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农历八月十九，宜动土，忌祈福。

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0日，星期二。当时中国还没有武汉这个名称，只有武昌、汉口和汉阳。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是北京的爱新觉罗·溥仪，再过几个月满6岁。

这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24岁的林觉民从容赴死，他临行前的《与妻书》一直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7月，清政府将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准备卖给外国，又未能解决补偿民间损失，遂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保路运动；9月，一向被认为温和闲适的成都，保路却最为激烈，由此引发的“成都血案”激起骚乱。

清政府紧急调动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导致湖北兵力空虚，由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趁势起事。之前，他们已在绝大部分由汉族士兵组成的湖北新军中，做了大量的发展工作。

9月24日，革命党人开会制定了一个极其详细的起义计划，决定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在湖北和湖南同时发难，举兵反清。湖北方面决定由刘仲文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

可是人多嘴杂，难保机密。湖广总督瑞澂听到风声，宣布今年中秋不放假，全城戒严，月饼只能在家里吃。所有新军官兵不准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戒严期间除值勤士兵可以携带少量子弹外，其余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

敌人有了提防，起义就不好办了。这时湖南方面又说10月6日不行啊，没准备好，必须延期啊。

无奈，指挥者决定起义推迟10天，10月16日再见。既然推迟了10天，有更充裕的时间准备，当然要更加保证万无一失啦。把总指挥部设在俄租界的宝善里，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可万无一失哪有那么容易。

10月9日中午，孙武等人在指挥部里配制炸药。此时刘仲文的弟弟刘同也来了，他点起一根烟，兴致勃勃地在一边看炸药。据说他实际上是炸药的出资人，所以谁也不好意思提醒他：为了健康更为了安全原因，要熄烟不要吸烟。

烟瘾过完，刘同看看周围，找不到烟灰缸，只有旁边一个脏兮兮的盆子像是装垃圾的。于是那一刻乔丹附体的他，将还在冒烟的烟头精准无比地丢了进去。

就像点燃奥运主火炬，轰地一声炸药爆炸火焰窜起烟雾升腾。盆里装的正是准备一周之后开光的炸药，而且货真价实绝非X宝山寨货。离得近的孙武当场被炸得面目全非，被没有受伤的其他人赶紧送往医院，刘同倒是安然无恙。

此时大火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滚滚浓烟四起，左邻右舍大呼救火。其他人准备把起义的文件和同志花名册带走，可是它们都锁在柜子里。钥匙呢？没人知道钥匙在哪。

还没来得及想办法，俄国巡捕已经到场，控制住所有人之后仔细搜查，不仅发现了危险的炸药，用大斧劈开柜子还找到了起义名单、旗帜、通告、弹药、印信。很快，这些东西包括刘同在内的6人，全被俄方移交给了清政府湖北当局。

刘同很快就统统全招了。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建议销毁名册以安众心；督府师爷张梅生主张按名册搜捕。

湖广总督瑞澂从了张梅生。他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按名单四处搜捕革命党人。眼看事已败露，总指挥蒋翊武决定于当晚12时立即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他派遣邓玉麟去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炮一响，大家就行动！

然后呢？然后晚上十二点，一点动静没有。因为全城戒备森严，交通好比现代大堵车，邓玉麟紧赶慢赶，十二点过才回到炮队。此时已是军港的夜啊静悄悄，炮兵兄弟们早已全部关灯睡觉，谁起来给你放炮啊！

而且就算炮响也没用。离十二点还有半小时，军警就已闯入文学社总部，蒋翊武侥幸逃脱，而被捕的起义骨干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第二天清早人头就挂到了武昌城的门楼上。

至此，起义领导人已经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革命军一盘散沙一片混乱。就这样还能起义？还能成功？连鬼都不信。

然而瑞澂硬是把这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一脚把垂头丧气的中国队送入了世界杯。他已经知道了有人要造反，又掌握了具体名单，最好的处理方式只有一种：分化处理，暗紧明松。

暗紧，就是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拿着缴获的名单将为首的统统抓起来，抓住了该杀立即杀该关马上关。擒贼先擒王，杜甫老师早就讲过。

明松，就是要安抚人心、息事宁人。一般起事都是带头的几个人，下面小喽啰的革命意志哪有那么坚定。这时要尽快告诉大多数人：大家都是好兄弟，都是一小撮乱党在捣乱——现在已经全被抓起来了。大家安心工作、报效朝廷，荣华富贵大大的有。许多人悬着的这颗心一放，谁还去起什么义啊。

如果是考试，这就是道送分题啊同学们！可是瑞澂同学偏偏选择了明紧暗松的答题方式。他下令关闭所有城门，禁止出入，贴出告示：新军官兵一概不得出营，一律按名册捉拿、就地正法。

