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群体：建国之前为我党赚钱的人。这个群体关注的人比较少，但在我党早年历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群人早年开了许多店铺，办了不少企业，其中有一家存续至今，而且渗透至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巨无霸的多元化企业，即华润集团。

　　最近，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公布了2021年度上半年经营业绩。数据显示，业绩增长良好，营收、净利润分别为3474亿元及315亿元，实现同比增长27%及41%。

　　尽管增长比率不及一季度，但与一季度营收1595亿元、净利润145亿元的成绩相比，依旧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华润目前的总资产已逼近2万亿大关，整体运营状况已超出疫情前水平。

　　如果你不熟悉华润集团四个字，那你听过或喝过怡宝纯净水吗？没有？那雪花啤酒呢？东阿阿胶、蓝剑啤酒、双鹤药业、万象城、太平洋咖啡，或最常见的华润万家超市？没错，它们都属华润集团旗下产品。

　　我今天就结合华润的诞生史，讲讲这群特殊的“生意人”。

　　大隐隐于市

　　1948年12月底，卢绪章结束了香港的工作，坐苏联货轮阿尔丹号，回解放区大连，同坐一船、回去参加政协会议的章乃器看见了他，非常愕然地问：“咦，这不是卢总经理吗？”

　　后来，卢作为上海市市长陈毅倚重的干部，公开亮相，再次引起骚动，大量的工商界人士，甚至一些上海地下党员，纷纷给陈市长发急函：“他是CC头子陈果夫的红人，中统、军统是他家的座上宾，务必请组织查清他的底细……”

卢绪章

　　发急函表示担忧的人并没看错，卢绪章的确跟国民党高层走得非常近，是富裕、大家都认识的资本家。在重庆、上海，他创办的广大华行鼎鼎大名，股东中包括国民党高官。1945年抗战胜利时，他在纽约开了分行，专门代理美国施贵宝药业中国区销售。

　　卢绪章跟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军统局处长梁若节、民航检查站站长严少白等人，往来密切，也已众所周知 。

　　1947年初，施公猛把他介绍给了陈果夫，从此卢成为陈的心腹，为其经营一家颇为赚钱的药厂（陈任董事长，卢任总经理）。有一次陈高兴了，将自己的著作《维生论》送给卢的儿子卢贤栋，在扉页上写：“卢贤栋惠存，弟果夫呈。民国三十六年初。”

　　既然如此，卢绪章怎么一下子就成我党重用的干部了呢？其实广大华行员工、乃至卢最亲密的家人亦感觉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卢的确为红色商人，只不过穿着白色的外衣。

　　卢绪章，原名卢植之，191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一户经营米行的小商人家庭，14岁去上海学做生意，年轻时爱国、进步，后与朋友合资做了一家小企业叫光大行，为外地教会医院、客户办理医药邮购业务，有点类似现在的代购，但经营不善，不到半年就夭折了。后来他们把光大行改成广大华行，在原有业务上加上了邮寄业务，这一次做成了。

　　1937年，经由上海地下党员杨浩庐考察、引荐，卢绪章加入我党。组织命他留在被日军包围占领的“孤岛”上海，以合法商人身份继续经营广大华行，同时经营一个叫华联同乐会的合法组织，暗中组织募捐、支援抗战。

　　截止1939年，华联同乐会发展至1万多人。卢绪章的出色工作，得到组织重视。1940年夏，重庆红岩村，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面授机宜，要求他不要暴露党员身份，以资本家身份留在上海经营企业，其中有几个要点：

　　“单线领导，不与其他同类机构和人员发生横线关系；社会化、职业化，即有合法的正当职业、社会地位；不与其他左派人物来往；即使家人乃至妻子面前也不能暴露身份；广交朋友，尤其国民党高层。”

　　就这样，多年来，广大华行为我党赚钱、兑换法币、运送药品物资、作为地下党员联络站，忙得神不知鬼不觉。

　　有一次深夜，卢绪章让妻子毛梅影帮忙把一批支援八路军前方部队的药品搬上车。妻子有点疑惑地问：“你卖药做生意，为什么非要在半夜三更呢？还要你总经理亲自装车，你……你莫非是共产党吧！”

