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成了“争议中心”。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在庆贺“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时候，依然喊出“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

　　所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要继续批判邓小平。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的汇报时，就明确指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邓小平在四人帮被抓后给华国锋写信

　　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除了陈云之外，邓小平虽经两回“打倒”，依然健在。

　　这样，陈云和邓小平也就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健在的两位最资深的中共元老。相对而言，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好。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并未涉及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

　　邓小平能否出来重新参加领导工作呢？围绕这个问题，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4天──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便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陈云是中共中央委员，理所当然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邓小平那时由于被撤消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华国锋在会上说：

　　“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所说的“天安门事件”，是指1976年清明节，首都百万群众为了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在天安门广场遭到镇压的事件。邓小平被“四人帮”诬指为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为此，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叶剑英和王震等人支持邓小平复出

　　华国锋在会上说：

　　“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照华国锋的意思，为邓小平平反，似乎是“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策略”。

　　其实，那是1977年1月上旬，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在长安街上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竟以此假案为据，称李冬民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此处的“反华”，指反华国锋。

　　华国锋又强调说：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不言而喻，华国锋拿出毛泽东这张王牌来压人。

　　华国锋的话，被归纳为“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个始终不渝地遵循。”

　　汪东兴为华国锋帮腔说：

　　“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陈云与邓小平有着深厚的友谊。早在1952年以后，陈云与邓小平同在政务院共事，陈云就说过：“小平同志是内外兼通、游刃有余。”陈云称赞邓小平对于经济是无师自通。邓小平也很赞赏陈云。在邓小平“三落”时，陈云从来没有跟随大流去“批判”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说：“陈云同志不落井下石，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1977年3月17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

　　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文选》第三卷，23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指出：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虽说在中共中央会议上，陈云、王震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仍是当时中共内部斗争的一大焦点。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也支持邓小平复出。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

　　“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邓小平于4月10日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写信，指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华国锋于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这时，华国锋一方面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又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不久，叶剑英八十诞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叶剑英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897年4月28日。照理，叶剑英的八十大寿应在1977年4月28日，但是他却习惯于在当年的黄历三月二十七日过生日，亦即1977年5月14日。

　　邓小平在见面时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则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李鑫，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副主任。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35页。］

　　华国锋退让但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当时，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另外，当时李先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影响。由于叶剑英以及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支持邓小平，华国锋不得不退让，而华国锋的最初的方案是折衷的：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样，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这时，中共中央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则为叶剑英、邓小平。邓小平成了中共的第三号人物。

　　这么一来，邓小平的职务远远高于陈云──因为陈云当时还只是保留着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虽然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但是在华国锋的影响下，这次会议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

　　会议居然还认为“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

　　紧接着，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云的名字虽然出现在222名的主席团成员名单之中，但是仍只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核心成员中，没有陈云：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至候补委员的名单中，也没有陈云！

　　其实，那是由于陈云从1962年以来称病，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已年老多病，该是担任荣誉性职务的时候了──虽说陈云比邓小平还小一岁！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云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