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在北平城墙东南方向的角楼下，人们发现了一具残败破损的尸体。气管破裂，肋骨折断，连心脏也被挖去，手段残忍之极......受害者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少女，她是前英国驻华领事倭讷（E.T.C.WERNER）的女儿帕梅拉。

一位上流社会的外国人在北平竟遭到如此虐杀，一时之间北平居民人人自危，就连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起惨案。在后来的许多文学、影视作品里，都能看到这起发生在民国年间的北平奇案的影子。从《侠隐》到《邪不压正》，从《施剑翘传》到《一代宗师》，后世的人们免不了去一次次回想、猜测，那一场神秘谋杀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对于英国作家保罗·法兰奇来说，这场神秘的谋杀案不仅是一次意外，也不只是一层神秘的面纱，更是一个入口，让他带领读者一起，探究一个或许被遮蔽与被忽视的近代中国。

自《让子弹飞》开始，姜文的电影总是充满着历史性的隐喻。在最新的电影《邪不压正》中，姜文从隐喻性的历史阐释走向了直接挪用民国历史的现实梗儿。尽管这部电影宣称改编自张北海的《侠隐》，但更像是民国历史桥段的挪用和拼接。在整个故事中，从“美国爸爸”让“中国儿子”去美国留学到协和医院的“梁启超的肾”，从“吾师庄士敦”到“老西儿，小诸葛”，从“潜龙在渊”到“凤仪天下”，从“指望张将军抗日”到讽刺“蒋介石写日记”……当然，最大的两只梗儿都出自于真实的民国案件：施剑翘复仇案和帕梅拉惨案。

誓报父仇的施剑翘卧薪尝胆十年之久，成功刺杀孙传芳后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内战”：女权主义者们认为她是“现代侠女”，引为“挽救世风的道德典范”；左翼精英们认为她是“封建愚孝”，私人复仇将引发暗杀之风。由于法庭中的煽情陈述和报纸上的舆论导向，获得中华民国政府的特赦释放，晚年还担任北京政协特邀委员。围绕民国时期的这场施剑翘复仇案，美国汉学家林郁沁（EugeniaLean）将之撰写成了《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在王家卫指导的影片《一代宗师》中，章子怡饰演的宫二，原型就是施剑翘。

施剑翘在天津监狱被特赦之时，事后被掏空了身体器官的女学生就在天津读书。当施剑翘离开天津之后，在天津就读的那位女学生一回到北京，就遭遇神秘谋杀，支离破碎的尸体被抛尸在古老城墙的狐狸塔下。由于死者帕梅拉的父亲曾是英国驻华领事，这场神秘谋杀在鬼魅的民间传说和微妙的国际外交中，引发了诸多的悬疑和莫名的猜忌。在混乱的北京城内，不仅笼罩着惊魂的神秘，还弥散着紧张的外交。尽管有着跨国之间的联合调查，彼此都因深谙个中微妙而心怀鬼胎。惨案发生的“午夜北平一九三七”，侵华战争的硝烟正逐渐逼近，卢沟桥的炮声中断了这场神秘谋杀的跨国调查，砸锅卖铁也要调查真相的帕梅拉父亲，最终也被日本人送往了山东的集中营。就此，北平神秘谋杀案在战争与革命的号角中逐渐地被遗忘了……

七十五年后，英国作家保罗·法兰奇从蒙尘的档案中爬梳出历史的真相，这场真相不明的世纪悬案终于大白于天下。再后来，姜文读到了这本用阿加莎·克里斯蒂手法写成的历史著作《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经法兰奇同意，姜文将这场神秘谋杀挪用到《邪不压正》中去了。在电影中，朱潜龙对李天然讲述的帕梅拉惨案比较明显。此外，在电影里，唐凤仪第二次去打针时，李天然问她父亲去哪了；唐凤仪回答说：“去参加派对，你爸爸在外面乱搞女人，他们参加的派对叫’香山天体营’你说恶心不恶心。”这也是《午夜北平》这本书中不断提及的民国神秘往事。