　　卢望着妻子严肃说道：“八路军抗日出大价钱买我的药，我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卖呢？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说了是很危险的。”

　　因此，一直至1948年，他的家人才知道卢绪章的真实身份，跟其他许多人知晓的时间是一样的。

　　从1937年至1948年8月的11年中，广大华行为党组织筹集经费、赚取利润近400万美元。1948年8月，由于与公司相关的一位党员被捕，其妻子叛变，中央决定结束广大华行内地一切业务，开始清理资产，转至香港，截止1949年3月，广大华行上缴党组织315万美元、20万港币以及一些金条、法币和其他物资。

　　1950年，广大华行与另一家红色企业合并，从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家红色企业，即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华润。

　　小店主

　　华润跟广大华行不一样，一开始就是党产。

　　它的创始人为杨廉安先生，也称杨琳，原名秦邦礼，出生于1908年，无锡人。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但要说起他的哥哥秦邦宪，即博古，大家就知道了。

杨廉安

　　年轻时，他跟卢绪章一样，爱国、进步的好青年，年纪轻轻去了大上海学人家做生意，在小店铺里做店员，学会了记账和开店。

　　1931年，杨正式参加革命工作，秋天正式入党。他参加革命工作的契机，比较特殊，受命于危难之际。

　　这一年，上海中央特科，因顾顺章被捕叛变，遭遇重创，大量特科人员暴露被捕，周恩来紧急转移设相关机构。5月，中央特科改组，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云，接替周恩来，成为新负责人，需启用身份未暴露的新人，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博古，将弟弟介绍给了陈云。

　　从此，秦邦礼化名杨廉安，接过组织交给他的两根金条，开启了他秘密红色商人的革命生涯。陈云主要交给他两项任务：开店，建交通站。

　　当时上海租房，需要“殷实店铺具报”，开些小店铺，可为革命组织和个人“打保单”，有时还能作为地下党员开会碰面的场所，以及后勤补给。

　　比如，杨廉安开的家具木器店，就经常作为会议室，如果发现可疑迹象，或遇到敌人搜查，大家就把文件往家具夹层一塞。杨作为店主，可在安全时再取出来。他开的米店和文具店，则经常提供后勤和生活保障。

　　当时开这类小铺子，一般不怎么盈利，有时还要贴钱。杨廉安比较厉害，他先开了一家米店，将无锡的大米贩卖至上海，很快就盈利了。接着，他用赚来的钱，又开了家家具木器店，之后一年之内开设了塘坊、南北货店和文具烟纸店等店，店生店，利滚利，个个红火，生意革命两不误。

　　杨廉安的另一项工作，建立交通站，也很重要。所谓建交通站，即为打通从上海到江西苏区的路线，沿途建补给站和接应点，以便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和营救同志等，其形式，主要也是各种小店。

　　因为有人叛变，原来的交通站废了，需建新的站点。新的路线确定为香港—汕头—潮州—大埔—青溪—永定，为此，陈云特意派杨廉安去汕头开了一家药店，叫中法药房汕头分房。

　　在红军离开苏区前，大约四年时间里，杨一直在上海汕头两头跑，为苏区采购和转运物资、护送干部和转送文件等。

　　这类工作非常辛苦，同时也非常危险，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身份一旦暴露，随时可能被捕被杀。

　　1933年初，上海临时中央，将部分机构和人员迁往江西，包括博古、张闻天、刘少奇和陈云，都要分批前往苏区。

　　为了护送好这些干部，杨廉安多次往返沪、汕和苏区，有时打扮成商人，有时乔装成当地老百姓。护送陈云、博古时，至永定县，遭遇国民党千余人围剿，当地一名叫卓雄的交通员，带领另两位同伴，将敌人引走，博古和陈云才化险为夷，可谓惊险万分。

