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

　　革命年代惊涛骇浪、人生起伏，毛泽东经历过战场的绝地生死，经历过被排挤出中央的冷落低谷，却都付诸笑谈，最让他感到“黑暗”危机的是另一件事：“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分裂红军，这是毛泽东个人的“至暗时刻”，也是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生死存亡的关头。

　　最糟的情况终究没有发生。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坚毅抉择和勇敢担当，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最终是张国焘阴谋破产，三大红军成功会师，长征胜利。

　　最高礼遇

　　1935年6月25日，夹金山下的两河口，清早刚刚布置好的欢迎会场，就被接踵而至的阴雨笼罩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在会场忙碌。他们刚刚率领中央红军即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接上头。这次专门布置会场，是要迎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到来。

　　毛泽东早就派出电话兵，爬到五里以外的山上观望，做好迎接准备。会场所在地是一片山间坡地，从西北的梦笔山和东北的邛崃山流过来两条溪流，到这里汇合，故名两河口。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邓发和罗瑞卿选中了这个地方，调来工兵干了三个小时，伐木垫土抛石，上边就着自然坡势削出小小的方台，就是主席台，下边用沙土铺平地面，代替欢迎贵宾的红地毯。周围没有房屋和墙壁，欢迎的标语就挂在树枝上。

　　会场显得寒酸。这也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央红军的状况：长征以来，数月长途行军，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休整，每天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下疲于奔命，伤亡加之掉队、逃跑，这支队伍已经“拖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与相对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联系上继而会师，可谓绝处逢生。大家都希望借合兵之利，迅速从敌人的包围中突出去。

　　上千红军战士集合列队，在风雨中焦急等待。队伍演练着陆定一前一天新编的《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歌》。这首歌后来被改了词，成为人们熟悉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歌》。

　　雨势突变，粗大的雨点打下来，雨布也失去了作用。每个人身上都透湿，但没一个离开会场。接近傍晚，雨才稍小。接报有一行人马正在前来，中央领导人从毛毡帐篷中走出来，准备欢迎仪式。

　　中央领导人迎出三里之外，等候在路边的油布下。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字排开，他们是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来（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也在雨中等候。

　　这是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红一方面军给予兄弟部队的最高敬意。

　　张国焘一行十余人鞭打着高头大马，飞驰而来。毛泽东等人走出雨布，冒雨迎上前去。

　　毛泽东与张国焘相识甚早。早在1919年，毛泽东北上北京，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为他提供了在北大任职的机会，让他得以在北京大学旁听课程。1949年定都北京时，毛泽东又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地说：“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与毛泽东相比，张国焘与李大钊相处时间更长，所受教益更大，他一度称陈独秀为自己政治上的引路人，李大钊是自己精神家园的导师。北大图书馆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场所，当时已是学生运动风云人物的张国焘，经常在那里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先驱人物高谈阔论。

　　在长征的队伍中，只有毛泽东、董必武和张国焘三位一大代表。董必武当时不是中央领导，毛泽东年龄比张国焘大5岁，长期担任省级领导职务，1927年八七会议上才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3年进入政治局，1935年遵义会议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而张国焘在一大后就进入三人中央局，陈独秀是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此后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

　　张国焘起初分管工人运动，曾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周旋于国共两党的上层，还代表中共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见过列宁。

　　1931年，张国焘怀揣王明“尚方宝剑”来到鄂豫皖苏区。甫一到来，他便对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机构进行改组，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自己担任书记兼军委主席，总揽党政军大权。

　　1932年，迫于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转战西进，在陕西和四川边界创建川陕苏区。

　　1935年1月22日，刚刚结束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联系上了红四方面军，电令“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也踏上了长征之路。

　　现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会合了，但是若论起资历来，党中央所有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张国焘。

　　“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张国焘的张狂不只是因为他在党内的深厚资历，更来自他手中掌握的实力。

　　起初，张国焘并不了解红一方面军的规模。他派出与中央红军联络的先头部队，沿途贴了不少大幅标语“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三十万”这个数字，看得中央红军自己都莫名其妙。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标语，“三十万”是张国焘要写的，数字是他“推算”出来的。张国焘说：“中央红军是老 大哥，比我们多五倍是肯定的。我在毛裕镇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只有六万人，五倍是三十万，现在我们发展到了八万人，按五倍计算他们应该在四十万以上，我们只提三十万，已经留有余地了。”