很有意思的是，姜文似乎对这两个民国案件甚是有心。近些年，姜文放话说他正在筹拍《施剑翘传》，由他的现任妻子周韵出演施剑翘；保罗·法兰奇则透露，《午夜北平》也将由Netflix拍成美剧，姜文则出演书中的中国警长韩世清。

当你翻开《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时，不仅会被扣人心弦的悬疑氛围所吸引，还会对法兰奇笔下的老北京生活细节所惊诧。在整场案件的来龙去脉中，法兰奇不仅对老北京各个角落的地理方位如数家珍，甚至在书写民国时代的居民生活方式时，如同他自己曾经在那个年代生活过，很可能中国人自己也没法写出这么地道而又细致的老北京生活场景。他像是一位地道的老北京人，以导游的身份向读者娓娓道来每一个案件现场的生活细节。

在现实生活中，保罗·法兰奇谈起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无论是近代恶土还是现代都市，他都能滔滔不绝地道出那些城市的生活细节和生活习性，甚至这座城市从近代史一路走来的种种变迁，他都了然于胸。他的写作，集中于发掘近代中国的租界与“恶土”，探索那个混乱而又冒险的民国时代，以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外国侨民们。他已经撰写了九本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去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旧上海外国侨民黑帮史的《魔都》（Cityof Devils : The Two Men Who Ruled the Underworld of OldShanghai），今年在香港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一群外国侨民上海冒险史的《到上海去》（DestinationShanghai），在饭局中他还透露即将写作《到北平去》（Destination Peking）。

这本今年三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推出的《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还特别附录了一册《“恶土”北平的堕落乐园》，讲述的正是《民国奇案1937》中出场的妓女老鸨、舞女毒贩以及暗中控制整个堕落乐园的“恶土之王”的真实历史故事。由于他对这场民国案件的细致梳理，企鹅图书还曾与他一起合作，带领外国读者一起重返“午夜北平”现场，在经过反复拆毁建筑的北京城内，为外国读者讲述民国老北京的案发现场及其往事。今年三月底，保罗·法兰奇与止庵等人再度重临现场，重温早已被北京人遗忘的世纪悬案。

之所以他对中国及其近代史这么熟悉，除去他的祖父曾在上海当过海军的家族缘故之外，他自己也已经与中国接触了近三十年之久。

在中英双方经过两年多达22轮的谈判之后，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地区交还中国政府。对于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当时的英国人对中国及其文化、语言等方面感到十分陌生，政府希望培养一些能够懂中文的人才，由政府出资送往中国留学。保罗·法兰奇回忆说，当年学校给出了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两个选项，但二者他都未曾听闻，索性就随便选了后者。从此，开启了他与中国的“亲密接触”。就着祖父与中国的历史因缘，他从复旦毕业后，一方面撰写关于中国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文章，另一方面还与朋友共同创办了专注于中国消费市场调研的咨询公司AccessAsia。2011年，该公司被伦敦的大公司Mintel收购，让他大赚了一笔。

在2009年的时候，他为香港大学出版社撰写了一本《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Through theLooking Glass: China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Opium War toMao）。在写作这本记者群英谱的过程中，当他写到《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时，发现他的传记中有一处脚注。它讲述的正是《午夜北平》里的那场神秘谋杀案，抛尸的现场是斯诺妻子海伦晚上骑车独自回家的必经之路。身为左翼记者的斯诺夫妇，一直就担心国民党的蓝衣社对他们进行暗杀行动。帕梅拉惨案所引发的种种社会谣言和大众恐惧，让她提心吊胆。当警察前来找斯诺夫妇问话之时，海伦还对被调遣来查案的天津英租界总督察谭礼士声称，这件谋杀案或许是戴笠下令的：“他们追杀的是我，不是帕梅拉。”在她看来，蓝衣社特务们意欲干掉斯诺，借此干掉《西行漫记》的写作与出版……

这小小的脚注，在他脑海里萦绕不去……

保罗·法兰奇（PaulFrench），1966年8月27日生于英国伦敦，英国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曾获爱伦坡奖。他擅长撰写有关中国近代史和当代中国社会的书籍，代表作品包括《午夜北平》《镜里看中国》《恶土》等。

