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自由之夏”的参与者曾说“自由之夏结束，一切照旧”。

　　一语成谶，2020年5月，由乔治·佛洛伊德之死点燃了一系列反种族歧视运动——席卷社交媒体的“Black Lives Matter"活动、被下架的经典影片《乱世佳人》、全美各地的哥伦布雕像陆续被摧毁，此次民权运动愈演愈烈，甚至游行中的抗议口号演变为“解散警队”的极端诉求......历史的车轮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种族冲突这个社会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一直以来，种族间的矛盾像缠绕在美国社会脖颈上的麻绳，尤其自川普上台后，他在任期中不时表现出的白人至上主义更是持续将这根绳索收紧。

　　这并不是第一次由白人警察与黑人冲突导致的大范围反歧视运动，而是又一次“瓦茨暴乱”（1965）与“洛杉矶暴乱”（1992）的重演。

　 　正是在1992年“洛杉矶暴乱”的两年后，“阿甘”这一银幕形象及时出现在美国社会四分五裂的时刻，成为一种理想型的粘合剂实践着美国民间形象和自我神话的功能。《阿甘正传》靠着讲述一个催人入梦的童话故事似乎达成了某种深度和解，但戴锦华在《电影批评》中通过对电影情节与叙述方式的反复考量，为我们揭开了美国社会裱糊在裂隙之上的和谐与美好。

　　这个智商只有75、留着板寸、穿着方格衬衫、挺直脊背笔直向前跑的人物形象，成了全美的偶像——甚至超过了偶像，成为了一个神话。甚至有影评人指出，阿甘已成了后现代社会的救世主——从某种意义说，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事实上，《阿甘正传》的确及时地出现在当代美国文化四分五裂并丧失了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时刻，为美国社会提供了某种社会性整合和想像性救赎的力量。

　　影片中的阿甘独自穿越战后的美国历史，“幸运”地经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时刻。于是阿甘的角色便显然成了某种“表述的中继站”。我们可以看到，在整部影片中，阿甘所实现的，是多重层面上的不可能的和解，而正是不可能的和解的“实现”，成功地弥合起美国战后历史、主流文化与主流社会的纵横裂隙；为“治愈”社会文化心理的创伤记忆，提供了有效的想像。

　　一如美国研究者所指出的，在《阿甘正传》中，阿甘所扮演的，是一个文化协调人，一种弥合性的力量。我们将看到，他在不同种族之间、在文化和反文化之间、在相互对立的哲学之间、在宗教信仰与无神论之间都成功地充当协调人的角色。美国的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影片制造出一幅充分的幻象，它引导、暗示人们依照现实主义的思路来理解影片——其中新闻纪录片的“镶边”式运用，准确地说，是公然的篡改，有力而有效地强化着现实主义的表象/假象系统。但稍加思索便不难发现，影片所提供的只是一份不可能的幻想。阿甘形象穿越并超越了战后历史中的紧张和冲突，在这段血腥、创痛、充满丑闻与污秽的历史中，只有阿甘白璧无瑕、天真正派，于是，他便承担起朝向现实的、历史的净化作用。

　　《阿甘正传》中不可能的和解，首先呈现为种族和解。影片中的故事贯穿了50—80年代，但它所尝试处理的历史脉络却更为久远。我们在影片开篇处获知，阿甘的名字福雷斯特来自于美国的内战英雄、三K党的创始人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阿甘的旁白告知，妈妈给他取这样的名字，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人们有时候会做一些不近情理的事情”。这里已经充分地呈现出若干意识形态的症候点。其一，当阿甘说出自己名字的来历时，银幕上出现了黑白、默片的画面，那是美国电影史的经典名片格里菲斯导演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如果暂时搁置世界电影艺术史的评价，仅就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历史脉络而言，《一个国家的诞生》是一部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电影。阿甘便在这样一种设定的互文关系中登场。其二，一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作为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叙述缺席的惟一例外，是影片中出现了联邦政府强行迫使阿拉巴马大学取消种族隔离政策的历史场景。在这一场景中，阿甘的智商为他无法理解种族主义、因而超越了种族主义提供了“可信”的依据。

