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追踪最新的文物线索，采访一线专家学者，探讨战争背后的历史脉络。从晚清政治的轨迹探寻，北洋海军的海外奇缘，到参战士兵的个人历史，再到战后的赔款与借款，战争的纪念与记忆，内容涵盖战史研究、政治变迁与历史记忆等多维视角。

本文作者、甲午战争史学者陈悦指出，当下关于甲午战争的话题，往往被简化成甲午海战，而陆战则成了被遗忘的地带。事实上，陆战是甲午战争中直接决定胜负的部分。

甲午不仅海战

一百三十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战争失败的结局直接证明了1840年后中国以军事自强寻求国家自强的洋务模式并不可靠，需要探索新的自强道路，这使得这场古老的战争具有了超出军事本身的史鉴意义。因为如此，对甲午战争的反思跨越了时间，伴随着中华民族探索伟大复兴的不懈征程，甲午战争也被常说常新，在今天依然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讨论和纪念，每每一些现实的话题，也常会被引出甲午之鉴。不过很特别的是，历史上的甲午战争实际包括了陆地和海洋两个区域的军事行动，而今天关于甲午战争的话题，往往会被简化成甲午海战，很多时候，陆战几乎成了被人遗忘的地带。1984年，甲午战争爆发90年纪念时，曾出版了甲午战争史学者孙克复和关捷合著的两部很重要的通史著作，一本为《甲午中日海战史》，另一本是《甲午中日陆战史》，将海战和陆战分列，研究者当时就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提醒读者们甲午战争不仅有海战，还有陆战。

甲午战争中的陆战，地域上涉及朝鲜半岛以及中国的辽宁、山东、台湾。如果说海战是因为双方参战的舰队相对技术差距较小，战场博弈最为激烈而被人关注的话，陆战场上双方军队的技术差距大、战场博弈在很多时候几乎毫无悬念，但其结果却直接关乎到甲午战争的胜负，简言之，相比起海战，陆战实际上是甲午战争中直接决定胜负的部分。

甲午战争爆发时，中日两国的陆军处于不同的状况。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实行类似全民皆兵的义务兵制（年满17岁至47岁的男子需要服常备兵役，现役服3年，之后服4年预备役，再之后服5年后备兵役。其余不在常备、后备兵役的男子，可以编入国民兵役），彻底改革海、陆军的军制。至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由野战队、守备队、补充队、国民军构成。其中的主力是作为野战队的7个野战师团，即近卫师团和第一至第六师团，每个师团下辖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等单位，总计7个野战师团的兵力为123047人。在战时，师团可以单独承担军事行动，也可以根据需要将若干个师团组合为军，战时还将给军、师团配置野战电信队、兵站辎重等部队，并随行军夫（协助部队搬运物资的民夫）。

除7个野战师团外，日本陆军的守备队主要布署在各要地及国境承担防卫任务，如东京湾口防御、横须贺军港防御、马关海峡防御，包括后备部队（12个步兵联队、24个独立步兵大队、6个骑兵中队、6个炮兵中队、20个工兵中队）、要塞炮兵联队（驻守东京湾口炮台群、横须贺炮台群、马关海峡炮台群）、对马海峡警备队、北海道屯田兵团，总兵力97533人。总计日本陆军的总兵力为220580人，在甲午战争中经过动员实际达到247113人，其中投入朝鲜半岛和中国战场的为178294人，投入战场的军夫总数约10万人。

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的高级将领多为参加过西南战争的旧军人出身，但是其中不乏拥有在旧藩开设的军事学校学习经历者，其中更有具备出国留学进修的经历，而中坚骨干的军官则多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875年开学，学制3年，至甲午战争前毕业军官千余名），士官多为经过日本陆军教导团培训，总体上军队的专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

在武器装备方面，日本陆军的基础武器型号已经高度统一，简省了后勤补给的难度，陆军所用的步枪主要是日本国产的村田式，火炮主要是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75毫米口径青铜山炮（轻量型的行营炮，便于在山岳地带行进通过）和同口径的青铜野炮（标准的行营炮），以及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90毫米口径臼炮、150毫米口径臼炮、120毫米口径加农炮等大型攻城炮。

