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贺子珍获准前往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陪同她的是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

贺子珍晚年精神状态一直不好，特别是提到毛泽东，她总会反复责备自己当年太过任性，错过了和毛泽东相守的机会。

贺子珍安静地在中南海参观着，情绪一直很平静，也没有哭，但走进中毛泽东卧室的一瞬间，她忍不住大声哭泣起来。

李敏和孔令华不敢去问贺子珍哭泣的原因，手忙脚乱地安慰着她。他们猜想着，可能在毛泽东卧室的某一个角落，还放着贺子珍熟悉的一件东西，这可能是贺子珍曾经赠送给他的，也可能是两个人曾经一起用过的。

这成了贺子珍心中最后一个关于毛泽东的秘密。

贺子珍的晚年几乎是在悔恨之中度过的，她隐忍了数十年，销声匿迹了数十年。

贺子珍是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传说之中的“双枪女将”，投身革命后，南征北战，矢志不渝，即便没有“毛泽东夫人”这个身份，她和她家人的战斗史，都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之中最热血的篇章之一。

贺子珍16岁就在欧阳洛、刘真等共产党人的指引之下接受了革命思想，1927年，贺子珍跟随着兄长贺敏学上了井冈山，在这里和毛泽东结成了革命伴侣。

那时候，毛泽东受到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排挤和打压，身患疾病，贺子珍日夜照顾，给了毛泽东最大的精神安慰。

李敏曾经写道：“妈妈拖着孱弱的身子，硬是挺着，把苦埋在心里，把笑放在了脸上……人，只有在患难的时候方能找到知音，找到知己，找到真诚的同志。”

1934年10月，贺子珍怀着身孕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贵州突然遭到敌军轰炸之时，她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全身上下十七处炸伤。因为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没有麻药，弹片硬生生取出来，医生对贺子珍保守治疗，还有几块弹片一直留在了贺子珍的身上，贺子珍的后背也留下了一个坑洞。

毛泽东曾经对贺子珍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警卫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伤了，快不行了，我掉了泪。”

离开延安前往苏联之后，贺子珍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女儿娇娇（李敏幼年的爱称），还省吃俭用照顾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那时候不少中国同志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们都吃不饱饭，贺子珍自己饿着肚子，织衣种菜也要保证孩子们的基本生活。

1947年，王稼祥向毛泽东发出电报，告诉他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原来贺子珍被逼关进了精神病院，遭受了非人的虐待。王稼祥费尽周折才将贺子珍和三个孩子从苏联接回国。当回国的火车到达了满洲里，贺子珍下了火车，抱着祖国的泥土激动地亲吻着，这个画面一直留在了李敏的记忆之中。

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都被送到了北京，在爸爸身边安顿下来，而贺子珍只能一个人留在上海，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为了顾全大局，这位“井冈山之花”，心甘情愿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被抹去了35年。

毛泽东没有忘记过贺子珍，听到女儿说起贺子珍的病情，毛泽东会心疼得落泪。他给贺子珍写信宽慰她，希望她能好好治病，也让女儿李敏给贺子珍带去好药，托人给她送一些能用到的东西。

贺子珍深居简出，邻居们根本不知道这里住着的谁。除了陈老总，很少有人来看望她。

1959年，贺子珍在没有被提前告知的情况之下，和毛泽东在庐山见了一面。22年分别，他们交谈了仅仅一个小时。没有人知道这次见面他们聊了些什么，只是多年之后，贺子珍如此形容：“我做梦也想不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毛泽东，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要说啰！”

回来之后贺子珍因为情绪大起大落身体状况很差，她常常沉默不语，坐在一处一动不动，也拒绝吃药，任由自己的身体一天天形如枯藁。

李敏很担心，将妈妈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给贺子珍写了一封信，让她保重身体，好好吃药，听医生的话，才能好好看看社会主义。

这些年之中，贺子珍想念毛泽东，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说过。她和毛泽东没有办法相守余生，但她了解毛泽东，她曾经告诉女儿，爸爸的内心其实是非常孤独的。这句话，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李敏才深刻了解。相比于隐居在上海的贺子珍，被众人围绕的毛泽东，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热闹。

贺子珍从来没有见过江青，家人也极少提起。有一天贺子珍突然问起李敏，有没有江青的照片，她想要看一看。李敏说没有带，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提过。

1976年寒冬，贺子珍突然中风，左半身偏瘫，住进了华东医院。

她不断消瘦，每次护士们给她擦拭背部，都能看到触目惊心的疤痕和坑洞。几十年了，在长征之中留下来的弹片已经和她的身体部件长到了一起，医术再高超的医生，也不能将它们取出来了。

1978年春，曾经在井冈山参加过革命斗争的将领何长工来到了上海，专程前往华东医院看望贺子珍。当年贺子珍是他手下唯一一位女队长，她是实实在在领军打仗的女将啊！当时红军之中真正参与过军事指挥的只有三位女性，一位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贺龙的妹妹、烈士贺英，还有一位就是贺子珍。