　　于是他跨过了敌意的白人围观者与黑人学生之间的鸿沟。此间，极为有趣的是，这个借助高科技手段，将阿甘嵌入其中的著名新闻纪录镜头中，最重要的因素原本是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华莱士试图堵住校门，在大门前宣读他的宣言，表达他对种族主义、“白人的纯洁”的捍卫，但影片的声带中消去了华莱士的声音，于是，画面上只有弱智的阿甘茫然不明就里地目击着这一场景，并且跨出了大和解的一步。其三，结合影片中有关美国种族现实的表达（说出的与未曾说出的），阿甘的名字似乎在告诉人们，美国确实有着种族主义的不光彩历史，但是这个国家却拥有超越那段历史的现在与未来。

　　当然，在影片中，这一种族大和解、或曰“不可能的任务”，最重要的呈现途径，是阿甘和布巴之间的友谊。两人一见如故并情同手足。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有着浩大场景、众多角色的影片，其故事线索发生在以阿甘为中心的五个角色之间：阿甘/母亲，阿甘/詹妮，阿甘/布巴，阿甘/丹中尉。其中阿甘与布巴的相遇重现了阿甘与詹妮的相识。从军者的大轿车上，人们再次恶意的拒绝与阿甘同座。代替了善良而不幸的小姑娘詹妮，这一次，是显然同样遭到歧视的黑人布巴邀请阿甘坐在他身边。如果说，小詹妮的善意在阿甘心中唤起了终生不渝的真爱，那么，布巴的热诚，则给阿甘带来了生死攸关的兄弟之情。

　　初抵越南，影片的制作者安排了一个玩笑式的对话场景：当丹中尉问道：“你们是哪儿人？”，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阿拉巴马”，丹中尉便调侃：“你们是双胞胎吗？”两人对视片刻，是弱智的阿甘“如实”回答：“我们没有亲戚关系。”两人中一个保持着鲜明的东非黑人特征（丹中尉似乎不带恶意地调侃了布巴上翻的厚嘴唇），一个则是货真价实的白人，在形象上当然无任何共同之处；丹似乎颇富情趣的玩笑，事实上成为阿甘的超越、也是不可能的种族和解的首度表述。

　　其后，制作者两度借布巴之口来强化两人间超越性的亲情。一是布巴告诉始终懵懂的阿甘：“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成为朋友吗？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互相照顾，我们是一家人”；二是在雨夜的露营中，布巴对阿甘说：“现在我们背靠着背，互相支撑，这样就不用担心遭到袭击也不会睡倒在泥坑里。”而从另一角度上看，布巴却是一个毫无新意的定型化黑人形象，敦厚、善良、固执单一。在影片中，两人在战场上形影不离，而每一时刻，布巴永远在讲述着他的捕虾梦：虾群的分布，捕虾船、虾的种类、虾的烹调……。

　　显而易见，如果说，布巴与阿甘的友谊成为种族大和解的依托，那么它同样成为修订、不如说篡改越战历史及其美国人创伤记忆的屏障。在越战场景中，除了阿甘描述的雨，便是布巴喋喋不休的“虾经”，他们所在的部队始终不曾投入战斗，始终没有任何作战、更不必说血腥、野蛮的杀戮行为。整个越战场景中，没有出现任何一个越南人的形象。惟一的一次战斗，则是在雨季骤然停止，旱季到来，越共突然发动攻击的时刻。甚至在这一场景中，除了漫天飞落的炸弹，同样没有任何可见的敌人。于是，越南，美国军队所侵略的遥远的亚洲国土，成了一个空洞的舞台。

　　事实上相当无耻的，影片的制作者，借布巴之口，说出新殖民者的愿望：在布巴看来，越南的湖泊、河流，正是天然的捕虾场，可惜愚蠢的当地人不谙此道。不是《现代启示录》、《猎鹿人》，更非《全金属外壳》、《野战排》、《生于7月4日》中的酷烈、荒诞的战争场景，而是一个十足的喜剧：当阿甘依照詹妮的嘱咐，在战争爆发之际快快逃开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兄弟”布巴，于是，他返回丛林去救助布巴。如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一样，阿甘快速往返在丛林中，将自己负伤、求救的战友逐个背出，又一次再次地为了寻找布巴而返回。中间的重要插曲，是他违背出身军人世家、决心殉国耀祖的丹中尉的意志，将他拖出丛林，并因此在屁股上中弹。但他仍在即将投射凝固汽油弹的美军飞机已然到来的时刻返回丛林，背出了布巴，听取了他要“回家”的遗愿。

