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9年，法国作家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探访俄国。他最初对这个国家兴趣盎然，但最后发现，“在俄国，专制只是在御座上，但暴政却遍及整个国家。”于是，他写了《俄国来信》一书吐糟“野蛮俄国”，使得俄国政府十分恼火，将此书封禁。

19世纪上半叶，自由旅行还是一件稀罕事，人们对异国的了解多半来自书本和道听途说，还有各种想象。也正因此，那些亲身探访显得格外珍贵。

屈斯蒂纳曾说：

“对于我来说，旅行从来不是时尚，而是与生俱来的爱好，而且我从年少时便开始满足自己这种爱好。我们大家都模模糊糊地受着一种欲望的折磨，想要了解这个在我们看来如同牢狱的世界，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把它选作居所。要是没有把我的牢狱努力地探索一番，我觉得我不会平静地离开这个逼仄的世界。我越是探究它，它在我的眼里就越是美丽辽阔。‘为知而看’，这是旅行家的座右铭，也是我的座右铭。这话不是学来的，它天然就在我的心中。”

将世界视为牢狱，显然与窒息的童年有关。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出生于1790年，正是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处死于断头台上，他与母亲侥幸在恐怖杀戮中幸存。他于1857年去世，正是第二帝国时期。

屈斯蒂纳最著名的两部作品都是游记，分别为《斐迪南七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和《俄国来信》，在《俄国来信》中，他以大革命时代敏锐的法国人视角，对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根源和特点进行了分析。

屈斯蒂纳的总结非常精彩，与其说是描述俄国当时的现实，不如说是这片土地的宿命。他写道：

“总之，所有能让组织良好的社会具有价值和魅力的东西，所有能让政治制度具有意义和目标的东西，在这里都消失了并混淆在一种单一的心理中，那就是恐惧。在俄国，恐惧代替了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恐惧让思想麻木了。”

他继而分析道，这种心理在单独处于主宰地位时，只能造成文明的表象，因为恐惧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的推动力量。

“它不是秩序，而是掩盖混乱的外衣。缺少自由的地方必定也缺少热情和真理。俄国是一具没有生气的躯体，一个只靠头颅活着的巨人；至于它的四肢，已经全都失去了力量并在萎缩。这就造成一种深层的焦虑，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

作为经历过法国大革命跌宕的人，屈斯蒂纳当然会将这种不安与法国联系在一起，认为它“就像法国的新革命者的不安一样，不是源于思虑的模糊、伤害、物质繁荣的餍足或者不同力量的结盟所引起的嫉妒心理，它表现的是真正的苦难，反映的是根本性的弊病。”

尽管当时的法国人也不算幸福，但屈斯蒂纳坦言：

“我们自己也不幸福，但我们觉得幸福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可在俄国人当中，它却可望而不可即。”

对于俄国的远景，屈斯蒂纳也进行了预判，认为它是一大锅沸水，盖得严严实实，却放在烧得越来越旺的炉火上。他还不无讥讽地提出建议，认为俄国统治者“在制造出受到民众爱戴的表象之前，他该先制造出人民来。”

屈斯蒂纳的俄国之行始于1839年，此举受到巴尔扎克的鼓励。不过当时更主要的刺激来自于托克维尔，后者在1835年出版《论美国的民主》并获得巨大赞誉。托克维尔在书中不情愿地承认美国模式在当时的先进，同为贵族和保守派的屈斯蒂纳则表示怀疑，想通过俄国与美国之间的比较来否定这一观点。

1839年的俄国，正是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此时的俄国在国际地位上已经达到历史顶峰，对外强大、内部稳定的假象足以忽悠不少人，最初的屈斯蒂纳便是一个例子。在欧洲，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保守派都对俄国沙皇大肆吹捧，认为他达到了“复古的极致”，维护了君主的权威和内部稳定。保守派也习惯以它为例子，反对美国的代议制。

