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4日凌晨四点，14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芝加哥郊区的一栋公寓，他们的目标很明确[1]：杀死黑豹党的领导人弗雷德·汉普顿（Fred Hampton）。

　　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成立于波谲云诡的1966年，高擎武装反抗种族歧视的大旗，是一个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在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全美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主张激进、并具有一定意识形态色彩的黑豹党便成了美国政府的眼中钉。

　　弗雷德·汉普顿是黑豹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虽然入党时间不长，但他凭借着卓越的组织能力、演讲天赋和个人魅力，在党内迅速崛起，1969年6月出任黑豹党“国家副主席”兼任伊利诺伊州主席。更关键的是，弗雷德·汉普顿身家清白，政府在他身上找不到把柄。

　　意气风发的Fred Hampton（中），1969年

　　联邦调查局决定设局除掉他。1968年末，FBI招募了一名叫做William O'Neal的线人，让他打入黑豹党内部并渗透到了弗雷德的身边。1969年12月3日，这名线人向警方提供了公寓内部图[2]，并在弗雷德的饮料里下了巴比妥类药物（用于催眠），防止他在突袭中醒来。

　　当晚突袭的警察分成两队，8名守在前门，6名堵住后门，经过准备充分后，凌晨4:45他们发起攻击冲进公寓，弗雷德的保镖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此时正拿着一把散弹枪坐在客厅打盹，但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警察迅速击毙，只是在死前勉强开了一枪，打进了天花板。

　　冲进卧室的警察找到了弗雷德·汉普顿，他正跟怀孕9个月的未婚妻躺在床垫上。由于被下了药，弗雷德被未婚妻推醒时仍然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而警察也没有尝试拷起弗雷德，而是直奔主题：把他的未婚妻拖到了一边，然后冲着他的头连开了两枪。

　　确认目标已经死亡后，警察将血泊中的尸体拖到了卧室门口，并拍下照片，造成弗雷德跟警察对峙的假象，然后对闻讯蜂拥而来的记者宣称：黑豹党拒绝搜查，并首先开枪，随后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枪战”，弗雷德·汉普顿和保镖在枪战中被击毙死亡，警察表现出了“克制”和“勇敢”。

　　被拖至卧室门口的Fred Hampton，1969年

　　事件立马引发轩然大波。黑豹党、民权人士和左派媒体Chicago Sun-Times经过现场调查发现：弗雷德是被“执行枪决”，而非在跟警察的对峙中被击毙，这是一场蓄意的设局和谋杀。后来的独立调查证明：警方一共开了82~99枪，而黑豹党的还击，只有保镖射向天花板的那一枪。

　　正当黑豹党酝酿着怒火的时候，美国政府马不停蹄，在4天后——也就是12月8日动用了包括SWAT特种部队在内的350多名军警，突袭了黑豹党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的总部，直升机、坦克和军用炸药全部都用上了。在抵抗了大约五个小时后，13名黑豹党成员被迫缴械投降。

　　被剪除武装的黑豹党丧失继续了反抗的资本，弗雷德·汉普顿的蓄意谋杀案后来也不了了之。尽管他的家属提起了民事诉讼，并在三年后获得了185万美金的赔偿，参与此事的几十名警察和幕后人员被以妨碍司法公正和提供虚假证据的罪名起诉，但最后都被裁定无罪[3]。

　　那个出卖弗雷德·汉普顿的线人William O'Neal（也是一个黑人），进入了联邦证人保护计划，改换姓名后移居加利福尼亚，销声匿迹。最大的赢家，当属隐藏在幕后的联邦调查局，那张白人警察笑嘻嘻抬着弗雷德·汉普顿尸体的著名照片，给美国黑人运动带来了永恒的仇恨。

　　芝加哥警察抬着Fred Hampton尸体，1969年

　　1969年是黑豹党运动的巅峰，也是结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弗雷德·汉普顿的幽灵一直萦绕在美国的土地之上，从未散去。

　　01

　　弗雷德·汉普顿算是黑豹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在他之前党内还有三大天王：休伊·牛顿（Huey Newton）、鲍比·西尔(Bobby Seale)、艾尔德里奇·克莱弗（Eldridge Cleaver）。

　　Newton（左） Seale（左）Cleaver（右）

　　休伊·牛顿和鲍比·西尔是两个加州奥克兰青年，他们在1966年成立了黑豹党。196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风云激荡，中产阶级崛起，反战浪潮涌动，黑人运动此起彼伏，这是一个被古巴导弹危机、披头士、刺杀肯尼迪、鲍勃·迪伦、阿波罗登月、“我有一个梦想”等关键词表征的年代。