　　1933年3月，陈赓被捕，被押送至南京。老蒋亲自审问，称其“救命恩人”，威逼利诱，劝陈自首、归顺，但陈宁死不从。后经宋庆龄营救，老蒋无奈释放陈赓。陈带着一身伤，自南京逃出，抵达上海时，就住于杨廉安家里。他身上的伤完全痊愈后，杨又将其护送至汕头中法大药房，接着送往苏区瑞金。

　　杨廉安“小店主”生涯，一直持续至1935年秋季，期间营救和护送的党员干部多达200余人。自始至终，他的真实身份从未曝光，关键，他完全解锁了生意密码，为他后来创办华润提供了便利。

　　他后来离开他经营的店铺，陪着陈云去了莫斯科，进入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春夏之交，他再次回到上海经营店铺，但8月31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他被迫卖掉店铺，转至延安。

　　联和行

　　有了做生意的诀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在延安教了一段时间马列课的杨廉安，再次被我党充分利用起来，派去了香港“八办”工作。

　　“八办”，即八路军办事处，为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依据国共达成的合作协议，在各大主要城市建立的办事机构，曾前后在15个地区设立过17个“八办”，主要工作包括宣传抗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调运物资、掩护和联系中共地方组织，营救和护送进步人士等。

　　香港“八办”，具体地址在香港闹市区皇后大道中18号2楼。它比较特殊，因为当时香港在英国人手里，周恩来特意跟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协商争取而来，毛泽东亲自任命有海外资源的廖承志筹建、负责。

　　由于英国人忌惮国民党说他们偏袒共产党，因此香港“八办”对外以经营茶叶的名义挂牌，叫“粤华茶叶公司”，跟何香凝（廖承志母亲，原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妻子）和宋庆龄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为两块牌子，同一套人马。

保卫中国同盟成员合影，右一为廖承志

　　香港“八办”，主要工作跟其他“八办”也不太一样，它充分利用了香港特殊性，以及何香凝和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外国友人，以及国民党高层募集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资金和物资。

　　比如，宋子文曾出10万块钱，资助廖承志筹办香港“八办”，宋氏三姐妹也曾一起亮相香港，声援抗日，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冯玉祥、印度革命领袖尼赫鲁，以及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都曾通过香港“八办”支援抗日。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以及他们的医疗团队，也经由香港“八办”送至内地支援抗日。再有，它也是东江游击队的组织者。香港沦陷之际，香港“八办”成功将800名文化名人营救和护送至内地，成为一时佳话。

　　当时不少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国友人非常热心，香港“八办”募集的钱财和物资挺多，包括药品、毛毯、手术器材、文化用品，甚至还有大型救护车和大型X光机等，其中第一年就筹集了25万港币。

　　毛泽东说八路军每个团应至少装备一部电台，宋庆龄立马就在香港购置了大量军用电台；1939年，“保盟”还出资，委托西北制作了10万件棉衣，送往西安“八办”；1938-1941年间，通过香港送往延安的卡车达30余辆、资金500万美元、药品120吨。

　　为募集资金和物资，廖承志和宋庆龄等人，必须利用他们个人的影响力，有时还需组织义演和公开拍卖活动，所以身份肯公开的，因此也免不了产生风险。

　　1939年，香港“八办”被港英警察查封，5个人被捕，原因是当时日本人跑来香港，与英国人谈判，英国人表现出退让之意，宋庆龄发表公开演讲，抨击英国人投降法西斯，惹来港英政府震怒。

　　所以为安全着想，与公开募捐相反，保管和运送募捐来的物资和资金，需要绝对保密，以避开各类特务、沿途军阀、地痞流氓和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干扰。

　　为此，香港“八办”、“保盟”，成立一个获得了合法身份的秘密贸易机构，专门负责保管和运送物资，这就是“联和行”，由杨廉安负责，名字，即取自他的名字“廉安”的无锡发音。

　　联和行，就是华润前身，当然它成为真正的华润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初联和行的规模很小，启动资本不过两三万港币，工作人员也就杨廉安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

　　联和行成立后，除了转运“八办”募集的物资外，还有两个事要做：一为八路军和新四军采购西药、无线电器材和交通器材，二是每次回内地时，顺便将重庆、西安、武汉等地“八办”募集来的外币带来香港换成国币，汇回国内。

