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入西南地区，国民党中央军也跟踪而至，此后，红军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周旋。国民党军欲一举置红军于死地，而红军则要在困境中奋力图存，双方之争战，一波三折。最终，红军在金沙江脱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扬长而去。
期间，四渡赤水可谓双方角力中最为关键的一环。长期来，关于这一段历史多从中共和毛泽东角度予以解读，对手方国民党军和蒋介石的动向则少有关注。其实，任何军事行动都是双方之间的互动和博弈，缺少了对手方，再精彩的剧目也只是场独角戏。本文将根据蒋介石日记及国民党方面相关资料，呈现红军四渡赤水时对手方的所思所为，以完整呈现这一段曾经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
一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向，准备到四川与活动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此后，红军很长时间内一直在川黔地区活动，努力争取实现这一目标。红军四渡赤水的前三渡，实际都是这一思路下的产物。了解这一点，对解读四渡赤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时，经过连年混战，四川的形势是：刘湘在“二刘之战”中击败刘文辉，成为四川盟主，四川控制权定于一尊。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对其形成巨大威胁，为阻挡红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集重兵于赤水、古蔺、叙永地区，沿江堵截，同时派出精锐部队大举入黔，计划与中央军、黔军配合，于“黔境乌江地带围歼”红军。
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提出红军目前的基本作战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近期任务是：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这一方针以武力打击南京中央军及川黔地方部队为目标，硬碰硬意图明显。正是以此为指导，红军于1月28日在土城与川军六个团激烈交锋，战斗持续一天，红军未能达到消灭对手的目的，次日凌晨下令撤出战场，全军渡过赤水河，是为一渡赤水。
红军一渡赤水河渡口土城
土城之战，后人回忆当年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的总结是：“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多；二是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土城之战是红军与四川地方部队的第一次交手，毛泽东等红军指挥者从中体会到川军远远超出黔军的战斗力，原定的由四川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不得不重新检讨，实际上，红军此后一段时间在赤水的徘徊相当程度上就是在犹豫中抉择的产物。
红军渡赤水西进后，很快发现形势十分不利。川南泸州一带为川军集中防御地区，红军进入川南，连续遭遇川军截击，处境艰难，此正如蒋介石当时在日记中幸灾乐祸所写：“匪向西窜，受川军此次土城之打击，则其愈西愈死矣。”鉴于此，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在川滇黔边实行机动作战，二渡赤水，再返地方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先后在太平渡、二郎滩一带渡过赤水河，重新进入贵州。黔北此时只有王家烈的黔军驻守，战斗力不强，红军进入黔北后，势如破竹，连占桐梓、娄山关，再占遵义，并击退中央军吴奇伟增援遵义的部队。
红军二渡赤水河渡口太平渡
当红军在滇黔边境停留时，蒋介石一度对局势显得乐观。在日记中记有：“匪情迫其窜入川西蛮地，陷于绝境”；“朱匪被滇军堵围或已解决也”。蒋介石乘“追剿”红军之机，顺势进入西南地区后，已基本达到了他的初衷。接下来，他既要继续渗透并控制西南，逼迫地方部队为“追剿”前驱，同时为对红军形成更大压力，不得不逐渐加强中央军在“追剿”中的军事存在。2月10日，他电告“追剿”部队前方指挥官薛岳不可一味避战，指出：“军阀土匪如任其自杀，必有一伤，且必为军阀惨败无疑，结果徒增大匪势，恐中央亦无力收拾矣。故中央军此时万不可稍存观望，虽遭人疑忌，亦应努力为之。否则，亦坐以待匪之次第剪除耳。”蒋介石既有力量倾轧的私心，又要承担、体现中央的责任和高度，其间的拿捏、把握，颇费心机。
红军覷破国民党军薄弱环节，从川黔边境东返，令蒋介石颇为担心，日记中写下对红军动向的忧虑：“朱匪被滇军截击，向东回窜，颇可顾虑”“朱匪果东窜，川湘鄂边区吃紧”。红军返回黔北后的行动自如，尤令蒋介石难堪。2月24日，蒋介石电薛岳、周浑元，一改此前瞻前顾后的态度，严厉要求全部向红军猛追，不得再事延误。在蒋介石严词督促下，国民党中央军逐渐改变入黔后的长期迟滞不进，对红军保持更紧迫的追击姿态。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就近指挥战事。
二