　　徐向前认为这个口号影响到了后来两军的关系。他说：“会师后的事实证明，中央红军还不到两万来人，哪来的三十万嘛！我们的宣传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军指战员议论纷纷。”

　　张国焘如此为会师之前的红一方面军“虚张声势”，是何用意？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

　　即便不知道中央红军的全部人数，光看一眼两河口会师时的中央红军，张国焘就足有顾盼自雄的资本了。

　　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一路恶战不断，此时早已是人困马乏。部队出发时八万多人，到懋功时还剩下一万余人，而且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破破烂烂，五颜六色都有，就是领导干部也不成样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氆氇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个破口袋。

　　反观8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他们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四川通南巴地区，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仗也不多，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各种物资。

　　无论从服装、装备、给养、军容，到战士身体情况、精神状态，中央红军都远逊于四方面军。对于这种差别，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幽默地形容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而张国焘，更是有意让这种差别显示得更明显。早在6月14日派出先头部队与中央红军接头时，张国焘就传下话来：“要拿出全套派头来，不要丢了自己的脸。”

　　等到他自己亲自来，更要好好显示一番。他的坐骑是雪白的高头大马，在队伍中异常醒目。十余个警卫人员也是一色骑兵，人高马大，迅捷如飞。

　　会师的气氛自然是亲切的，热烈的，但是在亲切和热烈之后，中央领导人们很快感觉到了，张国焘不像是一个赶来与同志会师的战友，而像是一个对穷亲戚炫耀财富的老爷。

　　这种情绪，连李德这位德国人都看出来了。他后来回忆道：“六月中旬，中央纵队到达两河口。张国焘，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像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

　　由于中央红军保持着搜索前行的阵型，大部队分散各处，并没有集中到会师地来，张国焘一时看不出中央红军的总数，他便寻机找中央的老熟人摸底。

　　热烈的庆祝会师大会后，张国焘首先找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张国焘印象不好。形象儒雅、风度翩翩的周恩来，最激烈的一次发火就是针对张国焘。

　　那是1927年南昌起 义前夕，周恩来负责前敌委员会工作。起 义工作一切就绪的时候，张国焘来了，一见面就亮出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起 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一听这话大家都急了。周恩来激动地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他说话时动了怒，气得拍了桌子，那是周恩来一生中罕见地拍桌子。

　　几年后再见，一番寒暄之后，张国焘问，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人？周恩来对张国焘此问有所警惕，没有直接回答，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有多少人？张国焘说，十万。这个数字其实夸大了些，红四方面军实际人数在八万人左右。

　　于是，周恩来也虚报了中央红军的人数，但是中央红军的家底在那里摆着，没法太夸大，只能说：我们有三万人。

　　张国焘可能不相信这个数字，又去找朱德。

　　朱德与张国焘在南昌起 义期间有过短暂的接触，了解不深，也没有戒备意识。他后来在自传中这样解释：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的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过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

　　张国焘问：“你们还有多少人？”

　　朱德以实相告：“兵没有了，只剩下骨干了。全军总数也就1万多人。这1万多人许多都挂了彩，还有些生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听到中央红军仅有1万多人，张国焘的脸色都变了。朱德这样回忆。

　　苦心让位  

　　两河口会师的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当地一座庙宇里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据文献记载和多数当事者回忆，这次会议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但有中央委员，还有中央红军各军团主要领导等。

　　红四方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人参加会议，这也是他从苏联回国四年后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

　　矛盾在两河口会议上就出现了。张国焘和中央的进军计划存在着严重分歧。

　　周恩来先阐述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主张；张国焘则鼓吹其南下的主张，即“川甘康计划”。毛泽东听后马上反驳，“川甘康计划”将使一、四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被敌人封锁于此，将成瓮中之鳖……

　　三个多小时讨论下来，与会者大都支持北进计划，张国焘表面上服从了多数，内心却盘算着自己的主张。对此中央其实已经察觉。两河口会议后发布的决议中，特别说明：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话意在不点名地敲打张国焘，可他根本不以为意。

　　几天后，准备率领中央慰问团赶赴四方面军的刘伯承，却在一早看见张国焘正和毛泽东争吵。张国焘大声说：“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呀！”会师的喜悦还不到半个月，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

　　1935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成员。

　　中央此举，主要是为了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问题，毕竟红四方面军拥有8万人马，需要通过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特别是张国焘去指挥。

