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直接走到前台了，江青从上海跑到苏州找林彪密商，达成一笔政治上的交易：江青利用林彪的显赫地位，林彪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共同跻身政坛，共同炮制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毛泽东做了多处的修改。4月10日，将这个文件转发全党。于是，文艺界被判了死刑。大批文艺工作者饱受迫害，文艺界百花凋落，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了。

　　1949年到1976年的28年，就文学艺术界来说，是一连串政治运动串成的历史。在这个行当里的作家、艺术家，基本上在运动中被“串烧”了。为什么会如此？说到底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闹的。

　　那些年，“文学与政治”到底什么关系？恐怕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懂。现在是个“多元化”的时代，从非“主旋律”文学形态来看，文学与政治好像不沾边，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只要你不沾主流意识形态的边，都可以出版。举例来说，现在流行“鬼吹灯”系列，不但小说有广大的读者，拍成电影后也受人追捧，票房过亿。但是，在那些年，如果出现这样的小说--当然，那个年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小说，作者就会获得“宣扬封建迷信”的罪名，被判个十年八年的“劳动改造”。

　　那些年，文艺被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了。当时文艺界的巨头周扬曾经有一句话来形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句话说：“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这就是说，就像地震发生前有预兆一样，中国的政治发生的每一次变化，基本上文艺都是先兆。

　　当年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有一句话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文艺多了要亡国”。陆定一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在他看来，文艺作品的导向如果不正确，就会颠覆政权，导致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消亡。把文艺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也正说明了文艺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为什么会如此？当代文学研究者给予了很多的答案，除了众所周知的苏联的影响和中共的意识形态管理等原因外，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的是，毛泽东对文艺的重视。毛泽东是把文艺学术看成一种为政权服务的工具的。这是从维护政权的角度来说的，还有另一个角度就是，他的这种看法，与他本身就是一个文学艺术家有很大关系。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毛泽东被赋予了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等等称号，但没有人想到要给他加一个文学家的头衔。其实，读一读毛泽东的著作就可以知道，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家，他的政论性文章可以说开创了一代文风；而他所写的诗词，具有高度的浪漫主义色彩。

　　现在上点岁数的人，想必都读过他的诗词。我小时候，正是他的诗词最流行的时候，那时候，不背“唐诗三百首”，也不读“宋词一百篇”，只读他的诗词。所以，我读他很多诗词，有的现在还能背下来。读多了，就感觉这个人浪漫的无边无际，也胸怀的山高水阔、天高地厚。

　　1925年，他三十二岁，写下了“粪土当年万户侯”诗句，那些“万户侯”，他视之如粪土。既然这些万户侯都是粪土，那么他就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那种枭雄的心态，小荷尖尖角了。

　　1936年，他四十三岁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不在他眼里，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是“略输文采”，就是“稍逊风骚”，连把中国疆域面积扩大到欧洲的成吉思汗，在他眼里也只是个“只识挽弓射大雕”的武夫。剩下的还有谁？那就是我了，“舍我其谁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嘛。中国是我的了。

　　到了1963年，他七十岁的时候，世界也不在话下了，“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我可以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这样的浪漫主义情怀，这样“霸气侧漏”的诗句，历数一下我们著名的诗人，有几个能超过他？

　　所以，我说，毛泽东是文学家，但他又是政治家，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使他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一直把文学艺术作为为自己政权服务的工具。在延安，有他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学艺术家划定了只能“歌颂光明”不能“暴露黑暗”的框架，他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种“非此即彼”式的划分方式，就把作家、艺术家框定在政治的仆人的地位上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就成为一个作家、艺术家头上的紧箍咒了。

　　1949年以后，毛泽东对文艺体制的建构更是不遗余力。为了建构他认为可以为政权服务的文艺体制，他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文艺批判运动。先是局部地批判，到后来是整体的否定。

