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间我同王敬先及林克坐在餐车上，一面看著远远近近燃至天际的熊熊火光，一面在闲聊。我说，我很奇怪，为什么会一下子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的土高炉，农田产量这么高。

林克说：“我听田家英讲在铁路沿线这么搞，是做给主席看的。省委让铁路沿线各县将周围几十里的人，聚在铁路两边，连夜赶造土高炉。让妇女穿红著绿下到田里。在湖北省王任重让主席看的那亩稻田，是将别处十几亩的稻子连根挤插在这一亩里。所以王任重说，可以站上去几个人，都倒不了。一根挤一根，挤得紧紧的怎么倒得了。王还吹农民会想办法，为了让稻子通风，在田梗上装了电扇，吹风。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舞台，主席还真相信这一套。一亩水田，何能产出五万甚至十万、廿万斤稻穀？土高炉无非将家家户户有用的铁器，炼成一堆堆废铁而已。曾希圣在安徽给我们看的那块铁锭是炼铁厂里拿来的。”

我狐疑地说：“报纸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林说：“自从反右运动，人民日报受了主席的批评，改组以后，他们哪里还敢登真能反映情况的消息？上面怎么讲，他们怎么登。”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名为党中央报纸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并不是真实的情况。

王敬先站起来说：“不要聊了，快去睡觉去吧。”然后他悄悄对我说“说话留神哪，让人抓住辫子就不好了。”

我当时并不相信林克。我也被大跃进的美好幻象所迷惑。我仍然相信党、毛主席和人民日报。但这些谈话令我很不平静。如果林克说的是真话，为什么没有人跟毛主席反映呢？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于敬先、林克，甚至周恩来呢？如果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事实，为什么没有人敢于明言？难道毛心里就没有底吗？

但我从和毛的谈话中，我觉得，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之际，毛泽东最担心的并不是农钢产量的浮夸高指标问题，而是某些领导人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建立后，粮产量激增，有些人以为这下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指日可待。毛对中国农民显示的衝天干劲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认为这现象是好的，但不能急于进入共产主义。

毛对我说：“人民群众的衝天干劲是不能否定的。当然，现在的人民公社是新产生出来的，需要充实和整顿，让它健全起来。有的领导人心是好的，太急了，想立刻进入共产主义。这些问题应该解决。可是现在有人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抱著怀疑态度，甚至个别人还暗中反对，我看这些人真是『带著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在南郑州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也就是所谓第一次郑州会议。郑州会议期间，仍然充满了乐观欢乐的情绪。会上毛强调，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不能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并指出，农民太辛苦了，各级干部要注意群众的生活。

几个月前，毛才大力鞭策各级干部起来行动，现在他又指示他们放慢脚步。此时毛虽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想暗暗改正错误，他对粮产量的浮夸高指标和后院鍊钢未置一词。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于郑州期间，毛私生活周围的帘幕慢慢在我眼前捲起。大跃进时期，毛的私生活变得肆无忌惮。我在旁逐渐看得明白。毛一向住在火车上，开会时下车去，会后在宾馆吃饭，休息一下，参加舞会。专列上有个年轻护士成了毛的女朋友，公然和毛在舞会中出双入对，晚上也在毛的车厢内。

这时在朝鲜的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二十军的文工团来到郑州。她们每晚参加舞会伴舞。这些姑娘来自朝鲜前线，一旦见到毛，真是如醉如痴，将毛围在中间，都争著要毛同她们跳舞。文工团员中，有一位与毛跳得非常合拍。毛同她跳时，步步前进后退、前倾后仰、左旋右转，跳得大家目瞪口呆。毛是笑逐颜开，越跳越带劲，常常从晚上九点钟，跳到凌晨二时。

郑州会议后，乘专列到武汉，二十军文工团和那位护士也都去了。毛情绪高昂。王任重仍在火车沿途布置了挤插的稻米、熊熊的土高炉和戴绿的妇女。每个人都像快乐地唱著歌似的。

江南水田多。有些田内，水深及腰，妇女们都在田内屈身劳动。水稻深耕也是大跃进的新生事物之一。自大跃进后，因长期浸泡在深水田中，妇女普遍患了妇科感染病。

毛接著在武汉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毛仍住东湖客舍的甲所。湖北首屈一指的杨厨师每顿饭都表演一道名菜。我们的房间内都摆上水果、烟和茶叶。每夜必备丰盛消夜。并且摆上茅台酒，尽醉方休。大家都开玩笑说，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吧。

在武汉期间，毛说大家离家时日不少了，每人放假一星期回北京城去看看家里。那是前后服侍毛廿二年间，我唯一的假期。因此有段会议期间我不在武汉。武汉会议会期为十一月廿八日到十二月十日，这时大跃进引起的混乱后果已逐渐明显。毛因而在会中批评各级干部的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中国仍未准备好过度到共产主义，资金制维持不变。人民的衝天干劲是好事，但该实事求是。毛明确指出，经济指标过高，并压低来年指标。毛正式辞退国家主席，退居二线。六中全会决议同意毛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国家主席的建议。

