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欧战爆发，对中国友好的欧洲国家在武器和技术上不可能再提供帮助了，国民政府遂转向美国，其政府及人民均对中国公开表示同情，尽管规模尚不足以介入中日衝突。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万国商行先后贷款两次，合共四千五百万美元，但仅限于购买民用物资。

　　1939年9月德苏瓜分波兰后，战火稍为停息，其时被称为“虚假战争”。真正的较量在海上，除苏芬战争外，陆上相对平静。1940年4月9日，经长期训练和准备的德军突入挪威和丹麦，势如破竹。至1940年5月10日，挪威战事已近尾声，德军又再闪电出击，攻入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前两者还是中立国。德军气势如日中天，陆、空部队六周之内即佔领法国和低地国家。英国远征军及相当一部分法军，成功从敦刻尔克撤退，虽为将来保存了实力，却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德国的军事佔领南至庇里牛斯山，北至北角，西至大西洋，东至波兰沼泽，阿道夫·希特勒已成为欧洲霸主；而苏联这个“同伙”则远远靠边，漠然而又不安地注视著。战事临近结束，意大利就来要德国分一杯羹，而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很快就会有样学样，抓住机会，夺取英国、法国和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此时英国孤立无援，美国也就到了最后关头。

　　1940年6月宋子文抵美访问，请求更多军援和贷款。两方面的因素相当有利于中国获得购买军火的贷款：一、美国对中国国家事业的同情；二、中国在战争中将起的作用——美国的策略专家们评估了美日衝突的可能和大致的应对，认为中国的人力资源和地理位置将有助于美国打赢战争。然而，美国最担心的是日本被激怒后会与德国结盟，将已然艰难的英国逼入绝境；此外，德国已佔领西欧，预备西渡英吉利海峡，美国自身面临危险，军火储备在满足本国需要和支援利害攸关的大不列颠后就无充裕；还有，因为缺乏转运的交通线，仓促运抵的装备到达不了前线，动用美国库存供应中国并不可行。

　　随著秋季到来，中国士气遭受两个沉重打击。首先是在1940年9月23日，日军在法国维希政府同意下进入越南；其次是四天后，德意日三国签署军事同盟条约，联合对抗英联邦国家及美国。为鼓舞中国士气，美国拨出第三笔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但这笔贷款并非中国军援所需，因此他们在10月份就重申了前述请求。如此急迫，皆因日军佔领越南后，切断了滇越铁路，滇缅公路成唯一连接外界之补给线。该公路北至重庆，南至缅甸铁路终点站腊戌，由于管理不善以及贪腐丛生，本来就低效的运输更不堪言，但作为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最后纽带，现在有了巨大的象征意义。这年夏季，忍痛挣扎的英国人为安抚日本，关闭了腊戌三个月，尽管在10月10日重开，但至9月危局已成，日军兵临缅甸，如何拒之于外，英国人束手无策。

　　1940年10月18日，蒋介石向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T·詹森陈述了他的困境并提出了他的建议。蒋承认日本的封锁已衝击到中国经济和军民意志，且被中共所利用。他自己也承认，他怕共产党甚于日本人。（有必要提醒一下，苏德自1939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两国外长很快就要见面并讨论在中东划分势力范围了）。蒋非常担心日军佔领新加坡或切断滇缅公路，在此不幸发生前，中国必须得到经济援助和美国航空志愿队的支持。若不及时，中国就有可能撑不住；若能及时，国内局势将得以恢复，亦可抢佔先机。有了航空队，蒋可用之摧毁停泊于基地的日本海军，作为解决太平洋作战问题的“基本途径”。在英国航母舰载机攻击塔兰托的意大利海军前一个月，蒋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或许真的有用，然而历史开了个玩笑，日本人就是用这种“基本途径”偷袭了珍珠港。

　　美国航空志愿队（AVG）即“飞虎队”。

　　詹森大使认为关键时刻已到，遂敦促国务院采取有效行动，以提升美国在远东之地位。国务院在10月23日的回复中语调谨慎，它再次向蒋介石保证，就目前来看，新加坡和滇缅公路还算安全；继而说到尽管美国政策传统上迴避结盟，但两国利益一致；最后声明美国政府将继续研究事态发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尽力而为。蒋对美方的反应非常高兴，虽未明确说出，但关心时事的人都知道，美国已具备合法途径向英国人大量输送武器；他请詹森大使转达对罗斯福的深切谢意。此后，中国人即断绝了日本盟友德国的调停。

　　蒋介石对中共的担心或许是国共两党裂痕不断扩大的表现，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其时，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的新四军发生了衝突，战斗结束时，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人员或战死或被俘。该事件标志著统一战线的终结，局外人无法釐清其中的是非曲直。之后，国民党部署了相当多部队对付共产党。对共产党而言，他们并不迴避内战，这是蒋介石在国内保持政局稳定时须考虑的另一因素。

