔寨撤军; 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政府也认为越南人“应当遭到敲打”，越南必须从柬埔寨撤军。但美国和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上存在分歧: 美国因担心苏联卷入而导致冲突扩大，从而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越南撤军，而中国则希望通过“自卫反击战”来达到目标。尽管双方都未能成功地说服彼此，尽管美国在武装冲突爆发前和爆发期间一再表示“反对以武力解决问题”，在某些时刻甚至将战争描绘为“侵略”，但在中国进行“自卫反击”的整个过程之中，美国还是一方面公开要求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中国从越南撤军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警告苏联不得卷入冲突，通过此种方式给中国支持。美国的这种做法使苏联人都不得不怀疑“美国警告苏联不得参战的动机所在” 了。最终，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中国的“政治目的还是达到了”: 越南在“付出极沉重的代价”之后，傲慢情绪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从柬埔寨撤军。无疑，这是中、美两国默契合作的胜利果实。 

美国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立场对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于中国而言，美国对中越冲突所做出的反应无疑降低了苏联卷入冲突的风险，实际上间接地给予中国以支持。这样，中国才可能集中精力大败越南主力部队，达到“教训越南”的目的，从而打击了其“嚣张气焰”，而且迫使越南不得不重提边界谈判建议，开启了中越边界谈判的进程。正如是年 4 月邓小平在接待美国众议院议员时对美国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反应作出的评价: 中国“对美国政府( 在中越武装冲突中) 的态度和立场是满意的”。于美国而言，这场武装冲突“在某些方面可能对我们有利”: 它既成功地打击了越南，又没有使美国“爱好和平”的形象因此而遭到破坏。此外，为中、美两国所乐见的是， 两国在这场武装冲突中的默契配合不仅成功地“削弱了河内”、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更重要的是，这场武装冲突间接地打击了越南的盟友苏联，“暴露了苏联是靠不住的”; 此外，这场武装冲突还 “教育了西方国家”。 

一言以蔽之，中、美两国在共同对付苏联方面的一致性使得美国在冲突期间做出了有利于中国的反应，这是两国“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一步，“新建立起来的美中关系成功地经受了一次火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