　　休伊·牛顿1942年出生于迫害黑人严重的路易斯安那州，由于无法忍受层出不穷的私刑和歧视，50年代他的父母带着他移居加州的奥克兰（Oakland）。在奥克兰Merritt学院念书期间，休伊·牛顿读完了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里面给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恐怕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除了毛选，休伊·牛顿还广泛阅读了马克思、列宁和切·格瓦拉的作品，这对一个黑人底层青年来说难能可贵（多年后他获得了加州大学的博士学位）。在Merritt学院，他认识了大他6岁的鲍比·西尔，两人一拍即合便成立了黑豹党，休伊担任“国防部长”，鲍比则担任党主席。

　　创立黑豹党几个月后，休伊就去旧金山的中国书店，以每本20美分的价格搬回一百本《毛主席语录》，跑到左的冒尖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每本一美元的价格出售[4]。休伊用卖书的利润购买了更多语录，再接着卖出去，如此反复。最后一次，他们把赚来的钱换成了霰弹枪。

　　60年代，加州的法律允许公民持枪上街，即便子弹已经上膛。休伊和黑豹党巧妙地利用了这条法规：每当有警察找黑人的麻烦，黑豹党就会掏出霰弹枪在合法距离内围观，如果警察做出过激行为，党员们就会把武器咔咔咔上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

　　Huey Newton（右）和Bobby Seale（左），1966年

　　黑豹党人统一着装，通常是黑色的皮夹克+墨镜+贝雷帽，配合上膛的霰弹枪招摇过市，非常具有震慑力。所以只要他们出场，警察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敢轻举妄动。加州政府不得不在1967年出台法案，禁止在公共场合携带上膛的武器。黑豹党得到消息，决定搞个大新闻。

　　黑豹党在纽约法院大楼外，1967年

　　1967年5月，时任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一次出访活动中，一群荷枪实弹、统一着装的黑豹党成员突然出现在镜头里。率队的是鲍比·西尔，他站在摄影机前，不卑不亢地宣读了宪法赋予自己的持枪权利，并声称政府会抢走黑人的枪，剥夺黑人的自由。

　　正如鲍比所说，紧接着，一个白人警察上前拿走了鲍比的枪，把他铐了起来——整个逮捕过程都被拍了下来上了电视。这起事件本质上是个碰瓷式宣传噱头的事件，让黑豹党名声大噪，成百上千人申请入党，不仅包括年轻黑人，还有大量少数族裔和白人左派知识分子。

　　当然，黑豹党从毛选中学到的远不止“武装斗争”这一个知识点，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一个都没有拉下。

　　成立后不久，黑豹党就开始在贫困社区运作社会项目，包括免费儿童早餐、免费诊所、法律咨询、扫盲运动和探监接送班车等项目，并明确地提出：“黑豹党生存的核心原则在于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后来，FBI探员在报告中都不得不将黑豹党的行动称为“服务于人民的项目”。

　　创立之初黑豹党就旗帜鲜明的指出：黑豹党不是黑人至上主义者，黑豹党致力于消除不公正，而不是憎恨白人。 休伊在各种场合都反复强调：“虽然暴力侵害了我们，但我们从来不鼓吹暴力。不过我们确实相信自卫能保护我们”，“如果你选择攻击黑豹，黑豹就会攻击你。”

　　但是在既有体制下搞所谓的“武装斗争”，最后注定免不了踩红线。1967年10月，黑豹党遭遇重大挫折：休伊·牛顿因涉嫌谋杀警察被逮捕。黑豹党随即发起“释放休伊”的游行，参与者不仅有黑人，还有许多白人和亚裔，有的游行标语上甚至写着：Chairman Mao says，free Huey。

　　释放休伊（Free Huey）游行，1967年

　　毛泽东思想与黑人运动的渊源颇深，1963年8月，毛泽东应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罗伯特·威廉（Robert F. Williams）的请求，在北京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在古巴流亡的威廉随即发表长文《毛泽东的美国黑人解放宣言》。

　　相比走和平路线的马丁·路德·金，罗伯特·威廉的斗争方式更加激进，他认为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路线是行不通的，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身体力行组织了“黑人武装卫队”，对抗三K党。之后，威廉全家搬到中国住了三年，国内还专门制作了纪录片《罗伯特·威廉在中国》。

