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 在中共改革派中，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曾被公认为驱动改革开放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而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胡、赵两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整人运动的泛滥。

　　然而，在1986年学潮中，邓小平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而胡之冤死又成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导火线，赵紫阳在事件中又被邓小平罢免。

　　“六四”后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曾经这样评价这段历史，“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这当然是中共官方公开的解释，而实际上，胡耀邦与赵紫阳的非正常下台，与他们在政治上的幼稚不无关系。

　　赞成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得罪所有元老

　　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里谈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过70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说：“我、陈云、先念全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而胡耀邦天真地认为，邓小平全退说明国家领导人制度正面临新的突破。胡耀邦政治秘书刘崇文在《胡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中写道，1986年国庆节后，胡耀邦说，十三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小平同志全退，我半退，到了年龄的三分之二全退，三分之一半退，进中顾委、人大、政协等。一定要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

　　关于邓小平全退、胡耀邦半退，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记载，胡耀邦表示，“这是小平同我两人的私下谈话，当时很赞同。总书记的职务辞过几次。六中全会时向中央写过报告，一定要建立退休制度。（此事小平同紫阳也谈过，紫阳即表示不赞成小平下。因此有人说耀邦不聪明，耀邦曾因此大生其气说）， 我不能让人几十年以后指着脊梁骨骂。”

　　有一种说法，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邓小平退休。根据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记载，在一次小会上，邓小平自己提出退下来的愿望，在场的其他人都挽留，唯独胡耀邦表示同意。就是这个“同意”二字，使胡耀邦成了老人们的众矢之的。这大概是1986年学潮时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在天津出人意料地大讲“邓小平还是我党的领袖”的原因。老人们不让邓小平退休，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在他们心目中有地位；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都要退下来，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的利益。

　　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赞成邓小平退休没有关系，他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赵紫阳说，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是邓小平及一些老人对胡耀邦完全丧失了信任。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

　　不过，曾经担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的吴伟表示，赵紫阳这个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是“邓没有这么狭隘”，未必其他老人们也那么“伟大”。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几乎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党内元老。因为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老人们刚刚平反和重返工作岗位没有几年，屁股还没坐热呢。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

　　邓小平和元老集团原来考虑到中共十三大让胡耀邦“自然”退下来，平稳过渡。但1986年学潮的出现，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提前解决胡耀邦问题”。

　　说错一句话：赵紫阳与邓小平分道扬镳

　　胡耀邦赞成邓小平退休不久，自己就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1989 年春节前，邓小平又对新任总书记赵紫阳说，他想辞去军委主席，要赵任军委主席。邓不再担任军委主席，促使其他元老也不再担任职务，或者不再干预赵紫阳。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说，“当时我坚决不同意他退下来。我说，现在经济正遇到一些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如果你完全退下来，我们很难办。”

　　看来，在邓小平是否退休的问题上，赵紫阳没有像胡耀邦那样幼稚。但是，赵紫阳不久也因自己的一次政治幼稚使自己的政治生涯终结并身陷囹圄。

　　“六四”事件中，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决裂到底发生在何时，可以说至今仍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时的一席谈话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5月16日上午戈尔巴乔夫会见邓小平，下午会见赵紫阳。中共喉舌《人民日报》17日报道，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十三大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这次高级会晤，也就意味著中苏两党关系的自然恢复。”

　　当时正值八九学运高峰，中国民众从赵紫阳这番话中得到的资讯是，邓小平虽然名义上已经退休，但还在垂帘听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等人发表《5·17宣言》，把矛头直接对准邓小平，呼吁结束老人政治。学生们也打出了“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等标语口号。

　　李鹏在《六四日记》中认为，赵紫阳的讲话等于出卖了邓小平。李鹏认为，“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这就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 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

　　赵紫阳完全不同意对他那番话的用意做这样的解读。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赵紫阳专门用2000多字的篇幅作了详细解释。

　　赵紫阳承认，他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对邓小平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感情。“六四”后邓小平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搬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赵紫阳说，“我在十三大以后会见外国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的领导人时，总是要把邓虽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们党内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通报他们，这差不多成了惯例。4月在朝鲜也向金日成通报了。不同的是这次比较突出，在电视、报纸上作了公开报道。”

　　“我为什么这样做？”自从李鹏等人把邓小平4月25日“这是一场动乱”讲话公开传达后，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议论，学生、青年对邓极大地不满。由于对他谈话内容的不满，进而对他目前所处特殊地位进行非议、攻击。赵紫阳说，“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议论：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要向不是常委的邓小平汇报？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甚至还流传所谓‘垂帘听政’等等指责的话。当时，觉得对这种情况我有必要站出来，加以澄清，加以说明。”

　　赵紫阳说，“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