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伍连德博士是在当时洋务派崇洋媚外、笃信科学主义，并深信欧洲医学比中医更加科学和先进的时代背景下，被清政府委任为东北鼠疫防治的总医官。伍连德博士祖籍广东，1898年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896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1903年，他在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通过剑桥大学博士考试，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他接受了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回国任北洋医学堂副监督。1910年10月，黑龙江哈尔滨突发鼠疫，伍连德随后被委任为防治总医官。对于这次鼠疫的防控指挥权，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夺。

疫情爆发初期，日本和俄国就向清政府提出独自指挥这次疫情的防控，因为抗疫指挥权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被东三省总督锡良拒绝。受到国际侵略势力施加的压力，清政府急于扑灭疫情。外务府先是选中了海军总医官谢天宝，谢天宝是美国丹佛大学医学博士，他提出的巨额安家费让清政府最终放弃。外务府右丞施肇基推荐了伍连德博士，而伍连德博士在抗疫初期还与来增援的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法国人迈尼斯就对鼠疫的认识产生争执，而且迈尼斯向北京要求接管东北鼠疫的防治指挥权。最终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博士得以继续领导抗疫，而迈尼斯则在1911年1月11日感染鼠疫病逝。

尽管后世的西医绘声绘色地描述伍连德博士如何成功地防治1910年发生的东北鼠疫，但从欧洲医学史看那时的西医对鼠疫并无有效的治疗方法。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著名的中医学家张锡纯就在其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揭示了当时西医防治鼠疫的真相，他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论鼠疫之原因及治法》中说道：

自鼠疫之证流毒甚烈，医者对于此证未之前闻，即治疗此证未有专方，致国家一遇此证之发生，即设局防疫委之西医，而西医又毫无确实疗法，惟置之隔离所中听其自死，致患此证者百中难愈二三，良可慨也。

根据张锡纯这段话的论述，可见当时国内防治鼠疫是全部交付给西医去进行的，而西医又没有确实的治疗方法，所以就只能将患者进行隔离，任其在隔离所中死去，所以导致了疫病患者极高的死亡率，就是张锡纯所言的“百中难愈二三”。西医没有治疗鼠疫的方法，就只能在防控上下工夫。有了张锡纯对当时西医防治鼠疫真相的揭示，我们就可以重新评估伍连德博士在东北鼠疫的防治中发挥的作用。

1910年10月开始爆发的东北鼠疫，最开始是在满洲里由吃了旱獭肉的北上闯关东的农民感染引起。10月 27 日瘟疫迅速蔓延到了哈尔滨，31日传到了长春，次年 1 月 21日传到沈阳。据官方统计，此次鼠疫袭击 了 东北三省共 69个县市 ，导致6万余人丧生。傅家甸是哈尔滨市当时最繁华的地区，聚集着多国的国民，也是东北鼠疫爆发的中心。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受命从天津北上到了哈尔滨，先从哈尔滨道台于泗兴那里了解疫情发生发展的情况，然后进入疫情爆发的中心傅家甸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并在当地解剖尸体，利用其在英国学到的微生物学知识寻找病原体，从病人器官的切片中看到了鼠疫杆菌。伍连德根据西医知识做了充分的准备后，提出了具体的切断传播途径的防控措施，主要措施包括如下：

1、与俄国和日本政府合作，管控各自辖区的铁路，避免人群流动 。

2、从长春调集1100余名官兵，将疫情中心傅家甸全面封锁。

3、建立隔离所和医院，将傅家甸疑似和已经发作的疫病患者进行隔离，同时对其住所进行消毒。

4、制作“伍氏口罩”，要求医护人员和群众戴上。

5、集中焚烧疫病患者的尸体，消灭传染源。

伍连德主导的抗疫措施表明了张锡纯对西医防治鼠疫记载的正确性。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伍连德只能在防控上采取有效措施，根据西医流行病学理论切断传播途径，努力保护易感人群。控制疫情地区人员流动，隔离疫病地区和感染患者，对疫情地区进行消毒，这些措施古已有之。《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代就开始对疫病患者进行隔离，而且还为其提供医药治疗。用石灰消毒，孙思邈所著《千金月令》中记载：“惊蛰日，取石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石灰在这里虽然用于杀虫，但也被古人用于疫情地区消毒。伍连德自制的“伍氏口罩”，本是仿照中世纪欧洲人发明的“鸟嘴状面具”，采用两层纱布和药用海绵做成，用于遮挡口鼻。东北鼠疫属于肺鼠疫，由人与人之间进行飞沫传染，这种简易口罩究竟有多大的防疫作用，从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务人员要佩戴护目镜就可知道。所以伍连德之所以获取防治这次东北鼠疫的成功，仅是因为他是这次瘟疫防治的领导者。

东北鼠疫从1910年10月开始爆发，到1911年1月伍连德介入防治，再到1911年4月底消灭，前后经历了6个月时间。从伍连德近4个月的防治过程来看，他几乎动用当时所有的西医医疗资源进行疫情防控，当时国内的西医资源主要是他任职的北洋军医学堂的师生。那么被西医所排斥的中医到底在这次鼠疫防治中有没有发挥作用？从伍连德所撰的著作《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中统计的参与东北鼠疫防治的医务人员死亡人数来看，参与傅家甸疫病防治的中医从业人数有9人，都是当地的中医资源，死亡4人；有从医资格的西医师20人，死亡1人；北洋医学堂学生29人，死亡1人。如果单独看这些数字就难免让人产生疑问：这是中医落后西医的缘故吗？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中西医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各自发挥的作用就可以明白：西医针对鼠疫没有治疗方法，主要在疫情地区进行检疫和防控，而治疗的任务主要是中医来进行，由于中医诊断需要与患者直接接触容易被感染，所以才出现死亡率高的现象。既然中医能够治疗鼠疫，为何还会出现中医人员相比西医而死亡较多的现象？这是因为西医治病的效果取决于药物，而中医治病靠个人辨证论治的水平，如果相应的中医家达不到治疗鼠疫要求的能力，被感染后也就无力救治自己。中医死亡人数多于西医，不是因为西医比中医更先进，而是他们没有参与患者的治疗。中医死亡人数较多也足见中医在这次疫病防治中不仅发挥了关键的治疗作用，还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鼠疫在中国历史上频繁发生过，而每次爆发后总会被扑灭，东北鼠疫也是如此。所以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谁领导这次抗疫谁都会有功绩。伍连德防治鼠疫，与其说是采用当时被认为先进于中医的西医才获取成功，不如说是他掌握了这次防治瘟疫的领导权。笃信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蒙蔽了近代中国人的心智，让他们对中西医在这次抗疫中的作用选择性失明，将整个抗疫的功劳都集中在伍连德身上，进而放大了西医在这次防治瘟疫的功劳。我们通过历史回顾做出这样判断的时候，并不否认伍连德在东北鼠疫防控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将整个鼠疫防治的功劳都归于伍连德，是很不合适的。其实，如果由中医家来领导这次鼠疫的防治，在有军队进行隔离的情况下，普遍地施以中药提前进行群体性的防治，就可以有效地减少发病率和死亡率。从武昌区提前在社区进行中药干预大幅度降低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确诊率，就可以看到中医在疫病发生期的预防作用。除了采用中药大锅汤进行群体性预防之外，对于室内也可以用艾叶、苍术等中药材熏蒸室内，进行消毒避瘟。中医不管是从防控还是从治疗上都具有优势，被推崇科技的洋务派所主导的清政府没有派中医去领导抗疫，也是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