“中国何以成为中国”

新京报：你这次重走《午夜北平》中的谋杀现场及相关的线索地带，有什么感触吗？

法兰奇：每次在这条路线上行走时，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小的世界。东便门、船板胡同、后沟胡同、东郊民巷……我每次走过这些地方，我就想到帕梅拉（谋杀案受害者）从法国大使馆走出来，经过牙医诊所，走到“恶土”。故事发生在这么小的一个世界里，这对于我的写作也很有帮助。因为你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被理解的世界。

同样，这次行走也提醒我，这个故事恰好包括了北京的各种元素，比如胡同是北京的标志，角楼和城墙说明北京也曾是一座战争城市，东郊民巷暗示着外国人入侵中国的历史，以及被人遗忘的“恶土”。对我而言，这里融合了中国元素的方方面面。当我们谈论北京的时候，我们通常指的是一个巨大的城市。但帕梅拉时代的北京，是一个非常紧凑的小城市。尽管当时北京也有300万人口，是世界上排名第十或第十二的大城市。但较之现在这个超过2000万人口的超大都市，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相对而言是一个小世界。

新京报：是否看过张北海的《侠隐》或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姜文还借用了民国那场谋杀案……

法兰奇：我看过这部电影，也知道张北海的小说。据说这本书本打算扩展为一个系列，可惜作者去世了（注：此处为法兰奇口误，张北海先生健在）。但我想，姜文应该获得了小说人物的版权，所以他可以把这些人物放入他的故事里。他把《侠隐》作为故事背景，然后他也想到了我的《午夜北平》，他的电影把两者结合在了一起。他有自己的创作团队，也有独特的幽默感，所以最后呈现的故事完全不同了。

他的每一部电影都留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果你不喜欢姜文，你也不会喜欢他的任何作品。

新京报：据说你的曾祖父在上海待了很长时间，你对他的历史有过研究吗？

法兰奇：是的，我有一些相关的海军档案书籍，上面记录了他当时服役时每个月拿多少钱之类的事情。我手上戴的这枚戒指，原本就属于我的曾祖父。现在我们都说18K金，但在那个时代曾祖父就有一枚22K金的戒指。你可以发现他的体型非常魁梧，因为像我这样身材的人（法兰奇自称身高195cm），只能把这枚婚戒戴在中指上。我父亲在生前一直戴着这枚戒指，但他需要垫上一些东西才不会让戒指滑落。

我对他身上的文身很着迷，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英国，只有军人和水手才有文身。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知道的虽然并不是很多，但至少也足够让我写一个短故事。其中一件趣事就是，他经常和人打拳。那时他们会和美国海军进行拳击比赛，看看哪个国家的军人才是最厉害的拳击手。我有很多曾祖父的照片，以及他在“一战”中所获得的奖章。

新京报：为何对中国历史如此情有独钟？是什么引发了你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呢？

法兰奇：我想要知道中国何以成为如今的中国，以及了解中国以前的模样。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统一国家，但历史的发展完全可能变成另外一种情况。我记得以前的历史老师说过，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随时可能分裂成50多个国家。张学良可能在满洲独立，这个国家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会比法国还大。新疆和内蒙古的军阀也可能独立出来。中国曾有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也有轮流统治的北京军阀，同时还有孙中山在广东的南方政府。如今，我们忘记了中国曾经同时存在过两个政府，而且这两个政府运行得都不是很好。然后，蒋介石在1926年发动了北伐战争。我知道当时的人不怎么喜欢蒋介石，但他试图结束军阀乱世。等到北伐战争结束，他又要面对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蒋介石的一生都贯穿着战争。

同时，外国人一直在瓜分中国的领土，拿走了澳门和香港，占领了上海，日本控制了满洲，甚至在一战时期日本也占据过山东。俄罗斯人垂涎于新疆，同时蒙古人也想南下建立蒙古国。这么多的内忧外患都发生在这段时期内，中国能否从这场近代浩劫中存活下来，重新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家，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对当时而言，形势一点都不明朗。你知道那些展示中国领土演变过程的动态地图吗？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疆域在不停地变动，这就是中国历史吸引我的地方。