1979年，全国政协常委决定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那时已经是井冈山秋收起义唯一一位健在的女同志了。很快，邓小平的批示下来，6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3名增补政协委员的名单，引起了万众瞩目。

几十封贺信从全国各地寄过来，曾经的同志、战友拍来了电报。贺子珍高兴极了，一直沉郁的她在那天说了很多话，原来党中央没有忘记她在革命之中做过的贡献，给予她莫大的荣誉和安慰。

她走下了病床，穿上了浅灰色的上衣和深色的裤子、一双新的布鞋，坐在病床旁的沙发椅子上，对前来祝贺、送鲜花的同志们不停说着“谢谢”。

贺子珍心情大好，身体情况也稳定了一段时期，她便提出想要去北京住一段时间。

贺子珍想要看看北京，无非因为这是毛泽东曾经工作20多年的地方。毛泽东弥留之际贺子珍没有办法见他最后一面，她心中的遗憾一日胜过一日，总想着在身体还好的时候，再见一见他。

贺子珍提出想去一次毛泽东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叶子龙不同意，怕已经七十多岁的贺子珍太过伤心，贺子珍固执地坚持着。

中央组织部很快给了贺子珍回应，已经开始为贺子珍的到来安排工作。贺子珍离开上海的当天，中央派出专机等候在虹桥机场等待，华东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同机前往北京。

来到北京后，贺子珍被安排住在301陆军总医院高干病房。

几天后，是毛泽东逝世三周年纪念日。那天，贺子珍李敏的陪同下坐着轮椅来到了毛泽东纪念堂，向毛泽东献上花圈。花圈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一句“战友贺子珍”，道出了这位老人心中多少辛酸。她们曾经如此深爱对方，为对方的病痛日夜照顾、流泪不止，而走到了最后，他们只能以“战友”的身份遥遥相望，默默守护，静静送别。

来的路上，医生告诉贺子珍见到毛泽东的遗容不要哭，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她的身体经不住大喜大悲。而当贺子珍到了毛泽东身边，还是忍不住大哭起来。

这位曾经在战场上提着双枪的女英雄，终究把大半生的眼泪留给了这个属于革命事业、属于人民的伟人。

贺子珍让工作人员为她和毛泽东的汉白玉座像拍一张合影，上一次她和毛泽东拍照还是在1937年，还是在延安凤凰山上。

贺子珍从延安离开毛泽东已经42年了，唯一一次见面还是20年前在1959年在庐山的短暂相见。此时此刻，多少往事浮现在心头，多少苦楚想要向毛泽东说啊！

而在这短短的10分钟内，她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她说非常想念上海，就向组织提出要回上海。中央组织部向她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北京和上海，你可以任来任去，常来常往。”

1981年5月，中央又派专机，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登榜陪同她回到上海，重新住进了华东医院。

1984年3月，贺子珍的病情持续恶化，除了中风偏瘫之外，还出现了肝炎、糖尿病和肝功能衰竭等多种并发症，高烧几个月都没有退下去。

市委报告了中央，中央办公厅派专机送来了北京301医院和友谊医院的几位专家为贺子珍会诊。市委决定不惜一切人力和物力救治贺子珍，而到了4月初，贺子珍多种并发症一起爆发，高烧不退，医生用了很多药都没有将她的体温降下来。

4月15日，正在给孩子们辅导功课的孔令华接到了贺子珍病重的电话，他和李敏赶紧简单收拾了一下，来接他们去机场的汽车就来了，孔令华搀扶着伤心的李敏上了汽车。

李敏早几年就患上了心脏病和淋巴结肿大，此时的她面色苍白，心口疼痛难忍，她用手捂住胸口，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孔令华见状赶紧给她递了一颗药片，孔冬梅也握住妈妈的手安慰她：“我姥姥一定会好起来的。”

到达华东医院之后，李敏根本来不及听医生介绍病情，直接来到病床边。

贺子珍在睡梦之中听到了李敏在喊她“妈妈”，她吃力地睁开眼睛，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似乎是在微笑，用极低的声音对孩子们说：“你们来了。”

贺子珍自从中风偏瘫之后说话一直不清楚，现在她正在高烧之中，根本没有力气。她用眼神示意李敏，她身后站的就是贺子珍的主治医生，李敏心中都明白，按照母亲的意思，和身旁的医生说了谢谢。

贺敏学一家也很快从福建赶过来，贺敏学见贺子珍高烧不退，就建议医生给贺子珍服用安宫牛黄丸，这是给病危病人退烧的良药。贺子珍吃药之后体温终于有所下降，李敏才有些安心。

后来的几天，贺敏学一家和李敏一家每天都去医院看望贺子珍，贺子珍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看我来了？”

她的思路似乎已经比之前清晰多了，还让护士给外孙女孔冬梅弄一点好吃的，一家人都以为贺子珍已经度过了危机。

而到了18日晚上，贺子珍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进入了昏迷状态。

贺子珍弥留之际，市委招待处询问贺子珍的亲人，平时贺子珍喜欢穿什么样的羊毛衫，盖什么样的被子。贺子珍的亲人们情绪激动，贺子珍是位坚强的女战士，拿枪骑马，并不是家庭妇女，她的遗体，难道不应该盖党旗吗？