　　而越战之后，阿甘的奋斗，成为对布巴未了的遗愿的实践。另一重要的视觉陈述，则是阿甘始终无法捕到虾，便前往教堂祈祷的场景。不是普通的天主教或新教的教堂，影片显然是刻意选取了黑人浸礼教的教堂，于是，这一宗教意味的场景，便在视觉上获得了不同的呈现：一是黑人浸礼教作为一个特殊宗教派别，正在于黑人将自己的文化带入并改变了基督教的仪式，人们在教堂中手牵着手，载歌载舞，充满了正统基督教各教派所没有身体间的亲密与和谐感；一是在手牵手的黑人之中，阿甘那呆痴的白面孔相当突出，他再次成为种族和解的使者。当阿甘捕虾成功，陡然而富，他便捐赠这所降福于他的黑人浸礼教教堂，于是全新的高耸的十字架矗立起来——黑人的宗教仪式降福于白人阿甘，而阿甘又将光大这收服了黑人教众的基督教的荣耀。继而，他将布巴-甘公司收益的一半分给他原本的合伙人——布巴一家，从而永远地改变了他们的种族“宿命”和阶级地位。

　　从影片的整体结构上看，布巴之死意味深长。尽管由华裔女建筑师设计的越战纪念碑上密密匝匝地刻满了美国越战死难者的姓名，但在《阿甘正传》中，我们所看到并辨认出的惟一死者是具有十足黑人特征的布巴。由于《阿甘正传》事实上构成了对战后美国历史的表述，于是，这段历史中的最重要创伤经验、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惟一一次失败了的战争——越南战争的创痛，便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主流社会之中转移出去。当违心获救的丹中尉也因阿甘而最终站立起来的时候，似乎除了悄然埋葬的黑人死者，越南的创伤已经获得治愈。而在另一层面上，阿甘的成功被叙述为对布巴遗愿的实现；其中一个不言自明的陈述是，如果布巴活着，那么他同样可以最终获取成功，靠自己的理想和奋斗而改变自己的种族与社会地位；仿佛在美国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不存在任何种族的藩篱和壁垒。正由于布巴已然丧生越南，这便成为一个无从证伪的陈述。正像我们已经论及的，布巴身后，阿甘的成功，似乎将种族问题转移为富人与穷人的问题，并且成功地将这一问题消隐在美国梦或曰个人奋斗的陈词滥调之中。或许需要提示的是，和《阿甘正传》的种族大和解表述相反，种族问题始终是、今天仍然是美国社会难以治愈的恶疾。即使抛开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所谓“美国后院的第三世界”不谈，就在《阿甘正传》热映前两年——1992年，美国所爆发的自196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洛杉矶暴乱”，本身正是一次种族冲突。尽管有着已相当不同的现实脉络，但其起因却正是1965年的瓦茨暴乱的重演：白人警察野蛮殴打黑人。它至少告诉我们，种族冲突的现实，在美国的白人与黑人之间还远未成为历史与过去。

　　阿甘生命的主线勾勒出一种美国社会的理想人生：由橄榄球队到军人与国会勋章的获得者，再作为成功的创业者与不容置疑的富翁。也正是在这里，影片显露出其最重要的修辞技巧或曰谎言效果：尽管阿甘所成功建立的、治愈战后美国社会创伤的新神话，似乎主要关乎历史，但阿甘于美国主流社会中不容置疑的“正面价值”，却仍来自于美国主流社会的“古老”价值：成功者。

　　一位美国学者曾指出：“于是，阿甘现象就不再是一时狂热，而是一个表述事件，是由阿甘及其故事的内涵所引起的持续的文化斗争。”而这持续的文化斗争，必须联系着“讲述神话的年代”，联系着其摄制、放映年代的美国社会政治事件予以解读。在《阿甘正传》上映前两年，美国爆发了洛杉矶暴乱。1992年9月美国传媒爆出了一个轰动性新闻，4个美国白人警察拦截一个超速驾车黑人失业工人；并将后者拖出车外野蛮殴打。这一发生在街角的暴力事件，被路边的居民以摄像机录下了全过程。失业黑人将白人警察告上了法庭，审判结果是法官宣告警察无罪。当电视台播放了街边录像者记录的真实过程之时，洛杉矶一片哗然。最初只是出现了一次规模不大的、由黑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示威游行，抗议美国警察及法律机构的种族歧视。但是为人们始料不及的是，抗议活动很快酿成了一次全城的大骚乱，出现了大规模的抢劫和焚烧活动。骚乱整整持续了4天，美国政府被迫出动海军陆战队予以平息。在这次骚乱中死亡55人，伤1000余人，有12000人遭逮捕，许多公共汽车被政府征用来押运犯人，直接经济损失达十几亿。