　　可是，手握数倍于中央红军兵力的张国焘，胃口远不是一个“军委副主席”能满足的。

　　张国焘带着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进兵计划回到了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的理番，转脸就变。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央，提出相反计划。

　　中央坚持既定战略方针，并下达作战计划，张国焘便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对守敌很少的松潘围而不攻，导致功亏一篑。

　　这让主持草拟松潘战斗计划的周恩来，在病痛之外又添一重心病。过雪山以来，周恩来身体一直不好，咳嗽不止。后来才确诊是肝脓肿——一种急性肝炎。这次患病留下的疤痕，40年后长出了肿瘤，与膀胱癌一道夺去了周恩来的生命。

　　松潘错失战机的这段日子，张国焘授意四方面军干部们一再给中央发电报，一会儿“提议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一会儿“提议由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如不这样，就难以集中军事领导，无法顺利灭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人向中央伸手要权。

　　中央起初不予回复，但张国焘指使下属一封封的电报“逼 宫”，大有不给“位子”就不动之意。

　　张国焘毕竟掌握着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他领导这支军队长达5年，已经通过残酷的“党内 斗争”和内部“肃反”，形成了家长制统治。李先念说：“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都迷信张国焘。有人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确实有些冤枉。那时一听说是中央来的，比圣旨还尊重。”

　　中央只能策略性地向张国焘做出一定让步，以维护红军团结。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

　　毛泽东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张闻天主动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泽东认为不妥，“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左右为难之下，周恩来撑着虚弱的病体，示意愿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

　　毛泽东指定彭德怀的三军团负责照顾周恩来。彭德怀扔掉红三军团仅存的2门迫击炮，腾出40名战士来轮流抬周恩来的担架。他说：“别说是2门迫击炮，就是200门、2000门大炮也不能换我们1个周副主席。”

　　彭德怀后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斗争艺术：“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关于这段历程，一年后，中央书记处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我们认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转变国焘与争取四方面军，必须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因此除对党的路线坚持原则外，其余均向他让步。”

　　“吕端大事不糊涂” 

　　松潘贻误战机，致使敌胡宗南部得以再次集中兵力，国民党薛岳部也已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策应，红军腹背受敌。

　　党中央当机立断，取消了原来的部署，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军委纵队组成，由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草地到班佑，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所在的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右路军牺牲四五百人、经过一周的艰难行军，终于走出了地狱般的草地。之后马不停蹄，在徐向前指挥下兵临包座，打开北上的道路，只等张国焘率左路军前来会合。

　　然而，这时张国焘却对确定好的合兵北上方案置之不理，驻守在阿坝，大部队按兵不动。党中央和右路军在包座焦急等待，就是不见左路军的动静。

　　9月1日，毛泽东就找徐向前、陈昌浩，三人联名致电张国焘，催促速过草地。考虑到过草地困难重重，徐向前主动请缨，准备“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

　　此后一周，羽书交驰、函电频催，张国焘不仅不为所动，还频频回电要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措词激烈，没有回旋余地。

　　1935年9月9日，毛泽东已几天没睡好觉了，为劝说张国焘回心转意，这天他和张闻天又发去电报，作最后的努力：“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

　　可惜，于事无补。

　　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急匆匆闯进门，递过一封电报。

　　那是给陈昌浩的电报。当时，陈正在召开团营以上干部会，动员南下。叶剑英想看看电报急不急，这一看心脏立即狂跳起来。电报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

　　究竟如何强硬？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点出，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 斗争。”并直言“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叶剑英深知事情重大，借着上厕所，飞马赶到中央驻地。

　　毛泽东看到电报很警觉，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叶剑英说：“赶紧回去，不要让人发现你到这里来了。”叶剑英立即返回右路军指挥部，会还在开，陈昌浩仍在讲话。叶剑英回原位，把密电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

　　趁着夜色，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急急赶到红三军团驻地，和病床上的王稼祥、周恩来紧急商量对策。大家分析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危险处境，一致认为要张国焘北上已无希望，事不宜迟，须当机立断。毛泽东果断建言，发通知就说出去筹粮，单独北上。

　　就这样，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中共中央立即率领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连夜北上，到俄界与红一军团会合，脱离危险区域。