和日本的情况相比，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陆军情况要复杂得多。

清王朝建设的北洋海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建设程度，在于海军的建设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描画，所受到的牵扯羁绊相对较少。而陆军则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对其进行近代化改革并不容易。

甲午战争爆发时，近代中国的陆军分为经制部队和非经制部队两类。

所谓经制部队，即由国家财政供养，拥有国家军队正式编制身份的部队，理论上可算作是“正规军”，主要是八旗和绿营兵。根据甲午战争前日本参谋本部整理的情报《清国陆军纪要》可知，当时中国的八旗部队总兵力250078人，其中驻防京师的禁旅八旗约15万人，剩余是分驻全国各地的驻防八旗。绿营部队的总兵力为440413人，分散驻防全国各地。八旗和绿营部队的总和约有近70万大军，但这两支军队的军制、装备都极落后，早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中已被证明毫无战斗力，除了极少数换用西式武器的部队外，更多的仅仅只具有维持内部治安的有限价值。尽管名存实亡，但由于是清王朝开国时依仗的根本军事力量，属于国家的根本制度，所以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时，仍是官面上中国的主力军，占用了清王朝国家开支的大端。

清王朝的非经制部队主要是乡勇，即勇营，以及按照勇营制度挑选绿营精锐编练的练军，都属于各地方自行招募、自己负担军费开销的临时部队，理论上是“非正规军”，没有国家编制，不具有国家军队的身份，但却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

太平天国战争中，因为经制的八旗、绿营不堪一战，清政府被迫放开了招募乡勇、练军的许可，各地为了保境守土，官员、乡绅等纷纷在籍招兵买马，形成了湘军、楚军、淮军、嵩武军等等地域色彩非常鲜明的勇营、练营，勇、练部队多以乡情、亲情为纽带，内部凝聚力相对较强，且为了军事行动的实际需要，往往在财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装备新式武器，甚至采取西法练兵。勇营、练军存在着兵为将有、派系林立、缺乏国家意识等陋习顽疾，且各地方的管理能力、财政状况好坏不一，也直接影响了各地勇、练军的数量规模和装备、训练水平，不过其战斗力远在八旗、绿营之上，是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军，其全国总兵力虽然达到459367人，但其中真正具有战斗力的仍然是少数。

以当时全国而言，训练最优，战斗力最强的勇营、练军是驻扎在直隶的淮军和直隶练军，以及驻扎在山东、盛京等北洋沿海地区担负边海防任务的淮军、练军，其中又以直隶天津一带的驻军最为精锐，甲午战争爆发前，伴随着日本出兵朝鲜的咄咄逼人态势，为了决策应对战略，直隶总督李鸿章曾专门向清王朝盘点过这些军队的总规模，亮出了当时中国陆军的真正家底。

按照李鸿章的汇报，当时北洋地区的淮军、练军为：

直隶

驻扎在天津芦台、马厂、小站、北塘、大沽等地，以及古北口、宣化、遵化、山海关等地的淮军盛军（总统卫汝贵）、盛军飞骑马队（总统吕本元）、仁字军（总统吴育仁）、武毅军（统领聂士成），直隶练军（含正定练军、通永练军、古北口练军、保定练军等，总统叶志超）等。

山东沿海

驻扎威海和刘公岛的淮军护军（统领统张文宣），绥军、巩军（总统戴宗骞）。驻扎烟台、青岛等地的勇营嵩武军（统领孙金彪、章高元）。

盛京

驻扎旅顺口的勇营毅军、亲庆军（总统宋庆），驻扎大连湾的淮军铭军（总统刘盛休）。还有驻扎在大东沟、大孤山以及鸭绿江边境地带的奉天练军和镇边军（总统左宝贵）。

以上各军总兵力约53281人，几乎是当时中国训练有素的精锐陆军的全部，这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兵力驻守于炮台要塞，难以远征，能够被抽调出来进行机动作战的野战部队，也即李鸿章所说的“游击策应之师”，实际上仅有盛军、仁字军、武毅军、直隶练军，总兵力约21741人。

