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认为，以木料为主要构材是中国古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世界范围内，非洲、欧洲、中东、美洲与东南亚的古代文明都留下了大量砖石建筑的遗迹，只有在东亚地区，木质古建筑才构成了绝对主流。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中国的古建筑为何与欧洲不同，而在于中国为何如此特立独行。

现代日本仍存有许多木结构住宅，图为1970年日本青森县，在一次地震后，两名女子准备撤离。

严格来说，中国古建筑中并不乏砖石结构。公元前2300年的石峁遗址就大量出现了大规模的护坡石墙和包石夯土墩台，此后的历代大型建筑也多有砖石台基。

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的石峁遗址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其城基、城墙采用石料，不同于时代较晚、采用夯土的殷墟

但是，这些砖石结构始终未能发展为大多数中国古建筑遗迹的主体结构。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砖石结构的技术和性能存在极大的问题。

梁思成认为，大部分中国古代匠人并不了解石料的物理特性。石料抗压力强，而张力、弹力极弱，其物理特性与木材恰好相反，适于垒砌。但中国古代工匠却多用建造木建筑的榫接之法来拼合石材。榫接的石构件在局部受力时易于破裂崩坏，使得建筑整体缺乏稳固性，这样的建筑自然难以被广泛应用，也难以留存至今。

即便懂得垒砌之法，中国古代工匠也很少能将砖石建成坚固的建筑。用砖石垒砌稳定结构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中之一是确保每块砖石大小相近，将接触面磨平，以此增大砖块之间的接触面积，防止受力点不均导致砖石破裂。埃及金字塔、雅典卫城和古罗马的引水道都是此类范例。但是，这种垒砌方式需要厚重的墙体和精密的加工才能保障结构稳定。始建于唐代的西安大雁塔也是用砖石磨平对缝砌成，经历过多次崩毁重修、加厚加固，方得以存续。

西班牙塞哥维亚的古罗马水道桥，由纯石垒砌而成，建于公元1世纪

另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在砖石间添加富有粘性而又耐压的垫物，以此保障砖块间的接触面积。古巴比伦与古罗马早已发明了石灰砂浆，但中国古代工匠对此缺乏认识，只追求垒砌时的便利和胶泥的粘性，长期因循守旧地使用草灰、黄泥，最多加上糯米浆。干结后的黄泥浆往往被砖石自重压碎，如此砌筑的砖石无异于松散的砖堆，完全靠厚度和建筑形状来维持稳定。这自然远不如相对轻便坚固的木质结构有竞争力。

衢州巽峰塔建于清康熙年间，由砖块与黄泥浆砌筑而成。2010年5月因连日降雨而崩塌

然而，技术缺陷并不是中国古建筑材质迥异于其他文明的根本原因，以赵州桥为代表的古代石桥足以证明中国工匠的智巧和潜力。不难发现，古埃及、古希腊、巴比伦、帕提亚、亚述、玛雅、吴哥等古代文明的砖石遗迹绝大多数与宗教活动相关，人们所熟知的、费数百年之功建成的欧洲各大教堂更是典型。当神权强大到足以为世俗统治者授予合法性、足以决定世俗生活的意义时，世俗之人才会不惜工本地建造散发着永恒色彩的宏伟庙宇。坚固而庄严的石块正是这类庙宇的理想建材。

德国科隆大教堂始建于1248年，工程时断时续，至1880年才宣告完工。是典型的哥特式砖石建筑

但在帝制中国，神权始终不过是君王“神道设教”的工具。依照以古为尊的儒家礼学，即便规格最高的皇帝祭祀天地的仪式也无需高大的庙宇。明洪武十年至嘉靖九年，本应在都城南北郊分别举行的天地祭祀一度被改在皇宫内合祀。朱棣迁都北京后为此而建造了巨大的奉天殿（即今故宫太和殿前身）。但这种人为的努力却遭到礼制官员的抨击，被视为“崇树栋宇，拟之人道”，有违“质诚尊天，不自封树，以明谦恭之意”的正统理念。

依照《周礼》在都城南郊修筑的元丘是中国古代帝王祀天之所。祭坛建筑务求谦逊质朴，与宏伟的玛雅祭坛、希腊神殿风格迥异。（上图：隋唐长安元丘。下图：明清北京元丘）

这样的宗教文化观自然不可能产生其他文明中对宏伟宗教建筑的需求。而需求的长期匮乏自然无法将匠人的智巧和潜能转化为同样精巧的砖石建筑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