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来源，MARTINE FOURCAUT 埃莱娜·博得利亚斯基（Hélène Podliasky）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纳粹投降在即，九名被俘虏的抵抗力量女战士在被处决前设法逃生。

格温·施特劳斯（Gwen Strauss）听姑婆/姨婆讲述了七十多年前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后，决定重走那段路程，向先辈的勇气和机智致敬，也希望藉此提醒今人勿忘历史。

格温·斯特劳斯（Gwen Strauss）是美国人，以写作为生。她有一个姑婆，叫埃莱娜·博德利亚斯基（Hélène Podliasky），法国人。她们俩住在法国。2002年的一天，她和83岁的姑婆一边吃午饭，一边聊天。

渐渐就说到埃莱娜在战时的经历。在此之前，格温知道老太太当年是法国反法西斯抵抗力量成员，其他的知之甚少。

那天，埃莱娜详细讲述了自己在战时的经历，如何被盖世太保逮捕，经受酷刑折磨，再押送到德国关进集中营。随着纳粹德国节节败退，盟军逼近德国，集中营被迫疏散，囚犯则被押解着开始“死亡行军”，囚徒步行迁徙，生死听天由命，无异于走向死亡。

埃莱娜说：“后来，我和其他几个人一起逃走了。”

格温闻言震惊。

她后来解释说：“（姑婆）年事已高，知道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觉得可以把那段经历讲出来了。”

和许多当年的幸存者一样，他们通常会多年保持沉默，只字不提当年的经历，即使开口，也会跟关系稍微远一点的亲戚讲述，而不是身边的人，她说。



图像来源，SWEDISH RED CROSS

埃莱娜被捕时24岁。当时她在法国东北部，是当地反法西斯抵抗组织联络员，化名克丽斯汀。她是资深工程师，能说五种语言，包括德语。

埃莱娜在抵抗组织内部级别很高，曾有一年多时间跟地下力量成员保持联络，协助占领区空投物资。格温说：“她非常出色，优雅、安静而又强势。”

那是二战最后一年。纳粹在1944年曾在法国大肆搜捕抵抗力量成员，埃莱娜在清剿中被捕。那段时间先后被捕的还有她的八名战友，其中一人是埃莱娜上学时的朋友，苏珊·莫德（Suzanne Maudet）。

苏珊化名扎扎（Zaza），性格乐观，慷慨善良。她22岁嫁给法国抵抗力量成员热内·莫德，结婚一个月后夫妇同时被捕，因为被纳粹发现他们帮助法国青年男子秘密潜逃到抵抗力量活动地区，逃避被强制在德国人的工厂当劳工。

还有妮科尔·克莱伦斯（Nicole Clarence），是巴黎地下抵抗力量联络员的负责人，处境也因此非常危险。1944年8月，巴黎解放前三个星期，22岁的妮科尔被捕，被押上最后一批从巴黎撤离的德军军车。



图像加注文字，自右上角顺时针方向：辛卡（Zinka）、妮科尔（Nicole）、若茜（Josée）、扎扎（Zaza）

杰奎琳·奥贝丽·杜布雷（Jacqueline Aubéry du Boulley）又称杰姬 (Jacky)，也是最后一批撤出巴黎的德军带走的俘虏之一。她当时29岁，在九人中年龄最大。她的丈夫阵亡，自己在抵抗力量情报网中担任关键角色。她幼年时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叔叔婶婶家，因为父亲在一艘海船上当裁缝。

父亲回来后把她接回家里。格温说，杰姬粗话连篇，说话就像水手，而且言辞直截了当，抽烟抽得很厉害，嗓音低沉冷峻，为人强悍。

格温补充说，杰姬为人非常忠诚、关爱。

玛德龙·弗斯蒂吉奈恩（Madelon Verstijnen）被捕时27岁，化名龙 (Lon)，吉勒麦特·德安铎斯（Guillemette Daendels）化名吉吉 (Guigui)，被捕时23岁。 俩人是闺蜜，都出身于荷兰上流社会世家。

这对好友一起到巴黎去参加在那里活动的荷兰抵抗组织，但刚抵达就赶上大清剿，立刻被捕。格温说，吉吉是田径运动员，天真活泼，龙比较低调，不喜出头露面。

至于化名辛卡 (Zinka) 的热内·勒蓬·夏特内（Renée Lebon Ch?tenay），格温说她“勇敢无比”。龙形容辛卡像个“小娃娃”，小矮个，一头金色卷发，两颗门牙中间有一道缝。她和丈夫所在的地下抵抗组织负责帮助英国空军飞行员从法国潜逃回英国。

辛卡被捕时29岁，女儿在监狱出生。她给宝宝取名法兰西（France）。孩子出生18天后就被带走，她本人则被押解到德国。辛卡的执念是为了女儿必须生存下去。



自右上角顺时针方向：杰姬（Jacky）、龙（Lon）、麦娜（Mena）和吉吉（Guigui）

还有一位叫伊文·勒吉尤（Yvonne Le Guillou），化名麦娜 (Mena)。据格温介绍，她是打工妹，醉心于情爱。她加入了巴黎的荷兰抵抗组织，爱上了一名荷兰少年，被捕时22岁。

“逃亡九人组”里最年轻的是约瑟芬·波德纳瓦（Joséphine Bordanava），化名若茜（Josée）。她在马赛被捕时只有20岁。若茜是西班牙人，歌喉特别优美。

格温说，若茜可以用歌声安抚哭闹的孩子，让他们安静下来。

这九个人都被押解到德国北部一个集中营， 雷温斯布吕克（Ravensbrück），然后又到莱比锡一个劳动营，那里为德军制造武器军火。她们在那里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集中营里的条件非常糟糕。她们挨饿、受折磨、被剥光衣服，被迫站在冰冷的雪地上接受检查。

