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将时间向过往追溯一百年。

　　1919年，就在牛津贝特讲席（Beit Chair of Colonial History）开设之后14年，剑桥维尔•哈莫史华慈帝国与海洋史讲席教授（Vere Harmsworth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and Naval History）以及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罗德帝国史讲席教授（Rhodes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History）也相继成立。这三个讲席共同构成了1950年代之前英国帝国史研究的“铁三角”，代表了帝国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权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帝国史诞生于英帝国全球霸权秩序的顶峰。然而吊诡的是，在不足一代之内，这群英帝国史的权威们也目睹了英国乃至欧洲世界政治权威的衰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个以欧洲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叙事被残酷的战争现实打击地支离破碎。

　　1929年，这批英国帝国史研究的主要学者们开始了一项将持续将近40年的庞大工作——为“大英帝国”著史。这部八卷本《剑桥英帝国史》的首卷主编便是十年前开始担任剑桥维尔•哈莫史华慈讲席教授的约翰•霍兰德•罗斯（John Holland Rose），以及首位罗德讲席教授阿瑟•帕西维尔•牛顿（Arthur Percival Newton）。

　　约翰•霍兰德•罗斯与《剑桥英国史》书影

　　就在开编之初，英国的全球秩序已经从“帝国”（empire）走向了“联邦共荣”（commonwealth）。随着《凡尔赛合约》的签订与威尔逊主义的广泛散布，“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原则更在广大已被19世纪末民族主义浸淫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政治与知识精英中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如何在这些原本处于英国秩序下的地区推行“自治”，而又不损害“联邦共荣”世界秩序下英国即得的政治与商业利益，成为了一战之后英帝国政治与商业精英们所谋求的一个共同目标，“委任地”制度（mandate system）则是这一时期英国在“联邦共荣”框架下着力推动的核心方案。一系列地处全球贸易交通线核心地位，特别是那些在跨印度洋贸易争夺战中心的、原属于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北非、黎凡特（Levant，即今约旦、叙利亚地区）与阿拉伯半岛的广大土地上，出现了许多法律上半独立的“委任地”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帝国市场委员会发布的广告，呼吁人们支持英联邦这一帝国体系，多购买帝国生产的物品

　　而就在《剑桥英帝国史》第三卷“联邦共荣”1959年出版时，这个英国苦心维护的全球贸易霸权秩序也遭到了更为严峻的打击。“联邦共荣”作为一种世界秩序设想也正在极速落幕。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中，苏伊士运河——这一联通欧洲与亚洲跨印度洋贸易线的核心关隘——被纳赛尔于1956年宣布收归埃及国有。而英国不惜一战的决心也未得到新崛起的“西方”——美国的支持。原本那些半独立的“委任”国家也在这股浪潮中，相继在法律上成为独立国家。

　　帝国史始终在追赶帝国政治兴衰的脚步。不过，“倒叙”仅仅表现了帝国史的一个侧面。在整个英国19世纪全球霸权秩序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于帝国发展顶峰时期的帝国史叙事，更展现了帝国全球秩序观及其道德叙事与帝国实力政治本身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时，它也从另一个侧面将一个知识、知识精英与帝国全球秩序扩张的政治历史关系展现在我们眼前。

　　让我们重新回到《剑桥英帝国史》。在这部史著中，帝国史的学科发源被追溯至约翰•希里爵士（Sir John Seeley）1881至1882年间于就任剑桥现代史讲席教授期间讲述的《英格兰的扩张》之上。

　　然而，与希里不同，《剑桥英国史》的编者们并未将战争与军事扩张视为英帝国得以形成的基础。20世纪初的帝国史研究者们更认同将英帝国视为“自然”（organic）生长而非人为“计划”（plan）的产物。换句话说，在这批帝国史研究者们看来，与其将帝国视为一种人为设计的结果，不如视之为类似于斯宾塞式的社会有机生长的体现。他们认为，虽然早期英国海外殖民基本都采用皇家特许公司（licensed company）的形式，但是这些公司的出现也是在“独立个体”（private man）的推动下，自主而非有计划地出现的。这种对贸易利润的渴望及其由贸易带来的繁荣成为了这种帝国叙事的重心。我们更容易从赫尔曼•梅里维尔（Herman Merivale）1839年从亚当•斯密的框架出发，对殖民主义与殖民地进行的分析中找到这种观点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