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有一部热播剧，叫做《理想照耀中国》。

　　剧里每集讲一个革命时期无名英雄的故事，其中一集的主角是位奔赴前线的战地记者，名为方大曾。

　　他出生于一个外交官家庭，家境优渥，但却没有甘于舒适的生活，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奔赴前线，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

　　在抗日战争中，他带着一台照相机奔赴沙场，在枪林弹雨中来回穿梭，哪里炮火最密集，哪里枪声最猛烈，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发出《绥远的军事地理》、《绥东前线视察记》等多篇报道。

　　这让我意识到，以往一提到战地摄影师我们想到的都是外国人，原来我们中国也有类似厉害的人物。

　　而说到这个行业，其实方大曾不是最早的一位，还有一位中国人更具传奇和神秘色彩。

　　这个人叫沙飞。

　　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人呢？

　　因为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战地记者，正像布勒松之于世界纪实摄影一样，沙飞的名字，几乎是中国战地摄影的代名词。

　　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卡帕”，因为卡帕曾说过，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毫无疑问，沙飞的相机永远和冲在前线的枪离敌人的距离一样近。

　　他一手创建了著名宣传刊物《晋察冀画报》，为抗日战争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在他的的镜头下，国人第一次得以窥见一线战场上的画面。

　　现在我们看到的几乎大部分八路军抗日战阵期间的照片，尤其是特别出名的，都是他的作品。

　　像周恩来、聂荣臻、白求恩、杨成武、聂鹤亭这些抗日英雄，都在他的镜头下留下了惊鸿一瞥。

　　左起：张治中、马歇尔、周恩来

　　在百团大战前夕，左起：舒同、聂荣臻、杨成武、聂鹤亭

　　还有一些我们不经常能看到的画面，比如面带笑容的鲁迅。

　　刚刚去世的鲁迅遗容。

　　在河中戏水的白求恩。

　　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摄影师。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精神病发作，他枪杀了一名无辜的日本医生，为此年仅38岁就被判了死刑。

　　审判现场，沙飞满不在乎。他认为，小日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我杀一个日本人算什么？

　　为此，他的名字被尘封了40多年，成了摄影界谈之色变的忌讳。

　　那么这个人的真实一面到底是怎样的？他到底是中国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还是一位精神错乱的杀人犯？为什么他会犯下杀人的罪过，这期间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位“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的沙飞。

　　01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出生在广州一个药商家庭。

　　因父亲经商破产、家境中落，他被迫放弃升学愿望，考入当时不收学费的公立广东省无线电专门学校，半年后毕业。

　　毕业后的一天，他路过黄埔军校，看见学校大门口写着“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升官发财请往他处”的对联，激起了爱国之心，当下决定参军。

　　但因为年龄太小，他被分配到电台报务部门，成为军队中年龄最小的电台报务员。

　　五年后，因为表现优异，沙飞被升为特级报务员。

　　待遇非常可观，每月150块大洋，当时一个普通蓝领工资只有3块大洋。

　　在这里他也遇见了未来的妻子——当时配合沙飞发报的登记员，王辉。

　　两个人都思想活跃，关心政事，王辉在回忆中这样描述沙飞：眼睛特别明亮，发电报的业务水平非常高，喜欢文学，尤其是鲁迅，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

　　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两人带头为上海捐钱。沙飞在办公室呐喊：“日寇如此欺负我们，有血性的中国人不会答应，必要时我会重新穿上军装！”

　　王辉被这股子爱国热情所触动，一年后，二人登记结婚。

　　他们没有举办婚礼，而是选择了四处游玩，去了香港、上海、南京、苏州、杭州。

　　在路上，沙飞买了一台照相机，拿它拍了岳飞墓，这是他的第一幅摄影作品。

　　回来后，他对摄影的兴趣愈发浓厚，一闲下来就开始摆弄相机。

　　最开始是拍家人，拍景色，之后什么都拍，他最爱拍的，是处于底层的劳动人民。

　　起初，王辉很支持丈夫，专门拿出500元钱让他买摄影器材。为了冲洗放大照片，她还在家里搞了个暗房，不时帮丈夫冲印照片。

　　看到丈夫的摄影水平越来越提高，她很打心里高兴。

　　36年初的一天，沙飞拿给王辉一本外国画报。他指着上面的照片说，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导致一战爆发。当时有个记者因为拍下这珍贵的一幕，出了名。

