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萨市的布达拉宫广场上，坐落着一座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落成的“御制十全记碑”。碑上用藏、蒙、汉、满四种文字刻下了乾隆帝亲自撰写的碑文，用以宣扬乾隆一朝的“十全武功”。奇怪的是，“十全武功”里的“降安南”分明是一场败仗，如何竟能与平定准噶尔的丰功伟绩并列呢？

　　南北朝的终结者

　　“十全武功”里的“安南”，指的是今天的越南北部。自从十二世纪南宋朝廷册封当时的“大越”李朝君主为“安南国王”之后，元明清三代都沿袭了这个称呼。与中原王朝改朝换代不太一样的是，安南虽然也有朝代的变化，国号却基本不变，除了被明成祖出兵消灭的短命胡朝（1400-1407年）与其同样短暂的“大虞”国号之外，“大越”一直是安南的正式国号，在驱逐明军重获独立（1428年）之后，黎利建立后黎朝，国号仍然恢复成了“大越”。

　　后黎朝的国祚在1527年中断，权臣莫登庸逼迫黎恭皇禅位并将其杀死，自称皇帝，即莫太祖。滑稽的是这位司马懿一样的人物前不久还在宣称，“三纲五常，扶植天地之栋干”，结果转过来就把头一条“君为臣纲”置之脑后了。

　　莫氏篡位激起了忠于黎氏的势力的反抗。盘踞在今日越南和老挝交界的后黎朝旧将阮淦，集结反对莫氏的力量，并于1532年访得黎昭宗之子黎维宁（黎庄宗），复辟后黎朝。因为重新恢复的后黎朝的中心在清化、义安一带，与北方盘踞在以升龙（河内）为中心的红河流域的莫朝对峙，这一时期被称为“南北朝”。

　　1545年，被尊为“尚父”的阮淦被莫朝降将下毒杀害，后黎朝的实权落到了他的女婿郑检手里。他与其后裔的权力甚至超过了阮淦：黎皇毫无政治权力，那些必须由黎皇名义下达的诏令，都由郑主“奏请”黎皇发布。这就形成了“黎皇郑主”的局面。1591年，郑军五万北伐，击败莫朝的十万大军，第二年又攻下升龙，莫朝残部逃至中越边境一带，在高平苟延残喘近一个世纪。黎皇还都升龙，越南历史称之为“黎朝中兴”。

　　表面上，中兴后的后黎朝统一了除高平一隅以外的全部国土，但阮淦的儿子阮潢出镇顺化后羽翼渐丰，阮氏家族实际控制了灵江以南地区，并从1620年开始，虽在名义上奉黎皇的年号，仅称大越国阮主，但不再向中央交纳赋贡，形成一个新的割据政权，中国与日本史籍即称之为“广南国”，结束了南北朝的安南仍然处在南北分裂的局面。

　　这样的局面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郑氏用黎皇的名义六次对阮氏用兵，都没有使之屈服。反而是阮岳、阮侣、阮惠三兄弟于1771年在广南归仁府西山邑揭竿而起（史称“西山起义”），在短短五年之内就摧毁了南方的阮主政权，并以“扶黎灭郑”的名义出兵北上，于1788年消灭北方的郑氏，更迫使后黎朝的末代皇帝黎维祁藏身民间，并向清朝求援，“立予存亡继绝，以申大义于天下。” 在乾隆皇帝看来，黎氏传国日久，且臣服“天朝”最为恭顺，“今猝被强臣篡夺，若竟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终于决心进行军事干预，志在“灭阮扶黎”，“兴灭继绝”，“原非利其土地”。

　　除夕之夜的奇袭

　　1788年十一月，清两广总督孙士毅征调广东省兵一万人，广西省兵五千人，合一万五千人，两千人分拨沿途防守，以八千名出征安南（越南史籍记载为二十万清军，甚为夸大不实）。

　　清军此次用兵安南的目的是为黎氏复国，师出有名，因此进展顺利，长驱直入。十一月十九日，军抵富良江，江之南岸即为安南首都升龙。为阻止清军过江，在清军到达前，西山军领袖阮惠下令尽伐沿江竹木，并将沿江所有船只停泊南岸。清军到达后，艰难觅得几只小舟。夜幕降临，载兵百余，驶向江心，夺得战舰一只。清军提督许世亨亲自率兵乘舰渡江，复夺得小舟三十余只，更番渡兵，分捣敌营。昏夜中，西山军不辨多寡，惊慌溃逃，清军焚其战舰十余艘。二十日黎明，清军全部过江。黎氏宗族、百姓出迎，阮惠遁还广南。是夜二鼓，黎维祁走出藏身处所，赶赴军营进见孙士毅。十一月二十二日孙士毅根据战前乾隆皇帝的指示，传旨举行册封仪式，代表清廷正式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后黎朝第二次得以复辟。

　　清军轻取升龙，但并未消灭西山军的主力。阮惠的大本营远在富春（顺化），距离升龙尚有千里之遥。从广西边界至河内，为供1万兵士之粮，清廷已用役夫15-16万人，从云南出口至河内，有40站，用夫10余万。而自河内南至顺化又有1000余公里，须安设台站53所，增加役夫10余万人。但黎维祁毫无权威，根本不能调拨役夫，而广西、云南力已不支，清军自然无力继续向南推进。

