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记作家施塔赫笔下

　　卡夫卡不仅是黑白照片里那个忧郁的“宅男”

　　也有热情、爱表达，善于和女性交往的一面

　　他用先知般的视野预见了未来

　　用文学反抗着人类即将被“工具化”的命运

　　卡夫卡（1910年）。

　　看见一个彩色的卡夫卡

　　2002年，刚刚出版了《卡夫卡传：关键岁月（1910-1915）》这本传记的德国作家莱纳·施塔赫收到了读者的反馈：“现在，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彩色的他。” 这句话让他激动，也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花费多年撰写的这本传记，能让人们改变对卡夫卡的既往印象。

　　卡夫卡这个名字早已家喻户晓，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第一人，他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作家数不胜数。在他创造的文学世界里，人可能会突然变成甲虫，普通人会遇到各种荒诞不经的遭遇。但他本人的形象却一直躲在这些寓言般的故事背后，显得低调而模糊。

　　多年来，用德语写作的卡夫卡在德国没有一本较为权威的传记，而施塔赫版本的三卷卡夫卡传记则补上了这一缺憾，它被德国媒体誉为“德语文学史上的里程碑”。2022年，三卷本中最重要也是最先问世的《卡夫卡传：关键岁月（1910-1915）》终于被翻译成中文问世。

　　如同德国学者龚特尔·安德尔在《卡夫卡：20 世纪清醒的醉者》一书中所言的那样，卡夫卡的身世证明了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只能写出“卡夫卡式”的作品。施塔赫这三卷本体量巨大的传记，将卡夫卡和他的家人、朋友的经历从散落在各处的档案中捡起，以纪录片般的手法、容量巨大的材料和精细的笔触，让中文世界的读者接触到了一个更人性化的卡夫卡，也从侧面看到他所生活的时代。

　　寻找鲜活的卡夫卡

　　卡夫卡的传记很多，但称得上“经典”，能够向人们解释“卡夫卡是谁，他如何成为卡夫卡”的，而且还能建立在扎实材料基础上的并不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系列丛书主编、《卡夫卡传：关键岁月（1910-1915）》的策划编辑魏东分析，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德国传记作家的思维方式偏严肃，虽然他们能拿出具备学术价值的卡夫卡研究，但并不擅长这种反映人物历程的传记的撰写。

　　此外，为卡夫卡作传还有一个难点需要克服：每个作家都有母语，但是卡夫卡本人却是一个特殊的、不容易描述民族属性的作家，他是犹太人，但对宗教并不热衷，19世纪末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布拉格（现在属于捷克），掌握德语、捷克语和意第绪语三种语言，他自己主动选择德语作为他的书写母语。此外，他的小说一般缺少具体的时间、地点、民族特征和背景，甚至只有一些心理活动，很难在其中寻找到作者生活的蛛丝马迹。这一切问题，造成了卡夫卡在大众面前像“谜”一般难解。

　　真实的答案必须从卡夫卡的日记、通信和手稿中寻找。1985年，26岁的德国人莱纳·施塔赫以论文《卡夫卡的色情神话：女性的美学构造》为题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此时并不清楚，以后漫长的人生中，他会与“卡夫卡”这个名字长期为伴。

　　施塔赫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世纪60年代，他读大学之前，德国几乎没有人研读卡夫卡的作品。而进入大学之后，他发现卡夫卡的作品研究虽然不少，但其个人传记、家庭背景很少被提及。他在朋友的推荐下读到了卡夫卡的日记和私人信件，立刻被吸引。这些卡夫卡在自然状态下写下的内容几乎和他的小说处于同样高的水平，且生动有趣。“这在文学史上十分罕见”。

　　博士毕业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施塔赫都在德国知名的文学出版社S.费舍尔（S. Fischer Verlag）担任编辑，工作中，他接触到很多与卡夫卡有关的信息，于是他开始和出版社商议，想要撰写一本真正全面的、反映卡夫卡本人面目的传记。但开始收集材料时，施塔赫就遇到了第一个麻烦：卡夫卡的童年、早期岁月没有得到充分的记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曾经希望能够查阅卡夫卡的好友、文学继承人马克斯·布罗德保存下来的卡夫卡手稿，但遭到布罗德遗产继承人的拒绝。

　　施塔赫遭遇的这一困难，也是国际卡夫卡研究者们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卡夫卡遗稿的归属问题。众所周知，布罗德是卡夫卡生前最亲密的朋友和遗嘱执行人，是他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将后半生投入到出版、宣介卡夫卡作品之中，才造就了卡夫卡在世界文学界的地位。1939年，纳粹德国占领捷克，犹太人布罗德逃往以色列，将卡夫卡的部分遗稿一起转移到该国。此后，这些遗稿一部分保存在英国，另一部分到了布罗德的秘书伊斯特·霍夫手中，还有一部分被存进瑞士银行。布罗德去世前，曾要求秘书霍夫将卡夫卡遗稿交给以色列作为国家收藏，但霍夫和她的继承人没有照做。

