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举报大盐枭黄玉林的密折出现在道光皇帝面前时，大清帝国最重要的产盐地——两淮盐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作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第二大来源，盐税始终占到帝国财税的1/5以上。而其中，又以两淮盐税为最大宗，政府每年从这里获取的盐利超过400万两（道光时期每年全国盐税大约750万两），比全国任何一个省的田赋收入都要高。对此，曾任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的陶澍说过：“东南财赋，淮鹾最大，天下盐务，淮课为最重。”

但是，根据官方统计，在道光十一年（1831）以前，两淮历年亏减的盐税竟然高达6300万两。作为帝国最显赫的两淮盐商，这些巨富中，竟然也有人撑不下去，资本蚀空，以破产收尾。原因当然有很多，但私盐的泛滥是导致帝国财税亏空和盐商巨富破产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最大的盐枭案，爆发了。

中国的盐业专卖政策，起源相当早。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管仲治理齐国时提出来的“官山海”政策，即主张由国家垄断经营盐业、矿产以及各种山林资源。再往下，就是汉武帝时期，桑弘羊为汉武帝构建的国有经济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正是盐铁官营。

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一个主要原因是垄断利源，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填补常年对匈奴战争的财政漏洞。但还有一个原因鲜为人知，那就是要限制大商人和地方豪强的势力，防止他们成长为盐铁巨富，重演汉初七国之乱的悲剧。

所以，盐铁专卖从一开始就带有国家控制的双重目的：不仅是中央与地方豪强、富商巨贾的经济利益之争，同时也是政治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

只不过，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历史越往后走，前者越发掩盖了后者。分界点出现在唐朝中叶，安史之乱爆发以后。

唐朝自618年立国后，有140年对盐业实行无税制，任其自由买卖。但安史之乱后，国家经济困窘，政府要搞钱，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老祖宗管仲和桑弘羊。

758年，理财名臣第五琦实施盐业专卖法，政府通过垄断盐业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自此，终结了唐朝盐业140年不上税的历史，也终结了中国历史上食盐自由买卖的历史。此后历朝历代，盐业都是高度垄断的行业，无一例外。

第五琦的盐政方案，被后人归纳为“民制、官收、官运、官销”。也就是除了食盐的生产由盐户完成，其他环节包括收购、转运、出售等等，都是政府来做。政府之所以要把所有环节都捏在手里，是不想假手他人，从而获取最大的利益。但是，高度国有化的弊端总是十分明显。后来的宋朝，也曾实行过这种高度国有化的官盐政策，结果宋仁宗初期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有一次问大臣：“听说外头都在埋怨食盐的品质很差，是真的吗？”大臣们回答说：“只有御膳和宫中的盐是好的，外头吃盐就跟吃土一样，难吃死了。”刘太后听后，长叹一口气：“不是这样的，御膳用的盐也多土，根本不能吃。”这就是政府把一种东西完完全全垄断后，所能呈现出来的“品质”。

第五琦的盐政方案实施几年后，唐代另一个理财大师刘晏就发现了其中潜藏的问题，于是对盐法进行完善，改为“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刘晏的改革，最大的不同是引入了商人的角色：政府只负责从盐户手中收购食盐，再转手卖给盐商，中间的差价就是国家的财税；至于后面的转销环节，政府抽身出来，直接交由商人去办。

这虽然也是国家专卖制度，但政府大包揽的程度相对有所降低了。

刘晏的盐政改革，影响很大。帝制时代叱咤风云的盐商阶层，就是在刘晏改革后产生的。而且，盐商“不属州县属天子”，中央直管，可想而知，在垄断行业里分得一杯羹，迅速积累财富那是分分钟的事。史书记载，唐朝一个名叫龚播的人，出身贫困，以贩卖蔬菜瓜果为业，刘晏改革后逮住时机，成为政府认定的盐商，获利丰厚，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然跃升为四川地区的首富。真是典型的站在政策风口上，猪也能飞。

伴随着一批盐业巨富的诞生，朝廷则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根据史书记载，刘晏主持盐政近20年间，把政府盐利收入从40万缗提高到了600万缗。盐利收入，占到唐朝财税收入的一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以后的朝代，对盐利的依赖同样有增无减。最高峰时，南宋高宗时期，盐利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4%以上。

唐以后的朝代，除了个别时期，基本都沿用刘晏的盐政政策，长达850年。一直到明朝万历后期，才被袁世振主导推行的纲运法所取代——政府不再收盐，由盐商直接向盐户收购运销，即实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盐商专卖制。

