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众的法家人物中，商鞅绝对是顶级之人，亦是最成功之人，他让秦国一跃而成为当时列强中的“超级大国”，至少在我们汲取知识的那个年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即使于今来看，这也是没错的，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造就了一支所向无敌的虎狼之师，经秦六代君王的努力的，由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创了一个大中华的雏形，由此来看，商鞅的变法，是决定我中华民族千年大势的开端，他是历史之巨人，于我华夏，功莫大焉。

但在历史上，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商鞅的名声其实并不好，这当然是缘自于他使用暴力手段推行改革，而秦国也被冠以“虎狼之国”的蔑称，其残暴之名久久地挥之不去，以至于秦国二世而亡，也被归于这“暴秦”之必然。

司马迁对商鞅也是没太多好感的，他在《史记·商君列传》中，直接写出了他对商鞅的看法：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但对他赞誉有加之人亦是不少，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改革家王安石，他曾写诗赞曰：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变法的轰动效应是能比肩商鞅的变法，他对商鞅的赞美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大学者梁启超对商鞅也是情有独钟，将他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并列，称之为“中国六大政治家”。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大家为商鞅站台，效果却也甚微，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这商鞅的名声还是不太好的。

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实行变法，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秦国日益强大，傲视群雄；及秦孝公死后，被指谋反，处车裂刑暴尸示众，年约57岁。

他是卫国人，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或公孙鞅，后因率军在河西之战中获胜，封于商地，故号为商君，一般称之为商鞅。

卫国大致在今天的河南一带，是历国九百余年的诸侯国，作为中原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这里物华天宝，人才济济，跟随孔子的子路和子贡、改革家吴起、政治家吕不韦、刺客荆轲和聂政，第一位爱国诗人许穆夫人等等，皆出于卫国，当然，还有这商鞅。

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急剧动荡，风云际会之时，周王室式微，各诸侯国相互征战，争霸天下；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后，只剩下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大诸侯国，在这华夏大地上演绎着弱肉强食的历史悲喜剧。

七国中，秦、楚两国是最被看不起的，楚国地处荆湘，中原以蛮夷视之；而秦国原是公元前9世纪时，一个叫非子的人，在西北偏僻之地为周王室养马，得到了一小块封地，号为秦赢，这便是秦国的前身，这两个国家一直是被各老牌帝国当作未开化的野蛮人部落来看待的。

相对于楚国，秦国更是被视为化外，属于文化荒漠，人才奇缺，整体人才质量水平，能同当今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媲美，而且北方又直接面临外族义渠国的威胁，“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东方各国是不带它玩的，毫无国际地位，所以，变法图强一直是秦国历代国君努力的目标。

由于贵族势力较弱，思想开放，秦国无各国私家的养士之风，反而是以招贤纳士为要，所以，秦国的开放度是在七国中最高的，秦孝公为此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而商鞅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来到秦国的，于是，秦国队终于等来了马拉多纳，史载商鞅是“闻是令下，乃西入秦。”

一个外国人，不远千里来到秦国，商鞅的目的首先是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将自己的才华展现给世人，一泄在魏国不受重用的怨恨，而这前提便是在得到国君的信任后，以变法来改变秦国原有态势，而达到强盛的目的。

他走的是秦国君近臣景监的路子，有人说这姓景的是太监，其实未必，司马公只说他是“嬖臣，”嬖者，偏爱也，我觉得他只是国君的宠臣而已，但商鞅却是通过他，得以接近秦孝公，通过他的口才，最终说服孝公，铁心实施变法改革。

商鞅的名字是同变法紧密相关，其核心就是“法治”和“耕战”，确立秦国以耕战立国的价值观，以可量化的激励制度击穿阶层流动的壁垒，简言之，商鞅变法是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政治上：结束分封制度，推行郡县制，打破原有的贵族制度建立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制订大秦律；

军事上：奖励军功；实行20等爵位制和“什伍制”；

经济上：废井田，民得买卖，所有领土，不再分封；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建立户籍制，统一度量衡；