　　从这三项任务可以看出来，华润前身联和行，最初并无盈利或赚取利润的功能，至少非主要目的。但靠着贸易机构的牌子和商人身份，杨廉安也积攒了不少生意场上的朋友。

　　有意思的是，杨廉安第二任妻子，后来联和行的会计黄美娴，也是他在一家叫灿华的公司里采购无线电器材时所认识（也有说是何香凝介绍）。

　　黄美娴年轻漂亮，出生于加拿大，美籍华人，第一语言为英语，会普通话和粤语，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多才多艺。她家境殷实，祖父是墨西哥华裔，经营果庄，还建过华侨学校，父亲在上海做过律师和建筑商。他们家在上海、香港都有房产，她叔父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所以在广西桂林也有房产。

　　黄美娴对杨廉安的事业帮助很大，对华润也有很深的影响，曾拿出香港房产做抵押，支持丈夫的事业。

　　1938年广州沦陷以前，联和行自香港往内地转运物资还算方便。可广州沦陷后，路就不好走了，一开始改经广西桂林-贵阳-重庆这条路，后来广西不安全了，又改经越南河内-镇海关-南宁-贵阳路线，再后来，越南也不能走了，再改缅甸运输线，经缅甸入云南-贵州-重庆，即著名的滇缅运输线。

　　可以想象，这工作有多折磨人。每走一趟都得掉层皮，何况常年来回。我们以其中一次转运的物资、人员和路线情况为例，大家感受下其中的难度：

　　10辆运输车，外加大量医疗器材、药品、无线电零件、电子管、电线、灯泡、广播器材和发电机等，另有衣物、被服20大箱，同时还带着20个准备回内地抗日的港澳同胞和爱国华侨。

　　走越南线，一路经海运、陆运、河运，跋山涉水、翻山越岭，途中，货物反复装卸打包，为避免国民党哨卡找麻烦，类似电讯器材这类战略物资，还要塞进装衣物、被子、军毯和鞋袜等救济物资的木箱里。

　　做得如此辛苦，儒雅的杨廉安，很难保持老板的派头，更像个搬运工。

　　当时杨廉安和家人的家庭生活也过得一般，时任上海“八办”秘书长的刘少文，曾去香港看过杨廉安与联和行的账目，他说：“杨廉安的账目很清楚，家人开销非常节俭。租的房子很小，三代人挤一个小单元，沙发两用，每晚拉开沙发就是床。”

　　联和行这工作，杨廉安一直干到1941年12月日军入侵并占领香港为止。它成为赚钱的公司，并演变成庞大的集团企业，还要等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

　　润泽中华

　　1946年8月，杨廉安（此时已改名为杨琳）抵达上海会见周恩来，预备接受组织安排新的工作。他非常期待，也有点忐忑。

　　1941年香港沦陷后，他被迫暂停香港联和行，辗转广州、香港、桂林、梧州等地。近5年来，他继续以联和行名义做了些生意，虽然在桂林时遭遇日军查封，损失惨重，但他去面见周恩来时，手里竟然还积攒着近1000万元的货物——当时法币还未贬值。他经商的奇才，由此可见一斑。

　　刚一见面，周恩来就伸出双臂紧紧拥抱了杨廉安，并问候他家人的情况。可刚没说几句，他已泣不成声。

　　话说香港沦陷时，他除了帮助“八办”转移文化民主人士外，还要负责取出并转移联和行的资产。

　　可他自己的家人也属难民，反而顾不上了，全靠他爱人王静雅挑着两支箩筐，一头装孩子，一头装生活必需品，再搀着裹小脚的婆婆，一路颠簸逃至广东湛江。后来杨在各地奔忙做生意，直到抗战胜利，杨才重新看见他们。

　　更令他痛苦的，是他的哥哥博古，4个月前，与叶挺、王若飞等人乘坐飞机从重庆至延安，途径山西黑茶山时，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他的老母亲并不知晓这个消息，因为自1933年博古从上海转移至瑞金后，两母子就没再相见过了。

