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14日，四川成都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了50万人，在今天的天府广场召开了文革中四川规模最大的一次批斗会。这次的批斗对象，是四川的领导班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除了挂黑牌，坐喷气式外，被批斗的人还被押着在成都市区主要街道游行示众。

　　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植岩也在被批斗的十人之列。三个月后，他从关押地成都锦江宾馆9楼一跃而下，自杀身亡，终年49岁。

　　半个世纪后，刘植岩的儿子成为结束中美这场贸易对抗的重要人物：副总理刘鹤。

　　1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河北省昌黎县两河村的刘冠儒家生了个儿子。刘冠儒种地为生，靠务农挣下了一份家业，他给儿子起名为润春。因为润春表字雨楼，后人就多以刘雨楼相称。

　　虽然刘雨楼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有志于学问，但是刘冠儒并不看重读书，在十三岁时就早早给刘雨楼娶了妻子谢静宜，想要拴住他在家乖乖打理家业。刘雨楼对此十分苦恼，最后他的丈母娘见其志向远大，于是变卖了自己的田产，供他上了永平府中学堂及大清银行专修科。

　　四十年代的刘雨楼

　　在永平府中学堂时，刘雨楼的同班同学中，就有后来鼎鼎有名的李大钊。

　　从大清银行专修科毕业后，刘雨楼投身了金融业。先后在大清银行、中国银行、边业银行、农工银行、东莱银行供职，曾在大连、青岛、天津和北京等地任银行分号的襄理，乃至经理等。

　　后来刘雨楼因为得罪了上司而被迫离职。刘家后人回忆，上司曾向刘雨楼索要银库的钥匙，他认为不符合规定，开银库应该是有规定的人数一起去，所以拒绝。后来银行做投资，刘雨楼误判行情造成亏损，上司借此机会开罪于他，迫他辞职。

　　离开银行，刘雨楼在同学、国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的介绍下进了研究院。先当会计课办事，后来又担任起代理庶务课长，兼代总办事处文书。

　　根据刘雨楼流传下来的日记，其秉性刚直，不趋炎附势，所以常遭排挤，多有情绪发泄在日记中。如：“研究院之事务方面，北平诸君如XX、XXX等，皆未能尽职。以李圣章之提携，直如一人得道，鸡犬飞升。而李润章（注：李书华，字润章）先生休休有容，不辨贤愚，是其高处，亦是其短处，偶触念及此，辄欲作不平之鸣，吾将老矣，与润章之私交公谊，不好不厚，倘遇不得已时，惟有一走了事，绝不愿再受XX等之排挤。”

　　2

　　1918年2月7日，刘鹤的父亲刘植岩出生了。刘雨楼育有儿女四人，长女刘植莲，次女刘植兰，儿子刘植岩，三女刘植荃，刘植岩是唯一的儿子。

　　刘雨楼的四个子女合照

　　刘植岩是老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尚在北师大附中读初中的刘植岩，就与同学在学校图书馆墙壁上办救亡墙报，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

　　1935年他和一些高中同学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和“社联”，同年又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五区队队长。

　　刘雨楼知道自己儿子在闹革命，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欲写信给植岩，而其行踪似有离开晋城之势，十有八九不能收到。欲不写则心中不能搁置，惟有不管收到与否，姑写之寄之而已。”

　　抗战时，刘植岩先在平津流亡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后受组织派遣到孙殿英部从事旧军改造工作，任中共支部书记、工委书记。

　　1939年，刘植岩奉命参加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创，1940年起，先后担任太岳区委宣传科科长、第一地委书记兼太岳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岳北地委宣传部部长兼屯留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

　　刘植岩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岳北地委书记、运城地委书记，西北局工委委员，太岳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政委，晋绥十一地委书记兼十一军分区政委等。

　　1949年5月，刘植岩被调回北京。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后出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人事部第三局副局长、第一局副局长。1952年秋天，又被调到组织部任干部管理处副处长、干部管理处二处处长等。

　　刘植岩是中组部比较有名的“笔杆子”，他擅长写作与家庭氛围有关。父亲刘雨楼酷爱旧体诗，常在家吟诗作对，任职的国立北平研究院，也是民国有名的学术机构。刘植岩的大姐刘植莲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国文学系，后来化名雷妍成为沦陷区有名的女作家。

　　30年代的刘植莲（雷妍）

　　受父亲和姐姐的熏陶，刘植岩也喜爱诗歌，文笔颇好。抗日救亡时，他就以“上官橘”、“赵橘”为笔名在上海《新诗》等杂志发表进步诗歌。

　　在1936年加入共产党前后，刘植岩写了一首《书怀》：

　　一种迷茫，一种需求，一种爱。/落日时黄金的叶子，暮春时的风，初秋的雨。/没有声音，没有思索，只有遥远的凝视。/或是行走，或是叹息，或是永恒的休息。/逝者如斯夫，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独惆怅于美好的往昔，不觉日之迟暮了。/泛孤舟于无尽的溪流或仰首看一天风云憔悴。/在沉沉的寂静中，已显露出神明的启示。