　　1966年国庆节那天，罗伯特·威廉在天安门城楼上请求毛泽东为英文版语录签名，主席欣然应允——他是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得到毛泽东签名本语录的人[4]。

　　主席给威廉的红宝书签名，1966年

　　黑豹党则将毛泽东思想创造性的化用在黑人运动上，休伊为黑豹党制定了和毛主席语录非常相似的规范，比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们还制定了12点计划，呼吁发展自由学校、全国黑人学生组织、黑人农民合作社等等，还特别强调国际主义，承诺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

　　他们的行动也不仅限于持枪上街，黑豹党创办了机关报《黑豹》作为其宣传武器，大量刊载欺凌黑人的白人警察被黑豹党教训的漫画，发行量最高时有25万份。

　　黑豹党的机关报，1969年

　　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让60年代的澎湃昂扬的黑人民权运动达到高潮，美国125个城市爆发了骚乱，数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华盛顿国家广场。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休伊·牛顿一直呆在监狱里，“释放休伊”的全国运动没能成功，而鲍比·西尔也在1968年因“怀疑煽动骚乱”被捕。

　　在回忆录Revolutionary Suicide中，休伊写道：“我并不指望自己能活到革命成功那一天[4]。” 这的确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觉悟。

　　02

　　华为让中国人知道了一个商业组织被美国视为“敌人”会是什么后果，同样，黑豹党在1960年代的遭遇也是类似，而且更惨。

　　休伊在1967年受审时，陪审团几乎全是白人。鲍比·西尔被逮捕后，法官不允许他请律师，也不允许自我辩护。情急之下，西尔大骂华盛顿和杰斐逊是蓄奴者，于是法官干脆下令将西尔五花大绑，嘴里塞满布条。最终，西尔被判处四年徒刑，罪行是十六次藐视法庭。

　　黑豹党宣传画，1968年

　　在公民权得不到保障的同时，平权法案也给了政府机构镇压抗议和骚乱的权力。时任FBI局长埃德加·胡佛在白宫的支持下，开启了一个名为Cointelpro的秘密计划，旨在对美国的各类政治组织进行监视和渗透，包括女权组织、美国共产党、反越战团体，当然也包黑豹党人。

　　Cointelpro行动在黑豹党上最大的成果，就是文章开头的谋杀弗雷德·汉普顿。事后，联邦调查局通过跟司法部的协议，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大多数黑豹党员都有被跟踪和恐吓的经历，FBI还会拿着伪造的录音和信件找到黑豹党的家人，污蔑其出轨。另一个方法是先用编造的罪名把人抓起来，在想办法寻找或创造证据。黑豹党领袖之一的埃尔默·普拉特（Elmer Pratt）因谋杀罪名被关押了27年后，才被法院无罪释放。

　　1969年，FBI在旧金山的特工给胡佛写信说，至少在旧金山，黑豹党的主要工作是向黑人社区的儿童提供早餐，看起来人畜无害。但胡佛在回复中暗示该特工，继续寻找其他的证据，直到能将黑豹党定性为“倾向于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政府的暴力组织。” 这就听起来非常耳熟了。

　　宣传部长Eldridge Cleaver，1969年

　　在两位创始人吃牢饭的那段时间，党内山头林立，这就不能不提三大天王剩下的这位：宣传部长艾尔德里奇·克莱弗（Eldridge Cleaver）。

　　跟一路读到大学的休伊·牛顿不同，艾尔德里奇·克莱弗同志在入党前，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少管所和监狱里渡过的。但也正是在监狱中，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1966年出狱后，他加入了刚成立的黑豹党，原因是黑豹党当时给出了其他团体不敢给的承诺：武装斗争。

　　凭借出色的文笔和口才，克莱弗迅速被委以重任，担任党的发言人和宣传（信息）部长。不过，克莱弗念念不忘自己加入黑豹党的初心——武装斗争，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全美乱成一片，两天后克莱弗召集了14位党员，拿着M16步枪一起袭击了奥克兰警察局。

　　这场袭击并没有带来什么战果，但却诞生了那个一个著名的典故：袭击完警局后，克莱弗和一名叫鲍比·赫顿（Bobby Hutton）的党员被警察堵在了一个地下室里，两人准备投降，斗争经验丰富的克莱弗同志告诉鲍比·赫顿：说投降时一定要脱光衣服，否则警察会把你击毙。