新京报：在《午夜北平》这本书中，你对北京生活细节的描述如此细致，或许很多中国人都没法写出这般鲜活的生活气息，你是怎么做到的？

法兰奇：我读了很多的回忆录和自传，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他们会透露出各种各样的细节。同样，我还阅读那个时代的新闻报纸。除了新闻报道以外，广告也能提供很多信息，告诉你那个年代里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我也阅读老舍等作家的小说。关于北京，还有很多老照片，比如当时的外国人拍下的北京城墙、骆驼等。位于徐家汇的上海图书馆有非常多的资料，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也很棒。香港大学保存了很多老报纸和老杂志，英国和美国也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文献资料。

如何看待彼时的中国？

新京报：如何评价斯诺夫妇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的政治行为，及其人生起伏？

法兰奇：斯诺向西方世界介绍了毛泽东，所以他的《西行漫记》总是畅销不衰。埃德加·斯诺先来到了中国，遇见了海伦，之后他们在上海成婚。当时正值美国大萧条时期，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埃德加和海伦就来到中国成为了记者。两人都是左翼人士，现在我们会称他们为社会主义人士。斯诺受邀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经历至今仍是一个传奇故事。在当时，很多西方记者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斯诺发现，刚刚经历长征而后住在窑洞中的这群人，非常自信自己将会领导中国，斯诺对此也很认同。

当时西方对斯诺的报道反响热烈，直到二战后美国开始了反共产主义运动，斯诺才开始遇到麻烦。美国人虽然知道蒋介石是自己一边的，但他们也很讨厌蒋介石只会开口要钱，而且其中大多数都进了宋家人的口袋。国共内战时，美国本可以给蒋介石更多的援助，但他们当时也没想到斯诺报道中的这群中国人最终取得了胜利。

新京报：北平的“恶土”似乎也意味着冒险家的“乐土”？

法兰奇：我们来看看现在中国面临哪些问题：特朗普、贸易战、金融负债、户籍问题等等，但相比于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面临的问题，或者更早一点的太平天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等，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

对于生活在北洋时代的北京居民来说，他们每天醒来后，就会发现北京又换了一位统治者。一会儿是曹锟，之后是直系或奉系军阀。我想在这么混乱的时代，没有人理解政治，大家每天醒来后就是照常去工作。

新京报：谈到汪精卫，在西方，战后是如何处理通敌者这种现象的呢？

法兰奇：对于英国来说，汪精卫是叛国者，英国的盟友是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英国会吊死或者枪毙这些通敌者。如果汪精卫没有在日本病死，我想蒋介石也会枪毙他的吧。很多跟随汪精卫的人都被处决了，他们没有太多地方可以去。不能待在中国大陆，也不能逃到台湾；如果他们跑到香港，也会遭到逮捕。

另外，汪精卫在中国被叫做“汉奸”。有趣的是，汉奸的字面意思是“对汉族的背叛”，而英文中的通敌者——Traitor——一般是指背叛所在国家的政府。

新京报：那你是怎么看待袁世凯的呢？

法兰奇：袁世凯一开始也是共和运动的支持者，但他后来想成为总统，再后来他又说想成为皇帝。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害怕孙中山，尽管他有能力团聚人心，但他看上去和苏联靠得太近了。实际上，袁世凯在山东问题上和日本人做交易，而广东的孙中山也在和苏联交涉。

如果你回看一战时期的中国，不仅是日本占据了山东，法国也在天津扩大了租借地，英国还在不断介入云南这片土地。而且很多人还忘记了，在一战时期，英国还要求中国让渡一部分西藏的主权。每一方都在寻找自己的机会，各种因素都在影响着中国的走向。

新京报：《午夜北平》里的北平城，让我想起查尔斯·金的《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在那个年代里，北京与伊斯坦布尔之间，是否具备某种相似性？