　　沙飞眼神中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兴奋：“我要当摄影记者，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正好这时，时代抛给他了一个机会。

　　当时在汕头，日本军舰常游弋于港口，日本水兵大摇大摆地踏上中国领土，盛气凌人。

　　许多国人都非常气愤，但并没有反制的措施。

　　沙飞想了一个主意，他背着相机，乘着小木船，颠簸了几小时来到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南澳岛。他徒步走遍全岛，向当地的村民了解情况，记录下日本人在岛上胡作非为的事迹，也用相机照下了这里的一切。

　　回来以后，他将文字和图片整理成刊，在《生活星期刊》发表了组照《南澳岛—— 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揭露了日本了的野心和恶行，也让国人认识到了南澳岛的战略地位。

　　这是第一个向外界报道南澳岛的中国人，也是全国最早以“国防”题材为主题的摄影报道。

　　沙飞用摄影，回应了日本人一记重拳。

　　1936年6月1日，上海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

　　7月15日，救国会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发表公开信，要求团结抗日，上海当时已成为抗日救亡的主阵地。

　　沙飞坐不住了，他也想要成为这其中的一员。

　　他向妻子提出想要辞职，专职摄影，以相机为生。

　　但妻子不赞成他这种想法：专门做这种东西岂不是不务正业？本职工作怎么办？家人和孩子靠什么生活？

　　几天后，沙飞的父母也发来消息，摄影只能是业余爱好，不能以此谋生。

　　但是，这些劝阻都没有说服他，也没有打消他用相机保国的念头，他去意已决，谁也拦不住。

　　不久后，他向电台请假，离开了汕头。

　　这时候是1936年8月，离抗战全面爆发不到一年了。

　　离开汕头后，沙飞来到了上海，

　　初来“沪漂”的他，住进了朋友的房子，与此同时，他四处寻找专职摄影的工作，但却处处碰壁，没有一家报社想要聘请他。

　　屡次被拒令他心灰意冷，想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学点东西，于是报考了上海美专西洋画系。

　　在学校里，他结识了深受鲁迅赞赏和支持的木刻家李桦、黄新波等人。课余时间，他漫步在上海的街头巷尾，磨练摄影的技巧。

　　10月8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进入最后一天，沙飞带着照相机又来了。

　　中午12时半，他出外吃客饭，饭后赶回会场，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长久以来的偶像——鲁迅。

　　鲁迅夏天病了一场，现在抱病前来观摩。

　　看到鲁迅就站在他面前，认真浏览每一张作品，指点每一幅画的优缺点，沙飞宛如梦境。

　　激动之余，他心里想：“这是先生大病初愈后第一次参加活动。假如我不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

　　于是他举起相机，朝着人群按动了快门。

　　一会儿，几位记者和外国人也过来选画，记者显然认得鲁迅，很亲热地和鲁迅握手，然后大家坐下来谈话。

　　沙飞急速换了个位置，继续默默地拍摄。

　　鲁迅走后，沙飞立马冲回家冲洗放大底片，把它们寄给鲁迅。

　　在其中两张照片背面分别写道：“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

　　就在沙飞还沉浸在兴奋中时，11天后，1936年10月19日一大早，他接到朋友电话，得到了一个噩耗：鲁迅去世了。

　　这犹如一道晴天霹雳，震得他失了神，过了好一会，他才抓起摄像机，直奔鲁迅的住所。

　　到了现场，沙飞扑到床前，看见鲁迅安详地躺在床上，黑发夹带着几根银丝， 眉毛浓黑，颧骨高耸，身上盖着一床被单。

　　沙飞注视着先生清癯的面容，11天前刚刚第一次见到并拍摄了活生生的先生，今天竟溘然长逝，这简直难以置信。

　　他默立在鲁迅的遗体前，抹掉留下的泪水，对着他的遗体，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轻轻地打开照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

　　在鲁迅的灵堂里摆放着两张遗像：大照片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3年5月拍摄的，小照片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11天拍摄的。

　　在守灵、殡仪等活动中，沙飞也拍摄了不少珍贵的照片。

　　为发表这些照片，他第一次使用了“沙飞”这个笔名。理由是：“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

　　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

　　自此，沙飞诞生了。

　　02

　　鲁迅照片的发表，让沙飞在上海迅速成名。

　　他被受邀去广州举办影展，其中作品 114 幅，其中关于鲁迅的照片 26 幅，鲁迅照片摆在首位。

　　除了鲁迅之外，他的作品主角还夹杂着穷苦人民。

　　二弟司徒铃看完展览问沙飞，人家都拍美人，拍美景，你为什么专挑着拍乞丐呢？

　　沙飞这么回答：

　　“现实世界中，多数人正给疯狂的侵略主义者所淫杀、践踏、奴役.....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再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题材。”

