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4月8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这是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之扩张政策的结果，阿尔巴尼亚很快便灭亡，其国王佐格一世流亡国外，而整个国家则变成意大利的被保护国。

　　二战，是20世纪以来意大利无法回避与释怀的创伤。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一起回溯二战前意大利法西斯崛起的历史。作为最早法西斯化的国家，意大利的独裁统治者墨索里尼与罗马天主教会最高领导人的媾和，将欧洲拖向深渊，改写数百万人的命运。是20世纪早期的绝对权威——罗马天主教会的默许与纵容，与意大利民众对法西斯的认同与拥戴，成为酝酿二战梦魇的温床。

　　这一切不禁让我们想起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反抗“平庸之恶”》中的观点：

　　20世纪的道德大崩溃，不是由于人的无知或邪恶，未能辨别道德“真相”，而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可能做出的事情。道德需要重建，而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本文摘自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大卫·I.科泽（David I. Kertzer）所著《教宗与墨索里尼》

　　第十三章<墨索里尼永远正确>

　　这些在家里一起看电影的夜晚是墨索里尼一家最快乐的时光。独裁者讨厌家庭聚餐，即便他很少参加。那少数几次聚餐也被深深的沉默所笼罩，他总是紧张地摆弄着餐叉，用手指将面包屑碾成粉末。雷切尔的统治范围不仅包括厨房，还包括餐桌。孩子要是吃不完食物，就会惹她发火。

　　贝尼托·阿米尔卡雷·安德烈亚·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1883年7月29日～1945年4月28日），1883年出生于意大利费拉拉省，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党魁、法西斯独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

　　尽管家里有雷切尔与他抗衡，但是在这座别墅的围墙之外，墨索里尼就不同于其他凡人了。“Mussolini ha sempre ragione”（“墨索里尼永远正确”）的口号被无休止地重复着。全国上下，各种建筑的墙面上都刷有这行巨大的字母，政府还用这个句子教儿童识字。

　　为了令自己的美名远播海外，墨索里尼还找时间同络绎不绝赶来的国外记者会面。那些年里，但凡采访过领袖的记者，鲜少有人不为他粗犷的魅力所折服。一位法国记者在休息时间说道，墨索里尼就像是一尊出自米开朗基罗之手的大理石雕像。

　　他敏锐的黑色双眼能够夺人心魂，他宽大的嘴巴里装点着整齐的牙齿。另一位法国记者评论道，但凡经受领袖双眼凝视的人，都无法忘记那种感觉：“一双具有洞见和明判的双眼，从高高在上的位置洞察，从置身事外的立场判断。”

　　就像其他人一样，这个法国人对墨索里尼在公众场合和私下会面之间的反差印象深刻：在广场上，他总是向敬仰他的群众慷慨陈词，而私下接受采访时，孑然一身的墨索里尼总是显得那么深思熟虑，他的回答充满了历史和哲学的典故。

　　曾有一位杰出的德国犹太记者采访过这位意大利独裁者，他所发表的采访不仅篇幅最长，也得到最广泛的阅读。1933年，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在墨索里尼宽敞的办公室中对他进行了数次采访。

　　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墨索里尼会十指并拢，或者用手托着下巴，手肘撑在桌子上。他会先低头看看桌子，然后一边抬头直视路德维希，一边回答问题。他特别喜欢引用统计数字，并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路德维希还注意到，领袖不喜欢浪费，他并不用笔记本，而是将笔记写在日程卡片的背后。

　　路德维希也曾亲眼见过领袖公开演讲的场景，他军旅式的嗓音令路德维希想起苏俄革命家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向人群慷慨陈词的景象。可是在这几次采访中，墨索里尼从未抬高他的嗓音。

　　路德维希观察到，尽管他好像听不懂笑话，却自有一种冷酷的幽默感。他说，自己祖先里只有一人令他感到骄傲，此人住在威尼斯，因为妻子的不忠而将其杀害。他之所以令墨索里尼感到骄傲，是因为在出逃之前，他豪气地将两枚威尼斯金币放在她的胸膛前，算作是她的丧葬费。