法兰奇：我认为相比起北京，那个年代的上海和伊斯坦布尔有更多相似之处。查尔斯·金提道，伊斯坦布尔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都市，俄罗斯人、土耳其人、希腊人和犹太人都居住在那里。伊斯坦布尔还是一个港口城市。港口城市总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那里不仅有世界各地的货物，也是不同的人群和想法的汇聚地。马赛、伦敦、洛杉矶、新加波、上海，这些都是文化交融之地。伊斯坦布尔也是黑海和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和上海放在一起进行类比会更加有趣。

当然，北京和伊斯坦布尔都有着被异族统治的历史。北京经历过元朝和清朝，你可以看到蒙古人和满洲人对北京的影响。伊斯坦布尔先被罗马帝国统治，再后来则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历史的变迁中，北京和伊斯坦布尔这两座城市都受到了外来族群和文化的影响。

一场谋杀案里的中国研究

新京报：在《午夜北平》里，那场谋杀案发生之后，社会恐惧所导致的紧张关系，很像是一个谣言的社会学样板，尤其显得像是一场小心翼翼的外交事件……

法兰奇：英国人的确是这么看待的。英国人如果能证明谋杀英国女孩的是一个中国人，这会坚定他们的信念，认为当时的中国是未开化之野蛮国度。但如果谋杀犯是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这对他们而言就会是一个大麻烦，他们不想在中国人面前丢了面子。

另外，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南京，他们对此事没有任何回应。北京警方则从头到尾地参与了案件的调查过程。《午夜北平》中的英国政府是很糟糕的，书里的中国人则没有做错任何事。

新京报：在书中，我注意到你把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但一般大家都把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的开端。能否说说你这么划分的历史观？

法兰奇：我认为，1937年日军入侵北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标志。虽然日本在1931年之后占据了中国的东三省，但他们没有继续南下进行侵略。但当他们发动对北京、天津以及1个月后对上海、南京的侵略时，日本已经不满足于占领满洲，他们想要统治整个中国。在中国政府撤到重庆之后，日军继续南下直到香港，这样就挑起了英国与日本的冲突；他们抵达云南和印度边境，这样就面临和法国的冲突；日本控制了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接下来日本直接面对的就是美国了。

当然，大多数英国人会把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开端，因此从那时起英国就开始向德国宣战。还有，大多数美国人则把“二战”的开端认为是在1941年12月，因为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正式介入二战。美国人能够理解英国人口中的“二战”，他们通过观看电影知道丘吉尔之类的人物。但是，大多数西方人并不知道中国战场的存在。

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西方人需要知道，如果没有中国的抵抗，美国和英国想要赢得“二战”，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新京报：我在你的博客上，看到很多你阅读过的关于海外研究中国方面的图书。在你看来，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从你来到中国的八十年代到现在的21世纪，在研究议题上有着怎样的变化？

法兰奇：过去一些年里有很多关于中国和“二战”的研究，因为当时正值“二战”周年纪念。还有一些是关于“一战”时期的中国劳工研究。很少有人知道，“一战”时大概有十万中国人前往支援欧洲，大多数人来自于山东威海等地。现在有很多中国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历史和文化层面，因为今年是“五四运动”百年纪念。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我估计这可能会是未来几年海外中国研究的主题。

新京报：你写过一本关于凡尔赛与中国历史之间的书Betrayal in Paris：How the Treaty ofVersailles Led to China's LongRevolution，在你看来，凡尔赛条约如何引爆了中国革命？

法兰奇：我写的这本书，讲述了中国的外交家在“一战”后千里迢迢地赶赴巴黎和会，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收回山东半岛。在巴黎和会上，这些中国外交家遭到了英国和美国的背叛，所以最后中国成为了唯一一个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的战胜国。当消息从巴黎传到中国时，学生和工人开始了游行示威，这也是中国现代意识的崛起时刻。

新京报：随后，就发生了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今年恰好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是否对外媒如何报道中国的“五四运动”有过关注呢？当时的外媒是如何看待“五四运动”的？