但毛辞去国家主席后仍是最高领袖。武汉会中的批评使毛成为及时制止错误的先知先觉者。虽然如此，武汉仍洋溢著一片过于乐观、干劲十足的气氛。毛对人民公社的热忱仍然未有稍减。

毛批评苏联说：“苏联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农业机械化以后，再搞集体化，成立集体农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公社化以后，再机械化呢？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好，一大二公，一大是不搞小田块，打破埂垄，连成大片农田。二公是农田是公社大家的，产出的粮食，给公家纳公粮以外，其馀可以由公社留下公积部分，然后公平分配。这不是非常好的事吗？这就解决了有的富起来，有的穷下去的问题。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要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当时在干部中议论最多的，是左好哪，还是右好？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还是左一点的好。因为左的好处在于可以不断受到毛的表扬。如果因为左而把事办坏，也不过是好心办了坏事，不会丢官，受处分。右的结果可就大不相同了，一落到右字上，轻的罢官，重的家破人亡。

我在武汉会议结束前由北京赶回武汉。武汉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湖北省省委为了表示庆贺，在东湖客舍宴请毛、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以及各中共中央局的书记。大家兴緻极高，真是高谈阔论，议古说今。

王任重第一个拍马屁。王任重说：“这份《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可以说是当今的共产宣言。只有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才能在东方出现这一轮红日。”

周恩来接著说：“伯达同志讲，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可以提高到『一天等于廿年』的速度。我们今天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柯庆施说：“所以不能够这样说，超不过马克思。我们现在无论是理论上，或是实践上，不是早已超过了马克思？”

大家哄然说：“苏联搞了这么几十年，还没有找到向更高层社会发展的门径，我们短短十年不到，就由主席指明前进的道路。”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在席间，但他们在批评苏联一事中，未发表意见。

毛平时不喝酒，有客人时，也只是稍喝一点。这天他的兴致高，喝了两杯，满脸通红，然后说；“总理的酒量好，请总理喝。”

我第一个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乾杯。”周大声说：“是应该庆祝一下。”大家依序到他面前敬酒。周的酒量极大，脸也从不发红。当天晚上，周喝得大醉，半夜鼻子出血。

第二天清早，罗瑞卿将我叫去。他一见到我，就说：“你们这是怎么搞的，怎么能向总理这样子敬酒。就是大家高兴，也应该有节制。你是医生，也不注意。以后不许这么干。”我心里暗自嘀咕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听从毛的指挥。

一九五八年的秋收，创下中国史上最高纪录。随即在十二月中全国严重缺粮。就在中国领导们纷纷向毛主席的伟大领导致敬这当口，酝酿了数月之久的灾难终于露出狰狞的面孔。

在王任重的隆重款待下，身在武汉的我们对粮食吃紧程度毫无所觉。在武汉会议当中放假的那几天里，我诧异地发现中南海里没有肉和油，米和蔬菜也很少见，情况很不对劲。

灾难正在蔓延。大部分的稻穀搁置田间无人收割。农村中年轻力壮的男人被调去土法鍊钢及兴修水利。老人、女人和小孩无法负担收割这项体力繁重的工作。这年确是大丰收，可是未收割的穀子慢慢在田里腐烂。

我那时不知道，中国正蹒跚行在崩溃边缘。党领导和各省第一书记只想得到毛的表扬，亿万农民的福祉被置之脑后。上级领导相信了各省所报的浮夸生产指标。但一亩地怎么可能生产一、两万斤的稻米呢？等到纳税交粮的时候，按上报的产量交粮，产量本来没有这么多，为了上交粮凑足上报数，只好减少农民自留口粮，甚至颗粒不留，农民大量饿死。吹得越高的省，死人越多。

更讽刺的是，上交粮里有许多是进口米。当时中国对苏联外债高筑，许多米都运去苏联还债了。

人民公社为了减少损失和保留口粮，编出天灾连连做借口，原本的高粮产数被压低。这些人民公社得以按下了一些上交粮，否则国家也会发给它们一些赈济粮。

后鍊钢也吹得越来越神。农民的做饭锅、农具都交出去鍊钢了。到后来，真是夜不闭户，因为门上的铁锁、铁荷叶全都拆走。没有了锅，铲，饭也无法煮。鍊钢的煤不够，农民的木桌、木椅、木床都交出来。炼出来的钢全都是一些没有用的铁锭。毛说中国还未准备好进入共产主义。但一些荒谬的共产天堂已经实现了。私有制完全废除，农民所有的财产完全喂进了土高炉飢饿的火口中。

毛仍处于兴奋状态中。我想，即使到此时，他仍对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一无所知。我有不详的预感。但我不敢直言。毛听进那些漫天大谎使我忧心忡忡。没有人告诉真话。田家英是毛的内宫中对大跃进的内幕知道得最详尽的秀才。我想应该由他来向毛戳破这些假象。

但田家英此时在四川调查研究。胡乔木在安徽，陈伯达在福建。毛信任他们。他会相信他们回来时所做的真实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