那年7月10日，屈斯蒂纳抵达圣彼得堡，8月3日到达莫斯科，10月1日回到柏林。他在俄国总共呆了不到三个月，他不会说俄语，而且旅行中一直被政府官员“保护”并监视。但他仍然写出了一份长篇旅行记录，以三十六封信来呈现自己的俄国之行，也因此被称为“俄国的托克维尔”。有趣的是，屈斯蒂纳最初是打算在俄国寻找反对美国式代议制的证据，结果却被沙俄的专制腐败所震惊，结果反而成了最激烈的沙俄体制批评者。

1843年，《俄国来信》在巴黎出版，随即被抢购一空，此后不断再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赫尔岑曾称《俄国来信》是迄今最为了解俄国的著作，20世纪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则称其为对俄国的最佳描述。

许多细节都暴露了沙皇专制下的俄国是何等腐朽，但最可怕的不是腐朽本身，而是民众对这种腐朽熟视无睹，认为统治者的特权、自己所受的压迫都是理所当然。比如屈斯蒂纳在书中写道：

“在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之间，我注意到连续几个路段都有与主路平行的辅路，虽然离得较远。辅路上桥梁什么的都有，安全和通行没有问题，只是远没有大路那么漂亮和平坦。我问驿站老板这是怎么回事，他通过我的宪兵回答我，小路是在皇帝或其他皇室成员去莫斯科时给运货马车、牲口和旅行者走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如果大路对公众开放，灰尘和障碍物给尊贵的旅行者造成的不便和妨碍。我搞不清楚店老板是不是在拿我开心，但他说话的样子一本正经，似乎认为在一个君主就是一切的国家，君主独占道路理所当然。”

当时在位的尼古拉一世，极力扼杀自由思想，以绞刑架和流放对付所有异议者，书报检查制度十分严苛，秘密警察遍布每个角落，人们无法表达思想，“交谈就是密谋，思考就是造反，况且思想不仅仅是一项罪行，它是一种不幸”，政府则靠谎言活着。

这当然跟俄国的历史有关，它从未真正与文明接轨，只有野蛮扩张。统治者色厉内荏，内心惧怕所有自由与开放的东西。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大手笔”，在屈斯蒂纳眼中也是可笑的。他写道：

“我步入涅瓦河两岸的彼得堡历史上的心脏地带，被海军部大厦和总参谋部的庄严宏伟所震慑——这些建筑让我想起彼得大帝最初的意图是建设一座堡垒来保护港口。但是，在一条每年封冻八个月的河流两岸设立海军基地和贸易基地，这是荒谬的，或者说是令人绝望的。彼得渴望掌控波罗的海贸易路线的入口，便将他的新都设立在俄国薄弱的西北边境。”

一开始抱以期待的屈斯蒂纳最终发现，沙俄是一个非常畸形的国家，人们崇拜强权，盲目排外，民众对自己糟糕的生活状态并不在意，却很在意沙皇对外的穷兵黩武是否能够获胜，他们可以对任何官吏下跪，毫不在意尊严，但同时又有着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认为其他欧洲国家都是等待沙皇“虽远必诛”的敌人。“在这里，暴君和奴隶之间、狂人和野兽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有一段对俄国民众的总结非常贴切，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成立：

“在一个因为恐怖而变得铁石心肠的民族当中，宽厚仁慈被称为软弱。严酷无情让他们卑躬屈膝，宽恕则使他们抬起头颅。他们可以被征服，但没人知道怎样让他们信服。他们没有骄傲的资格，却依然胆大妄为。温和的，他们反抗；残暴的，他们服从；因为他们把残暴当作力量。”

对于屈斯蒂纳来说，最初对俄国的“滤镜”在短时间内便被击得粉碎。不过这并非坏事，因为这反过来加强了他对自由的认知。沙皇的专制，还有对个人自由、尊严与权利的践踏，都让他明白一点：相比野蛮，文明即使有再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也仍然可贵。

在历史上，曾经被表象蒙蔽的知识分子很多，他们会误认为某些政体或组织是人类文明的答案，于是飞蛾扑火一般凑过去，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屈斯蒂纳这样看清并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