　　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 死于1948年。德国作家，以撰写通俗传记而享有国际声誉。所写传记强调人物个性，被称为“新传记派”,是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1881年生于德国布雷斯劳（今属波兰）。他在大学的专业是法学，却选择了作者和记者生涯。

　　尽管路德维希是个左派人士，但领袖的魅力令他折服。当墨索里尼表达自己对恺撒的敬仰时，路德维希问道，独裁者有没有可能受到人民的爱戴？

　　“当然可以，”墨索里尼回答道，“不过他同时也要令人民感到恐惧。群众热爱强人。群众就像女人。”

　　后来，领袖阐释说：“于我而言，只要是没有组织的群众，就不过是羊群而已。”他们没有办法自治。他们不过是些情感和情绪的动物，没有理智可言，理性的观点无法令他们折服。

　　“只有信念才能移动山峦，理性办不到。群众的动机永远都不能是……理性。现代人在信念方面具有无限的潜能。群众就如我手中的蜡，当我搅动他们的信仰，或者当我和他们相交融几乎被他们淹没时，我就感到自己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墨索里尼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他告诉路德维希，那些被他煽动的群众有时候令他感到恶心。“雕塑家不也会因为没法将大理石塑造成原先设想的模样，而想将它砸个粉碎么？”

　　归根结底，意思就是：“一切的一切，都要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像艺术家一样操控大众。”

　　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条英机

　　墨索里尼的一位早期传记作者写道，1932年对领袖来说是完成转型的一年，从人转型为面具，从现实转型为神话。他清楚该怎么显得比实际身材（五英尺六英寸）高大，他模仿中世纪军阀的形象。他的腰围越来越宽；尽管已经吃得很少，却还要与家族的肥胖基因战斗，他每天都会称量体重。不过愈发宽大的身形也令他的面部更为饱满，让他更像是晚期的恺撒大帝。

　　在打造领袖的个人崇拜上，政府与法西斯党都耗费了巨大的精力。1929年，一位身居意大利的法国人惊叹于领袖肖像的无处不在，他那副坚毅的面容“挂在新闻编辑室、面包糕点店、美容院、公共电话亭、香烟店……简直就是一种执迷。你会不禁自问，他是不是连睡觉也摆出这样一副面容”？

　　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墨索里尼将主办世界杯作为政治宣传的机会

　　群众的崇拜也令墨索里尼的自信水涨船高。这样的场合为数不少，其中一次发生在阿纳尔多过世三个月后，一场在罗马举办的仪式令墨索里尼愈发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带领意大利建成伟业。

　　那是法西斯运动十三周年纪念日。

　　源源不断的黑衫军队伍中既有儿童又有老人，他们组成方阵向威尼斯宫进发。一队飞机从头顶飞过，地上为数众多的乐队则奏响法西斯党歌。法西斯党人的战吼声震彻云霄。到傍晚6点时，飞机已经返航，广场上却仍然挤满了几万名摇旗呐喊、欣喜若狂的法西斯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进军罗马事件”的老兵、法西斯青年组织成员、工人、大学生，各个年龄和各种行业的人都挤向墨索里尼即将发表讲话的那座阳台。欢腾的群众通过窗户看到了独裁者的身影，他举起右臂向群众行罗马式直臂军礼，乐队奏起了法西斯党歌《青年》（Giovinezza），数千人伴着音乐一同高歌。

　　他们高喊着“领—袖！领—袖！”，墨索里尼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用热情洋溢的文字报道了这一庆祝活动，并且评论说游行队伍犹如“一场盛大的宗教信仰仪式”。

　　当“立正”的口令响起，广场中犹如雷鸣的喧闹声彻底止息，随之而来的是一片诡异而又满怀期待的沉默。墨索里尼没有戴军帽，只穿着法西斯民兵制服，向群众发表了演讲。

　　像往常一样，他用那句标志性的喊话收尾：“谁是意大利的主人？”“是我们！”几万道声音拧成一股回答道。他要离开的时候，群众两次三番地让他又回到阳台上，他于是高举手臂，用罗马式直臂军礼向群众赐福，这些耗尽了情绪却洋溢着能量和自豪感的法西斯老少才终于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在接下来的年岁里，全国各地的意大利人将不断地重复这一仪式。