而晚明的这一新政策，则开启了此后绵延300余年权力寻租最高峰的红顶商人时代。

权力寻租是垄断的衍生品。就像硬币的两面，腐败与垄断共生共存，不管朝代如何更替。这不是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

唐朝中叶以后1100多年的帝制时代，每个朝代的政府都对盐政进行过或多或少的改革，但其核心目的，不在于打破垄断，而在于堵塞漏卮，尽可能提高政府的盐利收入。这就决定了无论如何改革盐政，权力寻租和腐败都如蝇附羶，驱之不去。

刘晏在政府盐业垄断中引入盐商群体，是以“官商共利”的形式，让商人协助政府攫取盐利，提高效率。在这种情况下，盐商实际上是政府的代理商，到了清代，大盐商甚至要替政府组织缉私队，打击私盐，成为半官半商的官商。

历史学家王家范说，历代盐法多变，此中有许多机巧，其主轴则始终是政府与盐商分割利权的纠葛。盐商的命运也随之而波动起伏，但盐商似乎是商人之中最善于利用政策、屈伸自如的蜥蜴。他又说，盐商为传统中国的特产，在帝国绝大多数年代，他们之中能暴富者，多走官商串联、权钱交易的门路，老实经营者的处境则始终不脱“艰难”两字。

从帝制时代的盐商诞生之日，他们就是权力寻租的坚定执行者、顺从者和受益者。

大盐商真正暴富的原因，并非来自于赚取食盐低买高卖的差价，而是有太多附生在权力之上的生财之道。最典型的一种操作，就是盐商伙同盐政官吏一起坑朝廷。官吏允许声称凑不足巨额现钱的盐商赊销官盐，事后再把这些赊账做成坏账，能赖则赖，反正亏空的是国有资产，利益却进了个人口袋。

唐朝后期查处过一个名叫卢昂的福建盐官，不仅搜出了30万贯赃款，还从他家里发现了金床、金枕头。一个地方的盐务官员，已经贪污、奢靡到这种程度，在其背后供养他的那些大盐商，又该富到什么地步呢？

在宋代，由于盐业的暴利，使得一些军队、官员“赤膊上阵”，参与倒卖私盐，牟取暴利。南宋末期，宰相贾似道利用个人权势，指使下人大量贩卖私盐，当时人写诗讽刺说：

昨夜江头长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鹾。

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

一个统治时间两三百年的王朝，必定要屡次改革盐政，为什么？每一次盐法改革初期，国家盐利收入大增，随后商蠹、官蠹必定串通起来侵蚀盐利，导致国家盐利锐减，于是不得不进行新一轮改良。

但是，改良改良，越改越凉。

明朝是盐法改革最为频繁的朝代。最初实行“开中法”，要求商人押送粮食到“九边”（9个军事边镇）换取盐引，获取盐业专卖商资格，然后凭盐引到盐场兑盐，再转运到指定的销售区域内卖盐。这项政策出台后，凭借地理优势的山西、陕西商人迅速崛起，成为帝国最具实力的山陕商帮。白银盛行并成为明朝的通用货币后，政府在盐政上推出了“运司纳银制”，不用盐商运粮到边镇了，只要直接给盐务部门交纳白银，就能换得盐引。这一下，靠近两淮、浙江盐场的徽州商帮，逐渐取代山陕商帮，成为帝国盐业中新的大佬。

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盐商的轮番崛起是地理区位决定的。在地理区位的背后，其实一直隐藏着一张更深广的关系网。盐商走过的每一步，都有权力之手在操纵。水最深的一步，出现在用盐引换盐这一环节。商人们都拿着盐引到两淮盐场换盐，结果被告知，慢慢等着吧，前边还有几千号在排队呢。没有一个商人等得起三五个月，更不要说三五年，但盐务官员或其亲属家人，有本事让一个商人提前换到盐。所以，到此为止，盐商们真正的“肉搏”才刚刚开始，只是从来不是拼什么商业模式或商业创新，而是拼关系，拼后门，拼权钱交易。

从明初宣德、正统开始，已经有一批官员及其亲属活跃在盐商的背后，充当真正的大boss。到后来，这些幕后老板将权力之手继续往上摸：不是有钱有粮就能换盐引、做盐商，而是要先从他们手里买一个“中盐资格”。这种资格叫做“窝”，商人要通过钱财与关系网，从控制“窝”的人手中买“窝”，买到“窝”之后，才配称为盐商。