　　影展结束后，沙飞仍然滞留广州。妻子带着三岁的儿子来找他，才勉强把人劝回家。

　　在家人的劝说下，他回家与王辉团聚，但是最后还是逃离了家庭。

　　1937年初，沙飞前往广西桂林办展，在那里，他收到了妻子的离婚要求：“希望你能尽快回到汕头，否则我提出离婚。当初你我无条件结婚，现在也无条件离婚。”

　　其实，妻子这么做也有苦衷。

　　因为1936年冬，她秘密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华南抗日义勇军，她们家已是秘密工作站，丈夫名气越大，对组织越不利。

　　但是沙飞此时并不知情，看到信后，他几近疯狂、崩溃，嚎啕大哭，痛定思痛后，写下“誓不屈服、牺牲到底”八个大字，回信同意离婚。

　　在桂林展览闭幕后第十天，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了。

　　沙飞背上相机，奔赴华北战场。

　　同年9月26日，平型关胜利消息传来，我党在报纸上征集记者随八路军采访。

　　沙飞看到这条消息后很兴奋，立刻提出想要去前线拍摄。

　　得到同意后，他长途跋涉到了山西五台河东村，赶上了正在修整的115师部队。

　　沙飞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记者，最开始人们不懂摄影是怎么回事，看他拿着相机到处拍，还打闪光灯，以为他是“特务”。

　　后来他和战士们打成了一片，部队里才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

　　沙飞不但拍战利品，还拍了战士们训练的样子，生活中的样子，和当地老百姓相处的样子，总共拍共下了整整两个胶卷的照片。

　　这是全国人民第一次看到八路军打完胜仗后的真正模样，极大鼓舞了当时国内的士气。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

　　1942年7月7日，第一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画报的《晋察冀画报》创刊了，沙飞任新闻摄影科科长。

　　沙飞对画报摄影、印刷的要求都很高，他常说，老百姓文化程度低，80%以上是文盲，单靠文字宣传效果不好，照片才是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后来这份画报完全可以与大城市出版的画报相媲美，日军看到后，甚至都不相信它是出自条件简陋的山沟。

　　正在严密监视敌人的一切活动的八路军战士

　　1937年秋，八路军在古长城欢呼胜利

　　而除了摄影之外，他还身兼士兵，上前线时沙飞也背着杆枪，随时准备加入战场。

　　在一次狙击战中，沙飞跟着战士往前冲，拍下八路军与鬼子拼刺刀的肉搏画面。一场战斗下来，他的棉袄被打穿三个大洞。

　　最后连上级都看不下去，让他撤到后方，但沙飞拒绝：“我是来参加战斗的，拍你们连战斗场面的，到后面怎么完成任务？”

　　八路军与敌人肉搏

　　一次，他为正在晋西北作战的359旅平山团摄影。面对列队整装、准备战斗的战士们，沙飞举起的相机却又放了下来。

　　因为他忽然发现，战士们都从背后拿出一双新鞋穿在脚上。

　　后来他明白，原来当年战士背包里的鞋，都是他们的妈妈做的军鞋。战士们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冲锋作战才穿在脚上。

　　只有必死时，才会穿新鞋。

　　后来沙飞将这些故事通过照片的形式刊登出来，让后方老百姓知道了八路军的视死如归。

　　1943年12月，沙飞接到日军扫荡的情报。

　　当时，锄奸部部长余光文的队伍也赶到村子，沙飞让他们先吃，又烧开了水，准备再做饭，但没想到的是，日军却突然出现，从四面包围上来。

　　乱战中，日军抓住余光文的爱人张立，逼她说出部队去向。

　　张立不从，被日本扒光衣服，用割肉、砍下胳膊、刺刀挑出肠子而死，为了使她屈服，她不满两个月大的儿子则被扔进那锅烧开的水中，活活烫死。

　　据记载，当天被杀害的八路军和老百姓共100多名，其中包括画报社的9名同志。

　　烈士张立和她的孩子

　　沙飞背着两箱底片突围，中途甩掉了鞋，光脚爬上雪山山顶时，整个脚掌的肉都烂了，双腿也被严重冻伤。

　　柏崖惨案后，沙飞被送往八路军野战医院，医生看到伤情严重，决定给双脚截肢。

　　沙飞听后立刻就哭了出来：“我是摄影工作者没脚怎么工作？”