　　于是清军就在升龙城内停留一月之久。阮惠得知清军进退未决，麻痹大意之后，决意展开反攻。十一月二十五日，阮惠称帝；改元光中，正帝号以维系南北人心，并亲率将士渡河北上于清化“三丁取一”，征兵至八万，然后集合兵力，向升龙包抄过来。为了进一步麻痹清军；阮惠还派人先投书于清军营，卑辞乞降。

　　孙士毅上当了。除夕之夜，清军“置酒张乐”，欢度春节。西山军偷袭升龙的外围清军据点，不断向前推进。直到正月初二，孙士毅才知道阮惠来攻，仓忙率兵应敌。黎维祁却携带家口率先逃跑。阮惠的西山军以象载大炮冲阵，清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无心恋战，黑夜中自相蹂躏，死伤甚众。孙士毅带领部分人马渡过富良江，退到北岸后，慌忙砍掉浮桥断后。留在南岸未及过桥的清军包括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等，纷纷溺水而死。孙士毅带领残兵败走镇南关（今友谊关），焚毁和丢弃关外粮械火药数十万，士马还者不及一半。吃了一场大败仗的孙士毅撤回关内之后，向乾隆请罪。乾隆撤去其两广总督之职，以闽浙总督福康安补授两广总督，赴镇南关办理善后事宜。

　　冒牌国王来祝寿

　　虽然西山军乘胜一直追至谅山，但阮惠却怕清廷再次用兵，正积蓄力量，伺机反扑；何况阮惠还同其兄阮岳不和，“又方与暹罗构兵，恐暹罗乘其后”。面对这些严重威胁，阮惠深知，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沿袭历史传统，经由天朝的承认与册封，正定名分。因此阮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三次遣使求封。

　　这时，清廷对西山阮氏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乾隆皇帝感到黎朝已经失去人心，没有恢复的希望，便不再支持黎维祁。乾隆皇帝以“阮惠呈进表文，极为恭谨”为由，宣布接受阮惠“投诚”。阮惠得知此事，立即派其亲侄阮光显到北京“谢罪”，还自称已改名阮光平，表示已为阵亡清军建祠祭祀，并于来年乾隆帝八旬寿典时入华祝寿。乾隆皇帝因此决定以往的事情不再追究，并发布敕文，解释出兵“扶黎”，是出于“字小存亡”之义，今“天心竟有厌弃黎氏之意”，清朝只能顺天而行，并正式下诏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至于在清廷看来已成“无用无耻之徒”的黎维祁，先由南宁迁往桂林，随行人员一律剃发改服，成为清朝编民。随后赏黎维祁三品顶戴，编旗发置京师（所以北京有了一个“安南营”的地名）。

　　转眼就到了1790年。大清朝廷上下都在准备庆祝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庆寿活动从承德避暑山庄开始，中经圆明园，最后在紫禁城落幕，长达数十天之久。这一次，除了清朝的满汉文武百官及蒙古王公之外，作为大清藩属的各个外国使团，也都纷纷赶到承德参加这一次盛会。

　　其中最受重视的自然是由国王阮光平亲自带领的安南使团。对于清廷来说，属国之君，亲来朝贺，尚是首次，然而从一开始，这就是场骗局。西山政权初见，内忧外患，人心未定，而朝觐一行需近一年之久，国却不可一日无君，的确很难相信阮惠会亲身前来。按照越南史料的说法，“（阮）惠以其甥范公治貌类己，使之代”。至于清方是否察觉这是一个冒牌国王其实也不重要，毕竟“阮光平”是宋代以来以安南国王身份来华朝觐的第一人，这对虚荣心很强的乾隆皇帝而言，自然是一个辉煌的“怀柔远人”的成就。

　　于是，安南使团一行受到了超标准接待。按照惯例，安南使节进入中国后的衣食住行全部是朝廷承担，按照《明会典》的规定，安南使臣一行伙食标准是每5人羊、鹅、鸡各1只，酒10瓶，米7斗5升，外加蔬菜厨料。清朝的标准更高，安南国入贡陪臣或一人或二人或三人，各日给鹅一、鸡一、鱼一、菽乳二斤、菜三斤、酒六瓶、面二斤、香油一两、椒一钱、酱瓜四两、清酱、酱各六两，醋十两、盐一两、茶一两、镫油二两、贡羊一、猪肉三斤、牛乳一旋……但这还不足以体现清廷的重视。“阮光平”使团入境后，福康安亲自陪同，沿途官员又岂敢怠慢，直隶总督规定使团的伙食费是一天4000两白银，连乾隆皇帝知道以后也谴责“过事靡费”，但此事在讲政治的大局之下，居然也不了了之。

　　这个安南使团在表文里对乾隆帝大加奉承，许下“自臣及子孙世守南服，存天朝之藩屏”的承诺。1790年七月十六日，“阮光平”又做了一件令乾隆极其开心的事体：脱去“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的汉家衣冠，换上清朝服饰，在热河觐见了大清皇帝，乾隆为此写下《安南国王阮光平乞遵从天朝衣冠，嘉允其请，并诗赐之》。倒是一起前来觐见的朝鲜使团，眼看“阮家新着满洲衣”，极其不以为然。

　　于是乎，“阮光平”的觐见，挽回了清廷因军事失败所丢失的政治颜面。乾隆皇帝将“阮惠因有此过而畏罪求降”解释成“不战而成功”，如同“不战而屈人”一样伟大，所以才能“不劳一旅以定海邦，是皆昊运旋转”，不是“人力所谋”，而是“天也”。就这样，一场丢人现眼的失败反而被解释成为辉煌的大捷，进入了乾隆朝的“十全武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