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

——白居易

　　人生在世，总有不得意时，该如何自处呢？诗人白居易在写给元稹的书信中用了很有趣的比喻，要像雾中的豹子、远空的鸿鹄，静待机缘，大有君子洁身自好安贫乐道的意味。将豹子与志存高远的鸿鹄类比，很符合古人对大型猛兽“虎义、狼贪、豹廉”的定位。

　　事实上，在古代颇受推崇的动物文化中，豹一直是寓意吉祥的存在，从皇家宠物到武官补服，再到“君子豹变”“南山豹隐”，不论是历史记忆还是文化传承，豹从不曾缺席。

本土祥瑞、外来猎手

　　据说早在商纣王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豹。

　　《太平御览·兽部·卷四》转引孙氏《瑞应图》所载：“文王拘于羑里。散宜生于怀途山得玄豹，以献纣……”西周的开国功臣散宜生为了搭救受困羑里的周文王，向商纣王进献了一只黑色的豹子。这只豹子的命运，我们可以在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中窥得一二：“纣为玉箸，箕子曰：‘玉箸必食熊蹯豹胎。’”听起来倒像是耽溺享乐的商纣王的行事风格，但《帝王世纪》距离商灭毕竟已近两千年，豹子真的成了纣王的盘中餐？还是为突出纣王用度奢靡的夸大之词？并无其他佐证。不过《周礼·天官·司裘》明确提到王室狩猎时的情景：“王大射，则共虎侯（靶布，方十尺）、熊侯、豹侯，设其鹄（靶心，方四尺）；诸侯，则共熊侯、豹侯……”由此可见，豹皮在当时已经成为王室常用之物。

　　战国时的多部典籍也都提到豹这种动物。例如《山海经·中山经》中记载了一座即谷之山，“多美玉，多玄豹”，《九歌·山鬼》中在描写山鬼与心爱之人约会时，也有“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之句。

　　玄豹、赤豹又是哪个品种的豹？其实猫科动物的化石大多相似，在分子遗传学没有普及的时代，连现代科学家也很难根据化石建立猫科家族树，遑论古人。学者李海霞认为，古代没有橙色的概念，所谓赤豹，恐怕是橙色底毛的金钱豹。至于玄豹，可能就是得了“黑变病”的普通豹子，如同得了白化病的动物毛色会变浅发白，黑变病会使豹的毛色基因发生突变而通体发黑。白化或黑化的动物个体十分稀有，在缺乏科学概念的古人眼里就成了“天降祥瑞”的象征，多出现在神话和寓言中，真正的史料记载反而罕见，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恍如仙境的云梦泽里便生活着神龟蛟鼍、白虎玄豹等神兽。

　　作为食物链的顶层，人类不仅在捕猎豹，也一直在试图驯化豹。可豹子性情凶猛，体魄健壮。很快，另一种动物会随着汉族与西域交往加深来到中国，取代本地豹在人类心中狩猎伙伴的地位，那便是猎豹。

　　猎豹多分布在巴基斯坦俾路支以西到伊拉克、约旦的西亚地区，也见于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撒哈拉大沙漠以北、地中海以东干燥的草原和丛林地区。到了中世纪，猎豹已经成为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和贵族热衷的狩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帮手。

　　对中国人来说，猎豹是个不折不扣的外来户。驯豹术、豹猎与胡旋舞、马球一起，作为西域特色的贡品被献给开放的大唐，引来一时风靡。猎豹毛色淡黄并杂有许多小黑点，与中国本土金钱豹通体遍布铜钱状斑点的样子不同，又被称为“文豹”或“金线豹”。根据《新唐书》记载，仅开元八年（720）至天宝十载（751）的短短31年间，就有安国、康国、史国等西域国家向唐朝进贡猎豹的10条记录。在唐懿德太子墓第一过洞的东壁与西壁上，画着一幅《驯豹图》，虽然年深日久，壁画色彩缺失严重，但隐约可见四个高鼻深目、戴幞头、穿黄袍的男子牵着四头猎豹与四头猞猁，当是从西域远道而来的驯豹师。

百兽率舞的元明宫廷

　　安史之乱后，豹猎活动也一度归于沉寂。猎豹本是西亚、非洲特产，辽朝史料中尚有贵族豹猎的记载，偏安一隅的南宋却没有获取猎豹的途径，直到13世纪蒙古帝国在北方迅速崛起，豹猎才又跟随成吉思汗的脚步回到中国。

　　蒙古帝国马上得天下，也在马上治天下，汉臣王恽在诗作《飞豹行》中记录了一次元世祖忽必烈的冬狩活动：中统二年（1261）十一月，忽必烈在鱼儿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诺尔）狩猎时，下令平章政事塔察儿以虎符从大都发兵与自己会合，大军取道居庸关后在小汤山附近合围，尽享飞豹取兽之乐。当时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围绕汗位激战正酣，如此大张旗鼓地畋猎，应该也有练兵和振奋军心的目的。当然，除了军务需要，忽必烈本人也是个豹猎爱好者，深受他信任的马可·波罗曾在游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有时骑一马，置一豹于鞍后。若见欲捕之兽，则遣豹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鸟之食。”