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了加强北洋地区陆军的战斗力，很早就开始模仿德国式进行西法练兵，并为麾下的勇营、练军广泛装备进口的西式武器。1885年，直隶设立天津武备学堂，抽选淮军和练军中的年轻军官、士官入校，由聘请的德国军官执教，学习算术、几何、化学、地理等理论，以及步兵、炮兵、骑兵等战术。仅从教育本身看，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的战术素养相对较高，但并没有开展有关战役指挥、参谋作业等教育。另外各枝淮军、练军的统帅几乎全是太平天国战争、捻军战争中从中低级军官成长起来的老将，并无新式陆战的知识，而接受过武备学堂教育的年轻军官在军中并无法参与部队指挥决策，仅仅只是战术骨干，且人数过少，所能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总体上，北洋地区的陆军只是一支有限近代化的陆军。

这些军队的军制和传统的绿营并无不同，最大的编制单位是“营”，步兵的1营的兵力通常为400至800人，骑兵和炮兵的1营约为100至300人，营有营官指挥，军事行动时临时将多个营叠加组合，由高级将领统率，一旦所辖的营数过多，往往会出现信息上传下达不畅，指挥不灵的恼人问题。虽然李鸿章为这些军队装备了新式的武器，但是武器采购选型者缺乏经验，朝三暮四，导致军中的武器型号极为庞杂，其步枪型号包括了毛瑟、哈乞开斯、雷明顿等10余种，口径也有14.7、12.5、11、7.9毫米等区别，火炮的型号更为五花八门，不仅有各类口径和型号的山炮、野炮，还有加特林等机关炮，训练指挥和后勤保障的难度都极大。

这些纠缠在新和旧之间的重重问题和矛盾，犹如是当时近代化磕磕绊绊的中国的缩影。只是偌大个中国，能够抽调的野战游击之师只有区区2万余人，相比起日本野战师团20余万人的兵力，是绝难意料的窘况。囿于地方财政的能力，以及担心落得拥兵自重的口实，北洋陆军的规模始终受到限制，李鸿章也认为所辖的军队“多一营即多一累”，而陆军兵力不足实际上也正是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对于开战决策一直模棱两可，而一心寄希望列强调停的某种真实的内因。

首战

1894年春天，清王朝的属国朝鲜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朝鲜王朝无力控制局势，在中国驻朝特使袁世凯的积极主张下，朝鲜王朝于6月3日向清政府上书乞援，6月5日光绪帝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调派陆军前往朝鲜帮助平乱，甲午战争陆战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此。

得到派兵入朝的命令后，李鸿章即从麾下的野战部队中挑选，从其调兵的情况看，主要选派的是近代化程度最高，军纪也相对最好的直隶练军部队，由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由轮船招商局派出商船装运，前往朝鲜首都汉城以南的牙山（今韩国平泽）登陆。

作为先头部队，1894年6月6日，聂士成率领古北口练军右营、武毅军副中营、武毅军老前营炮队等3支陆军（900人），以及临时加强到该部的10名天津武备学堂学生从天津大沽登上“图南”号商船，随行的4门60毫米口径金陵机器局造山炮及弹药车和800颗炮弹，21万发步枪子弹、90匹军马、98架营房帐篷、40口做饭大铜锅也同时装船。此后，叶志超在6月8日率领主力部队乘坐“海晏”“海定”轮船出发，包括正定练军中营、右营、前营、左营，叶志超的亲兵骑兵小队、幕僚官员，同样也特别加强了25名山海关武备学堂的学生（总计1555人），随行除了携带火炮、帐篷等物资外，还特殊配置了淮军的一种特别火器，金陵机器局造康格里夫式火箭弹200枚，及2座发射架。