　　1946年这次布置新任务，对周恩来来说同样相当沉重。因为国共两党和谈眼看就要崩裂，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到时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生灵涂炭。

　　作为党的领导，他未雨绸缪，需为即将爆发的全面内战做好万全的准备，其中包括转移、安置当时还在南京、上海等地工作、谈判的中共组织和人员，找寻新的可合法联络的大城市。

　　更重要的，他还必须找到新的”生财之道”，为转移安置人员、为未来的战争提供不竭的“燃料”，否则，很难抵挡得住背后占据着财源优势、且有美国撑腰的国民党。

　　杨廉安这次来上海，接到的新任务，跟过去相比，丝毫没有更轻松。

　　周恩来要求他发挥善于经营贸易的长处，利用身份未暴露的优势，回香港继续办联和行，打通国内外贸易和物资运输线，培养对外贸易干部，顺便赚点大钱，同时安排好自上海和南京办事处转移至香港的人员，给他们找事做，能教书的教书，能办报的办报，隐蔽下来。

　　因此杨廉安很快又回到了香港，并将联和行改为“联和行进出口公司”。不过此时公司依然只有他、黄美娴和一个会计三个人，势单力孤。

　　真正改变这一局面、让这家小贸易公司变成大企业的，是杨廉安的幕后大老板、直属领导钱之光。

　　钱之光，出生于1900年，年纪比杨廉安要大，参加革命和入党的时间更早。当年杨廉安去香港“八办”工作，即受命于他。

　　他也是我党最早主持贸易、经济、物资和财源的干部，长征时负责征粮和后勤保障。他最著名的身份，莫过于”纺织工业的奠基人”，以及建国后首任轻工业部部长。

钱之光

　　其实，钱老还有一个身份，更加传奇，即早年中央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在位期间，他制定外贸规则、培养外贸干部和筹建外贸机构，成功击碎了国民党经济封锁阴谋。

　　对这事，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当年老蒋封锁苏区食盐流通，导致食盐奇缺，相信很多人知晓。

　　当时苏区许多民众因为缺盐，无力走路、身体浮肿、发育不良、“少白头”，盐比黄金还珍贵，弄得人们只能利用厕所、厨房、坟墓下沉积的土熬制硝盐（很难去除有毒成分）。

　　以钱之光为首的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带领苏区人民斗智斗勇，使尽了各种办法突破国民党封锁、往苏区带盐，电影《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将盐水浸透在棉衣里，然后带给游击队，为当年真实场景再现。

　　苏区外贸总局，后被视为“共和国外经贸事业的源头”，其实也是我党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放开手脚搞进出口贸易（主要指苏区与白区间贸易），因为受左倾思想影响，与白区做生意很容易被扣帽子，而白区商人受制于国民党封锁，同样有顾虑。

　　怎么打破封锁，利用经济规律、制定合理公平的制度，发动民众、私商自主开展贸易，是一项需要高度思想觉悟的技术活，跟后来的改革开放有一脉相承之妙。

　　这有意思的是，后来钱之光担任第一任董事长的华润，同样也是以突破经济封锁著称的公司，而且在特殊年代，也担负着对外贸易部的角色。

　　1946年11月，国共谈判确定崩了后，我党陆续撤离南京上海。撤离有三个方向，一部分人回延安，一部分去烟台这类解放区，还有一部分前往香港和南洋。

　　其中撤至香港的人最多，因此还成立了几个组织负责协调管理。此时的香港，取代上海和南京，成为中共最重要的可公开活动的大城市，同时还承担着“发展海外经济关系”的重担。

　　中央指定有在苏区外贸经验的钱之光，赴港“发展海外经济关系”。自1947年2月开始，至他1948年8月正式成行，前前后后中央一共给他发了六次电报，催促他尽快赴港。

　　但钱老并没有立刻赴港，因为他赴港之前，花了大量精力部署。他的部署如今看来也非常绝：以杨廉安掌控的香港联和行为基础，发展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将我军控制的东北、华北地区的农产品，包括大豆、猪鬃、皮毛卖到香港，再从香港采购解放区需要的医药、钞票纸、医疗器材、军工用钢材，互通有无，从而可持续的经贸往来。

