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春天，一个不起眼的急救包从朝鲜战场上被送往了位于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中。

　　这款急救包是由国内厂商为志愿军统一定制的，其中包括一小瓶药片和一团止血绷带。

　　虽然内容十分简单，但是在战场上这可是无数志愿军战士赖以生存的唯一应急装备。

　　然而当工作人员打开这个急救包一看，不由得眉头一皱，眼前的这个急救包中，不但药品存在着严重变质，甚至就连纱布也未经处理，散发着浓浓的霉味，其上还遍布着菌斑。

　　随着这个急救包一同送达的还有一封由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发来的电报。

　　从这份电报中，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彭德怀的怒火，报告中声称：

　　由于后勤药品质量劣质，前线成千上万名志愿军战士因为感染问题而牺牲在了后方医院之中，目前他已经下令将志愿军手中二十万个劣质急救包就地销毁，希望后方单位能够严查此事，惩办不法奸商！

　　作为一员久经沙场的老将，彭德怀鲜少会如此发脾气，这足以看见事情的严重性，很快这一消息也由总理办公室传到了毛泽东的耳中，望着那个发了霉的绷带。

　　毛主席沉默了半晌，许久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如此奸商，该杀！”

　　随后一方急电传达给了正在上海的陈毅，要求他立即对于这批药品的来源进行详查，接到命令以后的陈毅立马展开调查。

　　凭借着订单记录，他很快就将目光锁定到了上海药店“大康行”的老板——王康年身上，他就是此次假药事件的“始作俑者”！

狼藉的“大康西药行”

　　王康年生于1924年，浙江杭州人，自幼家境十分阔绰，在他十七岁的时候便在家人的介绍之下进入了上海大亚电台当电台报告员。

　　在当时，这份工作可以说是绝对的“高薪行业”，不但工作内容轻松，每月还有十几块大洋的报酬。

　　不过，王康年的这份工作没干多久，他便受不了了，而其中的理由也很简单，王康年所在的电台是一家主要传达商业信息的电台。

　　其主要内容是介绍时下的经济行情和商业金融信息，在这样“耳濡目染”之下，王康年慢慢地也开始做起了美梦，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发财。

　　不久之后，王康年的机会终于迎来了，1942年，王康年结婚了，而他的岳父正是当时上海滩公共租界巡捕。

　　王康年在岳父的帮助之下，在上海西藏路上开一间名叫“大康行”的杂货店，从事着倒卖“雪花膏”和“万金油”的生意。

　　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国内药品急缺，王康年便将目光瞄向了利润丰厚的“西药进口”行业，将自己的店铺改名为大康西药行，做起了西药生意。

　　然而，西药生意虽然利润丰厚，但并不是那么好做的，不但要有稳定的进货渠道，更要有充足的资金，而这两样王康年一条都做不到。

　　为了能够挤进这个市场，王康年就玩起了“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对于进货方，他漫天报价，许诺出极高的价格，以此来骗取货物；而对于收购方他又“诚意满满”，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大肆兜售，以此收取货款。

　　而到了真正兑现的时刻，他又找尽借口进行拖延，明目张胆地进行赖账，很快在他的操作之下，“大康西药行”名声狼藉。

　　甚至在1949年5月3日，在上海距离解放仅仅只剩下二十多天的时候，上海法院还接到了一起状告王康年的诉状。

　　起诉方是由上海“职业新药”老板严广骏，他声称自己曾经在“大康西药行”寄存过一批价值两亿元药品，然而到了规定时期，王康年却拒绝归还，非但如此还东躲西藏，不肯露面。

　　到了法院上，王康年对于赖账的事情供认不讳，然而当法院裁决让他立即归还时，王康年却以“药房破产”无法归还为由进行搪塞。

　　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从根本上来看，“职业新药”所寄存的药品不属于王康年的私有财产，即使破产也不在需要清理的资产之内，凭什么以此拒绝归还？