　　在1937年的第1期《新诗》上他也发表过一篇《喟》：

　　是大雾中旅人的来临吗

　　在那被阳光照成橘色的迷雾中

　　他吹响了一支芦苇

　　像火焰 红的 黄的

　　燃烧在薄暮的森林中

　　幻异地诉说忧愁的故事

　　著名音乐家、指挥家李德伦是刘植岩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班同学。他曾回忆，上中学时刘植岩就在读诸如现代派、象征主义、新感觉主义等方面的著述。1947年夏天，李德伦在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碰到刘植岩，当时刘植岩正在读的书是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

　　在中组部，不少文件、报告、社论都出自刘植岩的手笔。例如《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关于处理党员干部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所犯的各种错误的意见的报告》，《中央组织部给中央的工作报告》等等。

　　3

　　1958年7月，刘植岩被中组部下放到云南，任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常委。1961年西南局成立后，他先后任组织部部长、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等。

　　尔后文革席卷而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植岩被任命为西南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在炮打西南局的口号下，大批学生冲击西南局机关，出面接待应付学生的，主要就是刘植岩。见过他当时接待学生的人回忆，刘植岩个头很高，口才好，讲话慷慨激昂富有感染力，“学生本来是来闹事的，但被他的讲话折服，他讲完后都拍手，跟着他呼完口号后，就回学校去了。”

　　不久后，刘植岩被打倒了。他被定性为刘少奇、邓小平、安子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大谋士、大帮凶。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忠实爪牙。”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批斗和迫害。

　　安子文是刘植岩多年的老领导，抗战时期，安子文是太岳区的党委书记，刘植岩就在他手下工作，得到安的赏识。新中国成立后，安子文任组织部长，刘植岩也在组织部工作，仍是他的下属。1956年，在安子文的推荐下，刘植岩成了中组部唯一的处级干部八大代表。

　　在刘植岩的罪状中，有一条为“保护高级知识分子”。肃反时，安子文领导的组织部准备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肃反控制名单”。把中央机关和各省市上千名有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列入名单，进行保护，不准批判。这个名单，就是刘植岩领导的组织部二处负责搜集整理的。这后来成了安子文和刘植岩的罪状之一。

　　另外一条罪状，是他保护过刘少奇。

　　原东北局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李纯六搞了一份材料，说有一个叫刘少犹的人在东北搞地下工作时叛变投敌。李纯六认为，“犹为奇误，刘少犹就是刘少奇”。刘植岩当时在组织部二处，派人到东北进行了调查，并对李纯六进行了处分。刘植岩说：“刘少奇没有到东北去过，一直是在南方工作，李纯六完全是造谣胡说。”这成了他的另一条罪状。

　　资产阶级分子、破坏文化大革命、修正主义、黑干将、鼓吹刘邓这些帽子，都扣在了刘植岩头上，不止一次批斗、挨打。在当时的一份造反派小册子中写道：“以李井泉、刘植岩为首的西南局，不是承认错误……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这一滔天罪行，我们必须彻底清算！”这本小册子中，甚至还有他的“供词”。

　　1967年，刘植岩被关在锦江宾馆9楼参加学习班，12月12日，他穿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从9楼纵身一跃，自杀身亡，这一年他仅49岁。

　　4

　　那一年，刘鹤15岁。

　　他毕业于著名的北京101中学，这所学校是在革命老区创建并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学。1951年，经周恩来特批从河北张家口迁至圆明园南侧，生源多是高级干部子弟和烈士孤儿。

　　1969年刘鹤到了吉林下乡插队，第二年参军，三年后退伍回北京无线电厂做了一个工人，后来转为干部。

　　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刘鹤成为文革后中国首批大学生，在人大读工业经济系。他曾在2008年撰文回忆：“30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

　　1988年，刘鹤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1992年至1995年，刘鹤留学美国，获得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学位。

　　作为学术型官员的刘鹤，一直都不够闪耀，在成为副总理前，普罗大众对他知之甚少。那时候在美国人眼里，刘鹤更一直是那种普通的文职官员。直到2013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Tom Donilon在北京参加中美高峰会晤时，最高领导人指着他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此后，美国人才开始把刘鹤当作中国的重要经济顾问。

　　早在1989年，刘鹤作为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经济师，就发表了一篇《我国产业政策实施的总体思路》，提出倾斜地充实社会资本，为直接经济活动和外资流入创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加强市场的组织化，有重点地改造存量资本；全力支持创汇产业。今天看这种思路，很有远见。