　　他不停哀求医生，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腿。

　　第二天，沙飞被转往白求恩和平医院，在那里，他接受了保守治疗，却奇迹般的痊愈了。

　　但是，柏崖惨案对沙飞造成了很深的阴影，他康复以后，走路时会不停摆手、自言自语。

　　1937年12月，沙飞在河北阜平正式参加八路军。

　　因为在战场中的勇敢表现，聂荣臻破格提拔了沙飞，任命他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

　　次年6月，白求恩由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白求恩。

　　Image

　　白求恩也是位摄影爱好者，他很欣赏沙飞的照片，和他探讨摄影的技巧，希望向他学习照片冲洗技术，加之沙飞的英文不错，两人很快熟悉起来。

　　沙飞用照相机记录白求恩的活动，既拍摄了他严肃认真工作的状态，又抓拍了白求恩富有战地生活情趣的照片。

　　1939年春节的蛟潭庄街头照片展，白求恩也来为其捧场。但不幸的是，同年11月，他却因感染医治无效去世。

　　白求恩的遗物很少，但他在遗嘱里提到了一件事：把我的照相机给沙飞。

　　后来，沙飞一直用这台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拍摄，直到生命的终结。

　　40年百团大战，沙飞抱着相机冲锋。聂荣臻担心他的安全，将他召回后方，在那里，沙飞正巧撞见聂荣臻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原来，这是在刚才战役中救出的日本孩子，聂荣臻正准备托老乡送还敌人。

　　沙飞说先等等，接着，他拍下一组照片。

　　大家都不知道拍这有什么用，但沙飞说，现在可能没什么用，几十年以后照片发到日本，就会起作用。

　　聂荣臻与美穗子

　　四十年后，日本媒体正是通过这组照片，找到了当年的女孩——已经44岁的美穗子。

　　美穗子为了感谢聂荣臻元帅的救命之恩，全家来到北京，聂帅见到她说：“救你的事，不只我一个人会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不论是谁都会这样做的。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原谅，是战争后的众望所归，但唯独沙飞却始终忘不了。

　　多年以来，他用镜头记录了这场伟大胜利，也经历了一场对身体和心灵的折磨。

　　被俘虏的日军

　　因为长时间在一线不断目睹着日本人的残酷行径，负责各种日寇扫荡屠杀后的摄影取证，这些都一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断吞噬和刺激着他。

　　有句话叫，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1945年日本投降后，人们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沙飞却变得古怪起来。

　　03

　　1949年冬，沙飞因结核病住进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这个医院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

　　住院期间，沙飞看着这些日本人不断在自己眼前闪现，行为举止开始变得异常。

　　当日本人给他透视时，他觉得对方要用射线杀死他；当日本人给他诊脉时，他觉得这是在拍摩斯密码；当日本人给他开药时，他觉得是在给他下毒。

　　他多次对家人说：“鲁迅先生就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现在由日本医生来给我治病，我必死无疑。”

　　他还给聂帅和毛主席写信说：“和平医院里潜伏着很多特务，津泽胜（他的日籍主治医生）就是要害人的敌特。”

　　朋友来看望他，他和朋友说，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正当这种怪异的行为开始引起军区的注意，并决定送他去北京治疗时，悲剧提前一步发生了。

　　1949年12月15日，医院里传出两声枪响。

　　接受治疗的沙飞，朝津泽胜开了枪。

　　沙飞第一枪打中了津泽胜，这位日本医生马上就倒地了。然后沙飞走了过去，对准医生的头部再补了致命的一枪。

　　关押期间，沙飞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事，还和别人不停地说：“我打死日本鬼子了。”

　　他还写下了《血的控诉》等多份材料，指控津泽胜企图用化学药物、细菌谋害自己。

　　当看守人员从沙飞贴身衬衣中发现了用蜡纸层层包裹的鲁迅遗像底片，沙飞却一反常态，拼命捂住衣兜，大声吼道：“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

　　聂荣臻得知此事后，十分痛惜，亲自过问此事，他第一时间询问调查结果：“沙飞精神是否正常？”

　　因为他认为假如精神病患者杀人，沙飞还有一丝生机。

　　但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对沙飞是否有精神病并没作出科学检查和医学鉴定，而且当时法律其实也并没有“精神病患者杀人不担负法律责任”的相关条款。