　　然而，此时的上海已经即将迎来解放，国民党政府机构也已经乱作一团，早就无心去管理王康年这种“奸商”了，因此此事最终没有了下文，王康年居然真的以此为由，宣布破产，赖下了这笔货物。

　　上海解放以后，为了恢复上海经济发展，人民政府实行了“扶持工商，鼓励开业复业”的政策。

　　在工商部门调解下，“职业新药”的老板严广骏最终同意，让这笔被“大康”所侵吞的药品转为两家企业之间的债务，让“大康西药”以负债经营的状态恢复经营。

　　王康年的“大康西药行”也因此得以重生。

　　见到如此局面，王康年立马重整旗鼓，重新开始了“大康”的运转。

　　解放以后，随着市场的稳定，“大康”的经营很快便有了好转，在之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其营业额一度达到了350亿元，让王康年结结实实发了一笔横财。

　　按理来说，此时的“大康”已经恢复正轨，王康年应该履行当年的承诺还掉“职业新药”的债务了吧？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王康年却依旧赖账，这笔钱直至多年以后王康年事发落网，他都没有还清。

占据风口，扶摇直上

　　上海解放以后，王康年把自己伪装成了积极分子，甚至还加入了上海当地的“肃反委员会”并担任了副主任。

　　除凭借着这一层关系，王康年获得了大量同国家机关，国营单位乃至部队的订单，与政府机构攀上关系。

　　按理来说，王康年此时已经抱上了一直“金饭碗”，只要他在之后踏实经营，那么自然能够赚取丰厚的报酬。

　　然而，王康年对此却依旧不满足，面对着政府机构乃至军队的订单，他依旧进行了大量的“掺水”。

　　1949年，苏北淮阴某机关到上海采购药品，在介绍之下，找到了王康年，向他订购了一批药品。

　　此时的王康年药店中并无存货，然而他却依旧接了这笔订单，收到了货款。

　　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王康年找来了自己的哥哥王康庆，开始“赶制”这批药物，他们利用复方大黄酊以及自来水，按照3比1的配方进行配置，最终在交货之前，赶制出了几百磅的药剂。

　　1950年，王康年再次接到了皖北军区采购药品的订单，在这次订单中包括了止咳糖浆300磅，这种药品并不稀有，其成本也十分低廉，然而王康年却依旧“雁过拔毛”，从市场上低价收购了一批已经过期发酵的糖浆，卖给了解放军。

　　王康年的药品很快便引起了部队的发现，然而面对部队负责人的责问，王康年居然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吃了也不会死人。”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药品禁运，前线将士一度陷入了缺医少药的境地。

　　王康年在此期间再次抓住了机遇，积极承接了好几单志愿军的“大订单”。

　　1951年11月，志愿军某部后勤人员向王康年的“大康西药行”订购了一批前线急需的药品物资。

　　此时的“大康西药行”中早已经没有存货，然而王康年却依旧收下了货款，揽下了这单大生意。

　　之后，他立马用志愿军的货款偿还了自己之前在银行的贷款。

　　到了发货日期时，志愿军后勤部进行督促时，王康年却以货源紧张为由，只将一些无关紧要的废旧医疗器械和辅助药物进行了发货，并且以此要求修改日期，拖延至次年2月进行发货。

　　志愿军方面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再给了“大康”3个月的时间筹集药品。

　　然而，在此期间王康年却依旧没有购货，直到2月份中旬距离交货的前几天，“大康”职工马维善还发现货物只有前线需要的一半。

　　马维善看到眼前此景十分紧张，立马联系了王康年向其报告，然而王康年对此却不以为然，说：“朝鲜路远，没啥关系，这事我拿得稳。”