　　果不其然，投降时脱得精光的克莱弗被警察正常拷住，但感到不好意思的鲍比·赫顿脱了上衣，然后被警察连开12枪打死。此后黑人群体中便开始流行一种说法：如果要向警察投降，一定要把衣服脱光[5]，否则就算只穿着内裤，警察也会以“怀疑裤裆里藏了武器”为由将你击毙。

　　鲍比·赫顿同志被追封为黑豹党烈士，他的葬礼有1500人参加，包括好莱坞著名影星马龙·白兰度，可见当年黑豹党的统一战线做的有多好。

　　马龙白兰度在Bobby Hutton葬礼上，1968年

　　逃出生天的艾尔德里奇·克莱弗被控谋杀未遂，自知逃不过资本主义铁拳的克莱弗索性豁了出去，在保释出狱后逃亡古巴，受到了卡斯特罗同志的款待，并随后转战阿尔及利亚，在当地成立黑豹党分部，并和朝鲜、北越建立了联系，宣称黑豹党的使命不是当社区义工，而是推翻政府。

　　这正中FBI和美国政府的下怀。胡佛公开表示黑豹党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虽然黑豹党有枪杆子，但政府有装甲车，零星分布在美国各州的党的机关被逐一拔除，消灭殆尽。主持黑豹党中央工作的弗雷德·汉普顿也在这种大背景下，被联邦调查局设局谋杀。

　　尽管黑豹党积极向“东方最好的革命导师”学习，但党一直缺少清晰的纲领：鲍比·西尔最开始认为，既然列宁说“在一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那么黑豹党也能在黑人社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休伊随后推翻了这种说法，他认为黑人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非美国治下的“少数民族”。

　　后来，黑豹党又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的启发，认为美国黑人应当像以色列那样，建立自己的国家。1968年4月的“黑人民族政府会议”上，黑豹党曾通过了一个由美国南方五个州组成“新非洲共和国”的计划，但很显然，这个天方夜谭的方案实现几率，跟国足勇夺世界杯差不多。

　　在路线斗争的那段时间，党内部甚至还出现过派系内部斗争，尽管黑豹党是林林总总的黑人平权组织中，最具动员能力和战斗力的一个，但党的事业是什么，一直没有人能回答。可能正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说：黑豹党看起来只是“一帮准备扫射议会大厦的武装暴徒。”

　　1970年8月5日，在监狱待了三年多的休伊·牛顿获得假释，此时，黑豹党已经被逼到了绝路，党的前途一片模糊。他决定到一个地方去寻找答案：中国。

　　1971年10月国庆期间，休伊·牛顿应邀来到中国访问了十天。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休伊一行，并安排他参观了全国各地的工厂、学校和公社，每到一处都有数千群众夹道欢迎。休伊·牛顿提出想见一见精神偶像毛主席，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未能成行，这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牛顿同志在中国，1971年

　　显然，休伊·牛顿并没有找到他想要的答案，不过他仍然对挽留他的中国朋友说：“我必须回去，我的斗争在美利坚合众国[4]。”

　　03

　　休伊·牛顿从中国归来之后，开始改变策略。在他的带领下，黑豹党脱下了皮夹克和墨镜，换上了西装和领带，开始走向政坛。休伊认为，选举政治与党的革命目标并不矛盾，它只是革命的策略。更何况，之前的各种事情已经证明：与美国的国家暴力机器对抗，只有死路一条。

　　比起性情暴躁的休伊·牛顿，性格相对沉稳的党主席鲍比·西尔显然更适合参与政治活动。1973年，被释放的西尔决定竞选奥克兰市长，奥克兰的黑人人口占比达到40%，因此黑豹党的策略非常简单——争取全部的黑人选票，同时尽可能拉到对黑人运动有好感的白人的选票。

　　西尔在竞选演说中，1973年

　　黑豹党为了选举倾注了几乎全部力量，西尔也顺利跻身最后两位候选人之一，但最终功亏一篑，输掉了选举。

　　同一时间，激烈的内部斗争再度消耗了黑豹党的力量，带领党改革的休伊和远在非洲的宣传部长克莱弗公开决裂：前者希望黑豹党能放下枪杆子，后者则认为党应该把持枪自卫升级为城市游击战，进而夺取政权。在一次公开直播节目上，克莱弗大骂休伊在搞“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