红军再占遵义后，进行短暂的休整。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设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为尽可能减少对立面，红军对建立川滇黔地区根据地的计划作出微调，将中心缩小为黔北地区。这样，因不威胁川、滇两省，川滇方面地方部队“追剿”压力可望缓解，黔军又不足以构成威胁，影响计划实施惟一的关键就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所以，3月上中旬，红军将打击重点放在中央军方面，双方的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
3月5日，朱德下达《各军团集中鸭溪的作战部署》，准备对中央军入黔主力实施打击。以当时红军的实力，啃硬骨头，有相当难度和风险，所以毛泽东和不断在战与不战间抉择，努力寻找更有利的作战时机。
当红军在黔北瞻顾徘徊时，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的判断也数度变化。最初，蒋介石认为红军再次东渡的目的是回师东进，与湖南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事实上也是蒋介石最担心的。很快，国民党方面就侦知红军的动向，5、6两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匪主力向鸭溪场集中，仍向西南逃遁，求达其原定目的乎”“匪以西窜公算为多”。因此，蒋介石的部署也发生变化，要求“追剿”部队主动出击，寻找红军主力作战。
13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提出：“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红军准备放手一搏，打击蒋介石中央军主力。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致薛岳电中，提醒道：“匪之行动常走曲线，其狡计或望我吴纵队主力向遵义进攻时，而彼则由六广河修文方面袭击我贵阳，亦在意中，请注意之。”蒋所说到的这一计谋，正是后来红军的实际行动，只是当蒋作出这样的猜测时，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否可能成真，因为就当时而言，他首先要对付的还是红军的西进问题。同理，当毛泽东为未来作出种种可行性的设计时，首当其冲要处理的也是如何顺利完成第一步的西进计划。战争是或然性的产物，高明的指挥者不在于事先设计好一切，而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稍后，红军与周浑元部在鲁班场展开的战斗，就是战争复杂性的一个例证。
3月15日，红军集中一、三、五军团几乎全部主力部队向仁怀以南鲁班场周浑元部发起进攻，这是红军经近半个月的反复调动对手、始终未能觅得良机后落实其原定计划的一战。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红军除第九军团担任预备队外，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共14个团几乎全部投入战斗，国民党军应战部队达12个团。红军奋勇作战，对国民党军阵地展开攻击，但周浑元部在鲁班场早有准备，利用碉堡和工事就地固守，红军的攻击难以奏效，当夜红军撤出战斗。为避免攻坚不下遭遇反击，16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于今十六晚相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是为红军三渡赤水。对于红军方面而言，鲁班场之战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战斗，所幸红军倾力而攻，全身而退，进攻和撤退处于主动，一切尚在可控状态。正因此，蒋介石当时对该战结果并不满意，在日记中写道：“伏兵之重要而周浑元之不足教也，如此包围网中之匪，而周放弃谭厂与仁怀，纵其西窜，痛心极矣。”
这次战斗更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由此开始面对现实，逐渐放弃先前消灭国民党追剿部队、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转而寻求摆脱国民党军追兵、突破国民党军包围的战略目标，而在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在国民党军实力并不十分充足的状况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远远比前者来得轻松。红军长征中的好戏，实际是由这次战斗后，才慢慢拉开了帷幕。 三
3月16日下午，红军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再次向川南、古蔺、叙水方向前进，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对此，蒋介石的反应是要求在赤水河东岸竭力堵截，防止红军再次回渡南下。应该说，蒋介石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大体也是基于经验和常识的判断，因为红军既不能打破中央军的“追剿”，西进四川又面临着川军的强力堵截，剩下的路只能是回渡赤水向南求得生机。所以蒋介石于18日特电周浑元调派部队到古蔺以南地区与滇军孙渡部联合堵截，认为：“如匪果南窜，必由瓢儿井前方一带偷渡为多，务望兄速派有力部队向该处急进。”
红军三渡赤水河渡口茅台渡口