　　左：1992年洛杉矶动乱   右：由佛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动乱

　　从表面上看，这一事件是1965年瓦茨暴乱的重演。但事实上， 1992年洛杉矶暴乱的动因要更为复杂。它无疑是美国社会始终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的又一次引爆，但它同时是美国公共政策、城市规划和发展中的严重问题的大曝光。与此相关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当年当洛杉矶政府讨论城市发展规划之时，以一票之差否决发展公共交通系统设施的提案而选择发展高速公路网的计划，其结果，便是今日无中心的、“后现代的城市”洛杉矶的出现。这一无限扩张的超级都市的延伸，伴随着持续的郊区化过程，有钱人（多数是白人）渐次离开城市搬入郊区，形成了卫星城中一个又一个的中产阶级社区。与此同时，原城市市区因失去了中产阶级的税收而丧失了进行建设和维修所必须的资金，渐次成为肮脏和罪恶的所在。洛杉矶暴乱的一触即发联系着整个城市久已被整个社会福利、社会管理、社会改建所抛弃并遗忘的事实。因此，洛杉矶暴乱中的主要事实，更为深刻地揭示出当代美国社会种族主义的悲剧：由于绝大多数白人早已搬离原市区，因此抗议种族歧视事件而发生的暴乱，几乎完全不曾触及白人的利益与生活；相反，主要发生于城区的暴乱，事实上成了黑人与亚裔移民间的冲突。为暴乱者所捣毁和焚烧的1200座建筑中，大多是亚裔移民的民居及其开设的商店等民用设施。

　　这一震惊了全美的暴乱，当然成了竞选双方所争夺的“素材”。共和党的候选人对此的论述正是：请看传统家庭价值贬值造成了多么恶劣的结果。同样在奎尔的讲演中，他有意识地将脱离了男性掌控的单身女性、单亲家庭和“目无法纪的黑人”含蓄且一望而知的联系在一起，而对造成这一事件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只字不提。

　　在影片的尾声中，阿甘在詹妮的坟前倾诉道：“我不知道究竟是人各有命，还是随风飘零全凭偶然。照我看也许是都对，也许是两个都有。”阿甘，这位弱智者终于将观众领到了“哲学的高度”，他不仅创造了历史与现实中“不可能的和解”，而且还协调着关于历史叙述的两种基本态度。

　　《阿甘》的叙述可能是“真实”的，至少是可信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坐在公共汽车站上吃着巧克力糖的弱智者喋喋不休的独白。你无法要求他/阿甘准确地、遑论有洞察地叙述当代美国的历史，他只是以自己有效的智力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但这部影片却的的确确是关于当代美国历史的叙述，一个有效地偷天换日改写历史的叙述。但后者，只是影片及感人至深的观看所产生的“谎言效果”。

　　影片通过阿甘的视点，似乎颇为详尽地呈现了一次次的政治谋杀，包括一些不成功的谋杀。然而，绝非偶然地，出现了这段历史中两次十分重要的政治谋杀：对和平主义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对激进派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的刺杀事件。

　　而这两位人物在战后的美国历史中的重要程度，绝不亚于影片中所呈现的人物；曾有人将他们称之为60年代美国社会的“梦想和梦魇”。我们之所以认定，这一“未曾说出”的历史事件，是影片《阿甘正传》中重要的“结构性空白”，首先在于，从表象上看，《阿甘正传》讲述了战后美国的历史，尤其是60—70年代，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沼的历史。而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与青年学生的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民主运动同时发生的，是规模空前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但这后两者，在影片中，却均处于缺席状态之中。不仅是对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的谋杀，在影片文本中缺席，而且是整个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其中一系列震动全美的历史事件：自由之夏、选举登记运动、伯明翰公共汽车抵制运动、向华盛顿进军、瓦茨暴乱，在影片中都被涂抹得一干二净。