　　1940年11月，蒋介石派出由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军令厅厅长毛邦初少将率领的代表团访美。有一位同行者是美国公民——退役上尉克莱尔·L·陈纳德，他是一个技高胆大的飞行员，明确而又坚定地提出以战斗机对抗轰炸机。1937年，陈纳德因身体残疾从美国陆军航空兵团退役，然后到了中国，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和敬爱。他在中国空军担任技术顾问，被授予上校衔；他不断研究日军的装备、战术和实力，对比美日飞机和飞行员的强弱，设计出一套战术体系，并由此制定了以小规模空军战胜日本的计划。

　　美国陆军航空兵团为美国陆军航空队前身。

　　自1937年起，中国方面就一直和两位美国人探讨运用其影响力和商业渠道在中国部署美国空军的可能性——威廉·D·波利先生和海军退役少校布鲁斯·雷顿，宋子文和毛邦初请求他们协助中国获得空中力量的支持。

　　毛邦初的代表团于1940年11月25日向总统联络委会员——这是美国协调对外军售的民事机构——提出他们的申请。中方希望在1941年获得500架作战飞机，也希望美方派出飞行员，因为虽经欧美空军顾问团的努力，中国目前已不能成批培训飞行员；再加上150架初级教练机和10架运输机，即可组建一支小型但还算齐全的空军；另需20%的备用零部件、建造14个大型机场和122条跑道的设备、还有一年作战所需的弹药和器材。

　　除了毛邦初的空军购机计划，中国同时采购三千万美元的地面部队装备，头批数量达三十个师的规模。1940年12月1日转账的一亿美元贷款成了启动军援中国的第一步，其中四分之一可用于购买武器。显然，这些钱不够毛邦初用来买飞机或者用来买地面部队的装备。美国陆军告知中方代表，他们未能找到可按中国武器口径进行生产的厂家，也无权拿出自己仓库里的军火向中国出售。

　　但有两千五百万美元在手，毛邦初的购机计划毕竟会好些。12月4日，国务院专家斯坦利·K·霍恩贝克博士暗示，对中国的军援将从飞机开始，对组建美国航空志愿队亦无异议。12月9日，罗斯福批准对中国军援，并要求国务院、陆军部、海军作战部和财政部拿出实施方案。

　　1937年12月，美国砲舰“帕奈”号从南京撤离侨民时被日军击沉。前事可鉴，担心日军反应的海军作战部仔细研究了毛邦初的计划。海军部长法兰克·诺克斯，在他的副官莫顿·L·戴佑海军上校的协助下，和波利先生、雷顿少校探讨了军援中国的战略含义和中国使用、保养500架现代化战机的能力，他们两个多年来一直向中国政府销售运输机和战斗机。雷顿曾在长江上的美国军舰服役，他对以中国为航空队基地，阻止日本进一步侵略的战略重要性尤为认同，但他马上指出由中国人掌控的局限性，主张美国技术人员必须在此500战机援助计划的各阶段参与协助，否则就会受挫和浪费资源。尽管有此警告，对于支援中国空军飞机并派出志愿人员，诺克斯很快成了重要倡导者。

　　遗憾的是，毛邦初的计划与有优先权的英美需求相衝突，这些装备直到1942年6月都未能向中国供应。援助中国意在阻止日军对其全面佔领，这种想法始于1941年下半年，而非12个月之后，时间上的拖延说明事实上做不到。那时接受外国订单，军工厂就要扩大规模，中国的需求量还可接受。解决优先权衝突的第一步，是英国采购代表同意原分配给英方的100架P-40B先给中方，中方则放弃获得100架最新式战斗机的优先权[18]；英国人负责完成P-40的武器配装。急于获得战斗机的中国人同意并接受了第一批36架没有基本战斗装备的P-40。

　　中国的购机计划出自陈纳德的专业操作，当各部门为此协同努力之时，宋子文和他的中国同事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以中国为基地，由美国航空志愿人员驾驶B-17轰炸日本的方案。比起蒋介石击沉日本舰队的建议，这份方案赢得了重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说该方案得到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他的同事——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的讚赏。既有此强力认同，陆军部于是拿来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发现中国空军为实践此作战思路，在没有战斗机掩护或缺乏空中对抗能力的情况下早已耗尽一个大队的马丁轰炸机，但战而无果，这时就提出运用B-17。美国受过训练的飞行员和B-17都不足，从中招募志愿人员的话，就会妨碍陆军航空兵团的扩充计划。况且，将零部件运往日机轰炸范围内的前进机场极为困难，B-17的维修问题将得不到解决。尽管陆军部不同意派出B-17及志愿人员，但从这些早期的相关讨论可以看出，陆军部愿意考虑在中国部署空中打击力量以牵制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