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树特树”起一批所谓“工农兵英雄形象”来愚弄人民。陈永贵却是一个日伪汉奸特务，而且证据确凿，却获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庇护。大寨典型被揭虚假，汉奸陈永贵敢辱骂胡耀邦，因为邓小平是其靠山，为其撑腰。

　　上世纪60年代，当中国人刚逃出饥饿造成的死亡阴影，还未喘过气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吼上了天。中共一方面是要捕风捉影地搜索出“阶级敌人”来进行斗争、镇压；另一方面又要“大树特树”起一批所谓“工农兵英雄形象”来愚弄人民。

　　中共树立的“形象代言人”是军队方面的雷锋、工业方面的王进喜和农业方面的陈永贵。大庆和大寨是当时被捧上了天的两面红旗。按照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定义，这些“英雄人物”必须是“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正宗品牌货，半点也沾不得阶级敌人的边。

　　因为有毛泽东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支部书记陈永贵从一个乡下农民高升为中共副总理。

　　日伪汉奸特务陈永贵 证据确凿

　　然而这个被中共捧上了天的陈永贵却是一个日伪汉奸特务，而且证据确凿。

　　据当年解放军第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以后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回忆录，当接到举报后，六十九军驻昔阳县的支左部队立即查阅了日伪档案，从中发现不但有陈永贵的名字，而且还注明了陈是伪村长、情报员，是兴亚反共救国会昔阳分会的领导成员，陈永贵的汉奸特务身份到此可以说是水落石出、铁证如山了。

　　谢振华当时约陈永贵在迎泽宾馆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谈话。“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我说：‘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他说，‘我在抗日战争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了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我又问他，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陈回答：‘是和日本驻昔阳宪兵队的清水大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

　　谢振华将陈永贵的汉奸材料上报中央后，周恩来竟然在材料上批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

　　后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是“文革”中能直接听到毛泽东指示的军政要员，向六十九军传达了毛泽东声音：“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主席知道了”，这在当时如同传下了“圣旨”，谁都不吭气了。

　　不但不准再提，而且“提”起这事的封疆大吏谢振华也被批斗，罪名是“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原来货真价实的汉奸是中共的“同志”，揭露汉奸历史的人反倒成了“罪人”。

　　虚假的大寨典型

　　汉奸陈永贵不只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庇护，而且很受邓小平的赏识。毛泽东病死后，邓小平复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永贵与胡耀邦的主张有多次冲突，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的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而胡耀邦另起文件，并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胡耀邦认为农村中普遍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象，而且宣布今后不准将自留地、副业、集市贸易当做资本主义来批斗，并指出对大寨要一分为二。

　　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署名为“陈灵风”的山西来信摘编出来，批评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

　　尤其令中共副总理陈永贵难堪的是，这个人居然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证明其所言不是伪证：比如六十九军把郭庄水库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总统送给大寨喷灌设备，政府出钱安装了高压电线，省军区的官兵放炮炸跑了冰雹……

　　“陈灵风”还质问陈永贵：“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

　　辱骂胡耀邦

　　汉奸陈永贵认为，过去一向捧大寨的《人民日报》现在突然变调，公开批评其弄虚作假，肯定跟胡耀邦有关。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X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财”。汉奸陈永贵恼羞成怒，觉得骂胡耀邦为“狗X的”仍不足泄恨，于是又辱骂胡耀邦是“胡乱邦”！

　　后来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后，邓小平依然肯定了陈永贵的“贡献”，并指出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指示，保留陈永贵此前的一切待遇不变，还把他和他家属的户口转入北京。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非常严厉地对批评大寨劳民伤财的胡耀邦说：“你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