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原本计划在4月8日访问日本后到访台湾，但就在动身前一天晚上，其发言人在推特上宣布佩洛西确诊新冠肺炎推迟亚洲之行。佩洛西亚洲之行的推迟，令中美因台湾问题的又一次激烈碰撞暂时缓和，然而二十多年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就访问了台湾，且是在访问中国大陆后到访的台湾。

1997年是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局之年，按照曾经的中美关系惯例——美国总统第一个任期通常对华强硬，两国关系龌龊不断，第二个任期没有了连任的压力，通常较为务实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中美关系呈现改善的良好势头，克林顿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将寻求与中国“更深入对话”。1997年又恰逢中美《上海公报》发表25周年，中美外交进入大年，一改此前因美国同意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形成的僵局。

1997年2月，新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访华，这是其担任国务卿后首次外访欧亚9国中的一站。美国国务卿上任伊始，一般以欧洲盟国为首次外访目的地，奥尔布赖特将亚洲列入出访行程，足见克林顿政府对亚洲及中国的重视。3月，美国副总统戈尔（Al Gore）、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前后脚访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见金里奇时用“雨后初晴”来形容当时的中美关系。



2000年10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左）在韩国汉城与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右）、韩国外交部长李长彬（中）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视觉中国）

戈尔是截至当时1990年代访华最高阶美国官员，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朱镕基、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田纪云都会见了戈尔。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于戈尔抵达北京第二天上午出访欧亚4国，因而由第一副委员长田纪云接待，三天后来访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也是由田纪云接待。

江泽民在会见戈尔时，提出了发展中美关系要把握三个原则，其中之一是“切实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并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它确立了处理台湾问题的指导原则。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是作出严肃承诺的。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台湾问题曾数度干扰，甚至破坏了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进程。我们反复谈这个问题，就是希望不再让它影响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

李鹏在与戈尔举行会谈时也强调，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我们重视美国领导人关于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希望美方切实履行。”但在中国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中，无论是与江泽民、李鹏会谈还是与荣毅仁、朱镕基、田纪云会面，都没有戈尔谈及台湾问题的只言片语。

综合中国官媒报道来看，戈尔访华除了表达中美友好的意愿，重点还在于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戈尔与李鹏会谈后中美签署的三个文件之一是《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美国总领事馆的协定》。美国当地时间3月27日，克林顿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也称，戈尔的访华进展良好，比他预期的还要好，他因此很受“鼓舞”，因为这表明他实施的“同中国接触的战略是行之有效的”。



作为克林顿的搭档，科尔担任副总统长达八年，2000年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图为2000年10月戈尔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就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发表简短声明。（AP）

3月27日戈尔离开中国首都北京前往外地访问，当天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抵达北京开始访华，成为1979年中美建交后第二位访华的美国众议院议长。访华期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朱镕基、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田纪云、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会见了金里奇，朱镕基应要求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情况，钱其琛应要求介绍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

江泽民在会见金里奇时，按照惯例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希望美国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要再让台湾问题干扰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在中国官媒的报道中，金里奇对此予以了正面回应：“美国政府和国会致力于‘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对香港回归感到的自豪和兴奋，希望‘一个中国’的设想在香港得以实现，并为最终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树立一个成功的模式。”

3月30日，金里奇离开上海前往日本，结束了访华之旅。在上海期间，上海市长徐匡迪、前上海市长时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等会见了金里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金里奇在与汪道涵会面后明确警告，“如果中国袭击这个自治岛屿，美国将保卫台湾”。“坦率地说......我们理解原则上你们不会放弃使用武力的权利”，“我们希望你们明白，我们将保卫台湾”。



1994年担任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时的金里奇。次年，在金里奇带领下，共和党时隔40年重新取得众议院多数党地位，1997年又成为二战后第一位连任的共和党众议院议长。(视觉中国)