　　其中最为著名而重要的，是“向华盛顿进军”事件：1963年8月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20万人参加的和平民权运动集会，会上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他著名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说。整个集会自始至终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任何骚乱和暴力事件，致使美国总统肯尼迪第二天发表演说称“我们这个国家应该以此为骄傲”。更为有趣的是，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的形象却以一个堪称“惊鸿一现”的方式短暂地出现在银幕上。那是阿甘和詹妮在激进黑人民权运动组织黑豹党总部中，那个粗暴地殴打了詹妮的白男人曾拉下卷帘——帘上清晰可辨的，是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X和切·格瓦拉的黑白图片。但继而，那男人殴打詹妮的行动立刻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

　　阿甘在黑豹党总部

　　采用细读的方式，我们将注意到其中的几个细节：其一，不同于其他历史人物的动态形象，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只是片刻间呈现为黑白、两维的平面图像；其二，这一图片形象，出现在被拉下的卷帘之上，附着在阻断视线而不是延伸视线/历史视野的影像之中；其三，则是这片刻闪现的形象，立刻被殴打女人的野蛮行为所取代，在一个似乎简单的场景中，黑人民权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同时遭到了微妙而有效的玷污。我们将其称为影片重要的“结构性空白”，还在于针对着黑人的种族歧视，始终是美国社会的痼疾；却也是一个美国的“正人君子”们经常闭口不谈、“惜墨如金”的话题。但一如我们将要在下面论及的，在《阿甘正传》的故事中，黑人与白人间的种族和解，却是影片所成功讲述的“神话”之一。它不仅呈现为阿甘和黑人布巴的兄弟情谊，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阿甘在布巴的启示下，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实现了一个典型的美国梦——通过顽强的奋斗发财致富，而他的馈赠，则彻底地改变了一个黑人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命运，颠倒了奴隶和主人的历史——在《阿甘正传》特有的近乎连环画的视觉呈现中，我们看到布巴妈妈给白人主人奉上一盘虾，他妈妈的妈妈给白人主人奉上一盘虾，他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给白人主人奉上一盘虾，但由于阿甘的成功和善行，布巴妈妈在餐桌前坐下来，白人女佣为她奉上一盘虾。这当然并非仅仅是一个喜剧场景，它同时成为一个有力的社会陈述：似乎不再是依旧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的社会存在，而是美国社会的主流逻辑：奋斗、成功与多行善事。如果个人的奋斗与善举能够改变社会的种族权力结构，那么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的道路，都已然永远地成为了历史，而且是不必再度追述的历史。

　　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去分析影片的并不“说谎”的谎言效果，我们或许会获得另一些解读点。我们会看到，尽管《阿甘正传》成功地抹去了整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痕迹，而巧妙地实践了男权、父权秩序的重述；而50年代的阿拉巴马州成了《绿野仙踪》中的堪萨斯——“你永远会回家，永远要回到堪萨斯”，并将其作为传统美国价值的理想体现。

　　《阿甘正传》剧照

　　但我们同样可以在细读中发现，理想家园，“恩许之地”，只出自一种成功的“谎言效果”——因为它在文本中从不存在。阿甘本人便是一个无父之子，在单亲母亲的家庭中长大；而母亲为了能让他接受普通教育、而非进入非弱智者的特殊学校，便与校长通奸；詹妮则显然在童年时代就遭到父亲的性侵犯——而种种家庭性侵犯、性暴力，正是美国主流社会讳莫如深的“柜橱里的骷髅”。在影片中，这一事实，也始终不曾正面呈现或印证。如果说，影片给出了所有“真实”的、或可能做出另类解读的点，但它也同样借助文本策略再度成功地遮蔽起这些表述。如果你成功地戳穿了影片对美国历史的剪辑和改写，那么，这些真话，便成为某种防御机制：阿甘毕竟是一个弱智者，所以他对历史的记忆和理解当然绝非可靠；而詹妮的故事则似乎只关乎于个人，一个因为童年的创伤性经验，而不断离家出走，甚至有着自毁倾向的女人的“个案”。而影片最成功地遮蔽则正是借助阿甘——这位穿越历史有超越历史的理想人物、理想男人，而救赎了所有的苦难。影片的尾声中，我们看到阿甘给了詹妮一个理想的家，同时最终推平了詹妮昔日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