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文团长：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病根是儒家，这是完全错误的，孔子孟子的思想从未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中国专制社会一直是外儒内法，披了一层儒家的皮，内核却是法家的驭民之术，其中法家又以商君书为核心。

商君书记载了无数黑暗的统治术，他告诉君主，要专做老百姓厌恶的事，要防民，弱民，贫民，辱民，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君主的统治，让君主的国家战无不胜。

中国2000多年间发生的悲剧，多与商君书的黑暗思想有关。

一、弱民之术：外杀强敌，内杀强民

商君书的第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弱民。

商鞅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将民众和国家完全对立的人，商鞅说：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政府应该专做老百姓厌恶的事，老百姓越喜欢什么越不能做。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商鞅认为国君要想制服天下必须先战胜老百姓，而战胜老百姓的方法就是弱民。

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在商鞅眼里，民众强大和国家强大存在根本矛盾，要想国家强大必须让民众弱小，那么怎样弱民呢。商鞅认为弱民之法关键在于去强，把那些强民消灭，剩下的自然都是弱民，只有弱民，才能供君主随意驱使。

商鞅认为的强民，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有勇气的，他们多是身怀武艺的侠客，这些人总是打抱不平，跟政府作对。一种是有知识的，这些人来自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太过自由，与主流不一致。一种是有财富的，这种人多是富商巨贾，他们富可敌国，威胁了君主的权威。

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商鞅认为国君应该消灭三种强民，这样国家才能铁板一块，而消灭强民的方法就是发动弱民。

商鞅说：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强者王。意思是如果以强者打击强者，国家会走向灭亡，如果以弱者打击强者，国家就会兴盛。商鞅认为如果是驱虎吞狼，则不过是制造了另一批强民，对于国君毫无助益，只有发动弱者杀死强民，才能巩固统治。

按照商鞅的逻辑，让地主斗地主是不对的，要发动农民瓦解地主，让富人斗富人是不对的，要发动穷人消灭富人，让知识分子斗知识分子是不对的，要发动愚民攻击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以弱去强。

二、利出一空，要想发财只能进入体制

除了弱民，商鞅认为国家还应把控晋升的唯一渠道，国民要想升官发财，除了进入体制，别无他途。

商鞅说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商鞅认为爵位和财富出于国家一处，国家就能所向无敌，出于两处，国家得到一半利益，出于十处，国家必将败亡。国家应该垄断所有晋升的渠道，国民要想获得爵位，升官发财，只能进入体制为国家服务。

商鞅认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种是农民，一种是军人，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业都应该被禁止，凡是非农非兵的都是舍本逐末的奸民，应该通通消灭。那些不依靠君主获利的人，是国家最大的威胁。

商鞅相信只要断绝体制外所有的获利渠道，老百姓就只能祈求君主赏赐，要想得到赏赐就只能耕战，这样整个国家都变成了兵民一体的军国主义国家，君主借助这样的军队，一定能消灭强敌巩固统治。

三、贫民辱民，老百姓越穷越好

商鞅消灭了体制外所有的发财途径，但商鞅认为还不够，他觉得老百姓越穷越好。

他说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老百姓越低贱越贫穷就越在乎君主的赏赐。商鞅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肯为了蝇头小利慷慨赴死，商鞅可谓是最早的军国主义者。

让老百姓贫穷的方法，商鞅认为有两个，一个是刚才提的消灭体制外所有的获利渠道。二就是让老百姓家不积粟，上藏也。老百姓一有余粮国家就收走，让老百姓家徒四壁，穷困潦倒。让老百姓随时处于贫困状态。因为时刻贫穷，自然就会听命于君主，甘愿做国家的马前卒。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认为国君应该让老百姓有私产，上能养父母下能养子女，而商鞅则认为无产者是最好的，有资产就不能全心全意为君主卖命了。

四、重罚轻赏，用恐惧统治国家

商鞅还有一个观点就是重罚轻赏，认为君主应用恐惧统治国家。

商鞅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商鞅认为最理想的国家就是刑九赏一，赏赐换不来忠诚的下属，只有恐惧能让下属不敢造次。

商鞅还主张，罪不分大小，一律重刑，乱世当用重典，刑罚越重，老百姓越战战兢兢，越对君主感到敬畏。

商鞅此法与斯大林有异曲同工之妙，商鞅的思想是极权主义的鼻祖，是所有专制君主的导师，其黑暗程度，远不是西方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能比。

五、外儒内法，商君书才是帝王的治民宝典

俗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一句相当误导人的话，历史上中国的专制君主，从未按照孔孟之道治理国家，他们外表是儒家，内里却是法家，商君书和韩非子才是他们的治民宝典。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尊的是法家化的儒家，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和三纲五常，和古儒的理想严重相悖，古儒的理想社会是三皇五帝，君主不是世袭是禅让，官员则是乡举里选，所谓孔孟之道，从未在中国真正实行，君主的治民宝典依然是商君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习了商鞅的一教，即统一思想，消灭所有和主流不符的言论。告缗令是以弱去强，发动穷人告发富人充实国库。实行科举是商鞅军功爵制的变种，民众只有通过科举才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那些没有功名的富商巨贾始终不被接纳。

随着秦制的推行，中国的活力越来越差，秦制实行越久，国家越退化，自安史之乱后，中国就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清朝，秦制到了顶峰，整个国家完全成了君主的奴才，因为有创新和反抗意识的强民都不复存在，最终由君主和一群弱民组成的中国成了西方砧板上的鱼肉。

秦制的推行让中国不存在任何体制外的力量，在欧洲，游离于体制外的市民阶层演化为了资产阶级，推动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而在中国，商人始终是寄生于朝廷的官商，从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只能是萌芽而绝无可能发展。

秦制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极大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但从长期看无异于慢性毒药，2000多年的王朝兴衰和治乱循环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因此后世的君主往往杂糅孔孟之道和黄老之术，以抵消商君书的负面影响，但始终没有改变法家为主的本质。按照商君书构建的国家，即便战胜所有的敌人，人民也绝不会幸福。

走出商君书，让人民富裕而有尊严，是我们最大的目标，商鞅的弱民、贫民、辱民注定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