这一下立即捅了马蜂窝。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共有5000多名，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不在名册上。于是谣言四起：一开始说瑞澂要把革命党人全部杀掉；跟着又传不止是革命党，瑞澂要把剪辫子的人都杀掉（好多新军都已偷偷剪了辫子）；再后来说只要是汉族新军，就要被杀掉！你不信？门楼上的三颗人头还挂在那呢！

当局很快也觉得措辞不妥，告示上改成了“除主谋外，既往不咎”。但已经晚了，已经没人相信。病毒式传播的流言成了最好的战前动员，新军人人自危，个个都想活命，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不起事，大家死路一条。要活命，就只有先下手为强。

其实好多人是不想干的，革命党人的计划里甚至还有用炸弹强迫士兵起义的预案。瑞澂万万没想到：就因为告示上少写了八个字，让本来无心造反的人也下决心要造反到底了。谁说语文课不重要啊啊啊啊！

既然要起事，谁来打响这第一枪呢？

10月10日晚上7点过，陆军第八营的哨长（即排长）陶启胜查夜，发现班长金兆龙、士兵程定国正抱着步枪仰卧睡觉，旁边还有一盒子弹。

排长轻轻地走上前去，帮两人盖好被子。见两人睁开眼睛，于是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别多想了，好好睡吧，不会有事的，一切有排长我呢。

如果他这样做了，历史说不定会被改写。

现实情况是陶启胜冲过去，厉声训斥：干什么！想造反是吧？

金兆龙回骂：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样 !

两人扭打起来，程定国一枪托把陶启胜KO倒地，然后背后补上一枪。据说这，就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此时连续赶来弹压的三名领导都被程定国一一击毙，军营大乱。第八营班长、共进会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宣布正式起义，前去占领楚望台军械库。

不想死的就跟着来！什么话都不及这句有鼓舞性，立时响声四起一呼百应，起义人数达到3000余人。占领了军械库之后，起义军掌握了大批轻重武器。晚上10点半，开始分三路进攻湖广总督官署和旁边的陆军司令部。只是就连临时总指挥，都是被士兵强迫而不得不为的。

当时驻守武汉地区的清兵约有22个营多一点，除5个营参加起义完全成为革命军队以外，还剩下17个营，大约相当于起义军的3倍。其中以总督衙门的警卫部队火力最为猛烈，因为机关枪配备较多，又大多是老兵，射击技术好，实战经验也丰富。

此时张梅生建议死守官署。他向瑞澂进言：新军哗变，事出有因。如今只是一时躁动，不但立足未稳，而且群龙无首。只要坚守静待援军赶到，再设法告知士兵既往不咎以安抚人心，可保大局无虞。

而瑞澂的汉人小妾廖克玉却死劝瑞澂离开总督官署，去长江上的楚豫号兵轮上指挥，理由也很充分：上了兵轮进可攻退可守。老爷万金之体，留在这里一旦有什么闪失，一家人如何是好？何况此时不走，过一会就走不脱了！

清政府湖北军政最高长官博尔济吉特·瑞澂，再一次败在了选择题下。他这次没有听张梅生的，带领全家老小从后院撤到了长江的军舰上。不要怪廖克玉，她本来就是革命党精心安排在瑞澂身边的内线。

此时起义军现场成立的40人敢死队正勇往直前，人人心里明白：今晚不攻下督署，明早大家黄泉路上再见。而守卫总督官署的士兵一见瑞澂都跑了，我们还在这里拼命？谁比谁傻啊？

士气此消彼长，总督官署很快分分钟被拿下。瑞澂离开总督府上舰，反而指挥失灵，清军大乱。凌晨1点30分，整个武昌都被起义军所控制。第二天，武汉三镇都不姓清了。

大清朝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此倒下。

武昌起义之后，各地起义容易得让人不敢相信；而武昌起义之前，起义是很难的事情。从1906年到1911年，孙中山先后发动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无一成功。尤其是广州黄花岗一役，林觉民、喻培伦等精英的牺牲更是让革命党人损失惨重。

所以当孙中山在美国收到武昌即将起义的电报时，他内心其实是拒绝的。他想回电让湖北新军暂时不动，一定要慎之又慎地等待时机，避免重蹈黄花岗的覆辙。

10月12日，正准备吃完早餐去回电的孙中山买了一份早报，扫了一眼，感觉全身的血都不流了：一行醒目的黑体大字专电“革命党人占领武昌”。当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短短两个月内，湖南、陕西、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延续2000余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就此落幕。亿人同欢举国同庆，导师群众意气飞扬。

此时无人知道：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爆炸废墟下面，有个烟灰缸轻轻地笑了一声。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