徽商在帝国盐业体系中，最终超越秦商和晋商，正是因为更早意识到了从事盐业资本要厚、关系要硬，所以举家族、宗族之力，把在其他行业积累起来的资本都转移到了两淮盐业中。明清时期，有资格称为“大贾”“上贾”的商人，基本都是盐商，可见这个垄断行业集聚了全国最有资本和权势的商人。

帝国盐商的兴替，是那个时代上层圈子的权力游戏。

但盐商的一切付出，包括权力寻租的代价，终究是要从盐业生意中加倍赚回来的。兜兜转转，为这一切埋单的，终究还是老百姓和国家财政。

万历后期，袁世振在两淮实行“纲运法”改革，说明朝廷的盐利已经被盐业中的官商侵蚀得差不多了。“纲运法”打破了官员潜规则卖“窝”的灰色秩序，由政府直接指定资本雄厚的商人为纲运商人。这些资本雄厚的盐商以“占窝”的形式，成为承领盐引、拥有“盐纲”垄断权的纲商，相当于总经销商。纲商的出现，标志着寄生性极强的盐业垄断型大盐商的成立。

袁世振为了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对原有的大盐商“一概抚而用之”，使其成为纲商。纲商不仅有专卖权，而且有世袭性质，这无疑加剧了盐商大规模输献的行为。因为一旦成为纲商，基本就能确保子孙金山银山。

可见，在垄断的前提下，无论如何改革，都逃不脱权力寻租的制度之弊。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初期，是扬州盐商最辉煌的时期，身为帝国红顶商人，一个个腰缠万贯，无所不能。史载，扬州有个大盐商，钱实在多得没处花，相当郁闷。手下人给他想了个办法，用金条去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飏之，顷刻而散，天空中、草地上一片金光闪闪，大盐商这才心情转好。

但是，你以为这些大盐商一个个都是人精，都是巨富，其实他们也不过是帝国时代的提线木偶。历史学家王家范说，这些大盐商攀缘于国家财政政策提供的非常空间，既要与政治权力同流合污，也要时时受到政治权力强烈的干预和百般勒索，更受国家政策和政治形势波动，机体脆弱，命运无常，绝没有把握自我的主动权。

高居帝国财富顶层的盐商，争斗起来尚且如此不堪；身处帝国底层的百姓，在“官商共利”的背景下，更是时刻会被牺牲掉的一群蝼蚁。

从技术或经济上来看，食盐本身并无太大价值，但一垄断之后，性质就彻底变了。官盐专卖以来，盐价长期居高不下。唐初的盐价，每斗10文钱，到第五琦改革后，盐价飙升至每斗110文钱，涨价10倍。到了元代，有官员统计，官盐卖到百姓手里，每斤加价到了800文钱，而且这个价格还在往上走。这名良心感觉到痛的官员，在上疏中慨叹，“濒海小民犹且食淡，深山穷谷无盐可知”。史书中，历朝历代关于百姓“终年不食盐”“食盐之家，十无二三”的记载，并不鲜见。

盐价死贵，平头百姓已经吃不起盐了。

但是，盐价居高不下，从来不是由产盐的成本决定的。事实上，产盐的成本极低极低，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个成本还在往下掉。为国家产盐的灶户（盐户），作为帝国暴利行业的供应端，却是极贫极苦的一个阶层。元朝末年，绍兴人王冕曾夜宿上虞曹娥庙，亲眼目睹了当地灶户被官府催缴盐课，不堪忍受而自杀的情形。王冕因此写下一首诗，记录灶户的血泪史：

前夜总催骂，昨日场胥督。

今朝分运来，鞭笞更残毒。

灶下无尺草，瓮中无粒粟。

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福。

夜永声语冷，幽咽向古木。

天明风启门，僵尸挂荒屋。

食盐，这一平常的日常必需品，变得越来越金贵，完全是由艾公子上面所讲的各种白色、灰色以及黑色成本层层叠加的恶果：

白色成本：在盐利成为政府的支柱财源之后，历代都想着从这白色结晶体上面多多开源，遇到战争或动乱等极端情况，盐业加税更是顺手且容易上瘾的事儿。

灰色成本：盐商通过巨额输献获得的专卖权、总经销权甚至世袭总经销权，以及自身由此获得的巨额财富，最终无一不是转嫁到盐价里面。

黑色成本：盐场、盐务、盐政官吏，都把盐业当成肥缺，为了获取相应的职位，他们同样需要在官场内部进行权钱运作，而这些付出，通通是要有回报的。

帝国顶层圈子为了分蛋糕，需要不断用钱开路，环境确实险恶；但他们不会看到，庞大的底层为了捡蛋糕屑，处境已经险恶到了需要以命相搏的地步。

强光之下，连阴影都会消失。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以极端的形式提醒整个帝国，阴影人群的存在。