虽然蒋介石猜中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但是中共当然不那么容易对付，接下来，中共在四渡赤水中充分运用了兵不厌诈这一古老兵法。3月2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通电全军要求再次渡过赤水河，电文指出：“我军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关头……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同日，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摊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红军并没有像蒋介石预计的向南渡过赤水河，而是回身东向，迅速在三渡赤水靠北方向四渡赤水，使蒋介石一时间难以作出准确判断，在日记中记下其忧疑之情：“匪向桐梓，抑向仁怀乎。”“匪似仍谋击破中央部队。”
红军四渡赤水河渡口二郎滩
红军四渡赤水后，迅速南进，27日，到达枫香坝、白腊坎、鸭溪附近地区。为迷惑蒋介石，红军故布疑兵，造成将寻求中央军主力决战的假象。中革军委电示红九军团：“我野战军主力决南移寻求机动，而以九军团暂留现在活动地域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要求其在第二天分出两支部队，一向长干山，一向枫香坝伪装主力活动。随后又数次致电红九军团，令其“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红军主力则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封锁线，向乌江边急进。
对红军的行动方向，蒋介石和周浑元起初都判断，红军“必与我军在谭厂与鸭溪间地区决战，如其能先击破我中央军，则其以后行动，即可自由，否则亦必求突破此地区一点南窜”。但是，红军在长干山、枫香坝一带放出的疑兵，显然使蒋介石发生了误判，28日，在致周浑元电中，他指示应特别注意红军由枫香坝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令其速在西南方布防堵截。同日，当红军主力实际已由鸭溪一线越过国民党军封锁线后，蒋介石得到消息，仍认为这只是红军的一部，故布疑兵，“使我军注目于该方，而疏忽于正面防线时，然后彼乃向正面长干与枫香坝之间突破一点与南窜。”直到确认红军已然南下时，蒋介石方在日记中写道：“朱匪果由鸭溪西之四牙坝与倒流水偷窜南进，……可叹。惟亡羊补牢，尚犹可待也。”
红军之所以能从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中逸出，巧妙的疑兵固然重要，蒋介石消极的作战方针也难辞其咎。“追缴”期间，蒋介石虽然曾要求所部主动出击，但更多时候，还是照搬第五次“围剿”时在中央苏区的成功经验，面对不断游动的红军，多次命令部下“筑碉扼守”，试图用堡垒战术堵截、围困红军。然而，无论是环境、力量、条件、对手，此时与中央苏区时期都有很大不同，国民党军在黔部队有限，人力物力都不允许其短时期内构筑大量碉堡。相反，红军则再无中央苏区后期需要保有根据地的顾虑，可以没有任何包袱的作大踏步进退。在此背景下，想要在崇山峻岭的黔北地区靠碉堡堵截红军未免有点天方夜谭，证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确有胶柱鼓瑟之病。而且，构筑碉堡本身传递的就是消极防御的信息，这与鼓励大胆“进剿”相互龃龉。当红军真正运动起来后，国民党军的消极防御必然捉襟见肘。这就是蒋当时谈到的：“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和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将来战史上评论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
最重要的，红军四渡赤水，转兵南下，意味着红军开始灵活对待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一旦抛开既有的思维定式，在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红军的活动空间将大大拓展，以南京中央军入黔有限兵力，在黔北尚不能将红军堵截住，当红军运动起来后，更是勉为其难。所以，此后的蒋介石基本是捉襟见肘、穷于应付。5月上旬，红军在云南如入无人之境，急速穿过滇东地区，顺利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南以来红军和国民党军长期的缠斗终于告一段落，国民党军的“追剿”铩羽而归。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大加感叹：“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一生用兵莫大之耻辱。”
1935年国共在西南地区的“追剿”与反“追剿”，高潮迭出、精彩纷呈。对于中共而言，这一时期每一战略行动几乎都生死攸关、间不容发。相对而言，蒋介石可寓政治于军事之中，无论结果如何，似乎都注定会是赢家，但顺境之下的期待，其实也是无形的压力，使其不能不全力以赴。双方的较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共成功穿越了其发展史上最为艰险的困境，为后来的史书提供了一段经典的传奇。即便在蒋介石日记的视角下，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