饶有趣旨的是，先头部队指挥官聂士成从出发开始即留下文字记录《东征日记》，生动记录了中国第一支入朝部队的行动情况。

清军到达朝鲜后，全然是上国天兵降临的作派，并不急于四出寻剿农民起义军，反而是到处张贴安民布告，甚至给予遭受战乱兵灾的朝鲜百姓每家2块银元的抚恤金。对这样的天朝军队，朝鲜百姓夹道欢迎，朝鲜地方官极力奉承，原本起义的农民军一方面是慑于上国军队的开花大炮，一方面也因为夏收农忙将至，几乎立刻烟消云散。此后赴朝军队在朝鲜处在大功告成的喜悦中，《东征日记》中不乏“韩官挟乐妓来迓”“命乐妓宥觞”之类的记录，一次宴会上，聂士成应邀赋诗，“万松苍翠拥层城，为靖狼烟此驻兵，冠剑偶登江上阁，樽罍多感使君情，座中歌舞怜红粉，槛外云山接玉京，极目海天增气象，旌旗簇簇汉家营”。

然而就在此时，朝鲜局势突变。清王朝出兵朝鲜半岛，实际正堕入日本明治政府的算计中，谋划借机生事的日本，在6月5日成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战时大本营，决心出兵朝鲜，挑起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日本出兵的先头部队，选择的是第五师团下属驻扎在靠近广岛宇品港的第九旅团，该部于6月5日下午动员，并临时配置野战医院、兵站、辎重队、卫生队等，编成混成第九旅团，总兵力7120人、乘马297匹（骑兵用马）、驮马448匹（炮兵和辎重兵用马），分两次从宇品港海运到朝鲜仁川登陆（第一次使用9艘运输船，6月15日登陆；第二次使用8艘运输船，6月27日登陆）。

日本陆军到达后，立即占领仁川至朝鲜首都汉城间的要地，配合日本政府的外交讹诈而咄咄逼人，在朝鲜的叶志超、聂士成部中国陆军兵力居于劣势，则就地在汉城以南的牙山设防，同时等待国内海运援兵。

7月23日，日军混成旅团部队攻占朝鲜王宫景福宫，控制朝鲜国王，扶持傀儡政府，正式挑起了战争。随后7月25日，日本海军军舰在朝鲜牙山湾外袭击北洋海军舰船，野蛮击沉了中国租赁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史称丰岛海战。“高升”号当时运输直隶淮军仁字军和练军义胜前营前往牙山增援，被日本巡洋舰“浪速”威胁跟随前往日本，陆军官兵誓死不从，最终轮船被“浪速”击沉，1119名官兵中只有252人获救。

日军攻占朝鲜王宫后，日军混成旅团主力4000余人开始南进，准备攻击在牙山一带的清军陆军。这一动向很快被清军派出的侦察骑兵发现，叶志超和聂士成洽商，决定分兵前出设防。7月26日凌晨2时，聂士成率领所部古北口练军右营、武毅军副中营、武毅军老前营炮队等3支陆军从牙山北上，前往汉城与牙山间的成欢驿设防。27日，从天津海运到牙山增援的江自康部直隶淮军仁字军2营赶到成欢助防。28日早晨，叶志超赶到成欢与聂士成会商，决定主动放弃无险可守的牙山，由叶志超率领1营携带全军的主要辎重屯驻成欢以南的重镇公州作为后应，其余全部军队都配属到成欢，归聂士成指挥，准备阻击南下日军。

小镇成欢位于从北方的汉城通向南方全州的要道上，设有驿站。朝鲜半岛多丘陵、山脉，成欢正处在山地中。沟通南北的驿道到达成欢驿时，进入一条狭窄的山谷，成欢东西两侧群山夹峙，西侧的山地在牛歇里一带，东侧是以海拔92米的月峰山为主峰的山群，形势十分险要。成欢镇的北方，山谷之外横亘有一条名为安城川的河流，夹河两岸都是泥泞的水稻田，河上仅有一座名为安城渡的桥梁，是南北驿道必经的咽喉。