　　在供给给志愿军的几十万个医疗包中，王康年并没有从专业的工厂和药企进行订货，而是自行配置。

　　一方面他低价搜集临期药品，另一方面他又大肆回收废旧纱布以及普通棉布，未经任何消毒清洁，便装进了这款“医疗包”，而这也致使成千上万志愿军伤员遭细菌感染身亡。

　　那么为何王康年如此声名狼藉却依然可以接到源源不断的订单呢？

　　这主要原因是由于王康年对于采购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行贿，王康年曾经成立了一支名叫“外勤部”的公关团队。

　　其中雇佣了不少年轻貌美的女孩，每当有采购人员上门，他便让这些女孩前去陪酒陪睡，请吃喝，送手表，将不少干部都变成了他的“自己人”。

　　根据日后法院公开信息显示：王康年曾经向分属37个国家机关等单位的工作人员85人行贿，其行贿款额达到人民币2亿余元之巨。

　　除了采购人员以外，王康年还大量的贿赂了验收人员，例如有一次中南军区卫生部向“大康西药行”订购了一批“德国蛇牌”的止血钳，王康年却通过贿赂的方式，用法国的普通器械冒充，一次性就获取暴利高达两亿元。

　　又比如解放军某部向“大康”采购外科器械时，王康年竟用产科器械冒充外科器械来代替。

　　然而从王康年的恶劣行径而言，以上这些操作还只是小事，在一些事关重要供给前线的“大型医疗器械”上，王康年更是毫不手软。

最终落网：奸商王康年的终结

　　1951年10月，位于平原省的志愿军荣康医院派人来到了上海，此番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购置几台X光机，经人介绍，他们最终找到了大康药行，并见到了王康年。

　　面对采购人员，王康年表示自己有相关渠道，可以从英国进口机器并且由香港海关送入国内，只要五天的时间便能到达上海。

　　除此之外，王康年还主动带领志愿军采购员参观了一台样品。最终，经过华东医药公司考虑，在10月17日，双方签订了合同。

　　志愿军医院以每台2.5亿元的价格收购了数台x光机，并且一次付清了货款。

　　而王康年收下钱以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整整一星期音讯全无，最终经过志愿军反复交涉，直到四个月后，他们才最终收到了货。

　　可此时，他们发现所谓的英国进口X光机，并不是当初约定的型号，其价值也仅有1.8亿元，甚至其中两台上还因为关键零件的缺失，根本无法使用。

　　1953年2月，王康年终于遭到了逮捕，当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以“行贿、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三项罪行判决王康年死刑。

　　被捕归案后，公安和银行相关单位对王康年名下的大康药房立即进行了清查、盘点。

　　从大康查封后的进出货账单及库存盘点来看，结合历来王康年所拖欠的药品和器械，大康确实无货。

　　但通过其账本记录来看，王康年居然从来没有相关货物的洽购记录，在王康年对外购置清单上，不仅没有志愿军所订购的药品，甚至连相关信息也没有。

　　这也就是说王康年在当时属根本就是存心盗骗志愿军货款！

　　截至王康年被逮捕之后，他还拖欠华东医药公司、苏北卫生局、河南医院等23个国家机关订货的血压器、X光机、白喉抗素等价值约人民币7亿余元的订货。

　　而纵观王康年一生，足足盗窃、诈欺国家资财总计人民币26亿元之多！

　　清点结束以后，相关行业工会对“大康”进行了破产处理，将其存货进行了出售，以此希望追回国家损失。

　　然而，在追回过程中，“大康西药行”内全部存货也只凑齐了为7亿元，再加上大康滞留香港用以非法套汇的一批存货，也只找到了8亿元。

　　“大康”所有资产在人民币18亿元上下，对应所损失的26亿元，损耗了近三分之一。

　　离认定王的诈欺盗骗款总额26.1亿元相距甚多，这些钱已经无法追回。

　　单从经济利益上来看，王康年对于国家造成了高达8亿元的巨大的损害，然而王康年真正造成的损害还远远不止于此。

　　因为他的劣质药品，成千上万志愿军将士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至于这些药品在前线究竟制造了多大的影响，目前已经无法统计。

　　但是，王康年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的伤害，将注定他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