　　元代画家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正可与之相互佐证：画面上一个身着黑衣的骑手，他身后的垫子上蹲着一头猎豹，豹口用皮索套住，牵豹的绳索握在骑手的手中。偶尔兴起，皇帝也会把豹子作为奖赏，赐给有功之臣，这对臣子来说是一种殊恩。开国四杰之一木华黎的后人乃蛮台镇守岭北行省边境，因安边睦邻之功，获赐海东名鹰和西域文豹，《元史》对此评价“国制以此为极恩”，由于获取途径有限，将从来只有皇室才能驯养的动物作为赏赐可比金银珠宝显得贵重多了。

　　明代更不得了，豹子除了可以和君王一起狩猎，还作为皇室吉祥物的代表参与到大型朝会中。朱元璋本人亲自制定了一系列礼仪制度，例如登基大典时，“列旗仗于奉天门外之东西……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左右”。皇后册立，百官称贺上表笺，“典牧官陈仗马于文武楼南之东西，虎豹于奉天门之东西”。皇太子册立典礼、论功行赏仪式、皇帝冠礼也都有虎豹参加仪仗。

　　明朝虽是汉家天下，皇帝们也一样喜欢畜养猛兽畋猎，为此惹出许多风波。《李朝实录》中记载：“岁丙午，帝（宣宗）使内史田猎，侵扰民间。御史入奏曰：‘人主不食野兽，请毋使内史猎之，使其骄恣。’帝怒曰：‘尔使我毋食野兽，是野兽便于汝也。’即投畀猛豹咥龁之，不死，更斩之。”虽然朱瞻基是个有名的“促织天子”，但一怒之下竟然把劝谏自己的御史扔去喂豹，画风与史书中的贤德形象差距过大，此事《明史》和《宣宗实录》中都没有只字片语，真实性难以考证。到了他的子孙武宗朱厚照这一代，可就更加出格了。作为史上最不务正业的皇帝之一，明武宗手下豢养了各种各样的宠物，其中又以猫科动物最得他的宠爱，有时还会给得宠的猫咪起个名字、封个管事，还能领俸禄。明代文人田艺蘅所作笔记《留青日札》中说：“内监虫蚁房虎、豹、犀、象各有职秩，有品料。如虎食将军俸，象食指挥俸，不甚于秦松之大夫、汉柏之将军乎。”这样的待遇，恐怕要羡煞无数科举场外的落榜人了。

　　明代豹房勇士铜牌，现藏国家博物馆。铜牌正面铸有一只蹲坐的豹子，上书“豹字玖佰伍拾伍号”，背面刻有“随驾养豹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的字样

　　明武宗与豹的渊源，最著名的便是豹房。正德三年（1508），明武宗搬进了一座新建成的宫殿，从此直到13年后崩逝，都再未回紫禁城中，因为宫殿坐落在北海旁畜豹房附近，这座宫殿又被称为“豹房官廨”。后人常将两者混淆，认为豹房无豹，只是武宗为摆脱文官掣肘而另辟的一处办公场所，其实此“豹房”非彼“豹房”，正德年间真正的畜豹房中有专人供养着90余只土豹，规模还超过父辈祖辈。 

不再受宠的宫廷豹 

　　其实，明代宫廷豢养土豹数量远大于文豹，而“土豹”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豹，它的学名叫猞猁（Lynx lynx），是猫亚科下的另一种动物。猞猁体重比猎豹更轻，易于驮在马背上；再者猞猁长年累月栖息在多岩石的丛林中，以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为食，除了能够像猎豹一样捕获毛皮兽之类的哺乳动物之外，还善于捕捉鹌鹑、大鸨、雁、鹤等飞禽，实力诠释了什么叫作技多不压身。

　　但即便如此，大规模地畜养野兽还是给朝廷带来不小的负担。按照元朝的标准，“豹子每一个日支羊肉七斤，大土豹净羊肉（即无骨羊肉）四斤，小土豹净羊肉三斤”，到了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光是皇帝的这些宠物们每天就要吃掉13800两银子！不仅如此，朝廷派出前往海外买豹的官员，大肆中饱私囊，还以替皇家办事为名在沿途驿站作威作福，搞得天怒人怨。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几个回回商人打着向朝廷进贡狮豹的由头在杭州驿站滞留27天，连人带动物吃掉了1300多斤肉，吓得朝廷再三强调“商人因有所献者，令自备资力”。