聂士成是从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将领，虽然没有近代陆军知识，但战场经验丰富，遍观成欢附近地理形势后，其战场布置围绕从成欢而过的南北要道为中心展开，总体尚属得法。

聂士成将主力部队配置在成欢东西两侧的山地，居高临下控制要道。此外注意到安城渡一带独特的地理态势，聂士成派出天津武备学堂学生于光炘等战术素养较好的几十名官兵埋伏到安城渡东南的佳龙里村中。此战大致的构思为，日军从安城渡过桥后进入水稻田时，由佳龙里村中埋伏的狙击手实施狙击迟滞，此时成欢西侧高地的炮兵进行炮击，一旦得手，成欢东西两侧的主力步兵可以合围歼灭日军，如果未能迟滞日军大队过河，那么沿山谷中驿道南犯的日军一旦靠近成欢，也将遭到来自山谷两侧高地的清军居高临下的夹击。

1894年7月29日凌晨，日军兵分左右两路出发。以左翼队为主攻部队，悄悄运动向清军防线的东侧迂回。作为佯攻的日军右翼队大张旗鼓沿驿道前进，其前卫从安城川上的桥梁过河后进入泥泞难走的大片水稻田，当接近佳龙里村约30米左右时，埋伏在村中的清军开始狙击，日军出现大量伤亡。发现前卫部队在佳龙里村外受阻，日军右翼队主力立即向佳龙里村的侧翼迂回包抄，在通过水稻田时，未料该处的水稻田之前已被清军蓄水，变成了危险的沼泽地，步兵中尉时山龚造等23人溺死，凌晨3时30分日军右翼队主力终于渡过水稻田对村中的清军形成夹击态势，战斗至凌晨4时，埋伏在佳龙里村的20余名清军牺牲过半，不支而退，武备学堂学生于光炘也在战斗中牺牲。

当清军注意力都集中在佳龙里村附近时，日军左翼队的前卫迂回推进到清军月峰山主阵地附近，守卫此地的清军武毅军老前营的前哨线立即与其交火，5时30分许日军炮兵部队在清军月峰山附近布置好阵地，开始炮击支援步兵作战，清军阵地在日军炮火压制下，陷入连锁垮塌，日军炮兵部队不断前移阵地伴随步兵进攻，将月峰山附近的清军阵地逐个击破。原本在驿道西侧牛歇里高地炮兵阵地督战的聂士成眼见驿道东侧的战局不支，立即率领数百士兵赶往东侧阵地支援、督战，月峰山附近清军的颓势略微挽回，然而上午7时月峰山制高点阵地被日军攻破，驿道东侧的清军各部队自行溃退，聂士成只得无奈地率部向全州方向退却。

成欢之战进行到上午8时后，胜负已分。日军判断清军退往西南方的牙山，遂向牙山方向追击，而事实上聂士成率领成欢败军沿成欢驿道一路向南，准备前往公州和叶志超会合，即将到达公州时，发现叶志超部正渡河北来，聂士成与叶志超会面相商，认为“公州不可守，不如绕道平壤，会合大军，再图进攻”，随后叶、聂即率军绕道朝鲜东海岸山区，向平壤方向艰难行军。

成欢之战是甲午战争中发生的第一场陆战，中日双方陆军的作战特点都在这一战中显现。日本陆军战术喜用包抄迂回打法，一路佯攻吸引牵制敌方，剩余一路或多路迂回包抄敌军，且日军的炮兵运用极为灵活，能够在战斗中移动阵地，伴随步兵行动。而清军方面，虽然也懂得利用地形地物，但作战意志不坚，一旦陷入侧翼或后翼被包围的威胁境地，往往会导致全线崩溃。日军的战法，此后竟如魔咒般在甲午战争战场上屡试不爽。