　　黑豹党的宣传刊物，1969年

　　仓促的选举和洋相尽出的电话连线成了黑豹党最后的绝唱，也稀释干净了党的所有激情和理想主义，之后，党走向了穷途末路。

　　休伊染上了毒瘾，性格也变得更加喜怒无常，1974年，他在一次吸毒过量后，居然把多年的战友西尔开除出了党，他自己也在同一年再度被控谋杀，逃往古巴。克莱弗则于1979年回到美国，以五年刑期为代价承认了他在党员时期犯下的罪行。出狱后，他也染上了毒瘾。

　　在去世的前一年，克莱弗接受了一次采访，他似是恍然大悟：美国政府砍掉了黑人解放运动的头，只留下了它全副武装的身躯。那些年轻的血液四处奔涌，他们豪言壮语，他们手持武器——但他们却没有政治纲领，只能被政府抓住破绽逐一击破。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而尼克松的资深顾问John Ehrlichman在多年后说的一番话更是指出了剿灭黑豹党的策略和本质:

　　“尼克松政府（1968-1972）有两个敌人：左翼反战者和黑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公开的把他们列为非法，但可以通过使公众将嬉皮士与大麻、黑人与海洛因联系起来，然后将他们定为刑事罪犯，便可以破坏这些运动。我们可以逮捕他们的领导人，突袭他们的房屋，破坏他们的会议，并在晚间新闻中一夜又一夜地侮辱他们。我们知道我们在撒谎吗？我们当然知道。”

　　60年代的激进革命之后，黑人运动变成了零星的骚乱事件，比如1992年的洛杉矶、2014年的纽约和如今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死亡引起的动荡。

　　而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著名作家Christian Cooper在纽约中央公园，劝阻一个遛狗没有拴绳的白人女性遵守公园规则。但因为他的黑人身份，这位名叫Amy Cooper的白人女性随即报警，她告诉警察：“一个黑人威胁了自己和狗的生命。”

　　相比于George Floyd的悲惨遭遇，这件事情恐怕更能反映美国黑人的日常。几十年了，有些东西会改变，有些东西则不会。

　　04

　　1977年，休伊·牛顿从古巴回到美国，结束了流亡生涯。但他此时已经染上了毒瘾，对党的事业早已失去了兴趣，终日深陷于毒品交易和帮派斗争，就连黑豹赞助的学校也因休伊挪用资金购买毒品的丑闻，在1982年被迫关闭。

　　在回忆录的开篇，休伊写道：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终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实际上这话是司马迁说的）。但休伊的死显然难言终于泰山，1989年8月，他死在了一次因毒品而起的枪战。这个传奇人物和他所创建的党，终于化成历史的灰烬，湮灭在时代的洪流里。

　　回到文章开头，弗雷德·汉普顿被枪杀时，留下了怀孕9个月的未婚妻。在谋杀发生的4个星期后，他的儿子Fred Hampton Jr出生了。Fred Hampton Jr的人生似乎在重复一个同样的故事：1992年，4名白人警察殴打黑人青年罗德尼·金引发骚乱，他因参与并涉嫌纵火，被判18年徒刑。

　　Fred Hampton Jr与父亲照片，童年&成年

　　当年联邦调查局的线人William O'Neal，化名William Hart移居加利福尼亚。1984年，他秘密返回了芝加哥，在经过无数良心折磨的夜晚后，他终于向媒体承认了1969年出卖弗雷德并给他下药的事实。在1990年“马丁·路德·金”日的凌晨，他跑上高速公路，跳到车流中自杀身亡。

　　而2020年引发蝴蝶效应的George Floyd，也过了一个很典型的人生：出生在黑人贫民区，因为体育特长上了大学，转型职业运动员失败后成名一名蓝领工人，陆续因为毒品和抢劫入狱，出狱后重头再来，担任卡车司机和保镖，因为疫情丢掉了工作，最后被警察压颈死亡。

　　每个曾身处历史漩涡中的人，都有了一个自己不情愿的归宿。

　　2020年的大规模抗议和游行，逐渐往“打砸抢”、“破四旧”和“横扫牛鬼蛇神”的路线上去倾斜。跟1960年代走和平主义路线的马丁路德金相比，他们没有宣传、团结和统一战线；跟走极端路线的黑豹党相比，他们缺乏纪律、纲领和动员能力。黑人的抗争，坦白说是一代不如一代。

　　真正的抗争，需要匕首和话筒，需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需要古田会议和遵义会议，以及一套钱钟书先生翻译的《毛泽东选集》。它们曾经出现过，然后又迅速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