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皇帝希望“天高皇帝近”，普天之下的臣民都能雨露均沾，直接享受“皇恩浩荡”。所以中国古代的皇帝们极力打击中间商——豪族门阀，并终于在唐宋之交得偿所愿，把中间商彻底干趴下了。 

　　然而，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黄仁宇语）的技术支撑，和养育庞大官僚集团的财政资源，近代之前的中国基层社会其实长期处于“天高皇帝远”的局面，官府管制的触角往往延申到县一级，就再也无力维系了。 

　　皇权鞭长莫及，但政治秩序是不可能长期处于真空状态的，总会有势力自动填补。 

　　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中国古代的基层政治秩序的组织者并非官府，也不是已经被干掉的豪族，而是另有其人。 

　　社会学家廖泰初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估计，民国时期的四川成年男性中，有70%以上都是当地的帮会——袍哥会的成员，这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

　　按照一位著名袍哥领袖范绍增（川人亲热称其“范哈尔”）的说法，全川至少9成男性都加入了袍哥会。 

　　为什么会出现“全民入帮会”的现象呢？ 

　　原因正是我之前提到的，“政治秩序不可能长期处于真空状态，总会有势力自动填补”，民国时期四川军阀混战，传统基层社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而拥有武力和组织能力的袍哥会便填补上来，成为了维持四川基层政治秩序的不二人选。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古代中国的基层政治秩序，我会说：

　　治世靠乡绅，乱世凭帮会。 

　　前者源自儒家宗法，后者依托游民文化。

　　而帮会，正是游民阶层的组织形式。（关于游民文化，推荐阅读作者之前的文章《水浒传》里藏着中国文化的真实底色） 

02 

　　很多人可能会奇怪，“帮会”在大家的印象里面，不就是一群扰乱社会秩序的强盗土匪吗？他们怎么可能，怎么情愿来维持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呢？

　　吴思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出自四川著名的袍哥大爷侯少煊写的《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他在书中写道： 

　　“广汉（成都北20公里）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 

　　抢匪猖獗的结果是什么呢？ 

　　道路无人通行，土匪也慢慢没得抢了。 

　　匪头们也不傻，一看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不等于自绝财源吗？ 

　　于是他们——

　　“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 

　　就这样，土匪们不但放弃了抢劫，同时还严禁重复收费，保护行人的安全。慢慢的，这条财路重新恢复。 

　　尝到甜头的土匪们，于是开始在各自的地盘推广“先进经验”，改普遍抢劫为收取保险费： 

　　“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如此等等。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 

　　在吴思看来，广汉土匪制定的5%——10%的税率，颇有什一而税的儒家风范，同时，从功能上说，土匪收费之后，承担了维持治安、抗击外匪的责任，类似于提供公共产品的官府。 

　　通过收取公共税收，继而提供公共产品，土匪摇身一变，俨然成为官府，替代了平日里官府的职责和功能。 

　　吴思还据此解释李自成起义前后行为和心态的变化。 

　　他说，李自成在“流寇主义”的初期，一路烧杀抢掠，“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明史纪事本末》）。 

　　然而，在连打了几个大胜仗之后，他的心态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侈然以为天下莫与争”，把江山看成自己的地盘，同样经历了“匪变官”的心态转变，不但对百姓“秋毫无犯”，甚至放言“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这种“匪变官”的神奇反应，很好的解释了，四川的袍哥会为何会心甘情愿开始维持基层社会秩序。 

03 

　　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光是民间帮会有意愿和利益驱动来维持基层秩序，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底层百姓并不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四川当地不会有如此高比例的人自愿加入袍哥会。 

　　作为中国城市微观史研究的先行者，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王迪教授是成都人，他在自己的著作《袍哥》中详细介绍了“袍哥会”在四川的影响力。