　　考虑到国际影响，80天之后，1950年2月24日，沙飞以“蓄意谋害”罪被判处死刑。

　　行刑那天，一辆美国军用吉普把沙飞载到一处荒地，军法处两个人和沙飞下车，沙飞走在中间，三人并排往前走。

　　走出二三百米，一个人站住了，沙飞和另外两个人继续往前走，又走了一百多米，一个人也站住了，只剩下沙飞一个人往前走去。

　　这时，停下来军人向站在一旁的持枪者举手示意，持枪者突然立正，向沙飞行了个军礼，然后朝着他的背影瞄准，枪声响了，沙飞仆倒在地，脸朝着他所热爱的土地。

　　随着沙飞一起离去的，还有他内衣兜中随身携带的一个小铁盒——珍藏着的鲁迅照片底片。

　　这一年，沙飞38岁，投入革命13年，是一名正师级军官。

　　更沉重的是，沙飞的遗骸后来经历了两次迁移，却最终没有人记得这位用影像铭记历史的功臣，他的墓地至今依然无人知晓到底在何处，陪着他的，只是鲁迅的照片和底片。

　　沙飞死后，他的署名一度从所有作品上被抹掉。

　　由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的，其行为不能自控，其家属一直想为其平反。

　　但是平反之路并不好走。

　　甚至，在1984年，沙飞的老战友们想举办《沙飞摄影艺术展》也经历了重重阻碍，差一点就没办成。

　　最后，是沙飞当年的另一个副手罗光达出面，请舒同题了字，并把举办沙飞摄影展的报告送到中宣部，得到了中宣部审批，这才在1985年11月22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了开幕仪式。

　　杨成武、舒同、孙毅、钟夫翔、许涤新、刘道生、王宗槐、李运昌、张致祥等都到了现场。

　　后来，沙飞摄影展在全国各地引起了轰动，有人看到照片说：“沙飞的照片，往往比子弹和大刀更有威力，因为他的照片指引的是成连营、成旅团的士兵……他们排山倒海般地压向敌人，将前面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东西压成齑粉。”

　　这些，都为沙飞的平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85年6月，北京安定医院出具鉴定书，认定沙飞患被害妄想，案发时处于疾病期，应判无责任能力。

　　86年2月8日，总政下了批文，承认“沙飞案”是错案，对沙飞以病故论处，但同时顾及到中日关系，要求其家属做到“四不”：不登报、不广播、不开追悼会、不移葬。

　　按照政府规定，沙飞不是烈士，不能进烈士陵园。最后，在河北阜平烈士陵园，众人为沙飞和柏崖惨案中牺牲的画报社烈士们合立了一座措辞巧妙的碑，叫作“英魂碑”。

　　2005年8月31日，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在河北阜平揭幕，纪念馆后院竖起了一座“红色新闻战士”三人塑像。

　　其中一个挎照相机的，就是沙飞。

　　雕像的基座上，仍然刻着沙飞生前那句诗作：“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

　　这粒飘荡40年的沙子，终归尘土。

　　尾声

　　一直以来，为人所不知的是，战地摄影师其实是一个能影响战局的角色。

　　1972年6月18日，一个9岁的越南女孩赤身裸体，哭喊着逃离被汽油弹轰炸的村庄。

　　当时在场的美联社战地记者黄幼公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瞬间，当女孩从他身边跑过的时候，黄幼公用水浇灭了她身上的火焰，并把她送去了医院。

　　黄幼公拍下的那张照片后来被命名为《战火中的女孩》，照片发表之后，很快轰动了全世界，也改变了这个越战女孩潘金福的一生。

　　一年之后，《战火中的女孩》获得了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奖，以及普利策新闻奖。

　　也是在这一年，美国结束了越南战争。

　　摄影，有的时候不仅能够震撼人心，甚至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Image

　　而在远隔千里的中国，沙飞无一例外也做到了这点。

　　他用他的照片，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唤醒了民众的警觉，鼓舞了民族的士气，记录了历史的细节，他手中的相机不单是捕捉图片的机器，而是一把能够记录历史的武器，是将真相传播与世人的影集，是一把正义之剑。

　　他不是烈士，他有缺点，甚至是污点，但这些都不能否认他是一位英雄，他带给我们和平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富有价值和严肃的思考，那就是：

　　在真正的战争之下，没有人是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