溃败

1894年8月1日，清王朝和日本明治政府互相宣战，甲午战争正式打响。

清王朝对于战争的战略布署完全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思路，即各地倘若发生战事，首先由守土有责的地方军政长官督率本地军队作战弹压。日本侵略朝鲜，事关北洋地区的国际事务，是北洋大臣的职责所在，而北洋地区发生对外军事行动，自然是该地区的军队首当其冲。按次，清王朝在上谕中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调度北洋地区的海军和陆军与日本作战，至于其他沿海省份，其使命则只是严防日本舰船进口。

针对成欢之战失败、牙山弃守的严峻局势，李鸿章决定放弃朝鲜半岛的南部，将兵力集中到朝鲜北部的重镇平壤，依托大同江天险设防，阻挡日军继续北犯。从1894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李鸿章陆续调动北洋沿线陆军前往平壤驻守，这其中直隶地区最大的一支野战军兵团——盛军、盛京主要的野战军部队——奉军、靖边军、盛字练军都被调往平壤，原先驻守旅顺要塞的毅军也拨出一部，连同从牙山北上的叶志超、聂士成部队，凑集起了近2万人的大兵团，由直隶提督叶志超担任总统。

这支军队几乎是李鸿章乃至当时中国全部的野战陆军精锐，不容闪失，但几乎在大战到来之前，各种败绩已露。当时的平壤城里，上演的仍是新与旧的矛盾和纠缠。古老的平壤城墙上，安装了清军新式的加特林机枪；各支部队间架设了电话线沟通，平壤与天津间也可以通过有线电报快速通讯，但清军的补给却要通过牛车从鸭绿江畔的义州缓慢地运来平壤；更有甚者，虽然看似是近代化的陆军云集，但这些清军背后却是古老的后勤体系，驻地天津的盛军，其军粮、军火等一应物资要从天津运来平壤，毅军的后勤保障则来自旅顺口，奉军等部则要等待从奉天来的供应。驻扎城中的清军陆军，按照派系山头划区而守，将领间互不相合。

日军方面，8月间开始源源不断向朝鲜半岛输送陆军，由第五师团和第三师团组建成一个大兵团——第一军，负责在朝鲜半岛的侵略作战。9月15日，日本陆军打响了进攻平壤的战役，采取的是一路佯攻，多路迂回合围的战法。清军的主力被吸引在日军由南向北的佯攻方向上，盛军和毅军誓死作战，盛军总统卫汝贵甚至亲临前敌，调度骑兵马队冲过大同江南，连夺日军三道阵地。清军在平壤城南方几乎完全压制住日军攻势的同时，迂回包抄的日军突然出现到了平壤城的东、西、北三个方向，最终由奉军守御的平壤北城外城被日军突破，制高点牡丹台（今称牡丹峰）被日军占领，战斗前一天突然中风的奉军统领左宝贵在危急时刻，换上顶戴花翎和黄马褂，亲自登城操作机关炮作战，鼓舞士气，不幸牺牲，成为清军陆军在甲午战争中阵亡的最高级将领。

位于日本名古屋的日本第一军战死者纪念塔，原本计划在塔座上竖立一圈甲午战争中缴获的清军火炮作为装饰，后因清军火炮的型号过于杂乱，不甚美观，改为采用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行营炮管。拍摄：陈悦。

制高点失守，且发现平壤城有被日军合围的迹象，而平壤城中的弹药补给即将告罄，清军总统叶志超与诸将商议，以向日军主动让城作为条件换取大兵团北撤。1894年9月15日下午4时40分左右，平壤城的各处城墙上先后竖起白旗，朝鲜平安道观察使、平壤监司闵丙奭作为清军的代表，从玄武门方向找到日军元山支队前哨，递送了清军休战书信，日方因言语不通没有立即回复，关于清军请求让城一事甚至没有在第一时间报送到日军司令部。而清军误以为递送了弃城的书信后便平安无事，未等确切回复，便于当天夜间9时左右打开北侧的静海门、七星门，全军冒雨蜂涌而出，沿义州大道向北方撤退，结果在接近日军元山支队警戒线时遭日军攻击，清军毫无防备，队伍大乱，人马互相践踏，死伤枕藉。