　　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也未见好转，弘治年间内务府豢养大小动物加一起有29400多只，每年光是饲养它们就要消耗35900多斤肉、360副肝脏、4480多石粮食。明世宗入继大统后，有意改革这个劳民伤财的爱好，曾多次遣散宫中动物，即便如此，到嘉靖十年（1531），仅仅豢养了一只土豹的豹房之下仍有勇士240名编制，岁廪2800石、占地10顷，地租每年要花费 700 金。这些人当然不愿意被皇帝“开源节流”，豹房提督太监李宽在给世宗的奏折中追忆过去宫中百兽率舞的景象，抱怨如今豹房只剩一只独苗，“望圣旨悯念旧规，庶不有负祖宗成宪”，惹得世宗大怒批复：“豹房所奏，其意导君好尚之意，法当治罪。如曰祖宗成宪，不知此成宪载在何典？又曰日用羊酒二斤，计日纵少计年则多，非告君之辞。这豹且留，今后再不许进收，该科记着！”

　　在世宗的不懈努力下，嘉靖末年宫中豢养动物种类大幅减少，数量只有不到3000只。后世也多效仿，到了崇祯年间，思宗干脆“杀虎以赐近臣，余皆纵之”，绵延千载的帝王豢豹之好才算终结。

　　清代史料中并未出现宫中豢豹或猎豹的记载，但皇帝不喜欢养豹，不代表不喜欢豹皮。根据清朝的服饰制度，武职三品官员的冬季坐垫、二等以下侍卫礼服的端罩、卤簿校尉的冬冠都必须由豹皮制成，在北京的皮毛市场上，一张优质的黑豹皮能卖到15两银子，是普通豹皮的10倍。明清两代武官的朝服补子一般都是虎豹等祥瑞猛兽，有趣的是，豹子在清代力压老虎，成为继麒麟（一品）、狮子（二品）之后的三品武官补子，老虎反而屈居四品，个中理由，只能以制定此项标准的顺治皇帝个人爱好来解释。

再使腾跃青山间

　　周武王应该是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豹裘爱好者”。他不但自己喜欢穿豹裘，还要求手下大臣也必须穿豹裘才能觐见他，导致市场上的豹裘炒到一件百金之高，有的大臣为了买件豹裘沦落到连家中存粮都拉出来卖了的程度。虽然《管子·揆度》勉强给这种行为辩解，说武王这样做的目的是“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强行将其解释为劫富济贫以达到均贫富，但有了买卖就会有杀害，一时间“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恨不得杀尽山中豹子来敲大臣们的竹杠。

　　更可怕的是，上行下效，豹裘这种奢侈的爱好很快从周王室辐射到全国诸侯，豹皮成了流行服饰、送礼佳品，家里不囤几件简直不好意思出门见人。

　　到了宋代，中国本土豹已经是稀有之物，北宋药物学家苏颂在《图经本草》中提到，豹这种动物“《本经》不载所出州郡，今河、洛、唐、郢间或有之”。此处的豹指的应该是本土的金钱豹，根据生活地域的不同又分为三个亚种，远东豹、华北豹和华南豹，前两者如今已十分罕见，华北豹是中国唯一特有的亚种豹，而远东豹则更稀有，如今全国只有40余只。这种豹子头小尾长，是北方寒带地区体型仅次于东北虎的猫科动物，从古至今一直生活在中国东北及朝鲜一代。《诗经·大雅·韩奕》中“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献其貔皮，赤豹黄罴”之句，指的便是北方的濊貊族（今吉林省附近）向韩国君主进贡豹皮。

　　到了明清时期，远东豹的豹皮珍贵程度已不亚于松花江上盛产的东珠，价值还在白金和人参之上，为了向清廷进贡足够的豹皮，本就稀少的远东豹在朝鲜近乎被捕杀殆尽，康熙五十年（1711），连皇帝也不得不下令“永免朝鲜恭银及红豹皮”——因为实在是贡无可贡了。

　　这以后的300年间，中国野生豹的生存状况也未见好转。豹的偏好栖息地多为山地，根据学者调查，1700年间，豹的栖息地总面积还有200万平方公里，到2000年已经锐减至50万平方公里，而耕地面积则从70余万平方公里狂飙至140万平方公里左右，成片森林被耕地挤占，栖息地环境的碎片化直接影响了豹的迁移活动，无法走向诗和远方，野生豹之间的近亲繁殖加剧了遗传多样性和生存能力的下降，豹的生存，走到了几近灭绝的地步。

　　2016年12月5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公园地跨吉林、黑龙江两省，与俄罗斯、朝鲜接壤，总面积146.12万公顷，其中包括12个自然保护区、3个国家森林公园、1个国家湿地公园，是中国野生东北虎豹种群数量最多、活动最频繁、最重要的定居和繁育区域。2018年2月7日，试开通的公园自然资源监测系统就拍到了一只成年远东豹在灌木丛中散步的身影。同年5月，珲春市发生两起野生动物吃羊事件，根据咬痕和足迹判断，“凶手”正是远东豹。随着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展开，以及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强，豹的栖息环境和面积也在不断改善。

　　如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已试点4年，经吉林省林业厅与北京师范大学连续多年开展的联合调查监测显示，吉林省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已由1998年的4—6只和3—5只分别增加到27只和42只以上，包括多个东北虎家庭和东北豹家庭。爱豹与护豹，古人没能做到的和谐统一，终于有了实现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