是她们之间建立的友谊纽带帮助她们幸存下来。格温说，集中营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传递“团结碗”，每个人都会向传到自己手里的碗中放一勺汤，然后把这碗汤交给那天最需要的人。

饥饿令人痛苦，但格温说，那里的女囚们发现谈论食物令人感到宽慰。每天晚上，妮科尔都会背诵她的食谱，做栗子奶油或把草莓浸泡在樱桃酒中酿制巴伐利亚酒。她会把这些写在他们从办公室偷来的纸片上，然后装订成一本食谱书，她床垫的一部分权当封面。



图像来源，DROITS R?SERV?S 妮科尔的狱中食谱

格温说，姑婆口述时特别提到，尽管当时她们都身陷囹圄，但没有忘记自己是战士，在制造反坦克榴弹发射器的外壳时会寻机联手搞破坏。

1945年4月，盟军空袭，反复轰炸女囚们工作的军工厂，最后纳粹决定疏散劳动营，那里的 5 千名饥寒交迫、筋疲力尽的女囚犯被押解着向东步行迁徙，她们衣服单薄，脚底起泡、流血，开始“死亡行军”。

她们非常清楚此行有多凶险，面前只有一种选择，必须逃走，否则不是被杀死就是饿死。

因此，当行进中不知为什么出现混乱时，她们跳进一个坑里，一动不动装死。一路走来沿途不时可以看见一堆一堆的尸体，没有人发现坑里这些堆在一起的“尸体”有异，队伍继续向前走。

在那之后的10天，她们出发去寻找美军部队。杰姬患了白喉，辛卡有结核，妮科尔肺炎还没痊愈，埃莱娜的股骨疼痛是慢性病。格温说，当时她们又饿又累，但一同奔向自由的意志坚定。

格温决定去德国重走那九名难友当年的逃生之路。前期准备花了很大功夫，包括三次去德国考察，确定确切路线。

在这个过程中，格温发现她们当时走得有多慢 —— 每天只走大概五、六公里。

一个两难问题是，她们饥肠辘辘，需要食物，还需要找到能安全休息睡觉的地方，所以沿途必须找到村落，必须跟村民打交道，但这在当时是最危险的一件事。因为她们随时可能中了圈套，或者被村民出卖。

埃莱娜和龙都会说德语。她们始终走在最前面，先去找村长，请求允许她们在牲口棚里过夜，或者给她们一点食物。



图像来源，JETSKE SPANJER & ANGE WIEBERDINK 2008年的埃莱娜和龙

格温说，她们很快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假装坦坦荡荡，没什么可怕的，她们出现在村里也很正常。

当时，攻入德国的美军在萨克森州穆尔德河一侧，她们在河的另一侧。她们意识到，这就是最后一道坎。

格温说：“对我而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站在穆尔德河的桥上，眺望河道。”

她从军方档案资料中获知了这段经历。资料包括当事人的回忆录、纪录片摄制组为龙的经历拍片时做的前期研究，以及对这些幸存者亲属的访谈记录。

格温在档案资料中发现，当年的逃生之路上，渡河是最凶险的经历之一。

当她们最终抵达河对岸时，有人筋疲力尽，再也无法前行。杰姬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其他人决意绝对不让一个人掉队。

就在危难之际一辆吉普车向她们驶来，停车后两名美军士兵跳下车，给她们递烟，并自告奋勇送她们去安全地带。

格温在查资料时还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这些勇敢的女子战后遇到新的挑战 —— 重新适应正常生活对她们来说很困难。

“她们面容憔悴，身体虚弱，身为女子而又曾经关在集中营......似乎有点自惭形愧，还有那种孤独感，”格温说。

她们曾经非常亲密，一同逃生，然后突然散开，进入社会，周围是一群自己难以交谈的人，不想听她们诉说自己经历的人。所以，格温觉得战后这些幸存者心理上仍处于孤立隔离状态，就像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不同的是她们的心理状态并没有被视为PTSD的症状，因为她们不被视为士兵。

作为年轻的女性，她们经常被告诫战后应该尽量少提自己的经历，所以她们英勇逃生之举鲜为人知。

她们中有人决定彻底遗忘过去，向前走，其他人则终生为友，成为对方孩子的教母，比如吉吉和麦娜。

格温说，那九人的重逢是在很久以后，大约是格温的姑婆把这段经历告诉她的时候。还活在人世的几个人组织了一次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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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辛卡被捕后生了个女儿吗？那个叫法兰西的孩子怎么样了？

格温找法兰西找了三年，最后鬼使神差地居然让她找到了。

“我去见她时，她就住在法国南部，离我家不远。她对我说，‘竟有这种事，时隔70年，我居然听说我妈妈的往事’。”

战后，法兰西跟母亲团聚了，但辛卡身体很不好，因为在集中营染上结核病，需要多次动手术。她身体虚弱，无法照料女儿，法兰西经常被送到亲戚家去住。

辛卡1978年去世，也把当年逃生的经历带进了坟墓，法兰西对此一无所知。格温说，法兰西不知道她对她母亲有多重要，对她母亲的生存有多重要。

埃莱娜2012年去世。格温记得，一直到生命的尽头，埃莱娜还不时受到痛苦记忆的折磨。

格温说，“女性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极其沉痛的苦难，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我希望世人知晓这些，给与足够的承认。”

她同时还希望世人看到这些女性在逃生途中展示出来的“善良和慷慨”，她们相互扶持、互为依托，种种细节，都那么美丽，值得礼赞。

格温根据她们的经历写了一本书，题为 The Nine（“那九名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