　　叶剑英在同张国焘斗争的关键时刻，及时揭露了张国焘妄图危害党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忘我品质，为挽救红军、保卫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对叶剑英立场坚定的临危决断高度肯定，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后来毛泽东多次回忆此事，他还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

　　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是夜，毛泽东是最后一个撤离险境的。他与彭德怀随红十团断后，相机处理可能发生的意外，保证中央和部队的安全撤离。

　　9月10日早晨，徐向前、陈昌浩刚刚起床，部下就来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大吃一惊。

　　原来，前晚，叶剑英找到徐向前汇报说，要组织军委直属队去筹粮。得到同意后，他赶紧联系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直属队负责人，说明真实情况，约定凌晨两点集体动身。

　　一切停当，叶剑英返回驻地，他和徐向前、陈昌浩住一个屋。挨过午夜，他悄悄起身，拿好事先准备好的甘肃全图，离开了前敌总指挥部。

　　没等陈昌浩和徐向前醒过神，红军大学负责人何畏匆匆来报告：红大的人都走光了，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随后，各路请示、报告纷至沓来，指挥部里乱作一团。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记载了那个混乱的早晨：“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做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徐向前坚定的命令，避免了红军内部的一场流血冲突。

　　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制止住了，但中央红军如此而去，在右路军中占绝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恐怕过不了张国焘这一关。陈昌浩喊来副参谋长李特，要他把跟随中央走的红四方面军战士追回来。

　　10日上午，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来到阿西以北的一个小村庄。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一座喇嘛庙前休息。突然，部队后面骚动起来，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和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赶来了。担任红三军团后卫的十团立刻进入戒备状态。

　　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剑拔弩张之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等赶来了。他和蔼地劝李特到喇嘛庙里谈话，对李特解释北上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李特根本不听，激动地斥责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彭德怀听得火往上撞，大骂李特是“反革命”，掏枪就要枪毙他。

　　这时，毛泽东十分冷静，叫人放开李特，并对围观的四方面军干部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一方面军干部要教训李特，给他点厉害尝尝。毛泽东劝阻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毛泽东说完了话，让部下拿来刚刚写好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分发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又诚挚地对李特说：“请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还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也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另立中央

　　就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紧急脱离右路军的那天夜里，张国焘久等陈昌浩、徐向前的回电不至，他思谋良久，决定抢先动手，确保左路军在他的一手掌握之下。

　　那一夜，张国焘派出自己的警卫排，解除了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刘伯承警卫人员的武装，把二人软禁了。当夜，张国焘与朱德、刘伯承一番长谈，不欢而散。

　　9月15日，张国焘召开左路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提出南下主张，并煽动与会者批评中央，围攻朱德、刘伯承。

　　会议上，面对张国焘一伙的喧嚣，朱德十分平静，若无其事地翻看手中的书。张国焘逼着朱德表态反对北上，其亲信黄超竟然狂妄地跳起来，骂朱德“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忍无可忍的朱德拍案而起：“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轮到刘伯承表态，他不卑不亢；“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你们向南去……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张国焘拉拢不了朱德、刘伯承，却也不敢公开对这两人有所不利。

　　朱德自不必多说，他是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一直担任着红军总司令，德高望重。

　　刘伯承则是红军中人人敬仰的“军神”。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刘伯承就已经是川军中最足智多谋、能征惯战的名将。广为流传的故事是，1916年率领川东护国军参加讨袁战争时，右眼中弹，他却说“救国救民，来日方长，安能损及神经”，继而免麻药进行手术。手术后，他还好整以暇地告诉医生手术过程：“72刀。”

　　南昌起 义时，刘伯承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担负着参谋长的职责。在中央苏区，刘伯承被视为“无产阶级的孙武”。

　　尽管朱德、刘伯承立场明确，态度坚决，但张国焘在左路军一手遮天，会议最终通过了他的“决议”：南下。

　　几天后，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右路军再次穿过草地，南下与左路军会合。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焘的狂妄气焰可见一斑。

　　另立中央的巨大变故来得如此突然，就连陈昌浩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支持。徐向前则自始至终保持沉默。他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长期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此时的沉默，已经表明了态度。

　　张国焘的注意力还在朱德、刘伯承身上，他再次强令两人站出来表态。朱德语重心长：“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不说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刘伯承同样呼吁党和红军要团结一致，不要分裂，共同打击敌人。

