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狂人日记》的写作缘起时，鲁迅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其实不读《通鉴》，在其他正史乃至一些野史、笔记中也很容易找到“吃人”的记载，这是不待于鲁迅去发现，我们自己就可以了然的。然而鲁迅为什么说“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呢?这是因为他发现的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吃人”，也是医学意义上的“吃人”，更是伦理学乃至社会学意义上的“吃人”。

1.1

吃人词意

生物学意义上的“吃人”，即发乎生物本能的“吃人”，借用鲁迅的说法，就是“以人为粮”，这或是由于饥荒(比如“易子而食”)，或是出于报复(比如徐锡麟心肝被炒食)，甚或仅仅是为了满足饕餮之欲(比如齐桓公感叹“惟蒸婴儿之未尝”)。虽然中国历史所载的这方面的案例简直可以说是骇人听闻，但此等事情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皆曾有之，即便是已经文明开化的社会也恐怕并不例外，中国的案例并非特例，未必值得鲁迅拿来当作“关系甚大”的惊人发现予以揭露。

而医学意义上的“吃人”则令人无法等闲视之，因为它赋予了“吃人”以药理上的合法性。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世界上其他民族医学中可曾有以人为“药”的传统，但我们知道这无疑是中医的传统之一，而且源远流长，即便是到了现代社会，这一传统也并未完全断绝。比如，“紫河车”一药，其实就是人类胎盘，用于炮制所谓“大造丸”、“生血丸”、“安坤赞育丸”、“补肾固齿丸”之类，《本草拾遗》和《本草纲目》都有收录;甚至在1949年以后颁布的《中国药典》的历次版本中，这味药也一直赫然在列;尽管2015年最新版的《药典》已将其从目录中剔除。

1.2

伦理吃人

“割股疗亲”源于医学上的人肉可以治病的迷信，但罩上了一件温情脉脉的“孝”的面纱，使“吃人”的人“吃”得心安理得，使自愿被“吃”的人也有一种“献祭”般的崇高感。至少从唐代起，“割股”已被提升到了“孝”的高度。《柳河东集》收有一篇《寿州安丰县孝门铭》，用以旌表一名叫李兴的男子，柳宗元记其事迹云:“父被恶疾，岁月就亟，兴自刃股肉，假托馈献。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宿而死。兴号呼抚臆，口鼻垂血……”这可能是最早的关于“割股疗亲”的记载。虽然有人认为此文乃是假托柳宗元而作，但事迹本身的真实性应不容怀疑。此后历代的正史和地方志中都有大量的关于孝子、孝女等“割股救父”或“割肝救母”的记载，尤以明清两代为甚，因为越到末世，当政者也越需要通过提倡孝道来安抚人心，而民间的孝行也就越是变本加厉。这种愚孝连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未能幸免。据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说:“那时(母亲)年少单纯，见父亲重病缠身，久治不愈，想起书中读过的‘二十四孝’中有一孝，叫‘割股疗亲’，……我母亲便如法炮制，硬是将臂上一块肉割下来熬成汤药，让她父亲喝了。”

如果说以“孝”的名义“吃人”，其影响可能只局限于家庭之内，那么以“忠”的名义“吃人”，其影响便可能及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在“易牙蒸子”事件中，易牙以牺牲幼子为代价，向齐桓公表忠心，由此而得势，后与竖刁、开方联手发动政变，齐国也随之陷入动荡。在“安史之乱”中，张巡、许远为坚守睢阳城，不惜“以人为粮”，二三万妇孺老弱因此而命丧于自家人的口腹之中，其恶劣影响及于今日。

1.3

史书吃人

我们且看看《资治通鉴》(第二二〇卷)的记载:

尹子奇久围睢阳，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不如坚守以待之。”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子老弱。

诚如张巡、许远所言，睢阳乃“江淮之保障”，是通往江淮之门户，而江淮地区是朝廷的财赋所出之地，一旦安禄山军队攻占江淮，那么李唐王朝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睢阳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当时的形势是:睢阳守军不到一万人，而围困睢阳的安禄山军队有十余万，力量相当悬殊，睢阳城可以说危如累卵;而在周边地区，谯郡太守杨万石、雍丘县令令狐潮等已望风而降，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已弃南阳逃奔襄阳，灵昌太守许叔冀逃奔彭城;而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则兀自按兵不动，面对睢阳危局，悠悠然作壁上观。在这种形势下，张、许二人坚守睢阳城一年之久，虽然最终城陷被杀，但也极大地延缓了安禄山军队的攻势，为朝廷收复失地创造了有利时机。所以后来朝廷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邓国公，追赠许远为荆州大都督，并入祀所谓“双忠庙”，至明清时更是配享帝王庙，而且民间各地也多有奉祀。

以“吃人”为代价来挽救一座城池乃至一个国家的危亡是否值得?大家的讨论发言，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值”，理由是城中的老弱妇孺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而且在城破之后，也一样被杀，与其死于敌人之手，不如死于自家人之口，以二三万必死之人为代价挽救一城乃至一国之危亡，有何不可?另一派认为“不值”，但无法给出充分的理由，反正就觉得“吃人”不对，“太恐怖”了，无论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作为“吃人”的借口。持第一派意见的主要是男生，持第二派意见的主要是女生，男生的意见听起来似乎很理性，很有逻辑性，显得很雄辩，而女生的意见似乎是纯感性的，毫无逻辑可言，显得很苍白。

1.4

吃人标准

当然，或许会有人质疑说，你这里所用的价值标准乃是现代的标准，而你说的事情乃是唐代的事情，你怎能以现代的价值标准来强求古人呢?这种质疑未尝没有道理，但古今人心未必没有相通之处，《礼记》中有“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话，《孟子》中有“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是率兽而食人也”的话，在一个提倡“仁道”的儒家文化笼罩的国度里，未必不明白弱势群体是需要被特别保护，而“食人”乃是野兽行径的道理，只是在“忠”这个更高的价值标准之下，“仁道”会被选择性地无视，“兽道”反而得以大行其道。说到这里，或许还是有人会质疑说，你说的道理谁都懂，但面对复杂的现实，有时候是难于选择的，假设你是张巡、许远，你也总不能为了保护一城的老弱妇孺，而眼睁睁看着一个强盛的帝国就此沦亡吧?为了回答这一质疑，我们可以借用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这两个概念。顾炎武在区分这两个概念时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第十三卷)。

比伦理学意义上的“吃人”更具有普遍性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吃人”。在《狂人日记》里，我们从“割股疗亲”这样的事件可以看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奴役关系;此外，小说还谈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奴役:“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这其实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吃人”。在鲁迅看来，这种“吃”与“被吃”的关系可以推广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每一个家庭成员之间:

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下结论说:所谓“中国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而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