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征，中共媒体和各类宣传材料一直称之为“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的壮举。2021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宣称长征“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然而，无数史料证明这是又一大谎言，长征不过是国民党围剿中的末路逃窜。

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的始作俑者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两人在1935年11月联名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

毛泽东和朱德在这里说明，长征是中共的一种主动行为，目的就是为了‘北上抗日’”。

有越来越多的中共史料以及参与者的回忆录显示，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被迫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 ，（更准确地说，是一次“撤退”或是“大逃亡”）但是，至今还没有中共专家敢承认，这次转移其实与“北上抗日”并无关系。

“抗日先遣队”并非奔赴抗日前线

中共中央红军在长征前曾派出过一支所谓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个先遣队一直被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一开始就坚决抗战的证据和象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最先举起了抗日旗帜，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

2006年11月9日，为纪念中国红军长征70周年，芭蕾舞团在南宁表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新华社提供给美联社的图片）

关于派遣这支先遣队的目的，2021版的中共简史是把它放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一节中说的。简史说：“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重要革命根据地的压力，7月上旬，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赣皖边区活动”。所以，从这支先遣队的行踪也可以看出，他们真正的目的地并非东北和华北的抗日前线，而是福建、浙江一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福建和浙江并没有日本兵出现，相反，那里曾是国民政府的心腹战略地带。

后来，中共披露的资料显示，这支队伍的真正目的是“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它 “牵制了约20万国民党军队，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

1936年11月16日，在中央红军踏上长征途中1个半月后，红二十五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离开鄂豫皖地区，向西部转移。这支军队的确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而且这支部队最后也确实北上了，但是最后到达的是没有日本军队的陕西，而且到达以后，不是去到华北抗日前线，而是西进，前往甘肃。

长征一开始就是毫无目的的大逃亡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瑞金出发的“长征”也与抗日无关。

红军初期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中对长征和“北上抗日”是这样评说的:“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红军领导者的军事计划。”

新版的历史书说：“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6年拍摄的八集历史纪录片《永远的长征》，由于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行动中失败，中央苏区“几近陷入绝境”，被迫“突围” 、“撤离”，“实行战略转移”。根据史料记载，那个时候，“长征”还不叫”长征”，是“西征”和”突围”。

这部为宣传歌颂长征而制作的宣传片还在不经意中透露，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明确方向，而且红军在长征途中因为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曾频频改变自己的行进方向和“落脚点”计划。

直到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抵达四川懋功的两河口与中共另一领导人张国焘的队伍会师后，才决定“北上”方针，“因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中共军事问题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金一南 2009年在《苦难辉煌》一书中，在谈到两河口会议的“北上方针”时也说： “唯一可行的是向北发展，接通苏联，以取得国际援助。”为了打通国际路线，毛泽东曾建议“在适当的时间”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虽然中共后来的很多材料说，两河口会议为红军“北上抗日”奠定了基础，然而，对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来说，两河口会议更紧迫的任务是中央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军一起北上，共同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因为张国焘的不同意见（中共党史所说的张国焘闹分裂），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红军还改变过一次“落脚点”计划，最终才确定前往陕甘根据地。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在与张国焘决裂后，在甘肃的俄界还曾决定向中苏蒙边境地区进发，“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修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将来向东发展”。

红军最终决定去陕北完全是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1935年9月18日，在西北小镇哈达铺，毛泽东偶然从旧的《大公报》上得知陕北依然活跃着相当数量的红军，而且还有相当大的一片根据地后，才决定前往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

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长征到1935年9月22日宣布到陕北落脚，中共中央的“落脚点”曾经历了七次变化。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员谢幼田在自己的书《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中说，“长征事实是：这只是一种打了败仗以后的逃跑和求生存的军事行动。”

他这样概括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历：“最初打算与贺龙在湘西会合，失败以后西进到贵州；毛泽东接掌党的大权以后，预定渡过长江北上四川，再失败；然后逃到荒凉但是追兵较少的云南；这时候，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既定的目标，只是为了不被消灭而尽可能地回避战斗，而飘忽不定在云贵川一带；这支中央红军第一次北上，与已经在四川西康等待他们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相会。从一个偶然机会知道高岗、刘志丹在陕北，于是毛泽东自行再北上。从来不存在一个为了抗日的战略北上‘长征’。”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的吴起镇，与在陕北的红军汇合。至此，中央红军长达“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结束。中央红军的军力也从出发前的8万6千人锐减到7200人。

长征后的东征和西征，是为了打通前往苏联的通道

在中共的宣传中， 陕北既是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抗日的“出发点”。在陕北落脚后不久的毛泽东和朱德也确实发表了《抗日宣言》，然后，对当时的红军来说，首要的任务不是抗日，而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明确说明，陕甘支队（红军在长征后期的名称）当前的重要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

1935年12月，中共召开了中共党史上至关重要的瓦窑堡会议。用中共的话说，这次会议是中共标志着中共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转折”。虽然在这次会议中，中共提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但是，中共首要的任务依然是“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和“打通苏联”。

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1936年红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其中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

根据金一南的《苦难辉煌》，红军在1936年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起的“东征”和“西征”，无不和这个目标有关，因为当时中共知道苏联支持中共在苏蒙边境建立根据地。

他说：“东征、西征，皆为张浩（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带回来的斯大林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靠近苏蒙边境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是红军生存与发展的希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王树林2017年的一项研究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最后确立，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因素至关重要。

文章说，鉴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控制华北，中共丧失华中、华南的苏维埃根据地，共产国际、苏联提出中国红军在四川、陕西，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的设想，进而出台支持四川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计划，逐渐形成了推进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战略方针，那就是支持和帮助中共、红军向中国西北地区发展，靠近苏联和蒙古建立中国革命的战略根据地。”

他也强调说，“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四川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是苏联在远东平衡日本侵华力量，从而保障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

东征和西征都没有成功，当时中共中央甚至做了万一陕北不能坚守而再次转移的打算。毛泽东曾给斯大林发出电报，打算放弃陕北突围到南方。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才让中国共产党真正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中国的历史也从此出现了根本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