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奉“不抵抗”之命，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人。在许多历史教材以及抗战类著作中，都认为是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

　　总体而言，这么说当然没错，毕竟，当时中国已经统一，蒋是国府最高领导人，他本身也的确没有抵抗的意愿。但具体到“九一八”事变来说，“不抵抗”命令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故事。

　　1。“不抵抗”命令是谁下的？

　　有关蒋介石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依据，来自于曾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成的回忆。据郭回忆，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夜十几次向南京发电报请示，蒋均复电不准抵抗。但事实上，蒋当时并不在南京，而是在前往南昌“剿共”的路上。“不抵抗”的命令实际上是张学良下的。

　　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明确否认国民党中央曾给他下过不抵抗的指示。同年，他在跟后来为他写自传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谈话时承认，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与中央无关。此时，蒋介石已去世十多年，有没有可能张学良是为逝者讳，主动担责呢？

　　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城内看戏。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向他打电话请示应变之策。据当时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回忆，荣臻向他们口头传达了少帅的命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

　　事变次日，张学良在天津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也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9月20日，他在与外报记者谈起“九一八”事变时，再次强调了其不许东北军抵抗的说法。几位当事人的回忆内容基本一致，基本印证了张学良所言非虚。

　　蒋介石是在9月18日晚9点半，乘坐永绥舰前往南昌的。他应该是在途中听说了事变发生的消息，故9月19日晚，他刚到南昌就发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告知事变详情。在当晚日记中，他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故事变发生时，蒋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获悉情况，当然也无法做出具体指示。

　　因此，当时的媒体都称张学良叫“不抵抗”将军。

　　2。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事变发生时，日军在沈阳的驻军只有几千人，整个东北的日军有3万余人，东北边防军则有17万，武器装备也不差，真打起来，胜负结果难料。为什么自缚手脚，主动缴枪呢？

　　分析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首先是误判形势。事变前夕，在东北先后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前者是侨居长春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阻敌挖渠引起的冲突；后者则是军参谋部军官中村震太郎在东北从事间谍活动，被东北军处死。日军利用这两起事件，在当地挑起事端，打死打伤多名中国人，并在沈阳城周围频繁开展演习。

　　日军这种“温水煮蛙”的战略，让张学良对“九一八”之夜日军的行动产生错觉，以为这次事件的性质与前两起相似。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张学良给手下发去了“不抵抗”的命令，以图继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其次是盲信中央。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易帜”，东北地区从之前的独立王国变成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之后，张曾多次致电，表示拥护蒋，拥护中央。张学良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九一八”事变是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自然在外交事件范畴内，国民党中央没有下命令还手，张学良如果下令还手，就越权了。果真如此的话，那之前的“易帜”就毫无意义了。而他毕竟还是东北地区部队的领导人，所以，下“不抵抗”命令，还是合理合规的。

　　第三是保存实力。当时的中国，虽在形式上完成统一，但东北地区仍然拥有较高的自主权。蒋介石虽给予了张学良极高的政治地位，但张自己也知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手下几十万东北军。如果与日本人把本钱拼光了，很难说他的地位是否还能保住。实际上，在此前与苏联人为了中东铁路爆发的武装冲突中，他就被中央放过鸽子。战前，蒋介石表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但真打起来之后，南京政府没有一兵一卒增援，也没有一械一弹补充。

　　实际上，不能说张学良完全没有认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但中东路事件打击了对自身实力的自信，加上中央的态度已经明确不会支持他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放弃抵抗。

　　3。蒋介石有没有责任？

　　虽然没有直接下“不抵抗”命令，但作为当时国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难辞其咎。具体而言，也有三点。

　　其一是方针错误。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日军的侵略野心，但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将中共称为“心腹之患”，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他把国军主要武装力量用来对付红军，对日军步步进逼处处退让。比如，在万宝山和中村事件中，蒋均电示张学良，表示现在还不是对日作战的时候，对日方的挑衅应取慎重态度，以免为日方借口。中央如此指示，张学良自然心领神会。

　　其二是迷信国联。在1928年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和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国民政府向国联请求干预。前者因当时国联尚未承认国民政府而被拒绝，后者因苏联反对无果而终。“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再次将此事提交国联。所谓弱国无外交，蒋此举与晚清政府在面对外来侵略时请求列强予以干预一样。

　　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蒋既然没有抵抗的打算，又要对社会上汹涌的民意有所交代，提交国联不能不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此举一则体现政府救国的想法；二则转移民众视线；三则以国联对日本的无可奈何来弱化民众对政府不抵抗措施的愤怒。

　　其三是暗藏私心。从事变之前和之后的史实看，利用内外力量来削弱各地军阀的实力，以此不断提高中央政府地位，是蒋一贯使用的招数。张学良所部东北军的前身奉系军阀，盘踞并经营东北多年，是当时中国最为强大的地方军阀之一。尽管张学良宣布“易帜”，归顺中央，但以蒋多疑的性格，对这位张姓兄弟信任到什么程度很难说。借日军之手来削弱东北军的实力，蒋介石至少是不反对这样做的。

　　况且，东北自近代以来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游离于内地主流革命之外。俄国、日本等国势力在此地盘根错节。所以，在蒋介石看来，东北问题，不单纯是国内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东亚乃至整个国际局势，只有等国民革命全部完成之时才能解决。1931年，蒋刚刚稳定好国内局势，不会也不可能在东北与日本撕破脸皮。

　　4。当时能不能打？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刚刚经历了中原大战，国家建设遭受重创，社会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同时，中国军队内部派系林立，中央的政令、军令并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的局面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国民政府主客观上都不愿对日作战。

　　对日本而言，日本从1920年代起，接连遭受经济危机，失业率高企，由阶级矛盾进而引发深刻的社会矛盾。在动荡局势中，日本经济向军事化方向发展，日本法西斯实力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发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成为日本政府的天然选择。所以，日本侵华是有备而来。

　　打仗打的是国家之间的综合实力，而不是一个局部的实力对比。日本尽管也遭受经济危机打击，但它毕竟拥有发展较为完备的军事工业，所以以当时中国的综合实力，打不过日本。

　　但打不过不代表不抵抗，如果当时当局有抗战的决心，能够明确指示张学良的部队进行抵抗，并对其予以一定的人力、物力支持，与日军打一场适度规模的战争。以东北军的装备和战斗力，至少可以对日军造成一定的杀伤，消耗其有生力量。

　　中央可视战场情况适时与日开展和谈。此举，一则可以展示中国军队血性；二则借机整合国内各地方军阀的军队；三则提升国府在国内民众中的形象；四则争取较好的谈判环境。

　　所以，“九·一八”提供了一个创造较长时期和平环境的契机，遗憾的是国民政府并没有抓住，从而让自己陷入了更为被动的境地。因为不抵抗，日军面对中国军队更加自信，同时，东北军大量的武器弹药物资被敌所占，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是为日军“以战养战”提供重要支持。此后，日军以东北为基地，开始染指华北地区，全面侵华的獠牙终于露了出来。

　　参考书籍：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第一卷）；

　　张宪文：《中国抗日战争史》；

　　辽宁省档案馆：《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

　　余辛燉：《九一八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

　　李东朗：《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