　　直到2019年，卡夫卡遗稿的问题才通过瑞士法院的判决得以解决。而施塔赫开始写作的时候是1996年，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他不想等待，决定另辟蹊径，选择先从卡夫卡文学生命最盛的1910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开始写起。因为卡夫卡在这段时期的资料是最丰富的，经历也最为多彩，他的文学风格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花费6年时间将这段最关键的岁月写成一本书之后，随着卡夫卡相关资料的逐步开放，施塔赫才开始研究卡夫卡早年和最后的那些岁月。这三卷浩瀚的传记让施塔赫花费了18年，其德文原作一共2037页，他也凭借这三本传记获得众多奖项。

　　从“寒鸦”到弗朗茨

　　卡夫卡的全名是“弗朗茨·卡夫卡”，卡夫卡是他的姓，这个姓氏如同它的原义“寒鸦”那样给人以距离感。在过往的研究中，他是犹太家庭长子，有一个开百货商店的、性格暴躁、行事功利的父亲，生活上衣食无忧，却经常要承受父亲的嘲讽和道德绑架，带着自卑心理，行事保守，抱有极度的完美主义。这种神经质的性格固然是卡夫卡性格的一个基调，也是此前卡夫卡研究中的重点，但不是全部。

　　施塔赫把散落在各地的关于卡夫卡的不同面孔都挖掘了出来。在他的讲述中人们读到的是一个名为“弗朗茨”的年轻人，他活泼，有趣，心性不定。正如《卡夫卡传：关键岁月（1910-1915）》的译者黄雪媛所说，他“总是写着长信、诉着苦衷；或者兴致勃勃地四处闲逛，划船游泳，唱歌爬树，乏了也不肯回家，宁愿一头躺倒在朋友家的长沙发上，惬意自在地聊天。我很愿意和这个‘弗朗茨’做朋友” 。

　　散落在信件和日记里的细节是最有趣的。拥有博士学位的“高智商人类”卡夫卡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三分钟热度，多次在大学期间转换专业。在大学时，他和布罗德因为对尼采的不同见解“不打不相识”，因为争论进而成为挚友。他曾对戏剧产生强烈的痴迷，也尝试克服羞涩的天性上台演讲。他并不像自己标榜中的那样禁欲主义，年轻时参与过“猎艳”的行为，沉迷于酒吧，也沉迷于短暂的爱情关系，在他短暂人生的结尾，他和情人之间的表达也不再像青年时期和恋人菲莉丝那样疏离，而是变得越来越直接、大胆。

　　在施塔赫的挖掘中，博士、公务员、乖儿子卡夫卡其实从初中起就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考试的极端厌恶，但他却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表示任何反抗，甚至在博士毕业后主动寻找了一份较为规律、安稳的公务员工作。这些身份在白天对他而言是一种安全感，保护他安然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但在夜晚，在文学写作和信件里，在和同辈人的交往中，卡夫卡就可以尽情释放。在这些信件里，他把布罗德和菲莉丝都称为“最亲爱的”，将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与他们分享。

　　在《卡夫卡传：关键岁月（1910-1915）》中，女性角色——尤其是卡夫卡的第一任未婚妻菲莉丝·鲍威尔成为解读卡夫卡内心的关键。她和卡夫卡性格迥异：菲莉丝务实、沉静，行动力强，卡夫卡则絮絮叨叨充满幻想。正是依靠着和菲莉丝的通信，卡夫卡把自己的爱情生活变成一种文学上的想象和创造。在和菲莉丝通信的前几个月，卡夫卡灵感突发，连夜写出了他的经典小说《判决》，脑子里也出现了《变形记》的雏形。在他们第一次解除婚约之后，他又写出了《城堡》的雏形。

　　在交往的几年中，卡夫卡给菲莉丝写了500多封信件和明信片，显得十分热忱，但这种关系建立在文字幻想之上，生活中他们很少见面，相见时甚至感到尴尬。这导致两人两次订婚又两次分手。卡夫卡终于向她承认，信件中的自己热情开朗，才华洋溢，但生活中的自己“沉默寡言、自私自利，是忧郁症症患者”，不适合走入婚姻。这种不确定性就像卡夫卡生命中那些未完成的长篇作品一样，恰恰是卡夫卡幼稚、缺乏主导权的性格的折射。“我试图从女人的角度展示卡夫卡和菲莉丝·鲍威尔之间的交往，如果不这样做，某些事件的发生仍然是不可理解的。” 施塔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感受人的悲剧命运