私盐问题，历经1100多年，在帝制时代从未消失，恰恰证明了阴影始终未曾被驱散过。尽管每个朝代都对贩卖私盐者制定极其严苛的刑律，只要是三人以上盗贩私盐，带头的那个就是死罪，但这完全阻挡不住私盐越来越泛滥的趋势。北宋的苏轼，在一封奏疏中说：“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一年抓了17000人，都刹不住私盐问题啊。元朝初年，官府仅在松江府上海县一地就先后捕获了“盐徒五千”。到清代，广东的食盐贸易有一个公开的说法，叫“官三私七”。就是说，有七成的市场都被私盐侵蚀了。

从事私盐贩卖的群体构成，艾公子特别细分为两大类：

生存驱动型：盐户、贫民、流民、失业者等等，社会最底层的人，在高盐价逼迫下，走上贩私道路。

暴利驱动型：官员、合法盐商、盐枭等等，社会上最擅钻营的人，在盐业暴利的诱惑下，知法犯法。

可怕的是，历朝的缉私官吏都很“识做”：但凡遇到生存驱动型的私盐贩子，他们就穷追猛打，竭力搜捕，以应付差事、邀功请赏；但凡遇到暴利驱动型的私盐贩子，因为这种人要么有团伙，要么有靠山，要么有行贿能力，他们就略而不问，甚至暗中成为其保护伞。

长此以往，促成了生存驱动型盐贩子向暴利驱动型盐贩子合流。私盐贩运的团伙化和武装化，从唐末以后就日趋明显。有些地方，全村出动，集体走私，甚至联络周边几个村落，统一行动，以团体武装的形式增强对抗官府的能力。

这两种盐贩子一旦合流，形成大盐枭，一个王朝基本就走到尾声了。类似的情形在历史上多次上演，俨然是盐业对帝国统治的一个诅咒：

唐朝末年，多次考科举失败的黄巢，与王仙芝共贩私盐，数月之间，聚众数万，给了唐朝致命一击。与此同时，另一拨贩盐起家的盐枭，比如王建、钱镠等人，选择进入体制之内，在镇压黄巢起义以及藩镇兼并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五代十国割据政权的创立者。

元朝末年，“世以浮海贩盐为业”的方国珍，被仇家告发贩卖私盐，无奈之下，走上反元之路。方国珍被逼起事的最初支持力量，几乎全部来自跟他一样长于海边的私盐贩子。他们起兵后，精准攻击帝国的漕粮海运系统，烧官船，劫漕粮，盛极一时的元代海运在危机重重中被迫停运，造成元大都严重的粮食危机，加速了元帝国的衰亡进程。

一粒盐拖垮一个大帝国，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从盐业问题去考察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偌大的帝国只有历史循环，而没有历史进步。专卖垄断—权力寻租—私盐泛滥—起义抗争—重新垄断，这个历史循环几乎在每个朝代都要重演一遍，从未被打破。

清道光年间的大盐枭黄玉林案，是唐朝中叶以后1100年间帝国围绕一粒盐展开循环争斗的一个缩影。这个案子，不是起点，也不会是终点。

道光十年（1830）四月，道光皇帝接到举报黄玉林的密折。密折称，53岁的湖南人黄玉林是一名贩私惯犯，数次逃过法律制裁，眼下正以江苏仪征为中心，构建起一支跨越数省的庞大贩私队伍，旗下拥有大船、小船无数，接连不断地运送私盐，每次贩私“以数百引计”（一引大概400斤，数百引相当于几万斤）。这些走私船上刀枪林立，每个关隘都有受贿的官吏与其勾结，任其往来，不加阻拦。更可怕的是，黄玉林为邀结民心，规定他的队伍只贩私，不抢劫，不偷盗，颇有打击报复官商联合哄抬盐价的侠义之风。