法兰奇：我不清楚当时外媒是如何报道的，我可能需要去查查资料。我也想知道，100年后的中国会怎样评价“五四运动”。

现在世界各地都在进行关于“五四运动”的研讨会，汉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的漫长革命”

（China’s long revolution）

。中国在1949年的剧变，始于1911年的“五四运动”。谁将领导中国？在这场运动中，年轻学生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意识。

对英国文学而言，“五四运动”非常有趣，因为突然之间那时的中国人开始阅读并翻译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Katherine Mansfield）

和英国“布卢姆茨伯里派”

（Bloomsbury）

文学团体的作品。当时武汉大学的作家

（凌淑华）

还和朱利·安贝尔

（Julian Bell）

等人通信。

从近代到当代

新京报：你撰写过介绍19世纪20年代到1949年之间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的书《镜里看中国》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OpiumWars to Mao）

，在这一段时间里，谁是你最喜欢的记者呢？

法兰奇：那个年代有很多记者让人印象深刻。我最喜欢的可能是一位名叫JohnPowell的美国人，他当时在上海创立了一份杂志《中国评论周刊》

（China Weekly Review）

。如果你有幸看到复印件，这份杂志会告诉你关于当时中国的一切。当时还有很多优秀的记者，他们的报道会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试图向西方人解释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有时候这种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向西方读者介绍北洋军阀的时候一样。

新京报：还有，你最近在香港出版的City of Devil一书，涉及了中国近代史中的黑帮文化和夜总会文化，能否谈谈这两个话题？

法兰奇：谈到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很多历史书忽略了一件事。在1937年的8月，杜月笙和上海青帮离开了上海。在此之前，杜月笙控制了上海下层社会的方方面面。等他离开后，外国流氓和恶棍接管了杜月笙离开后的上海。另外，上海一直是一座派对型城市，上海的花花公子们和西方人一样喜欢跳舞、爵士乐和夜店。在那个战争岁月，没有人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所以不如及时行乐。

西方人不能理解“孤岛时期”的上海租界是如何免于日本人的统治的。1939年以后，上海的警察越来越少，维持租界治安的英国警察纷纷回国抵御德军。当时投靠日军的汪精卫，也愿意和盘踞在上海的外国恶棍合作。汪精卫的傀儡政府没有太多收入来源，维护上海租界中的赌博和吸毒等犯罪活动，可以为他提供大量的税收。

新京报：说到上海，我知道你对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这本书很喜欢，能否谈谈为什么？

法兰奇：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很好。很多来过中国的“老外”认为这本书就是垃圾，但他们根本没有在90年代的上海生活过。我不认识卫慧，但我认识她书中的很多人。

在90年代的上海，淮海路上遍地都是夜店和迪斯科舞厅，很多人在那里待到早上五点才离开。《上海宝贝》描绘的，正是上海在那个年代里的疯狂。在90年代中期，一位上海女孩和外国人约会被视作一种“自我解放”，这完全是新兴事物。这本小说不是那么“政治正确”，卫慧也不喜欢中国人，她和德国人上床，通宵醉饮，等等。你可能会不喜欢，但那就是当时的上海。

另一位女作家棉棉写的《糖》，是关于90年代的北京。当时的北京和上海大相径庭，没有大型夜店，很多人在朋友家中吸食大麻。

新京报：你在上海曾创办过公司，着重于中国消费环境的分析。你怎么看待中国当下的经济形势呢？

法兰奇：我很幸运，经历过做生意的黄金时期。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非常容易，我们不用交很多税，汇率对我们也很有利。当我在中国从事市场调查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人会做这类工作。在那个年代，很多外资企业和我们合作，比如家乐福、COAST咖啡等等。现在外国人到中国做生意，较之以前有了更多的限制。中国人也越来越聪明了，大量中国学生在哈佛、牛津等高校留学，他们什么都知道。

对于当下的中美贸易战来说，没有人会在贸易战中获胜。这当然对中国不利，但对美国也没有好处。我很庆幸欧盟、英国和澳大利亚没有介入，因为贸易战不会给美国或中国创造任何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