　　多年后，刘鹤成了副总理。在刚刚休战的中美贸易争端中，刘鹤作为特使，主持了和美国的多轮谈判，最终化解了贸易战。

　　刘鹤：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

　　中国要建一道防火墙

　　推荐刘鹤十年前的一篇文章，分析中国的发展道路和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十年过去了，中国在有些方面做得很好，但有些方面并不如意。文章较长，请耐心看完。

　　文 | 刘鹤  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本文摘编自中国经济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原文题目为《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当我看到美联储不断降息和对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挽救的对象是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

　　接到写作邀请，我本能地想到两个题目，一是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描述中看经济发展，二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描述，因为这都与我多年的工作密切相关。但又发现这些题目的技术性太强，希望找到一个全景性的话题，可以归纳对过去改革开放的认识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最近我到上海、广东、山东、辽宁和甘肃等地区做了一次关于发展路径的专题调查研究，了解不同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认识不同地区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在调研过程中，脑海中突然浮现这一题目，觉得这个题目让人兴奋，足以概括对以往和未来增长的主要看法。

　　增长的奇迹和六个成功因子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在三十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万亿人民币，平均增长高达9.75%，经济总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国际贸易量超过2.1万亿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多元，约合250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约2000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四十多岁提高到今天的72岁，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也从第10位一路跃升到第4位。奇迹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样的增长奇迹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即便在甘肃的定西地区，这个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贫困地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增长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6.8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都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总结发展现象的永恒主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由穷变富，以及如何实现由穷变富，怎样防止富国由盛到衰？发展似乎是有规律的历史现象，但发展的原因有时让人困惑，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从中国变化的实际出发，我们看到，准备转轨的巨大经济体在最初经历了危机和重创，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在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类激励因素不断积累，相互激发，铸就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持续和超常规的增长现象成为标志性的特征。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解释成绩的原因时，我认为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1、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

　　历史反复证明，重大的危机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好的社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这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共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比俄罗斯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

　　2、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

　　中国改革之初，恰是国际上一些国家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负担，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和诸多条件。只要坚决开放，就可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关键在于决策。这就是当时世界的长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历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以往开放的历史记忆、海外华人、国际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的智慧、一批学者的探索功不可没，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建国后打下的基础和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则起到支柱作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3、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发育的长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如果从大的方面回顾，改革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这是从80年代安徽和四川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改革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直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税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体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4、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从改革后历代中国领导人都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承受脱离实际的政治风波，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正确的道路是逐步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加快实现依法治国。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这里肯定的是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为。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当然，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民主的要求会日益加强，这是未来发展的崭新课题。

　　5、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全球化背景下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是在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找到和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后发比较优势明显存在，主要包括：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落差优势、高储蓄率、国际资本流动等。这些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结合，成为巨大的增长动能。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从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素质到产业布局优势和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现象，发展初期的不利条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会逐步变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是快速发展大国中比较普遍的区域发展现象。如果相对落后地区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和具备融入市场体系能力的话，这些地区就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6、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地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到的国家软实力。

　　在中国不同地区成功的背后，通常的解释变量离不开资本形成、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或生产组织创新、重大的外部机会等经典因素，但如果追根问底，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时，解释变量往往要回到历史文化因素中去寻觅。上海、广东和山东发展模式明显不同，这是地理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区别。一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指出的历史沉重记忆和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结合，则转化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现在的确需要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祖归宗。

　　总的来看，中国出现的增长奇迹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凝聚社会共识、调整激励结构、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优势和文化潜在力量的结果，其道理直白而深奥。在这部分，不应忽视和没有深入分析的有三个问题：过去30年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经济失衡现象和相对比较优势变化的描述、中国经济非均衡的特点和广义上的价格扭曲对增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几次经济周期变化中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特点。这三点都极为重要，但在较短时间内没有进入细节描述和定量分析，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判断。最后决定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抓大放小”，这一点想特别向读者加以说明。

　　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

　　中国的增长奇迹没有划上历史的句号。已经取得的成绩让人振奋，但它毕竟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作为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跃升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会。按照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国内市场规模全面扩大，社会和谐程度逐步提高，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中国发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发展前景甚至存在两种可能性。站在这历史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的历史教训需要深刻汲取，对中国未来新的挑战需要准确界定。

　　写到这里的时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三年前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先生约我共进晚餐，那时康德苏先生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职。康德苏回忆了一件往事。他在任时，要迎接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国际货币基金做惯例拜访。从白宫到国际货币基金有十五分钟车程。康德苏苦思冥想，试图提出一个让新任美国总统在十五分钟回答不完的问题，以避免路途无话可说的尴尬。他问的是，总统先生，您最近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克林顿思考片刻后说，我想是中国，如果中国实现城市化和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于是克林顿开始了他擅长的推理。果然直到终点新总统的话还没说完。