从平壤出逃的清军在9月17日到达朝鲜安州。这一天的上午，在北洋海军的护卫下，从大连湾海运到大东沟（今辽宁东港市），预备增援平壤后路的清军刘盛休部铭军登陆完毕，中午时分，在大东沟外海警戒的北洋海军主力和日本海军主力遭遇，发生了黄海大海战。刚刚登陆的刘盛休部铭军，原本是大连湾炮台的守军，被临时抽调为野战军前往朝鲜作战，未料登陆后就听说他们即将要去的目的地平壤已然失守，于是只能在鸭绿江边待机。9月21日，平壤败军到达义州，叶志超、卫汝贵等沿途收拢集合被打散的部队，在23日渡过鸭绿江到达安东，和铭军一起依托鸭绿江布置国境防御，朝鲜半岛全部落入日本侵略军的控制中。

平壤一战，清军陆军失败，不仅使得朝鲜战场局势溃烂，而且此战清军投入的几乎是全部主力部队，随着战斗失败，这些精练多年的军队损失过半，成了惊弓之鸟，甲午战争的战场上清军再无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陆军。

坍塌

海上的黄海海战和陆地上的平壤之战，犹如甲午战争中的一道分水岭，此后战场局势的恶化开始日益加速。

按照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大本营预先筹谋的战略，这场战争决定性的战役应该是在中国渤海湾内的北戴河一带实施登陆，夺取天津，直接进兵河北平原，发起所谓直隶平原决战，谋求一战击溃中国陆军主力，直接兵临北京城下，逼迫清王朝媾和或者干脆占领北京。9月17日黄海海战结束，日本海军在海上掠得优势，此时天气已近深秋，按照当时西方陆军习惯的冬季不进行作战而转入冬营的战场常识，日本大本营决定待到来年春天再实施直隶平原的陆地决战，而乘着秋冬之际，首先扫清直隶平原决战的一大重要威胁，即实力已经被削弱了很多的北洋海军，以此彻底保证未来运兵渤海湾的安全。为此，黄海战后北洋海军军舰集中停泊的维修基地旅顺便成为日本大本营的重要目标，9月21日日本大本营新编成了一个兵团，由第一师团，以及在第六师团所辖的第十二旅团基础上编成的第十二混成旅团共同组成。

清军方面，清政府以死守鸭绿江国境为战略，将驻防旅顺的宋庆部毅军主力抽调到鸭绿江畔，同时调动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部东北练军加入鸭绿江防线。任命宋庆为北洋军务帮办，统一指挥鸭绿江前线的陆军。

令清军未能预料的是，1894年10月24日，日本陆军竟然在两个方向上发起攻势。当天，日本第一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日本第二军在海军护卫下于辽东的花园口登陆。同时遭遇两个方向上的来敌，李鸿章和宋庆无法判断日军的意图，最初误以为在花园口登陆的日本陆军是要北上配合鸭绿江方向的日军。

甲午战争的战火就此燃烧进入中国境内，此后陆战在两条线上同时开始。日本第二军从花园口登陆后，沿着辽东海岸，一路如入无人之境，11月6日抵达辽东重镇金州城下发起进攻，仍然是采取一路佯攻、一路迂回的打法，金州城于当天失守。位于金州附近的大连湾炮台，由于守军铭军此前已被调走充作野战军，炮台防御改由临时招募的新兵填防，大战临头，匆匆成军的怀字军根本无力操作火炮，随着金州失守而放弃了炮台。11月21日，日本第二军攻陷北洋海军的重要军港旅顺口，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旅顺守军和百姓2万余人遇难。