文化上：焚诗书而明法令，轻视教化，压制民众思想；

习俗上：改革原有陋习，改变社会风貌。

其实，商鞅变法的内容并非其首创，应该说是他继承和借鉴了先前各国变法的内容，加以整理和完美，并利用秦国贵族旧势力相对较弱的有利条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变法并取得了成功，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是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

商鞅变法是分两步三个程序走的，分别是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而在此之前，或大致同时期之际，各国都在进行变法改革，其中有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韩国的申不害、齐国的邹忌等等。

而赵国赵简子及赵烈侯这些人的改革，在成效上就可忽略不计了，倒是那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成效显著，但那是局限于军事上的，各国一个模仿便功效全无，至于那一味死守周礼的奇葩燕国，于变法是边也不沾的。

商鞅之所以会在后世被人诟病，主要是以他为代表的法家在人情上的冷漠和无情，加之律令太苛，几不近人情，而这一思想又被后继者一衣相承，所以，相比于其他国家，暴秦之名与其壮大和发展的进程是相依相伴，遂形成了一个以残暴为底色的国度。

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历史上凡是搞改革的，不信天、不信命，敢于向统治集团和传统思想发出挑战之人，统统都受到高赞，而不管其合理性有多少，所以，哪怕是恶贯满盈之人，都在一句“造反有理”的大旗下，金衣贯身，这是那个时代的潮流。

商鞅是变法图强，当然是反对旧势力和旧法规对现行实际的束缚，他针对“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论，响亮地提出了“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在变法之前便做好了舆论准备。

他审时度势，并不是如后世光绪发动“维新变法”那样，一天数道诏命，如狂风暴雨般地迅疾，整个过程分三步走，先是颁布垦草令，这只是一个试探，三年后，再适时进行较大规模的变革；六年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彻底的变法，历时十年，循序渐进，终于使秦国变法为民众所接受，也彻底改变了秦国旧时的面貌。

变法的结果实现了商鞅预期的目标，按司马公的说法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斗，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在此期间，商鞅通过河西之战、固阳之战及西鄙之战，打开了东进之门，检验了变法成效，个人威望亦达到了顶峰。

常言道，“功高震主”，商鞅变法能够成功，靠的是秦孝公强有力地支持，而商鞅在变法中的铁面无私的酷吏言行，也得罪了很多的贵族高官，及孝公去世，秦惠王上位，商鞅便瞬间悲催了。

曾被他割去鼻子的秦惠王老师公子虔等人率先发难，他们告发商鞅“欲反”，于是秦王下令逮捕商鞅，他提前得信后立即潜逃，欲去魏国避难，但魏王却因他曾率军打败魏国而怨恨，不许入境。

无奈之下的商鞅被迫潜回封邑商，及追兵至，商鞅战亡，尸体被运回咸阳，在处以车裂刑后示众，当然，全族被灭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商鞅死而君法存，变法的内容一直被后世秦国最高统治者奉为治国根本，一脉相承，从而保证了秦国持续地强盛，大国崛起，一枝独秀，并在后来张仪、范睢等一众人的操控下，纵横稗阖，碾压六国，最终在嬴政手中，“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完成了统一大业。

在我们观念的深处，一直是认为改革者是伟大的，商鞅变法及后世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其实是包括所有的变法，都是好的，因为，改革和变法的对立面就是因循守旧，就是顽固保守，肯定是要被唾弃的，这是那个时代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烙痕。

当然，这其中不包括王莽变法，这哥们儿也太超前了，还篡位当了皇帝，惹起绿林和赤眉造反，最终死于非命，如这样被后世看作穿越的奇葩之人，是万万不能放入改革家之列的。

在我读了一些书以后，对商鞅变法有了自己的看法，其实商鞅变法的根本，就是要将秦国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只有两种人，一是战士，一是农民，前者强兵，后者富国，而这两种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都是可以随意被奴化的愚民。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国家就是为战争胜利而存在的一架机器，一个国家版的杀戮机器，百姓的幸福只有通过战争来获得，变法看似是依法治国，法律至上，实际上是通过建立军国主义体制，把所有的国家资源捆绑在一起，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形成最优化的结果。