　　“我们依然活在卡夫卡经历的世界里。”《卡夫卡传：关键岁月》的编辑、中文译者之一程卫平感到，卡夫卡作品中的“现代性”和现代人的生活是有关联的，当人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波动、变故，或者有灾难降临的时候，人们可以感受到他在小说里写出的痛苦，会感觉到他像一个先知。“他已经帮我们提前揭示出现代人所有的痛苦、困惑，这也就是为何卡夫卡的作品在这个时代还能让人感同身受的原因。”

　　第二次工业革命、物质主义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各种科学、哲学思潮涌起……卡夫卡所生活的20世纪初是人类历史上“大变革”的时期，“异化”的主题已经被当时的哲学家所提出并高度重视。卡夫卡很少直接在文稿中提到战争，战争和社会事件于他而言只是内心世界的折射。战争对他而言最大的感受，是青年时期富裕稳定的家庭生活被战争打破，习惯“寄生”的他不得不寻找居所——比如寄住在妹妹们家中。这严重地破坏了他的安全感，在他人生最后一部长篇《城堡》中，那个流离失所，到任何地方都不会被明确拒绝，但又没有自己容身之地的土地测量员，正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机器与人的关系很早就出现了。他生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当时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诞生了很多提升人们工作效率的发明。卡夫卡曾在写给菲莉丝的信件里发表一些对技术发明的意见，比如菲莉丝公司推销的名为“语图”的听写机，它是菲莉丝用尽全力在推销的产品。卡夫卡对其做出的评论是：“一台带着无声而严肃的要求的机器给工作人员施加的压力远比人更强、更残酷。”“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最感兴趣的是（录音机）的听筒将如何改变人类的交流。”施塔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种对技术和强权的极度敏感，可能与卡夫卡被迫管理家族工厂的经验有关。1910年，卡夫卡的妹妹艾莉嫁给了一位商人，因为父亲要和妹夫一起经营石棉厂，担心财产落于外人之手，就把卡夫卡变成了石棉厂的合伙人。在这里，卡夫卡承受着严重的空气污染，也看到工人所受到的苦难。他在日记里写道：女工们“被无休止的传送带噪音包围着，站在一台台自动运转着的机器前，机器不知何时会突然卡住。她们一个个面无表情，简直不像人类，没人和他们打招呼，如果有人撞倒她们，也不会向她们道歉……”他还不无怜悯地想着，她们在傍晚六点之后才会变回女人，避免被人无视的命运。

　　而除了企业合伙人的身份，卡夫卡的正式职业其实是国营保险公司的员工，工作内容就是保障劳工权益，每天会面对大量与个人生命保险相关的数据统计资料，也会触发他对生命的思考。施塔赫201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他的办公室里，个人的生命和灾难成为档案和精算师的素材。”这一切都被卡夫卡在日记本、信纸上记录了下来，成为未来诸多杰作的素材。比如，在他后期的小说《在流放地》中，一位军官为了给旅行者演示杀人机器如何执行，不惜以亲身演示杀死自己为代价。

　　他把这些“素材”浓缩成带有童话色彩的寓言，并在身后得到传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从未来过中国的卡夫卡居然能够跨越语言障碍影响地球另一端的中国人。1906年5月，卡夫卡在给菲莉丝的明信片上记下了这句话：“从根本上而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个灵感十几年后被用在了他的小说《中国长城修建时》中。

　　1979年，卡夫卡的作品被大规模翻译到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的人们被其作品内容吓了一跳：拼命想进入城堡却堕入雾中的土地测量员，不明原因被捕、被秘密处死的“K”……一切都像在映射那个刚刚过去的时代。同时，卡夫卡写作技术上的高明也影响了作家群体。余华1986年读到卡夫卡的作品时曾说，卡夫卡在叙述形式上的随心所欲把他“吓了一跳”。宗璞、马原、莫言、残雪等当代中国知名作家也同样深受卡夫卡的影响。

　　在欧美，人们也认为卡夫卡的作品精准预言了“二战”和奥斯维辛事件，但一切只是因为他用高度抽象化的故事来讲述这一切，它们几乎是放诸四海皆准的。这种预言性甚至预见到了卡夫卡自己的人生：1919年，他的第三次订婚被父亲强烈阻挠，父亲对女方极尽侮辱之能事，其对话内容就如同1912年他在《判决》中描写的父子关于婚约的对话那样惊人相似。那些没有时代背景，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名称，有时甚至只有对话和心理的故事，模型般的简洁已经足够令不同时代的人心生震撼。

　　卡夫卡的捷克“老乡”，作家米兰·昆德拉敏锐地注意到了卡夫卡的这种特性，他在1993年出版的文学理论著作《被背叛的遗嘱》中谈到，卡夫卡其实是用他并不复杂的德语词汇量和精确的语言，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世界——一个“极为无诗意”的世界：“我是指，对于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特性毫无位置的世界，人在其中只是外部——人类力量——官僚主义、技术、历史——的一个工具。” 也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所言：他正是这样一个走在前面的，既反映时代又超越时代的艺术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