　　领袖的个人崇拜之所以具有宗教意味，天主教神职人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轻率地将法西斯仪式和天主教仪式掺杂在一起。法西斯青年团体中都配备了神父。

　　人数超过四百万的青年团体成员受到两千五百名专职神父的指导，而主持这些专职神父工作的则是一位全身心投入法西斯青年事业的主教。他们的职责是确保意大利未来的主人就像硬币一样具有两面，一面效忠天主教会，另一面则效忠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

　　1933年10月便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一百五十二名法西斯民兵的专职神父被召集到威尼斯宫。在领袖的观看下，他们演唱了一首专门为墨索里尼准备的颂歌，题作《为领袖欢呼》：

　　向不可战胜的领袖欢呼

　　您是我们祖国的救世主

　　无论身处和平抑或征战

　　我们都时刻准备跟从您的信号

　　您的指示和力量，您的指引和光芒

　　献给意大利的新英雄，您是领导人

　　是我们的领袖，是我们的领袖。

　　主要的法西斯仪式都从清晨弥撒开始，由小镇里的神父或者城市里的主教主持。弥撒之后举行游行或者集会，并且朗读领袖发来的指示。大大小小的教堂是这些仪式的重要场所，同时也为它们增添了感性的力量。

　　1933年，在“进军罗马事件”的周年纪念日的夜晚，领袖的肖像被直接投影到米兰主教座堂的正中央；这副幽灵般的面容矗立在群众的头顶。

　　欧洲历史学家皮尔斯·布伦登（Piers Brendon）认为：“教宗给人的印象是，意大利天主教会不过是一群做祷告的法西斯党人；而且他似乎在暗示，市民应该像信徒一样，最好屈膝跪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印有墨索里尼头像的葡萄酒

　　只有少数神父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然而，无论他们对法西斯政府的批评多么委婉，都会立即被当地法西斯党人举报。许多批评意见在当地得到处理，这些不守规矩的神父会受到主教的管教，可是当主教包庇下属时，事情就会闹到罗马。

　　在意大利驻圣座大使的诸多职责中，有一项便是根据提交上来的这类报告敦促梵蒂冈采取行动。1932年便有一起典型事例，梵蒂冈收到投诉，犯事的是克雷莫纳主教教区的一位教区神父。当局要求地方主教进行调查，而这位主教表示神父的冒犯之语不过是小事一桩，皮扎尔多蒙席告诉他这样的回应没法解决问题。“这位神父在11月4日发表的演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位主教必须安排他利用最近的机会，“发表一番与原先相反的演讲”。

　　几个月后，有人指控乔瓦尼·蒙蒂尼（公教进行会大学组织的专职神父）是反法西斯分子，于是教宗采取行动，解除了他的职务。

　　蒙蒂尼的父亲曾是人民党的议会代表。他没有将怒火瞄准教宗，而是指向了皮扎尔多，因为教宗的决议是由他传达的。他抗议说，皮扎尔多没有说“一句宽慰、尊重或赞扬的话”，就解除了他的职务。

　　几年后，当教宗和墨索里尼的蜜月期已然过去，庇护恢复了蒙蒂尼的职务。蒙蒂尼走过的这些弯路完全无损于他的前途，因为三十年后，他将登上圣彼得宝座，取名号为教宗保禄六世。

　　保禄六世(Paul VI)，（1897年9月26日－1978年8月6日），1963年6月21日—1978年8月6日担任罗马教皇。

　　1932年，墨索里尼宣布，握手动作（此乃资产阶级风俗）将被更具男子气概的罗马式直臂军礼所取代。他不仅要求大学教授宣誓向法西斯效忠，还坚持让他们在毕业典礼时身穿黑色衬衫。到1934年底，所有的小学老师在校期间都必须身着黑色衬衫和法西斯党制服。

　　那年早些时候，意大利再度举行全民公投。都灵教区周刊的文章代表了所有意大利神父和主教向天主教徒传达的教诲：“都灵的天主教徒！请将你们的赞成票投给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政府……反法西斯时代已然结束。”这是墨索里尼操办的最后一届选举。一千万意大利人投了赞成票，只有一万五千人投了反对票。

　　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中，身着纳粹制服的少年

大卫·I.科泽 海派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