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纳粹德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在纳粹党当权之初，没有人认为它会掀起又一场战争浩劫。在短短的六年间，它实行了一系列铁腕政策，镇压政治运动，整顿就业市场，刺激经济复苏，整合民间机构，打造民族共同体。正当德国人适应着新秩序带来的急剧变化，因繁荣稳定的假象而沉浸在喜悦之中时，却不知不觉地被绑在纳粹的战车上，高速驶向滚滚硝烟之中。原来，和平的纳粹德国是为发动战争而服务的。

　　在《当权的第三帝国》这部包罗万象、扣人心弦的历史巨著中，理查德·J. 埃文斯通过爬梳二战前纳粹德国在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的政策和影响，以海量的数据分析与官方档案描绘了第三帝国极权统治的狰狞面貌，以生动的私人材料与亲历记录勾勒出普通德国人在这段历史中的鲜活命运，揭露了纳粹党如何以残暴血腥的独裁手段将德国改造成一架全力冲刺的战争机器。

　　作为保守主义家庭的后代，面对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及社会失序，伊丽莎白·格本斯利本对于可能在德国发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忧虑万分。早在纳粹夺权之前，伊丽莎白就是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追随者，在她看来，“他们随时准备牺牲，他们燃烧着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

　　1933年希特勒就任总理后，尽管对于冲锋队的暴力行径有所耳闻，但伊丽莎白仍旧坚定地认为彻底清洗是社会秩序重建的根本前提。当冲锋队冲进伊丽莎白丈夫卡尔就职的布伦瑞克市政厅殴打社会民主党市长并将其押到街上游行的时候，伊丽莎白一家感到了些许难过，不过这种难过很快就被波兹坦日上国会宏大的就职仪式所驱散。

　　类似的难过和痛苦也出现在梅利塔·马施曼身上。在构建种族乌托邦中成为众矢之的的犹太人遭到“水晶之夜”的洗劫和迫害后，她为破败的商店和街头的乱象所震惊，毕竟其中很多被迫害者都是她熟悉的邻居和朋友。然而与之前有所不同的是，梅利塔“强迫自己尽快将这份记忆赶出脑海”——五年来不间断的暴力行为和疯狂宣传使得人们再也不敢公开对大型迫害行为有任何与人民共同体精神不符的私人情绪的流露。

　　时代的尘埃，把个人的价值碾为齑粉。正如理查德·埃文斯所说，“纳粹德国的历史越久远，生活在已经习惯了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整体和文化中的历史学家就越难想象在纳粹德国这类政权之下人们的行为方式。”

　　▲两名纳粹士兵在海滩上

　　当然，类似的记忆往往早已随风飘逝，能够留存于世的大多能够归因于时代的幸运——毕竟它们主人中的绝大多数早已成了毛特豪森、达豪等众多集中营焚尸炉中的冤魂。但是，从1933年初纳粹夺权到1939年9月战争开始之间的这段时间，纳粹党主导的从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社会等方面对德国的全方位改造，不应该被我们遗忘。

　　作为“第三帝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当权的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in Power，哲理庐 译，理想国·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为我们揭示了纳粹分子如何通过制造经济繁荣、人民团结、单一种族的假象，“让德国以及德国人民为一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

　　全景式的描述一直是“第三帝国三部曲”的鲜明特点，包括原始档案、日记、回忆录等一手文献在内的海量史料也使得这一叙述手法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无所侧重。埃文斯所要强调的是，表面上鼓吹德意志田园牧歌式生活的纳粹分子，不仅不是中世纪或保守主义的卫道士，相反，其对于现代性的迷恋是毋庸置疑的。按照齐格蒙·鲍曼的说法，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灾难是一种根植于现代性的现象——现代性包括了理性、技术与手段。

　　优生学和反犹主义现代的，消除社会异类、罪犯、“不合群的人”也是现代的，秉持价值理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社会资源效益最大化的诠释；军工厂、造船厂、飞机制造公司、武器生产线、医药研究实验室以及化学公司的设计室是现代的，渗透着工具理性精神的纳粹主义有一种对技术的浪漫主义幻想；通过文官系统和暴力组织对犹太经济实体进行日耳曼化的手段也是现代的，正如韦伯早已认识到现代科层制“可以高效率、大范围地运作，形式上能够适用于任何一种行政任务”。

　　另一方面，突出纳粹主义的指向性和目的性，即一切为拓展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间的战争服务，也是埃文斯独树一帜的叙述角度。由此出发，就不难理解当权的第三帝国种种作为的合理性——将社会民主党人、工会领导人送进集中营，以免再次出现1918年“背后捅刀”的情况；拒斥堕落艺术，宣扬纳粹文化，为战争做精神动员；对青年的肉体和灵魂进行渗透，保证后备兵源强壮的体格与精神上的绝对忠诚；对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全部吸纳，消除经济实体中的犹太因素，制定经济规划以此重整军备；整合工人、妇女、青年等各类社会组织，通过准军事化体制构建人民共同体；完全消弭犹太人的影响，消除犹太-布尔什维主义遗毒，重塑民族精神和维系种族纯洁。“自1933年纳粹上台后，战争便一直是第三帝国及其领导人追求的目标……他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备战上，一刻也不曾停歇……”

　　▲纳粹德国

　　在重整军备准备战争过程中，如何维系政权的稳定是纳粹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作为整体性的概念表述，埃文斯始终严格区分“纳粹”和“德国人”这两个词语，避免将其直接等同。显然这不仅仅是修辞文法的原因，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强调狂热的仅仅是纳粹分子，普通民众为免遭迫害而噤声，无奈被裹挟在巨大的战争机器上。工人退出公共政治，回归家庭生活，享受纳粹革命带来的休闲娱乐活动和社会福利；纳粹政权稳固的原因更多归功于作为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希特勒及其追随者。

　　然而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事实上加以分析，严格区分这两个集体性词汇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在人人都知道战争迟早来临甚至患上“战争精神病”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是整架战争机器的一部分，柏林纳粹党卫队积极分子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偏远农场主的差别仅仅是与恶的距离不同而已，并不能掩盖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后者身上“平庸的恶”——这也是70年代以前联邦德国经历去纳粹化后多数公民对于战争抱有愧疚感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从社会民主党的地下观察员的报告到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日记，大多数民众对于纳粹的热情都是对此最有力的反驳，毕竟至少在前期，每个日耳曼种德意志人都从纳粹革命中或多或少得到了好处。

　　1998年，在否认犹太大屠杀的历史作家大卫·欧文诉企鹅图书公司案中，理查德·埃文斯作为辩方证人在作证时说，“……我们所说的历史学家是指那些致力于发现过去的真相并尽可能准确地描述过去的人……真正的历史学家最关心的是过去”。

　　重现过去纳粹清洗、改造、动员和武装德意志民族的过程，呈现第三帝国掌权时期快速发展和剧烈变化的局势，正是《当权的第三帝国》的主旨。正如埃文斯在其另一本著作《捍卫历史》中强调的那样，“历史学是一门经验主义的学科，它更关注知识的内容而非本质”，而对内容的回归无疑会给我们的感官带来强烈的刺激，这也是回顾纳粹当权的历史对于我们现在的警示意义。

　　■ 《晶报·深港书评》，严炜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