　　先说局部地批判。这些局部批判就是一系列的运动串成的：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2年文艺界整风，1954年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开端，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1955年揪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个株连了2000多人的大集团，稍后又揪出了一个“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1957年反右派运动，“大集团”、“小集团”一锅烩，文艺界基本上整体陷落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人落马。这一系列运动的背后，就是整那些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有过怀疑的，或者说在创作上有意识或无意识游离这个主题的作家。

　　到了1960年代，毛泽东觉得局部批判还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另起炉灶。要另起炉灶，就要对1949年以来的文艺界采取整体地否定。这个整体否定，以他在1963年和1964年所发出的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为标志。

　　这两个批示发出的背景是这样的：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又开始抓阶级斗争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全国都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文艺界更是首当其冲。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写了第一个批示。他首先断定：他孜孜以求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全国搞得不错，但在文艺界的许多部门中，却“至今收效甚微”，因为“收效甚微”，所以，文艺界的各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

　　毛泽东爱用“死人”这个词，凡是让他觉得不满意的单位，都被冠之于“死人统治着”。1957年反右前后，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就被他称为是“死人办报”，结果邓拓只好灰溜溜请求离开《人民日报》。

　　面对着毛泽东这样严厉的批示，主持文艺界工作的周扬，没有像邓拓那样辞职，而是卖力地要把在各部门统治的“死人”揪出来。周扬的可悲在于，各部门是“死人”统治着，你这个各部门的总管还能是个“大活人”吗？你更是一个大“死人”。可是周扬不承认这一点。周扬的做法是在文艺界进行整风，把文艺界的“死人”揪出来。在整风中，周扬把以前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朋友一个个推上挨整的批斗台上。鲁迅曾经把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称之为“四条汉子”，周扬与另外三条汉子都是在血与火中并肩战斗过的战友，1949年后，这三条汉子都在文艺界担任领导。周扬就把他们一个个作为“死人”揪出来。所以，有人说，文艺整风是“一条汉子整三条汉子”，“一个死人整三个死人”。

　　周扬这样地卖力，毛泽东也不满意。到了1964年的6月，中宣部就半年来文艺界整风的情况，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实质上就是一份检讨。本来，这个报告还是个未定稿，但是，想在文艺界大有作为的江青，却急忙将这个草稿交给了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上面作了批示。与上一个批示比较，这个批示更严厉，文艺界各协会“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再不进行改造，就会成为“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两个批示，实际上给文艺界判了死缓。

　　按照毛泽东的逻辑，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首先要砸烂一个旧世界，要重新建立适合为自己政权服务的文艺体制，光给文艺界判死缓还不行，还得判死刑。

　　到了1966年2月，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直接走到前台了，江青从上海跑到苏州找林彪密商，达成一笔政治上的交易：江青利用林彪的显赫地位，林彪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共同跻身政坛，共同炮制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毛泽东做了多处的修改。4月10日，将这个文件转发全党。

　　这个《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概念，就给文艺界判了死刑。“文艺黑线”的头子是周扬，领导文艺的部门中宣部成了“阎王殿”。文艺界就给一锅端了。大批文艺工作者饱受迫害，文艺界百花凋落，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了。

　　在文艺界从局部到整体的逐渐覆灭的过程中，文学就成为政治的仆从，政治对文学的严密控制逐渐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就形成了两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是：政治干预文学家的创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写的出了圈，把你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是没有商量的事情。

　　因为有了第一种现象的存在，就产生了第二种现象：就是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也给自己划了一个圈，我不想让你把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或者“反革命分子”，所以，我对来自政治的干预就格外警惕。

　　这样，对于作家来说，这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我什么都不写，你还能抓住什么？像1949年以前文学创作成就很高的沈从文，封笔，去当历史博物馆的解说员，再后来我搞与政治不沾边的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像著名诗人陈梦家，1949年以前他的诗作在文学圈相当有名的，但1949年后也不搞了，去研究“死人”去了，搞考古了。即使像巴金、茅盾等等这些在1949年以前文学成就很高的人，虽然他们没有像沈从文、陈梦家一样去搞与政治不沾边的东西，但也基本上再也没有写出来什么值得人称道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