　　克林顿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他显然是站在全球视角考虑问题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开放经济体之后，我们显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树立全球视野，做些更长期的展望。我们的确需要归纳一下，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将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发展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未来中国的变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国家和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合型而不是线性的，随着时间推移，挑战不会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但机会将伴随挑战同时出现。

　　在诸多反复讨论过的课题中，我想特别提到三个长期问题：

　　1、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

　　无论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变化，全球化进程都在加快，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都在全面加强，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国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当中国决定对外开放时，世界流行的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资本自由流动和放松管制，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全球制造业资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国似乎不需要定位就可以凭借比较优势自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但是今天，暂且不谈政治因素，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长期供求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使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受资源储量、土地面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初级产品供给出现价格刚性制约，这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变化进入了结构性加速上升期，依赖于少数大国最终市场的亚洲模式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另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使投机式的发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升级，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结构加快升级的国家不断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更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引发水源断流、难民剧增、粮食供应不足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同时面临自己独特的课题。从宏观格局看，国内储蓄和消费高度失衡使得过大生产能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种增长格局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的水平，风险和成本都在明显扩大。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过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点出现得过早。

　　总之，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2、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我国人多地少和缺水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选择。

　　记得1993年齐怀远部长带队参加达沃斯论坛，他派我参加经济政要的圆桌讨论。我是职位最低但是被提问最多的官员。会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围绕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转移，过去30年我们遇到多少复杂的挑战和难题？粮食安全、农民利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转移劳动力素质、政府考核方法、财税制度、社会稳定甚至人权问题。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表明，由于缺乏区域性的大城市所造成的大规模劳动力长距离流动性就业，是造成雪灾发生后交通堵塞的结构性原因。中国的基本国情使得生产力布局的长期供求关系远离均衡点，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必须是国家行为。但是，自然经济思维和利益分割的实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30年，我们大约转移了不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在城市化模式选择上的犹豫，使得分工、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等观念的实践都面临很大困难。

　　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工业化和分工深化的结果，我们没有赶上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扩散，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们经历了这一次浪潮，但是对此有所误解。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对这些新趋势和国内城市化进程挑战诸多的背景，从战略上，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应做好政府事权划分、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设计，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从战术上，需要接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教训，审慎和负责地处理各类现实问题，在建立城市功能区、接受大量转移劳动力和治理大城市带来的噪音、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决社会难题等方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路径。

　　3、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

　　经济增长、合理分配和可持续性是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高层面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一个人口数量逐步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出现。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这个阶层的比重还是偏低，可能不足20%，难以支撑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和社会长治久安。为扩大“有恒产、有恒心”的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条件，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我认为，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数的目标。国际经验也表明，建立好的社会阶层结构至关重要，但是难度超过实现高速增长，因为增长的相关变量是快变量，而中等收入者稳步上升需要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更多，有很多是慢变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个过程中甚至充满陷阱。

　　国内一直讨论拉美教训问题。拉美的情况比较复杂，为此我到智利和阿根廷做过专题调研，我发现国内对拉美教训有很多误解。所谓的“拉美教训”并不是被人们轻信的结论和判断，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训的元凶。拉美国家真正的教训是，在军政府向所谓的民主政府转化过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办法拉选票，放弃财政纪律和产权保护原则，做出各种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外债高筑，造成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和两极分化。更为深层次的是，因为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才导致了拉美民粹主义的严重情结。在拉美访问时，智利的杰出研究人员们向我介绍，总结以往教训，发现忽视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员大量失业，造成贫困的再生且恶性循环。但随后发现，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质量超过公立教育，教育质量差别又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别。而造成教育质量差别的原因，是公立教师激励不足。他们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一旦进入两极分化的陷阱，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他们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十分清楚，使广大低收入者转变为有固定职业、有房产和努力向上的中产者，是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劳动者具备适应市场竞争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夫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产生的”（当时哲学家处于社会顶层）。改变落后的习惯，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是减少贫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照样可以在东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后的环境将完全不同。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要使个人心理和能力素质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应当更加强调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仁爱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加强心理教育和引导，使社会公众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加速时期逐步具备心理平衡能力，从自满、焦虑、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情节中得以超脱。其次是增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其内容服从国家总体战略定位的调整。这是减少收入差距和适应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基础，也是形成国家创新能力的保障。知识界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激发劳动者的创业之心，而不是制造对市场机制的恐惧。从国家全球战略角度看问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同时出现，人力资源即将成为短缺资源，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此，我们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创新是教育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最近，比尔盖茨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唯一的优势是通过开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优秀人才，转化为创新的优势。目前，我们的确看到了发达国家培养的人才向我国回流的趋势，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发达国家享受中国人口红利之后，享受一次发达国家提供的教育红利。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当我看到美联储不断降息和对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挽救的对象是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