　　但要搞好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办贸易公司需要大量资金，当时钱之光向中央要了两万两黄金充盈香港联和行。联和行因此鸟枪换炮，一下子成长为大公司。

　　另外，既然发展内地与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要有个内地的协作公司，所以钱老又先去了烟台（烟台后来被国民党占领，所以改为苏联控制的大连）成立了一家对口协作贸易公司，叫中华贸易总公司，并找到当时负责东北局的陈云解决了农产品货源问题。

　　最难的当属海运，因为海路基本被国民党完全掌控和封锁了，硬来没戏。钱之光的对策为：先租用两艘3800吨的苏联轮船，阿尔丹号和波尔塔瓦号，然后通过火车将货物运至朝鲜，再从朝鲜罗津港运抵香港，以避开国民党盘查。

　　所以一直等至1947年11月，香港和东北间的第一趟贸易才正式做起来：

　　押着1000吨大豆，以及各类中药材和黄狼皮的阿尔丹号，顺利抵达香港，船上的货物除了黄狼皮（当时做生意没经验，香港太湿热，这玩意没人要）外，均被香港市民一扫而光。杨廉安忙得不亦乐乎、大喜过望，到了12 月初，满载各类解放区急缺的医药、军工物资的阿尔丹号又顺利北上了。

　　这条贸易线打通后，联和行繁忙起来，仅一趟贸易后，公司就从3人发展到了20多人的规模。为了适应公司发展，杨廉安在香港皇后大道与德辅道之间的毕打行租下一间100多平米的办公室。

　　1947年圣诞节那天，整个公司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杨廉安尤其高兴，历经10年打拼，公司终于有了新起色，背靠香港，外加钱之光等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公司前途不可限量。

　　这一天，他突然向公司全体员工提出：“应该给公司取个新名字了，因为现在的公司已经不再是他一个人的，再用他的名字谐音已不合适。”

　　最后也是他提议，将“联和进出口公司”更名为“华润公司”。

　　他解释：“华”代表中华民族，“润”取毛润之名字的中间一个字，寓意润泽中华。当时公司所有员工鼓掌一致赞成。而英文名字则确定为“china resources” ，由杨廉安第二任妻子黄美娴所取。

　　自此，华润公司正式诞生了。

　　1948年后，原来在上海的广大华行，搬到了香港，后与华润合并。与此同时，其中在港的党产店铺贸易行，也都尽数合并到了华润。

　　华润，因此一跃而成当时最大的党产企业，并有了第一任坚强的领导班子：董事长，钱之光；总经理，杨琳（杨廉安）；副总经理，袁超俊、李应吉，总会计，刘恕。

　　结尾

　　以上就是华润诞生的历史了。

　　1952年，机构改革，贸易部一分为二，变成负责“内贸”的商业部和负责“外贸”的外贸部。与此同时，华润结束作为“党产”公司的历史，核算转为国有资产公司，划归外贸部。

　　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制于冷战、西方资本主义封锁影响，具有外贸性质的红色公司非常少，常年在香港做外贸、跟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的华润，几乎成了“对资贸易”的总代理。

　　以猪鬃这类稀缺的战略物资为例，国内实行统一采购、统一出口，再由外贸部出口至国外，但当时外贸部能找到的做出口的唯一代理公司，也就华润，因此叫“一个窗口、统一对外”。

　　华润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身上的担子自然更重了，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在中国最初与外国进行贸易那会儿，华润几乎成了我们国家外贸的规则制定者、秩序维护者、标准制定者，以及外贸人才的教育者。

　　比如，怎么建立商品检验标准、建立相应的合同范本、完善报关手续，以及怎样推动各省市县乡领导重视外贸、遵守合同、提高出口商品质量等等。

　　以商品规格为例。过去咱们国家出口土纸，但因为土纸未能建立统一的规格，大小、重量、质量、包装都不一样，种类多达一千多种，如此一来，要分差价就很困难，自然出口就不方便。