所以，当秦国士卒看见敌方士兵时，哪儿还是一个个对手，你的脑袋就是我的财富，就是秦卒们为之奋斗的田地，那一颗颗人头，就是等着他们去拿的爵位和幸福，这如何能让他们不兴奋

所以，这时的秦国民不再是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部战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秦民“闻战则喜”，自此，商鞅却成功地将统治者自己欲望的杀伐兼并，变成了一场全秦国的人民战争，这虎狼之师就是这样打造出来的。

另外还有个怪异的现象是，既然秦国的变法是成功的，秦国迅速地强大也是各国有目共睹的，那为何其他国家不效仿而为，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呢？

其实这也很好解释，就变法本身而言，并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之事，没个十数年的实践，谁也不知道是如何一个效果，这在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诸侯国中，谁敢去摸着石头过河，当第一个吃螃蟹之人，及至商鞅变法有了成效后，再去效仿，怕也是水过三秋了。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各国实情不同，阻力大小不同，原有的政治制度不同，如那一直实行贵族政治的楚国，不可能出现秦国那样的招贤纳士之举，最多是偶尔一试，浅尝辄止，在任用吴起变法失败后，便不敢再为之了。

在战国七雄中，相对于中原的老牌诸侯国，秦国的各项制度最是粗糙，而近于戎狄的彪悍民风及贵族不算太强大的封君势力，都可以降低变法阻力，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

再说了，秦国当时作为一个为周王室养马的边鄙之国，中原皆以礼乐不兴的蛮夷视之，如三晋燕齐这等公爵之国，如何能放下身段去跟风效仿？

商鞅，一个早已落魄的中庶子，大致相当于魏国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如果一旦效仿他，岂不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变法不如商鞅，这在那个脸面比性命还重要的时代，是万万不能为的。

于是，在中原打成一片，魏、齐、楚相继称霸的时代，秦国这个地处西陲，被人瞧不起的国家，在夹缝中赢得了20年大好时光，力行变法，在人们地不知不觉中，梦醒之时突然发现，身边不知何时已出现了一个随时能吞噬自己的庞然大物。

当这些国家醒悟之时，再想行变法之事肯定是来不及了，而商鞅被秦惠文王将商鞅车裂的事实，也昭示了一个变法者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何人敢于再来一场天翻地覆的变法.

商鞅悲惨的结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吓退了所有试图变法之人，为了理想，商鞅可以献出生命，但其他人不行，所以可以说，要想在哪个国家实施彻底地变法，除非商鞅再生！

尽管后人对商鞅变法及他本人非议较多，但都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是秦国乃至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变法使秦国一跃而成为实力最强的帝国，对中国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商鞅变法是一个在特殊时期所实施的特殊政策，变法在短期内取得成效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说，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措施，如果将其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势必会将走向灾难的深渊。

这就如同一个重疴缠身的病人一般，用猛药也许能回光返照，起死回生，然而，如果长期吃这猛药，必然后患无穷，甚至致命，所以，商鞅变法从长期的效果来看，虽然秦国一统江山，但终究是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怪圈中倏忽而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司马公对商鞅是很不感冒的，他直言说：“商君者，其天资刻薄人也”，读他的著作则言，“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而对商鞅变法的结果他也并不是太欣赏的，甚至是很鄙视的，他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 他的这一看法，也是后世的评价商鞅及其变法的主流看法。

变法是将本来的一个偏僻之国变成了一个与中原各国王道民风迥异，各国视为虎狼之国的国家，见利忘义，残暴凶狠，人与人之间六亲不认，如禽兽般地无情，这些话怎么看可都不是好词。

对商鞅及其变法的评价，现在其实是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是赞扬他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基础，另一方面却又从各个角度来批判其给后世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就如同我们一边赞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又对其主导的曼哈顿计划中，原子弹对人类的伤害及无法预测的危害一样，看似矛盾，实则是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说人话就叫“人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

关于商鞅的话题肯定还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相信这也是个没有结论的话题，我对商鞅是很崇敬的，至少在义无反顾，为信仰而死的勇气上最是让我感动。

闲话渔樵江渚上，回首笑看夕阳红，俱往矣，回首青山，流水桃花，忍不住地道一声，商君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