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倒华国锋；用西单民主墙弄权；一手制造所谓纪念周恩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并对事件的知情者杀人灭口……要不是耀邦人厚道，临终之前把这些说出来，否则再也难以大白于天下了。不错，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个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胡耀邦临终前很后悔自己做过的一些事，痛批邓小平。

　　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杨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每次长谈约五个小时。以下是《杨尚昆日记》中，有关胡耀邦与杨尚昆谈话的部分摘录：胡耀邦道出历次历史事件的真相。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诉我，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就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

　　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

　　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解放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如果那几个人如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

　　19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通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19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

　　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19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不是当时就被判刑了么？耀邦说，是啊，可高福兴和胡德福在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但1975年9月小平同志已经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下来了。

　　1983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我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就起来闹事，反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

　　1988年8月6日：“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