　　再比如桂皮，原定每包60斤，但到了华润手里，每包只有59斤-57斤，包装尺码反而比原规定大，这要怎么卖给外国人呢？许多时候，只能先运到香港，华润再加工一次才能出口。

　　作为外贸唯一窗口，华润责无旁贷，必须担负起外贸教育者的角色。事无巨细，具体而微，一项一项手把手地教。

　　华润转为国有企业后，早期领导干部也都有了新的安排，其中钱之光调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杨廉安则调回外贸部，任计划局局长，袁超俊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原华润驻京办公室主任刘恕调往外贸部，任党组秘书。

　　所以无论从人才输出还是外贸文化的推广来看，说华润为中国外经贸领域的“黄埔军校”也不过分。

　　在建国前后，除了做外贸外，华润始终承担着大量赚取利润以外的政治任务，比如1948年护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筹备新政协，朝鲜战争时期突破禁运采购军用战略物资，为解放西藏转运、采购军用物资，以及平抑上海物价、帮助我党接管上海等。

　　我们挑接管上海这事简单说下。1948年8月，中央决定将广大华行合并到华润，其中一个原因，即考虑当时急需大量懂大城市和经贸的新干部接管上海。

　　前面说了，上海广大华行有人叛变，全体党员陆续撤离到了香港，其中就包括创始人卢绪章。所以中央决定，将撤离至香港的广大华行合并到华润，一部分原广大华行党员干部回内地协助接管上海——上海，内地最重要的经贸中心，接管工作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广大华行合并到华润后，卢绪章乘着华润的阿尔丹号货轮回内地，后来领命成了上海市长陈毅的得力干部，参与接管工作——即我们开篇讲到的故事。其实前后脚的工夫，1949年，钱之光也去了上海。

　　接管大城市并不简单，旧秩序没了，新秩序还没建成，投机分子浑水摸鱼，囤积居奇，何况还有一些专门搞破坏的，弄不好经济秩序大乱。光如何用人民币替代以前的金圆券，就够复杂的。

　　当时上海流通的金圆券超过40万亿元，新政府从丹阳运来40卡车人民币，还不够。因此军管会迅速启动印钞厂印货币，当时上海还出现了面额200元的新版人民币。而变成废纸的金圆券则堆满了各大银行的库房、营业大厅、走廊、甬道，甚至厕所。

　　更麻烦的，是新政权不可能立刻获得人民群众信任，所以他们担心人民币贬值，因此钱一到手，就立马换成黄金、白银，或换成粮食或其他物资，如此一来，人民币贬值，物价上涨，同时还有大量银元倒卖贩子推波助澜。刚兑换人民币时，一块银元100元，一个月不到，已经涨到1100元了，而物价也在不到半个月内跟着涨了2.75倍，其中大米、棉纱分别涨了1.5倍至2倍。

　　投机者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

　　最后新政权采用了市场和行政双重手法，才顺利解决了所有问题，即后来引为传奇的“银元之战”和为稳住物价的“两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战争，华润在其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当时卢绪章和钱之光，为了稳住上海物价，利用华润地处香港方便搞外贸的优势，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进出口计划，上海缺什么，华润就及时进口什么，充分保证了上海物资充盈、物价平稳，也让大量囤积居奇的人亏惨了。

香港华润大厦

　　最后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1947年4月，袁超俊（华润副总经理）刚到香港，他的爱人钟可玉怀孕了。当时他们已经有一对双胞胎，因此实在没精力再多要孩子。更关键的，是当时华润设立了秘密电台，而这电台就设在袁超俊家里，所以没法请保姆。两人商量后，用老乡建议的土方法把孩子打掉了。

　　可4个月后，钟可玉不小心再次怀孕。这次不敢再打胎，否则非常危险，因此只能等孩子出生。但问题依旧：孩子生下来要怎么带呢？

　　夫妻二人再次商量，最后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孩子送养。袁超俊回忆说：“1948年4月27日，小女儿出生了，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啊！我们轮流把她抱在怀里，亲了又亲。当汤校长（收养人）来医院抱她走时，我们与可爱的女儿真是难舍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