　　张国焘对德高望重的朱德无可奈何，但对刘伯承还不死心。卓木碉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来找刘伯承，做最后的拉拢：“我们的中央成立了，你要是同意，军委委员有你一个。”刘伯承说：“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国焘怒气冲冲反问：“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

　　果然，刘伯承很快被免去总参谋长之职，转任没有指挥权的红军大学校长。

　　红军大学中，很大一批干部、学员是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面对张国焘对中央的污蔑和分裂行径，他们有的提出要北上，找党中央；有的提出张国焘要阻拦，就跟他干；甚至有人提出了绑架张国焘，实施“兵谏”。

　　这些意见秘密汇报给了刘伯承，刘伯承则向大家的“主心骨”朱德请示。

　　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朱德没有与张国焘公开决裂，扔下四方面军不管，而是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策略尽力周旋。

　　眼见又一次分裂很可能出现，朱德再一次担当起了维护大局的“定海神针”，他耐心地对刘伯承等人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少数几个人，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

　　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对于张国焘肆意妄为形成了有力制约。恰如徐向前所说的那样，“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

　　三军会师 

　　1935年12月16日，张国焘收到了一封中共中央从陕北瓦窑堡发来的电报，电报署名“张浩”：“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

　　张浩原名林育英，出生于湖北黄冈。当地林氏家族，出了在中国现代史上不同寻常的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和林彪（林育蓉）。

　　林育南是卓越的工运领袖，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在上海牺牲。1922年，他和恽代英介绍林育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育英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又懂俄文，从1933年起便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林育英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受派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林育英化名“张浩”，从苏联万里迢迢来到了陕北，找到了中共中央。在争取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的过程中，林育英利用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为党和红军立下了大功。他这时使用的化名“张浩”，载入党史。

　　张浩到达陕北前不久，中共中央刚刚收到张国焘口气狂妄的电报，声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布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该称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

　　面对张国焘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嚣张气焰，中央领导人愤慨万分，却没有能够实际约束住他的力量。更何况，中央要处理的不是张国焘个人的问题，如何保住被张国焘裹挟的数万红军将士才是关键。

　　形势很严峻，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拉张国焘回头。

　　其实，张浩离开莫斯科时，张国焘还未另立“中央”，共产国际并未赋予他解决该问题的任务。但是，当时陕北还没有大功率电台，而党的问题又迫在眉睫。张浩只能临机行事。事后，共产国际对张浩的做法和事件的结果都表示了肯定。

　　收到了张浩的电报后，张国焘仍迟迟不愿带部队北上，他心存侥幸，幻想张浩能够支持他。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给张浩发了电报，诬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等等，但他最后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接下来的两个月间，双方电报频繁。张浩的电报字句上用足了春秋笔法：称呼张国焘时一律为“兄”，在感情上拉近，避免言辞龃龉谈崩盘，适得其反；而称呼陕北时则是“中央”，是非立场，不言自明。

　　张浩在电报中强调：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而后笔锋一转，敲打张国焘，“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同意张浩的建议，至于组织关系上可以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并表示同意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

　　“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这明显是在给张国焘台阶。

　　此时的张国焘，正在被残酷的现实教训着。他的南下计划频频遇挫，红军8万人马锐减到4万人。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斗争下，红四方面军中的二号人物、总政委陈昌浩开始转变态度，表示完全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张国焘成了孤家 寡人。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终于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1936年6月底到7月初，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朱德在二、六军团与主要领导人一一谈了话。贺龙表示：张国焘那种搞法是绝对不允许的。王震也对刘伯承说，他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来的，绝不会反中央。

　　与此同时，张浩不停地做工作，申明“过去的分歧不必再谈，唯一任务是全红军团结一致”。再加上朱德耐心的调解工作，以及四方面军上下的强烈要求，终于使大部队踏上北上征途。

　　1936年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张闻天笑容满面地与张国焘握手致意。毛泽东站在一张桌子上向红军讲话，热烈欢迎朱德、张国焘的到来。

　　紧接着讲话的朱德，心情是如此地激动，以至在讲话中突然泪流满面。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他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

　　后来毛泽东盛赞朱德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张国焘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结局。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说：“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走到党外去，变为党的叛徒，除非自己下决心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1935年9月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曾预言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这次张闻天的预言一年后也应验了。

　　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却没有认真反省，反而日益消沉。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叛逃投靠国民党。同年4月18日，张国焘被开除党籍。