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璀璨文明的历史上，如何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入侵，如果防御和打败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是每个中原王朝的头等大事。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农耕文明的骚扰与侵略注定是长期存在。骑兵作战，游牧民族有许多天然的优势，他们的作战技能和生产生活高度重合，骑马与射箭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罗马历史学家马塞林。阿米阿努斯描述匈人：“他们在马背上生长，可以几天几夜不下马。打仗的时候，他们很少排成整齐的队形，时而分散，时而聚集，来去如风，往往在敌人没有防备的时候就已经冲到眼前，而杀戮劫掠一番后又迅速离去。在远处他们飞快地射箭，来到近前他们用剑与敌格斗，舍身忘死骁勇无比，当敌人拚命招架时他们会突然甩出绳套，将敌人缚倒在地，动弹不得。他们是非常可怕的敌人”。由此可见，骑马与射箭是每个游牧民与生俱来的技能，一旦发生战争，几乎每个成年男丁都可以成为兵员，而这一点是中原王朝远远做不到的。

　　不过，早期的游牧民族虽然在战略上占尽优势，可是在战术上却只能与中原王朝平分秋色。

　　从秦汉到唐代，中原王朝在野战中，并不惧怕游牧民族，并且能够一次次的将其击败。只是中原王朝是农耕民族，对外战争的成本比较高，机动能力较差，后勤的压力也非常大，往往劳师远征，战争的收益和代价不成比例，得不偿失。

　　古人对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战斗力的对比是很清晰的。《资治通鉴·汉纪》就有这样的记载：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颍川晁错上言兵事曰《兵法》：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

　　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

　　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

　　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

　　此匈奴之长技也。

　　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

　　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

　　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

　　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

　　此中国之长技也。

　　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

　　以上这些战争特点，说明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车兵、战阵、骑兵都是相当强悍的，对匈奴等游牧民族一直处战略优势，所以我们喜欢主动出击，寻找游牧民族的主力，进行决战、正规战。匈奴匈奴等游牧民族则是喜欢运动战、游击战、骚扰战。

　　汉唐军队，盔甲坚固、兵器锋利，弓弩射程更远，而且阵型严密，如果正面的硬碰硬，匈奴等游牧民族绝不是对手，就是骑兵，我们也不弱，史记中曾经这样记载：“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

　　在唐朝编撰的《北史》卷九八里记载：“柔然侵魏（北魏），而太武北征骑十万，车十五万辆，遂造大漠，柔然怖惧不敢南向”，这说明北魏在抵御柔然的南下入侵战争中，使用了大量的战车加骑兵部队。

　　在唐朝时期，中原王朝的骑兵实力也达到了巅峰。这一点从唐朝时盛行马球也能看出来，唐朝的马球比赛竟然能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唐朝的皇帝们也大爱马球，唐朝近三百年有19位皇帝，史籍明确记载喜爱马球的有11位，马球技艺高超的有2位，死于马球比赛竟然有2位。

　　南北朝时期以后，高马鞍、马镫，以及马蹄铁普及了，北方中原战场上开始出现具装甲骑。这种骑兵具有很强的防护性和集团冲击力，在对付轻甲步兵时具有极强的打击能力，从此以后游牧民族再也不怕和中原军队正面对抗。而如何在正面对抗中击败重骑兵便成了中原王朝将领们研究的主要课题。

　　到了宋朝，由于缺马，宋军以纯步兵对抗北方的重骑兵，就非常吃力。宋军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屡战屡败，战术上无法与之对抗是主要原因。到了明朝，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早期的明朝边军大量装备火器，也有骑兵，所以能经常打的北方鞑靼没脾气。当然，到了明朝后期，明军已经极为腐败，战斗力低下，面对崛起的清八旗武装，又一次落入下风。总之，中原王朝对战北方游牧民族，互有优势，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