　　他介绍说，在清朝稳定发展的袍哥会，在民国时期得到了急剧扩张。 

　　主要原因就是治世时期的宗法乡绅集团在军阀混战和城市化进程中，开始脱离对广大农村的管理和控制，而提供公共服务和调节社会纠纷的职责，迅速被袍哥会取代。 

　　在金堂县，有一个叫贺松的袍哥大爷，就利用自己和官府的关系，把以前由乡坤代理的收税的活给包了，他在赚到差价后，除了用于养活自己手下的兄弟，还捐建学校，支援当地的教育事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人人都知道四川茶馆多，但很多人不知道茶馆在当时还有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社会纠纷。 

　　人们之间有了矛盾冲突，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告官，而是到茶馆找人评理，这叫“茶馆讲理”。

　　而这个评理的中间人是谁呢？ 

　　没错，就是袍哥。 

　　袍哥在当时的四川民间形象如何呢？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句话在四川耳熟能详，叫“袍哥人家认黄认教，绝不拉稀摆带”。 

　　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黄”，意指信用和约定，“认黄”，就是说袍哥重信用、守约定； 

　　而“教”，就是规矩的意思，“认教”也就是当地人说的“落教”，懂得按袍哥的规矩办事。 

　　“绝不拉稀摆带”就是形容袍哥为人耿直，做事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 

　　这句话在四川地区流传甚广，可以从侧面证明袍哥在民间的正面形象。 

　　所以，当地百姓有了纠纷，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找官府评理，而是找袍哥来个“茶馆评理”。他们甚至觉得袍哥讲“道义”，做事比官府更公平，袍哥由组织和武力，说话比陷入半瘫痪的官府还管用。 

　　久而久之，袍哥会就作为四川基层的新权威树立了起来。 

　　而民国时期，四川的9成男性都加入袍哥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一个人的所有的社会事务可能都需要仰仗一个组织才能实现时，你自然而然会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

　　当你身处乱世，人身和财产安全随时不保时，加入一个可以保护你，给你安全感的组织就是最佳选择，况且这个组织还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那更会让你死心塌地。 

　　游民阶层及其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借此一斑窥豹。

　　说回袍哥，在民国时期的四川，袍哥领袖的声望有多高呢？ 

　　王迪说，1947年，国民党政府为了稳定政治局势，曾进行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而四川地区的选举基本都被袍哥大爷垄断，光在重庆一地，参选者90%以上都是袍哥。 

　　说句玩笑话，如果真正进行民选，你猜最后在四川当选的地方行政官，会是一水儿的袍哥大爷吗？ 

　　答案不言而喻。 

04 

　　这里要说明一点，千万不要以为9成的四川男性都是袍哥，就意味着乱世中，底层人民都是不务正业的游民了。 

　　古代中国是延续了两千年的农耕社会，底层社会的主体和主业，一直都是农民。 

　　中国古代独特的大一统政治结构以及儒家宗法制度，长期把农民阶层牢牢的控制在土地之上，形成了懦弱、狡黠、依附性强的性格特质。 

　　在和平时期，农民阶层还可以依靠儒家提供的宗法制度，依靠乡坤集团来组织生产和生活，他们的精神世界完全被乡坤集团洗脑把控。一旦身处乱世，强制解除，他们就成为漫无目的、毫无是非观念的一团散沙。 

　　一旦治世和乱世开始转换，农民阶层的两面性就开始充分暴露。 

　　一方面，他们懦弱、保守、愚昧，平日里是逆来顺受的良民，对皇权毫无反抗精神； 

　　另一方面，他们在乱世中为了生存下去，往往会盲目加入造反的队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在治世，他们是皇权和乡绅集团的盲目追随者；在乱世，他们又会变成游民领袖的盲目追随者。 

　　总之，“有奶便是娘”，他们是绝对权力的崇拜者，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与思考。 

　　在儒家宗法和游民文化的双重塑造下，缺乏教育的古代中国农民阶层有着深入骨髓的“乡土意识”。 

　　聚族而居，封闭保守，血缘就是地缘，他们的视野很难超出血缘和地缘对他们的限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他们的理解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稍微超越性的思考，对他们来说，都是难以逾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