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是辽宁海城人，1931年生，今年将迎来90大寿。他撰写的《阎明复回忆录》，6年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价值很高。作者1949年到全国总工会担任翻译工作，1957年调到中央办公厅担任翻译组长，前后长达17年。作为翻译，他直接参与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共领导人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柯西金、铁托等外国领导人的会谈。1989年，他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参与了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他说，“经历和参与过的当事人和决策者，健在的越来越少了。这部回忆录再不全面客观交代、讲述这段历史全过程，恐怕以后不会有既亲身参与或者说经历过那段历史，又有机会接触第一手资料，能够全面记述那段历史过程的书籍问世了。”

发生在60年前的中苏论战，是20世纪全球历史的重要一幕。在此之前，我读过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伍修权回忆录》、崔奇的《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顾达寿口述，郑少峰执笔的《直译中苏高层会晤》等亲历者的著作。相比而言，《阎明复回忆录》不但内容更加详实，更重要的是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研究中苏大论战，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提出来的。由阎明复牵头，于1998年4月6日到8日，在燕郊举办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问题的讨论会”，参加者多是当年大论战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人，有外交部、中联部的原领导和资深外交官，有中央领导人的翻译，也有中央直属研究机构的学者。讨论的结果，取得的共识，先以文字上报。1999年11月4日至8日，江邀请阎明复等四人用三天时间当面陈述。这些重要情况，公众没有机会了解。回忆录则公开介绍了他陈述的重要观点：

中苏大论战形式上是意识形态论战，实际上是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中国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手段，剥夺苏共‘马克思主义正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而摧毁它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在这场论战中双方都力图把对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搞下台。

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该否定。

中国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为维护国家主权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是对的。就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的全过程来看，苏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负主要责任。在意识形态争论方面，中国在大论点中坚持的观点基本上都站不住，是以极左来反“左”，因此错误更多，责任更大，难辞其咎。

从中国方面来说，大论战害人害已，以害已更重。在国内，一是发展成“文化大革命”，陷入十年浩劫；二是准备战争，搞大三线建设，把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完全打乱。在国际上导致“三斗一多”，四面树敌，处境孤立，为了同苏联争夺影响，对第三世界进行超过国力的援助。

大论战使各国党陷入分裂，国际共运进入低潮，中国支持的左派党大部分都没有站住脚。

大论战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国内社教逐步形成的“二十三条”。这一文件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个重要概念。与此同时，毛主席反复强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警惕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第二个因素是“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纪历史上的教训》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这十五条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国际反修一搞中苏大论战，国内防修就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者如同两个轮子，相互配合，把中国最后带入十年浩劫。

关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阎明复也表达了重要见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过了四十年再回过头来看，当时批判斯大林所造成的迷惘和动荡已经过去，而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意义是深远的。”

反思是记忆的灵魂。在此之前，阿尔希波夫对苏联方面的责任和失误进行过郑重的反思。中国人回忆中苏两党两国冲突的历史，当然会打上中国情感的印记。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指出苏方的责任和失误，而是解剖中方的责任和失误。在我看过的一些书中，这方面的内容或者没有，或者很薄弱，往往侧重渲染中方领导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风采。相比之下，阎明复的反思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所体现的历史责任感，非常宝贵。熟悉国情的人，不难掂量出高层能够听取这些研究成就有多么重要。

阎明复的反思，对知识界也有现实的启示。当年的“九评”等文章，是发动文革的理论利器，那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盛气凌人、横扫千军的文风，那种不容商量、不容讨论、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思维，包括我在内的几代人都深受影响。告别这种遗风，自我排毒，自我脱魅，养成文明的思维和学风，其实很不容易，可能需要一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