4月19日，贺子珍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5岁。

贺敏学和李敏一家都住在东湖招待所，他们的内心是凌乱的，不知贺子珍的后事应该如何处理。市委拿不定主意，不敢擅自决定，和贺子珍的家人商讨是否能够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悼词是否由家属来写。李敏和孔令华坚持由组织来写悼词，他们希望在最后为母亲争取尊重和荣誉。

上海市委上报中央，很快北京回音来了，邓小平亲自敲定了贺子珍葬礼的规格，第一：贺子珍的骨灰放在八宝山第一厅；第二，政治局委员以上干部全部送去花圈。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厅是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这句简单的话，给予贺子珍极高的葬礼级别。

4月25日，贺子珍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来了花圈。

贺子珍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那天，有不少市民聚集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前，希望能和这位女战士告别。

下午贺子珍的遗体火化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将她的骨灰护送到了北京，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过去的同志们、战友们大多已经年迈，一些未能前往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老人，纷纷来到了八宝山参加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

4月26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全国各地的报纸刊登了新华社向全全国群众播发的电讯，贺子珍的照片和革命经历出现在了报纸之上，她数十年的隐忍不语，换来了公正的答案。

妈妈走得太过突然，李敏心中的伤痛却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去愈合。自从爸爸毛泽东去世之后，李敏就在自己家的客厅之中安放了一张毛泽东的巨幅遗像。而现在，她要在另一个房间安放妈妈的遗像。

爸爸妈妈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他们虽然不能白头偕老，但在李敏心中，他们一直都是最了解对方的人，他们的心一直在一起。

贺子珍留给李敏的遗物不多，三个箱子，其中有两个皮箱，这两个皮箱是贺子珍1948年从苏联回来时用的，没想到36 年过去，她去世了，还是只有这两个皮箱。

这些遗物一开始是由华东医院保管的，后来由市委保管。市委的同志将皮箱交给李敏之时，李敏痛哭不止。

三个箱子里没有什么钱财珠宝，只有日常用品、衣物、政治类书籍、信件，还有一沓收支账单以及各种发票。

贺子珍一生都不讲究穿戴，她这样的老干部，早就已经将艰苦朴素的精神融合在血液之中。即便做了高级干部，贺子珍也不把自己的工资当作私人财产。

从前孩子小的时候，贺子珍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李敏、毛岸英、毛岸青的身上，后来孩子们有了自己的事业，她会用这些钱帮助身边的同志和同乡，逢年过节买礼物送给照顾她的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有时候也会请他们吃饭，感谢他们的辛苦，从未对人吝啬过。

在住院期间，贺子珍想要看新闻不方便，就自己花钱买了台彩色电视机和录音机，她去世之后，这些都捐给了医院。

贺子珍走得很轻，两袖清风，对名利没有丝毫挂念。

贺子珍的书上都是她留下的笔记，照片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家人拍摄的。贺子珍留下的信件不多，其中有好几封是傅连暲写给她的。

傅连暲和贺子珍在中共苏区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贺子珍的第四个女儿就是在傅连暲的看护之下生下来的。可惜当时战争激烈，贺子珍连名字都没有给孩子起，就不得不将她托付给老乡。从此以后，这个孩子的下落就再也打听不到了。

贺子珍生前身体上、心理上遭受的痛苦，傅连暲作为医生、作为朋友看在眼里也挂念在心里，几封书信，是他对贺子珍的问候和慰藉。

在贺子珍的遗物之中，还有一件连李敏都不曾见到过。

1951年，上海华东医院向华东局组织部出具证明，说明了贺子珍当时身上还留着当年负伤后留下的伤残。同年办好的残疾军人证书之中，将贺子珍的伤残等级定为三等甲级。

李敏无法想象，从长征到改革开放，这些炸弹碎片，给贺子珍带来了多少痛苦。她始终没有将这张残疾证明拿出来，她不需要国家的补贴，也不想要群众的同情，更不想给女儿带来担心。

贺子珍一直有她的执着，也有着她的骄傲。

葬礼结束后，李敏20多年再也没有去过上海，这里给她带来的回忆，太沉重太痛苦了。

一直到2004年2月，“领袖家风——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型巡回展”在上海举办，李敏才再次来到这里，她回到了湖南路招待所，迟疑了很久，没有敢先进贺子珍曾经住过的屋子，生怕自己再次崩溃。

贺子珍的故事，每每说来都让人心情沉重。

毛泽东在1970年提到贺子珍是这样说的：“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三个人，贺子珍对我最好，长得也很漂亮。她后来有病，老怀疑别人害她，谁都怀疑，但不怀疑我。”

革命家庭也许就是这样，贺子珍的命运不仅仅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也和党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可惜那些一同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默契，在她决绝地离开毛泽东时，终究还是渐渐消散了。

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从此天涯孤旅，几十年来浸透进生命的苦辣，无能人代她品尝，其中的艰难苦楚，也不是旁人能够想象和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