道光对这份密折十分重视，可能他担心唐末或元末的故事在他的帝国发生，因此紧急密令两江总督蒋攸铦：务必不遗余力破获黄玉林案，要军队、要人、要钱，随时开口，管够。

蒋攸铦身在地方，知道更多道光不知道的内情：黄玉林可能是两淮最大的盐枭，但不排除还有更大的盐枭。蒋攸铦希望通过招安，让黄玉林为官府所用。如果黄玉林接受招安，那肯定能帮助抓捕一大批盐枭，还能影响一大批盐枭主动投案。

当蒋攸铦将招安方案报告给道光时，道光立马看出蒋攸铦这个人其实是怕事。

大约一个月后，黄玉林带领同伙伍步云、伍光藻等8人，船12只，私盐37000斤，赴官投首，接受招安。随后，在黄玉林的配合下，官方迅速破获了另一起大案，一次就缉获李玉良、顾大、王三等12名大盐枭。受此影响，盐枭不断自首，“有业者170名，无业者243名”，合计400多人。

正当蒋攸铦以为这个案子可以完美结案的时候，万万没想到，黄玉林愿意接受招安，原来只是缓兵之计。仅仅两个月后，黄玉林“复图贩私”，重新谋划起贩私大计。之前已对蒋攸铦的招安方案不满的道光皇帝，此刻勃然大怒，责令新任两江总督陶澍重办此案，而蒋攸铦则受到革职处理。

陶澍最终将黄玉林处决，至此，清代最大的盐枭案落幕。

但陶澍是一个有想法的能臣，杀了一个黄玉林，根本无法解决1000多年来私盐泛滥的问题。他知道，私盐泛滥，盐枭振臂一呼天下从的根源，在于虚高的盐价；而盐价虚高的根源，在于垄断。自明万历后期实行“纲运法”，200年来，纲商世代相承，与官府勾结，将盐业当成自己的世袭领地，不容他人染指。即便是明清易代这样的大变局，以徽商为主体的大盐商仍旧牢牢掌控着盐业核心，坐得暴利。

不久，陶澍在淮北地区推行盐政改革，以“票盐制”代替“纲盐制”，废除原有的盐商垄断体制，无论何人，无论资本多寡，只要照章纳税，就可以领票运盐进行贩卖。这样一来，许多中小商人进入盐业领域，冲击了原来的大盐商，使得大盐商权力尽失，而盐政则大为改观。票盐和纲盐相比，最大的优点是打掉了各种灰色和黑色成本，让食盐回归到相对低价的状态。陶澍说，实行票盐前，“百姓淡食，不得已而买食私盐”，“自票盐到境，盐价顿减，取携甚便，民情安之”。

陶澍的改革，极大地触动了既得利益者，以至于徽商都在诅咒他。但他之所以有能力推动这项改革，除了个人的魄力之外，主要还得益于当时的背景——盐政久未改革，帝国盐利又被侵蚀得厉害，是时候祭起改革的大刀了。陶澍的票盐制，恰逢其时，因而得到了上面的支持。

可以说，陶澍的票盐制，已经是帝制时代盐业垄断前提下，最具自由贸易性质的了。然而，这次改革还来不及推广，清朝就遭遇了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战乱，阻遏了改革，也让清朝错失了解决私盐问题的时机。

当盐枭卷土重来，清朝的统治已进入了倒计时。这一次，盐枭不仅是团伙化、武装化，而且跟着时代发展，集纳了会党、帮派、革命等多种身份，相当于唐末、元末盐枭们的加强版。

清帝国最终亦难逃盐枭冲击的历史宿命。

外号“徐老虎”的大盐枭徐宝山，在码头、口岸与其他盐枭的火并和勾结中，站稳了脚跟，旗下的私盐队伍达万余人，淮河至沿江一线，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身兼盐枭、青帮、红帮等多种角色，纵横捭阖，极具势力。后虽被朝廷招安，从盐枭摇身一变成为缉私营管带，但在清末的革命风潮中，他又迅速反正，为江苏的光复立下大功，成为清朝的掘墓人之一。

一个朝代结束了。一个时代也结束了。没有人回望过去1100多年的朝代更替，盐，一种无臭、味咸、易溶解的白色结晶体，究竟重复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它制造过盛世，也制造过衰世；它催生过巨富，也催生过悍匪；它有过善，更有过恶；它是制度的化身，更是制度的替罪羊……

它铺满了整个帝国。

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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