日本第一军在突破鸭绿江防线后，向奉天（沈阳）方向推进，一路攻占九连城、凤凰城、海城、岫岩等东北重镇，兵锋逼近今天辽宁本溪至鞍山一线，威胁奉天的门户辽阳。清政府鉴于北洋地区的陆军表现不佳，采取以湘代淮策略，由湘军大帅、两江总督刘坤一作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军队，负责东北战场战守，湖南巡抚吴大瀓亲自统兵，从江苏、湖北、湖南等地调动勇营湘军部队纷纷北上，总数近100营之多，然而这些部队无论是训练、装备都在北洋地区的陆军之下，且很多是仓猝成军，缺少军械，全无训练，犹如乌合之众。形势不断恶化的东北战场上，随着天气转冷，日本第一军预备稳定住交战线，转入冬季宿营，等待来年春天继续作战。而由湘军、宋庆部北洋陆军、伊克唐阿部东北练军构成的清军陆军，则认为有机可乘，在1895年初发起了反攻海城的著名战斗，意图收复被日军占领的海城。

清军先后组织发起五次战役，其中第一次由伊克唐阿率领的东北练军等部1万余人进攻，以失败告终，清军共阵亡数百人，日军阵亡3人。第二次由东北练军和宋庆部北洋陆军2万余人发动进攻，清军阵亡近千人，日军阵亡5人。第三次湘军加入战斗，进攻兵力增加至3万余人，仍以失败告终，清军阵亡数百人，日军阵亡3人。第四次清军再度发动进攻，仍然毫无所获，阵亡官兵数百，日军只是阵亡2人。到了1895年2月27日，东北战场的清军准备集中兵力进行第五次反攻海城时，日军第三师团发动大举反扑，各路清军不支溃退，日军则一路攻占鞍山、牛庄、田庄台、营口，其中湘军在牛庄遭遇了损失数千人的重创，一蹶不振，东北战场的北洋陆军则在田庄台遭遇了重创，至此关外东北战场上的清王朝陆军作战陷入全面失利。

当辽东鏖战时，日本大本营因为第二军未能在旅顺实现歼灭北洋海军的目标，旋又组建了一个新的军团，即山东作战军，由第二、第六师团构成，意在攻占北洋海军最后的军港威海卫，实现1895年春季到来前歼灭北洋海军的目标。1895年1月20日，日本山东作战军在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湾海岸登陆，随即占领荣成县城，向威海卫进军。1月30日，兵力居于劣势的威海守军绥、巩军丢失了威海南岸炮台群，2月2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不久占领了威海北岸炮台群，和海上的日本联合舰队对北洋海军所在的刘公岛和威海湾形成海陆合围，最终北洋海军在2月14日战败，2月17日日本海军进入刘公岛，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几乎和北洋海军覆灭同步，甲午战争中的陆战也陷入绝境，清王朝开始不断催促从贵州、广西、云南、甘肃、山西等边远地区调集的军队向北京集结勤王，较之已属乌合之众的湘军、东北练军，这些从内陆和边远地区应急招募凑集的军队，质量更等而下之，缺乏军服、没有训练、没有武器，当时更有御史言官上奏，援引古代的演义故事，希望下旨让天津机器局等加工藤甲，组建传说中刀枪不入的藤甲军，以此奇技抵御日军。当这一类军队被催促着向前敌开进，当此种荒唐言论被严肃地呈上朝堂加以讨论时，已经说明清王朝的军力到了竭蹶见底的地步。离奇的是，无论如何穷搜各处军力资源来抵御日军，似乎所有人都未考虑调用理论上属于清王朝正规军的八旗和绿营部队。

1895年3月5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奉命前往日本议和，甲午战争的历史进入至为残酷的马关议和的一页。而这一空前屈辱的外交活动背后，事实上是以甲午战争陆地战场的全面失利为大背景。至此时为止，清王朝可用的陆军已经无几，而日本7个野战师团中才只使用了5个师团而已（日本国内正在编成第8个野战师团，即第7师团），尚有近卫师团等计划用于发起最后的直隶平原大决战，只是随着马关条约的签署而没有实施。而后在台湾岛上，反抗侵略的台湾军民又进行了悲壮的保台斗争，从台北节节防御至台南，成为甲午陆战的最后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