金里奇还告诉《华盛顿邮报》，“中国领导人在四到五次会晤中，都冷静地听取了他的警告，只是淡化了使用武力的前景，因此淡化了美国需要做出回应的机会”。《华盛顿邮报》还称，“最近，一些美国决策者担心，台湾可能会利用美国的支持作为通过独立行动对抗中国的空白支票，因此倾向于采取更加模棱两可的姿态。此外，一些中国官员怀疑美国在另一场对抗中援助台湾的决心”，因而金里奇发表了上述讲话，主张在台湾问题上不再模棱两可，但金里奇也强调“它并没有挥舞军刀，它只是在提醒他们它在刀鞘中并且可用”。

结束中国访问后，金里奇访问了日本，离开日本后访问了台湾，并与台湾总统李登辉会面，佩洛西原本也是计划在访问日本后到访台湾。金里奇在美国在台协会（AIT）发表讲话时说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大陆运用武力进攻台湾，美国将不会坐视。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就此告诫美国，在外交政策上要以一个声音说话，并指责金里奇就美国承诺保卫台湾免受大陆任何军事攻击作出了“不恰当”的声明。

沈国放还强调，中美双方都希望海峡两岸的矛盾能以和平方式解决，虽然这一结果不会在短期内实现，并指出金里奇访问北京时曾表示反对台独。《纽约时报》在报道中也指出，“金里奇先生的言论因其直截了当以及超出了国务院关于美国对台湾承诺的正常表述而值得注意”，直指金里奇美国保卫台湾的言论“超纲”。



2012年金里奇（右一）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电视电视辩论。（Getty）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还特别写道，“自从华盛顿在1979年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大陆建交以来，美国与台湾只有非官方的联系。克林顿政府迫于国会压力，于1995年6月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的决定引发了一场持续到1996年的政治和军事危机”。美国《发言人评论》3月21日的报道，也指出金里奇是在国会保守派压力下，才在亚洲之行中增加台湾一站，“他将尝试在包括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亚洲之行中增加在台湾的停留”。

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李登辉访美还是金里奇访问台湾，背后都离不开台湾资助的美国院外游说集团的发力，同时也与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形势不无关系。中国美国研究专家陶文钊所著《中美关系史》一书就指出，“克林顿连选连任成功，共和党咽不下这口气，发誓与民主党政府作对。于是对华政策便成为一个方便的借口，一股反华逆流在1996年、1997年间应运而生”。

1997年上半年，美国国内对华接触派与遏制派激烈交锋，2月发生的“政治献金案”即1996年大选中中国卷入对民主党的“政治献金”与《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出版将这场争论推向高峰，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自由派联手攻击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政策。金里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访问的台湾，但就金里奇访华前后接受媒体采访的发言来看，他并不将中国视为威胁，“总体上仍支持克林顿政府推行的与中国接触的政策”。



1990年李登辉就任台湾第八届总统。（台湾国史馆）

除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就金里奇访台的发言，中国官方似乎对此并未有太大反应，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甚至连沈国放的抗议都没有登载。金里奇访台也并未影响中美关系，1997年4月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访问美国；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沙里卡什维利（John Shalikashvili）访华；10月江泽民访美，这是12年来中国元首首次访美；次年，克林顿回访中国。经历1997年上半年的对华政策大辩论，美国对华接触派最终压倒了遏制派，取得了微弱的优势。

正如当时刚刚卸任的美国民主党资深参议员纳恩（Sam Nunn）所说：“美中两国现在被一张密密的利益网交织在一起，这些利益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一部分是相悖的。正因为承认了这一现实，现在在华盛顿以及美国人民中正慢慢地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一种新的但是非常脆弱的共识，既反对对中国持敌对态度，也反对热情接受中国的条件，而是谋求同中国进行合作，同时现实地接受在价值观与利益方面存在的分歧。”

在中美关系持续向好之下，金里奇访台成为向好之下的一个小插曲。而由李登辉访美引发的1996年台海危机，事实上也令美国意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在此后数年中采取了极力维持现状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